第二章 有关匈奴历史的外国史料
匈奴的西迁，对欧洲来说，是历史上一件极为重要的事。匈奴人横扫欧洲：东起君士坦丁，西至法兰西，南抵意大利，北到德意志。时间约二十年之久。罗马皇帝的使者往来于匈奴王庭的不绝于途，差不多整个欧洲的人民都受其影响，欧人之被迫服役于匈奴军队的不知凡几，商人、技工、艺术家、知识分子之在匈奴王庭供驱使者更不知多少。传说匈奴人中也有懂拉丁语的。至于匈奴王庭与罗马皇帝或其欧洲君侯之订定条约、往来公文，次数之多，更难枚举。然而，可惜的是这些条约、文件很少留存，而当时人之记载这个惊天动地时代的史实的，也寥寥无几。至少可以说，直到现在，人们能够发现关于匈奴在欧洲活动的记载或古物、古迹的实在太少了。
尽管如此，在那个时代和匈奴帝国灭亡之后，仍有一些作家记载了一些关于匈奴人在欧洲活动的情况。现将比较重要的著作及著者略作介绍。
记载匈奴较早而又较为详细的是罗马史家阿密阿那斯·马西林那斯（Ammianus Marcellinus），生于约公元325—330年之间，死于公元395—400年之间。他生于一个希腊的贵族家庭，参加过罗马军队。他的《罗马帝国史》始于罗马皇帝纳尔发（Nerva）的登位，止于瓦伦斯（Valens）的卒年，即公元96—378年。因为他亲身参加过多次战争，到过许多地方，对于当时的社会与经济问题较为注意，不只注意罗马人的政治生活情况，而且注意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在这一点上，他的胸怀比其他罗马史学家如李维（Livy）、塔西佗（Tacitus）广阔得多。
匈奴人于公元374年侵入欧洲东部的哥特人所占领的地方。哥特王赫尔曼利克战败自杀，匈奴人遂长驱直入欧洲。阿密阿那斯即使没有看见过匈奴人，也一定听说过这件事。所以在他的罗马史里指出，匈奴人不会耕种，从来没有摸过犁柄。匈奴人没有固定的住宅，经常坐在马背上，在马背上做买卖，在马背上饮食，甚至在马背上睡觉。他还描述匈奴人的形状，所穿的上衣、裤子与鞋。
他还告诉我们，在欧洲东边有阿兰人（Alans）。阿兰人居住在我国史书所说的奄蔡地，即《魏书》的“粟特国”。阿密阿那斯以为阿兰的领土远伸到亚洲。他指出阿兰人生得高大而美丽，头发近于黄色，但其生活习惯与匈奴人相似。《魏书·粟特传》说匈奴杀粟特王而有其国。可能是这个缘故，阿兰人受到了匈奴人生活习惯的影响。
虽然有些学者怀疑阿密阿那斯的关于匈奴的记载，可是经过研究，他的记载应无问题。因为匈奴人之侵入欧洲仅在他死前约二十年，作为一个军人，注意这一事件是可能的。
关于匈奴侵入欧洲的最重要史料，到现在为止，要算普利斯库斯的《希腊史残稿》（Fragmenta Historicosum Graecorum，Ⅶ，69ff.），原文是希腊文，现在残缺不全。普利斯库斯是东部罗马的历史学家。罗马皇帝曾派遣一个使团到匈牙利的匈奴王庭，使团团长名马克西明（Maximin），他既是文官，又是武将，很有才干，他邀请好友普利斯库斯参加这个使团。他们离开君士坦丁时，匈奴王庭派遣去见东罗马皇帝的使团也正出发，便一路同行。无论在途中、在宴会上和在匈奴王庭里的所见所闻，这位历史学家都详细地记了下来。这位历史学家的著作是关于匈奴西迁的最有价值的史料，既是第一手材料，又是他个人的经历，是最可靠的报告。他所叙述的事，在时间上达三十二年（公元440—472年）。
普利斯库斯的著作是后来拜占庭的历史学家与许多西方历史学者研究匈奴和哥特历史的主要史料来源。6世纪意大利政治家兼历史学家卡西俄多拉斯（Cassiodorus）的《哥特人的历史》（History of the Goths）（De rebus geticis）即以这部著作为根据。卡西俄多拉斯的著作因6世纪人约但尼斯（Jordanes）的简略采用而保存下来。
近代人研究匈奴西迁历史的如吉本（E.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西克（O.Seeck）的《古代世界衰落史》（Geschichte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Welt，1920—1922），均主要取材于普利斯库斯的著作。弗赖塔格（G.Freitag）在其《德意志往代心影录》（Belder aus Deutschen Vergangenheit）里还把普利斯库斯的记载翻译为德文。总之，后人研究匈奴之在欧洲建立强大的帝国，尤其关于阿提拉的生平事迹，主要是根据普利斯库斯的残稿。
约但尼斯据卡西俄多拉斯的《哥特人的历史》写的节录本，题名《哥特人的起源和活动》（De Origine actibusque Getarum），通称《哥特史》（Getica）。这本书共分四个部分。在第三部分里，叙述西哥特历史，从匈奴的侵入至哥特王国的覆灭（公元376—507年）。最值得重视的是叙述阿提拉侵入高卢（Gaul）与毛利亚库斯（Mauriacus）平原的战役。第四部分叙述东哥特历史，从匈奴的侵入至首次推翻在意大利的哥特王国，时间为公元376—539年。
约但尼斯的著作以德国著名罗马史家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收在《日耳曼史资料大全》（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Berlin，1882）中的最称善本。英文翻译者为密埃劳（C.C.Mier-ow），题为The Gothic History of Jordanes, Princeton，1915。
此外，在那个时代，说及匈奴人的著作还有马西林那斯·科密斯（Marcellinus Comes）的《编年史》（Chronicle），阿波利内利·西多尼阿斯（Apollinaris Sidonius）的书札和诗篇，普罗斯培·泰罗（ProspeTiro）与海德底阿斯（Hydatius）的《编年史》和《南高卢编年史》（South Gallic Chronicle）。但这些著作，对匈奴的叙述较为片断，所以只能作为补充材料。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可参看《剑桥中古史》（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1，1957）阿提拉（Attila）条参考书目。
此外，还有一些著作中偶尔说到的所谓野蛮人，大致也是指的匈奴人。如索西马斯（Zosimus）的《新历史》（Historia nea），俄罗西阿斯（Orosius）的《反对异教史》（Historiae adversum Paganos），苏格拉底·斯科拉斯底库斯（Socrates Scholasticus）的《基督教史》，索佐门（Sozomen）的《基督教史》，西俄多利特（Theodoret）的《基督教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格累哥利亚斯·图伦内西斯（Gregorius Turonensis）的《法兰克史》（Historia Francorum），尤内彼阿斯（Eunapius）的历史残卷等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可参看麦戈文（W.M.McGovern）的《中亚古帝国》（The Early Empire of Central Asia）一书中第450页中的第十七章的注解。
随着阿提拉的失败和他在欧洲建立的帝国的瓦解，匈奴人逐渐退出欧洲和亚洲的历史舞台。虽然后来有人把别的种族，如突厥、柔然等称为匈奴的别种或后裔，但所谓匈奴族却再也没有复兴，所谓匈奴王国、匈奴帝国也再没有重见于历史。
然而这并不是说阿提拉及其帝国完全被人们忘记。据说在12世纪的达尔马丁那斯（Juvencus Caelius Calanus Dalmatinus）其人与16世纪的尼古拉·俄拉胡斯（Nicolas Olahus）主教都曾写过阿提拉的传略（参看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三十四章注一）。在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国家与德国，阿提拉这个名字变为哀提最耳（Etzel）。在《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中，哀提最耳或阿提拉被认为是一个征服者。虽然这首诗歌把许多人名和时间弄错了，但这是一首流行很广的诗歌，阿提拉是诗歌中的英雄。把阿提拉当作英雄人物的不只见于《尼伯龙根之歌》，同样也见于斯堪的纳维亚与德国的其他诗歌中。
阿提拉失败之后，欧洲进入中世纪的所谓黑暗时代。中国唐朝的势力范围虽然延伸到中亚细亚，但从中国经中亚细亚到欧洲的陆路交通几乎断绝。至于海路交通，则为阿拉伯人所垄断。直到13世纪，蒙古西侵，中西的陆路与海路交通才又打通，马可·波罗走过这两条路。
蒙古西侵以后，许多欧洲人从陆路经中亚细亚来到中国。16世纪上半叶时又从海路来到东亚。从此以后，欧洲人来中国的便愈来愈多，研究中国的兴趣也愈来愈大。从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的百余年间，欧洲人无论在文化、物质或精神方面都深受中国的影响。不止许多学者注意研究中国，统治阶级——帝王王室中也有许多人极力提倡、支持这种研究，法国的路易十四（1643—1715年）和路易十五（1715—1774年）就是显著的例子。
法国史学家得岐尼（他译德揆尼）（J.Deguignes，1721—1800年）在1756至1758年出版的五册巨著《匈奴、突厥、蒙古及西部鞑靼各族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 des Turcs, des Mongols et des autre Tartares occidentaux：Ouvrage tiré des livres Chinois et desmanuscrits orientaux de la billiotheque du Roi Paris）的序言中曾说，路易十四在位时，有一位姓黄的中国人，被巴黎的一位教长比侬（Bignon）留在法国皇家图书馆工作。此人曾写过几篇论文，但工作没有完成便病故了。当时法国的东方学者、皇家图书馆馆长孚尔蒙（Etienne Fourmont）被任命去审查他的遗著。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并遇到一些困难后，孚尔蒙便计划编一部中法字典，因而需要了解更多的中国名物，于是设法搜罗中国书籍。这时，在位的是路易十五，奖励研究中国学问，命工匠铸铜质定模十二万个，以供印刷中、法文书籍和字典之用。得岐尼在孚尔蒙的指导之下，学习东方语言，尤其是中国语言。后来，孚尔蒙死了，得岐尼接替孚尔蒙职位，因而有机会博览巴黎的中国书籍。他的五册巨著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写成的。序言中还指出，人到处都是相同的。欧洲人没有完全仿效希腊人与罗马人。他们赞扬希腊人与罗马人的优点，但也指摘其缺点。他认为欧洲人也应该用这种公正态度去对待其他民族。无疑，所谓其他民族也指中国民族。
关于匈奴历史的叙述，见于该书第一册。第一册分六编。第一编叙述匈奴的历史及其单于或皇帝，时间自公元前210年至公元93年。第二编分二章：第一章叙述南匈奴（居住在中国边界的匈奴）的历史，时间自公元48年至277年；第二章叙述在中国境内的匈奴的历史，即“汉”（按，为刘渊）或前赵的历史，时间自公元279至329年。第三编为三章：第一章叙述中国境内的匈奴的历史，即“赵”（按，为石勒）的历史，时间自公元319至352年；第二章叙述匈奴的历史，即“夏”（按，为赫连勃勃）的历史；第三章叙述陕西与哈密间的北凉的历史（按，为沮渠蒙逊），时间自公元397至460年。第四编分三章：第一章叙述西方匈奴的历史，时间从公元91年至618年；第二章叙述白匈奴或哒的历史，时间从公元420至531年；第三章叙述鞑靼、柔然的历史，时间从公元310年至799年。第五编的标题是“匈奴的复兴”，也就是突厥族的兴起，时间从公元545年至744年。第六编叙述西方突厥的历史，包括与中国，波斯的战争，突厥征服波斯，突厥帝国，土库曼帝国与匈牙利帝国，与罗马的战争和匈牙利人在潘诺尼亚的殖民地等内容。（参看得岐尼于1748年写的《匈人与土耳其人的来源》[Memoire sur l’Origine des Huns et des Turcs]）
得岐尼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想说明西方的匈人（Hunnen, Huns, Hunni）就是中国史书中所载的匈奴。因此，他要解释中国的匈奴是如何迁到西方并侵入欧洲的。他在第一编中说：
此外，欧洲的学者，如维斯德劳（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3]在其《鞑靼史略》（Histoire abrégée de la Tartrae）一文里（见D’Herbelot Bilbliothequ OrientaleⅣ，46ff.）早已指出：西方的匈人就是中国的匈奴。但是他的这个主张，只是偶尔的提出，明确地提出这个主张的应归功得岐尼。得岐尼的这个主张发表以后，欧洲的许多学者都表示同意。如诺伊曼（K.F.Neumann）的《亚细亚研究》（Asiatische Studien，Leipzip，1837）、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都采纳了这种看法。但在19世纪初期，也有人反对这种看法，如克拉普罗特（J.Klaproth）在《亚洲史》（Tableaux historiques de l’Asie，1826），雷米札（A.R’emusat）（上引姚从吾文作瑞米萨）[4]在《鞑靼语言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langues Tartares，1820），里特尔（C.Ritter）在《亚洲地理》（Die Erdkunde von Asien，1832—1859）都怀疑得岐尼的主张。但是经过一百多年来的研究，近代学者大致都承认西方的匈人就是东方匈奴的后裔，得岐尼确有先见之明。
得岐尼在第四编中，曾把中国史书中所说的匈奴西迁的过程加以说明。他从中国史料中知道匈奴西迁，于是联想到欧洲史书中所载的匈人就是东方的匈奴的后裔。他指出匈奴人从蒙古高原受中国的攻击而西迁到俄罗斯的伏尔加河流域，又从这里西走，到黑海东北一带。在这里，匈奴人杀了阿兰或奄蔡国王而有其国，再从这里侵入到多瑙河流域。到公元435年，阿提拉领导这个民族，兵临东罗马的君士坦丁，西向压迫西罗马帝国与欧洲。这是得岐尼所写匈奴通史的最重要部分，也可以说是他在匈奴史研究上的最大贡献。
由于他的书写于二百年前，当时的欧洲人对于中国的知识还很少，翻译中国古书刚刚开始，因而在他的著作中有很多缺点。如第一册中所叙述的匈奴历史，严格地说只有四编。第四编第二章所说的白匈奴或哒是否应列入匈奴历史很值得讨论。第三章所说的柔然和第五编、第六编的突厥族根本就不应当作为匈奴来看待。柔然就是蠕蠕，是东胡的后裔。这两个种族都不是匈奴。这一点，近代学者大致是公认的。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匈奴帝国瓦解之后，其留在蒙古高原或在中国内地以及西徙到中亚细亚或欧洲的部分人民，既与其他民族如鲜卑、柔然、突厥互相混杂，因而在这些民族中也可能混有匈奴人的血统。
匈奴最强盛的时候是在汉朝初期。我国史书记载匈奴较为详细的是两汉时代，这是匈奴帝国在历史上很重要的时代。得岐尼在匈奴通史中，对于两汉匈奴的叙述，占的篇幅较少。又匈奴在欧洲的活动，在欧洲史上也占极重要的地位，可惜叙述得也不多。
18世纪欧洲人之研究匈奴者，除得岐尼外，普雷（Pray）的《古代匈奴编年史》（Annales verteres Hunorum，1761）与得岐尼有同样看法。此外，吉本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尤值得注意。吉本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共六卷，1776—1788）以大量篇幅叙述匈奴人在欧洲的活动，他也简略地解释过匈奴人从东方迁到西方的历史。吉本有关欧洲匈奴历史著作的史料来源，是前面举出的一些古罗马时代的著作，主要的则是普利斯库斯的残稿。关于东方的匈奴的历史，他利用得岐尼的著作，并参考马拉（P.de Mailla）[5]所翻译的《通鉴纲目》（Tong-Kien-Kong-Mou：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Paris，1776）此外，当时住在北京的外国教士所介绍的一些文献，他也加以注意。
吉本很佩服得岐尼的著作。他以为匈奴从东方迁到欧洲的这一经过是得岐尼发现的。他认为得岐尼是一位灵巧、勤劳的中国语言的传译者，“在人类历史上，揭开了新的重要的篇章”（参看《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二十六章与注十）。
吉本对于匈奴、鞑靼、塞种（Scythians）[6]三个词似乎没有区别。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第二十六章注五中明白地说，不分开使用鞑靼与塞种两个词。在这一章里，他叙述游牧民族的行为与特性，这些都是匈奴、鞑靼和塞种的民族习性。然而在谈到各民族间的争斗时，却又把匈奴、塞种、鲜卑等分开。
前已指出，18世纪时，研究匈奴问题的人都要提出这一问题：欧洲的匈人是不是中国史书中所载的匈奴？吉本与得岐尼都肯定二者为同一民族，并同样肯定欧洲的匈人来自蒙古高原。但人们不免要问：这个东方的匈奴是怎样迁到西方的？这是研究东西匈奴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前已述及，得岐尼做过解释，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又加以说明，即匈奴人受压力（指其他民族的压力，如汉族）而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又受压力而西徙至欧洲东部。匈奴人从蒙古高原来到伏尔加河流域这一段历史，中国人是知道的。可是如何从这里西徙至罗马，中国人就不清楚了。吉本以为，除了汉人的攻击之外，鲜卑人进入蒙古高原也是匈奴西徙的一个原因。此外，塞种人在历史上曾各方奔迁，对于匈奴人的再往西进，也是有关系的。吉本又指出，3世纪时，投降（指南匈奴）于汉朝的匈奴人也有相当大的数目往西边走，与早已到了或越过伏尔加河流域的北匈奴人联合起来。这样，在这个流域或以西的匈奴人的势力便增强起来，他们再往西走，便抵达阿兰或古奄蔡的地方。这就是伏尔加河与泰内伊斯河（Tanais，顿河古名）之间的平原。在这里，匈奴人与阿兰人互相攻打。最后，匈奴人杀死阿兰国王而占有其国。吉本是从得岐尼翻译的《魏书·粟特传》中知道这个史实的。
吉本用了不少篇幅叙述匈奴是如何打败东哥特人进入欧洲的。在第三十四和三十五章里，他描写了阿提拉的性格与活动、阿提拉的王庭与阿提拉的东征西伐。他认为，在古代至近代的欧洲史上，阿提拉是唯一的征服者，征服了日耳曼人与塞种人的国家，把二者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德国历史学者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年）在《罗马历史讲义》中，认为吉本对于阿提拉的威力、统治权与领土有夸大之嫌，这是缺点。然而，事实上，欧洲的征服者中很难找出一位像阿提拉这样曾威加欧洲，使欧洲在民族的迁移和其他许多方面发生巨大变化的人。
自得岐尼和吉本把匈奴西侵的历史加入罗马的历史之后，许多历史学者，在编写罗马史或欧洲史时，往往也加入匈奴西侵一章。1911年出版的《剑桥中古史》第一卷中就有阿提拉一章。西克在《古代世界衰落史》也把这一段历史编在里面。应该说，这不仅是欧洲历史的重要的一章；在世界史上也是重要的一章。在东方，当匈奴强盛时，汉族屡受侵略，东胡也被打败，还在西域设了僮仆都尉以夺取其资源。只是前汉王朝与民休息六十多年以后，又经过武帝的五十年，而后倾汉朝的人力物力，不断前往进攻，才使其威力受挫。从此以后，匈奴虽逐渐趋于衰弱，然而汉代、三国时仍不断为患。即使到了两晋时代，北部仍遭到匈奴人的严重蹂躏。等到在东方的匈奴人逐渐衰亡或被同化的时候，从蒙古高原西徙的匈奴人又出现在欧洲的历史舞台，并成为这个时代的舞台上的主角。这就是说，无论在东方或西方的历史上，匈奴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换言之，匈奴的历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所以近代欧洲的学者，如韦尔斯（H.G.Wells）在其《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1921）中就很重视这一部分。
匈奴的历史，不止列入世界史和欧洲史范畴，也被列入国别史范畴，我国的《史记》《汉书》《后汉书》固不待说，欧洲的国家，其中显著的就是匈牙利的历史。1856年，戈德金（E.L.Gorlkin）在《匈牙利与马札儿人的历史》（History of Hungary and the Magyars：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Close of the Late War，London.）中，就有匈奴与阿提拉一章。该书第一章标题为“罗马时代”，仅两页；第二章标题为“匈-阿提拉，公元337—453年”（The Huns-Attila A.D.337—453）。
在这一章里，开头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说起。他说这个高原的民族，古代的希腊人与罗马人称之为Scythians（中译塞种——作者注），他们的财产是走动的马、牛、羊，没有一定的住宅，武器是弓矢。利即战，不利即退。一退千里，敌人欲追而不可得。即使居鲁士（Cyrus）与亚历山大的能征善战与纪律严明的军队，遇到他们也无可奈何。这个游牧民族，其在中国北部的就是匈奴。尽管匈奴很强盛，由于自然灾害、汉朝的反攻，使他们受到很大的失败而分裂为南、北匈奴。在南方者，后来出现于欧洲叫作突厥，在君士坦丁建立大本营。在北方者也进入欧洲。近代的匈牙利人把这部分匈奴人作为自己的祖先。戈德金又指出：尽管吉本认为近代的匈牙利人与古代匈奴人的关系，从遗传方面来说极为微小，但吉本是相信突厥或土耳其人与马札儿人在来源上是相同的。他又说：近代语言学研究说明：芬兰、突厥、马札儿、蒙古与中亚的文化较低的鞑靼人都是同种，如果说有差别，那么也只像近代德国里的各种民族一样。
在该书第9页，著者从阿提拉的叔父卢加或卢支拉斯（Ruga, Rugilas）说起。认为在这位匈奴领袖时代，匈奴人在欧洲扎营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匈牙利。在这一页上还印着阿提拉的像，这是西文典籍中很少见的阿提拉画像。著者叙述卢加死后，其侄布雷达与阿提拉继承大位。不久，前者被后者杀死，阿提拉遂成为匈奴人的唯一领袖。匈牙利人固然把其历史与祖先追溯到阿提拉，而马札儿的历史学者也把这位非常人物当作他们的国王之一。
戈德金详细地叙述阿提拉在欧洲的活动。对阿提拉与东罗马皇帝的交涉，尤其是东罗马派遣以马克西明为首并包括普利斯库斯在内的使团出使匈奴王庭的经过，占的篇幅很多。他还叙述阿提拉与西罗马皇帝瓦伦蒂尼安（Valentinian）[7]的关系，对这位皇帝的妹妹霍诺利娅（Honoria）如何写信给阿提拉和阿提拉一再要求娶这位公主等也加以解释。此外，他又用不少篇幅描写公元451年，阿提拉征伐高卢被击退；第二年，阿提拉南侵意大利；公元453年，阿提拉死去和匈奴帝国的崩溃。最后，简单地说明匈奴帝国崩溃后，一些民族如蠕蠕迁到匈牙利的历史以及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在7世纪中叶征伐这个地方的蠕蠕，迫使他们退回到亚洲。
在第三章里，著者叙述公元884年至954年间的匈牙利历史，只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他指出：尽管马札儿的历史学家总想追溯马札儿人或匈牙利人是阿提拉的后裔，但其理由是不够充分的，结果只是一种推论。著者又指出：从种族的来源与从风俗习惯上看，近代的匈牙利人与古代的匈奴人有相同之处是无疑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匈牙利人就是匈奴人的近亲。匈牙利人之出现于欧洲在公元884年，他们的民族在东方的名称是马札儿，希腊人称之Scythians，即塞种，他称之为突厥者。这样一来，匈奴人、斯基泰人、突厥人、土耳其人，可以说有密切的关系。
戈德金是受得岐尼与吉本的影响而做出这样的结论的。前已指出这个结论是可疑的，值得讨论。
19世纪以来，欧洲人研究中国历史的越来越多，对于匈奴的研究，除了戈德金的著作外，还有很多。翻译的中国古籍包括有关匈奴记载在内的也逐渐增多。如1828年法国的布罗斯曾把《史记·大宛列传》译为法文，题为《大宛国的关系》，刊载于《新亚洲学报》第二卷第418—450页。
1874年，英国人威理（A.Wylie，汉名作伟烈亚力）译《汉书·匈奴传》，题为《匈奴人的历史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刊登于1874—1875年出版的《大不列颠与爱尔兰人类学研究所学报》，他又翻译了《汉书·西域传》。1882年，他翻译了《后汉书·西羌传》，发表于这一年的《远东评论》。此外还有金斯密尔所译的《大宛传》，题为《公元前2世纪的中国与中亚和西亚的交通》，又夏德的译本题为《张骞的故事》。
《汉书·匈奴传》的西文译文较好的是巴克译的《突厥——塞人部落》，他于1894年所著的《鞑靼千年史》的第一部分的匈奴史中，很多篇幅译自中国史籍。此外，德格罗特的《纪元前的匈人》也翻译了不少中国史书上关于匈奴的记载。
上面所举的一些翻译工作虽然不是严格的研究工作，但对匈奴的研究是有一定作用的。许多不懂中文的人可以从中得到关于匈奴历史的知识，尽管这些翻译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
从19世纪到本世纪上半叶，关于匈奴的著作不胜枚举。兹将几本较为重要的略为介绍。
巴克的《鞑靼千年史》。据“再版序”说：“本书以1893年与1894年间草于琼州，即华南之海南岛也。琼州府尹曾贷余以中文历史要籍多种。1894年余去华，是时詹姆生先生（Mr.George Jamieson）适代理上海按察司，[8]承其校阅排样，主理出版事……余于《中国评论》第二十卷中尝言匈奴、塞种、匈人、突厥为同一部落之异名。自是而后，沙畹、夏德诸学者继续努力，更有深切之研究云。”
这本书共分七卷：卷一、匈奴；卷二、鲜卑；卷三、蠕蠕；卷四、突厥；卷五、西突厥；卷六、回纥；卷七、契丹。卷七里的第五章叙述女真的兴起及契丹的败亡。
巴克既用鞑靼这个名称包括匈奴、鲜卑、蠕蠕、突厥、西突厥、回纥与契丹，说明他认为这些民族有密切关系，正如他在“再版序”中所说：匈奴、塞种、匈人（指欧洲的匈奴人）、突厥，为同一部落的异名。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鲜卑为东胡，在东汉时代，匈奴与鲜卑就已分为两个不同的民族。笼统地把鲜卑作为鞑靼名称之下的一种民族或无问题，作为匈奴的一种就不对了。至于蠕蠕、突厥、回纥、契丹是否都为匈奴或匈奴的别种也是有问题的。关于这个问题不在这里讨论，但巴克既把匈奴专在卷一中叙述而与其他民族分开，这也说明匈奴与其他民族不同。
《鞑靼千年史》中关于匈奴的部分约三万字，占全书的三分之一，但若从匈奴整个历史来说则又很简略。
这一卷又分为七章：匈奴的古史；冒顿的御宇；与汉族争霸时期；衰败时期；属国时期；匈奴的内属、分裂与衰亡；匈奴人称帝于中国北部。所叙历史约七百年，即从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末年至公元5世纪初的两晋时代。
在最后一章中，石勒、石虎也被列为匈奴，是值得商榷的。
在第一章中，他认为“中国人对于北亚骑马、食肉、饮酪之游牧民族，除匈奴一词外，并无他名以称之”。这是不对的。在中国的古籍中，除匈奴这个名词外，还有昆夷、狁、獯鬻、北狄、戎狄、东胡、胡等名称。巴克既以为中国人把北亚的民族统称为匈奴，又以为希罗多德所叙述的，与希腊、波斯接触的塞种与中国的匈奴或欧洲的匈人都是同种，这种看法是欧洲人从得岐尼以来到吉本以及后来的一些学者所主张的，这种看法也是很值得商榷的。
巴克对于中国史书的阅读能力胜过得岐尼与威理，所译的匈奴传也比他们好。《鞑靼千年史》中关于匈奴的叙述也比在他之前的欧洲人正确，书中还指出以前的学者，如吉本，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尽管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也未见得正确。
德国人夏德是近代西方的汉学家中成绩较大的一位。夏德于1869年在德国大学得博士学位后，曾在我国的广州、九龙、厦门、上海、扬州、宜昌、重庆、台湾等地的海关任职。1889年，曾与施古达（G.Schlegel）、考狄（H.Cordier）等创办《通报》，1895年解职后即专攻汉学，1902至1917年受聘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讲授中国历史，1920年返德，1926年逝世于慕尼黑。
夏德的著述很多，据说达一百六十余种，为人们引用得最多的是《中国与罗马的东边地》（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1885）。关于匈奴问题的研究以《伏尔加河流域的匈人与匈奴》（Über Wolga-Hunnen und Hiung-Nu）一文为最重要。该文于1899年6月在慕尼黑科学院的哲学、语言与历史学会上宣读，刊行于1900年该会出版物上。
1900年，俄国圣彼得堡的帝国科学会印刷局刊行了夏德的关于土耳其民族历史的中文资料第一部分的阿提拉世系表。1901年他又在匈牙利《东方评论》发表了《关于匈奴人与中国人的关系》，此外，又如他的《金斯密尔先生与匈奴》，载在《美国东方学报》的第三十卷32—45页，是答复金斯密尔在上海《英国皇家学会中国分会学报》第三十四卷所发表的《夏德博士与匈奴》的对他关于匈奴问题的批评的文章。
夏德的伏尔加河流域的匈人与匈奴的研究，主要是说的欧洲的匈人，就是中国《史记》《汉书》《后汉书》中所记载的匈奴，他的主要论证是根据拓跋魏国时代魏收所著的《魏书·西域传》“粟特国”一条中的记载，他对于这一条记载做了很详细的注释。他指出匈奴人强悍好战，不甘屈服，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所以虽然有一部分投降于汉，但也有很多往西方跑。最先往西迁移的是公元前51年的郅支单于，其次往西方迁移是公元90年，前者为甘延寿、陈汤所败，后者为耿秉、窦宪所系。两次的西迁都到了康居的境内，《魏书·西域传》中所说的悦般也是匈奴人所建立起来的国家，悦般在乌孙的西北，这就是康居所统治的地方。
匈奴的两次迁移既然都抵达康居所在地，其后往西迁徙，遂到了粟特，这也就是古奄蔡地，也是后来阿兰人所占领的地方，粟特东接康居，西近大秦，这就是东罗马的领地，匈奴到了粟特，遂与粟特人或阿兰人互相征伐，结果粟特王被匈奴王杀死，匈奴乃有其国。匈奴人又以这个地方为根据地，而后从这里侵入东罗马与欧洲的其他地方。
夏德认为《魏书·西域传》“粟特”条中所说的王“忽倪已”为粟特王名（按，“粟特”条说：“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实粟特的王名应该是“忽倪”不是“忽倪已”。已字应该是紧连下句，而非紧连忽倪而成为忽倪已，夏德又推算，“忽倪已”在位的时候应该是魏文成帝太安时代，就是公元455至459年间，他以三世约为百年这样推上去，匈奴人之侵入粟特当为355年间。大约二十年后，他们又侵入欧洲。
夏德又推算出忽倪应为阿提拉的幼子厄内克，我们认为在时间上这样的推算是错误的，在汉时以忽倪为阿提拉的幼子也是错误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别有解说，这里只好从略。
其实夏德这篇论文，不只是好多论据有其错误的一面，就是在翻译方面也有很多错误。至于他在阿提拉的世系表中，以阿提拉推上去，每代以三十三年计算，阿提拉算上去二十代的祖先就是冒顿，这也是一个错误。1925年季基提所发表的《阿提拉世系与匈奴单于的名号》曾指出匈牙利的编年史中的阿提拉世系表是出于后人的伪造，夏德不察，遂以为真。
尽管这种错误在夏德的著作中并非少见，但是西洋人之研究中国古书中所记载的匈奴之西徙到粟特的解释较为详细而又较为准确的，要算夏德了。
1911年所出版的（我用的是1957年的再版本）《剑桥中古史》第一卷中60～366页，有施密特的一篇文章题为《阿提拉》。施密特这篇文章是说明阿提拉就位以后以至他死去的历史，其时间是从公元435至453年，他的主要史料是普利斯库斯与约尔丹。他描述匈奴人在这个时期中在欧洲的活动，但他也指出在公元5世纪之前，匈奴人有了好多不同的部落与好多侯王的统治，在5世纪初年以后，特别是在其王卢加的时代开始，把大部分的匈奴人尤其是在匈牙利平原居住的匈奴人联合起来。在这个地方，除了匈奴人之外，还有好多斯拉夫人、德意志人和萨尔马特人（Sarmatians）也都在他的统治之下。卢加死后，他的两个侄子即布雷达和阿提拉（他们都是蒙特粟克[Mundzucus]的儿子）。这两兄弟虽然共同统治匈奴人，但内政上还是各管某一部分或某一区域的部落，只是在外交上共同合作。公元444年或445年后才由阿提拉一人统治。有人说布雷达是被阿提拉杀死的，但施密特则只说是被阿提拉排挤。应该指出：布雷达若不是被阿提拉杀死，也是在被排挤之后不久就死了。因为当东罗马帝国的使团（即普利斯库斯所参加的使团）到达匈奴境内时曾见过布雷达的妻子，而她当时已是遗孀。
施密特的这篇文章虽不长，对历史的叙述也不够详细，然而对阿提拉即位后的匈奴人在欧洲的主要活动都简略地叙述到了。《剑桥中古史》的作者们参考的史书较多，所以这篇文章常被人们引用。在欧洲的历史学者中，德格罗特（前引姚从吾文中作底格柔提）的关于匈奴的著作的成绩与影响都较大。德格罗特是荷兰人，生于1854年，死于1921年，曾在荷兰的东印度殖民地政府当过翻译、顾问。1877年，到我国厦门，学习厦门方言并研究我国的风土人情，1902年任柏林大学教授。他的著作包括的方面很广，如有关厦门的岁时节令的两册，有关中国的宗教的六册，有关中国的大乘佛教的两册，关于中国排斥异教的历史二册，大同主义一册。他被认为是近代欧洲研究汉学的较为渊博的学者。
德格罗特关于匈奴的著作是《纪元前的匈人》和《纪元前中国的西域》（Die Westlande Chinas in der vorchristlichen Zeit）两书。这两本书都是在他死后出版的，前者刊行于1921年，后者刊行于1926年，由继承他的教授位置的佛朗克（O.Franke）[9]整理。二书又合称《亚洲历史的中国史料》（Chinesische Urkunden zur Geschichte Asiens）。德格罗特这两本书总结了欧洲学者过去一百多年间对《史记》《汉书》的匈奴传、西域传的翻译及研究情况，所以西方学者研究这方面问题的，都很重视这两本书。
《纪元前的匈人》一书共分二十二章，另有导言。第一章是最古的传说，第二章是秦代盛时的匈奴与长城的修筑，第三章为头曼时代，第四章为冒顿时代，以下叙述历代单于，差不多每一单于为一章，唯第十六与十九章各有两个单于，而第十六与第十八章都说到呼韩邪单于。全书写到公元1世纪初（公元18年）尸道皋若鞮单于止，共约三百多年，除导言外共288页。
德格罗特在序文中指出，中国古书中的关于匈奴与西域的记载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的记载。凡研究东亚、北亚或中亚的人都要依赖这些材料。他认为，公元3世纪以前，中国有记载的世界民族，最重要的就是匈奴，欧洲人知道欧洲的匈奴就是来自中国的匈奴，即系从中国古书中记载的匈奴的历史推论而来的。哥卑尔（Gaubil）[10]、得岐尼、德厄布罗（D’Herbelot）、维什德劳等人介绍、翻译了中国的一些史料，使欧洲人得到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可是这些人所用的史料并非最古的史料，而是像《通典》《通考》《通鉴》等数百年后的转手材料。法国的东方学者使用的就是这些材料。因此，他认为把有关匈奴的原始资料加以翻译是很必要的。对于后来的欧洲学者如布罗斯、威理所翻译的《汉书·匈奴传》《汉书·西域传》，德格罗特认为远在水平以下而无科学价值。他认为巴克译得较好，但仍有不清楚和与原文有出入之处，因而他自己又重新翻译。他希望经他翻译之后，别人就永远不用再做这项工作了。
德格罗特对这次翻译工作确是下了工夫。他除了读“匈奴传”的原文外，还参考了好多有关这个问题的其他史料，如《左传》等。但是如果说他的翻译完全没有错误则未免言之过甚。例如《汉书·萧望之传》中说：“望之以为：‘单于非正朔所加，宜待以不臣之礼。’”德格罗特把正朔当为北方，这里的非正朔的意义是不奉正朔或者是不按照汉朝的礼节和制度，而并非北方，这一类的错误并不算少。欧洲学者对于匈奴的研究（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三号508～512页）又如他在第一章的最后传说中，虽然用了不少篇幅去加以说明，可是他对于秦或者战国以前有关匈奴的传说为《史记》或《汉书》中的匈奴传中首一段中所说的，不只没有批评，反而当为史实，加以注释，这也是有问题的。
匈奴的历史在韦尔斯所著的《世界史纲》里占了不少的篇幅，他在第十四章《最初的文化》第五节中叙述中国早期的历史，就谈到匈奴，他以为中国最早的历史，就说到西北边境的人民，就是乌拉阿尔泰族，这也就是匈奴，中国最早的一些皇帝为了抵抗这个外族而曾引起战争。他指出古代的匈奴，曾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却没有得到中国文化中统一的思想。他指出铁器何时传入中国，不得而知，可是把铁当为武器是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他认为铁可能是从北边的匈奴人那里传入中国的。
在第二十八章里，他把匈奴的历史从秦汉说起，他认为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秦汉统一天下是与中国政治统一的传统思想有密切关系的，而秦汉对于西北民族的反应是中国统一的一件重要的事情。中国文化中的新的政治组织与力量对匈奴不断的扰乱与侵入，给予打击。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中国历史进入好转的道路。
长城是中国人用以抵抗匈奴南下的障塞，可是长城并不阻碍中国人越过长城而北上，中国不只有长城，它有坚固的政府，又有熟练的军队。他们可以深入漠北，把匈奴驱逐出有水草的高原之外。
韦尔斯用匈奴或匈人这个名词，与欧洲所用的斯提安这个称呼都是广义的采用。在欧洲，人们把在多瑙河与中亚的好多民族，如萨尔马特，如波斯，如粟特等都名为斯提安，在亚洲，匈奴或匈人与后来的蒙古族是相类似的，所谓突厥鞑靼，也是这个蒙古族的支派。在欧洲人所说的斯提安支派中有一部分人往南迁移而发展文化，另一部分仍旧过着帐幕车马的生活，并以牛、马、羊为食。同样，在内蒙古高原的匈奴，有一部分南迁，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而被同化；而留在北边的则逐渐西迁。公元1世纪时，已有一部分迁至欧洲东部边境，后来又进入欧洲本部。
关于匈奴的中文史料，韦尔斯根据巴克及19世纪一些欧洲学者的翻译与著作；关于匈奴的西迁，特别是侵入欧洲以后的活动，主要利用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有关记载。在他的《世界史纲》里，匈奴的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部分。
韦尔斯虽非专门研究历史的人，但《世界史纲》曾风行一时，这就使一般读世界历史的人对匈奴历史的重要性有初步的了解。然而，韦尔斯并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人，他对于匈奴历史的研究又只是从一些转手材料中得到的，所以必然有错误。如第二十八章第五节中谓，当阿提拉强盛时曾与中国的皇帝办交涉，而且是在互相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无论在中国的和欧洲的史籍中都是找不到根据的。《魏书》曾记载匈奴统治下的粟特国的商人到过中国，但没有派遣过使团，而粟特国王也不是阿提拉。
近代的研究匈奴历史较为全面、系统的书，是麦戈文的《中亚古帝国——斯基泰人与匈奴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的研究》（The Early Empire of Central Asia：A Study of the Scythians and the Huns and the Part They Played in World History，1939）。麦戈文是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教授，少年学习中文，后曾在英国伦敦大学的东方研究院教授中文与日文。
全书除导言外共分四册：《阿利安的背景》（The Aryan Background）；《第一（或前期）匈奴帝国》（The First Hunnish Empire）；《第二（或中期）匈奴帝国》（The Second Hunnish Empire）；《晚期（或后期）匈奴王国》（The Later Hunnish Kingdoms）。
虽然这本书的副题把斯基泰人即塞种人与匈奴人分列，可是读者很容易了解这本书主要是关于匈奴历史的著作。
第一册中，第一章叙述突厥斯坦（Turkistan）的早期居民。第二章叙述居住在中亚北部的塞种人与萨马提安人。第三章叙述居住在中亚南部的大夏人（Bactrians）与康居人（Sogdians）。第一册共33页，占全书419页的十三分之一。这一册既题为《阿利安的背景》，而作者又认为最初的匈奴人属于阿利安种族（关于这一点下面再加讨论），那么这一册也可作为全书的“引言”，因此这本中亚早期帝国史若改为匈奴历史似更为确切。
第二册第四章叙述蒙古高原的早期居民。第五章讲匈奴帝国的兴起。第六章为匈奴人与中国人争霸。第七章述匈奴帝国的逐渐衰弱。第八章述匈奴为中国的属国时代。
第三册共五章。第九章，匈奴帝国的再兴。第十章，匈奴帝国的变化。第十一章，匈奴人与中国人再起战争。第十二章，拉锯式的平衡力量。第十三章，匈奴帝国的最后崩溃。
第四册叙述后期的匈奴王国。这里所说的王国Kingdoms与上面所说的帝国Empire不同。因为崩溃以后，大的帝国已经灭亡，此后只有小的王国分散于各方。第十四与十五章叙述在中国或在中国边境的匈奴人。第十六与十七章叙述欧洲的匈奴。在中国的匈奴又分为两期：第一期从刘渊到刘聪；第二期从刘曜到北凉或匈奴在东方统治的停止。在欧洲的匈奴也分为两期：第一期从匈奴灭亡阿兰至击败西哥特；第二期，在匈牙利的匈奴王国勃兴至阿提拉的逝世及其王国的崩溃。最后，第十八章，叙述在波斯与印度的匈奴人。
麦戈文区别蒙古人与突厥人为前者属于东方的黄种，后者属于欧洲的白种。他认为最初的匈奴人近于突厥或土耳其人，是白种人；但经过与中国北部的居民长期的通婚，匈奴人逐渐有了黄种人的特性而与蒙古种相类。这里不准备讨论这个问题，但要指出：这种看法是一个没有根据的推论。
以上介绍的是近代的西方学者研究匈奴历史的较重要的和有代表性的一些著作。详细的参考书目或论文可参看麦戈文书中的附录。该书的参考书目占二十多页，其中有些与本题的关系不大，但大致上包括了他的这本著作出版前有关这方面的主要参考资料。少数没有收入这个书目的，可参看姚从吾的《欧洲学者对于匈奴的研究》中所介绍的专著或论文。
下面将日本学者对于匈奴的研究略作介绍：
1879年（日本明治十二年）冈本监辅撰《万国史记》，卷三中说：
这是简单地叙述匈奴从中国的北方侵入欧洲的过程。“遏底拉”当即阿提拉。但他说匈奴一千三十年间侵入俄罗斯及罗马境内，时间有误。匈奴侵入现在的俄罗斯的西部在公元4世纪，侵入欧洲则在4世纪下半叶与5世纪上半叶。又他把铁木真与帖木儿当作匈奴人也是错的，二人都是元朝的后裔。
白鸟库吉在1897年（明治三十年）的《史学杂志》八卷八号曾发表过一篇《匈奴究属何种族》的论文。1907年又在同杂志卷十八第二至第五号中刊载一篇《蒙古民族起源考》的文章，主要是考订见于《史记》《汉书》的《匈奴传》上的一些名词。何健民于1936年译为中文，书名《匈奴民族考》（中华书局出版）。1929年（昭和四年）10月，为了庆祝三宅博士七十寿辰，他又写了一篇《匈奴休屠王之领域及其祭天金人》，收入纪念论文集并译为几种西文。（参看1902年的Bulletin de L’Académie Imp’eriale des Sciences de st.Petersburg，1902，p.l, ff.与Journal Asiatique，1923.p.71，ff.）此外，他还发表了好多关于西域与蒙古的论文。因为他是东方人研究匈奴、西域与蒙古较早的一位，有的论文又译成西文，所以他的论文曾为欧西学者所参考。
白鸟库吉研究匈奴、西域与蒙古问题多从语言方面入手。这虽然是研究这些问题的一种方法，但过于注重，甚或专赖这个方法也很容易做出错误的结论。如在匈奴民族的起源问题上就有这种缺点。他起初用突厥语去解释，遂以为匈奴是突厥种族；后来又用蒙古语去解释，于是又认为匈奴人是蒙古种。现摘录其《蒙古民族起源考》中的两段话就可看出这一点来。他说：
他又说：
我把这两大段话抄下来，说明白鸟库吉的主张的改变，同时也可看出西欧学者对于匈奴人种的起源问题的各种不同意见。
近代其他日本学者对于匈奴的研究也发表了不少论文。如1934年《中国语》上所发表的竹内几之助的《关于匈奴与现代蒙古的饮食》，1935年《史学杂志》上所发表的江上波夫的《匈奴的居住》。后者还发表过《关于匈奴的宗教习俗》（《人类学杂志》，1937年10月），《关于匈奴妇女的颜色——焉支》（《东亚论丛》，1940年9月），《匈奴的祭祀》（《人类学杂志》，1941年4月）等论文和《中亚古代北方文化——匈奴文化论考》一书（1948年，全国书房）。此外，还有一雄榎的《关于史记匈奴传补续说》（《东洋学报》，1939年）与大野恭平的《西汉对匈奴政策》（《东洋史研究》，1941年2、3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