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工商业和货币

农业而外，生利的人便要数着工商。古代社会的经济组织，虽然幼稚，然而农工商分业，却久已实行。所以《管子·小匡篇》说：“士农工商四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庞，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间燕，处农必就田壄，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又说“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把工商两种人比较起来，商人的程度，似乎高些。大约因为他们周游四方，无所不至；而工人则但立于官吏监督之下，笃守旧法，从事制造之故。

中国的商业萌芽是很早的。《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汉书·食货志》替它下个界说道：

“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

前者是消费了它的本身以为利的，后者是不供给消费，拿来做“交易的手段”以为利的。《洪范》上头，就把这两种并列。可见当时的商业已占很重要的位置，又追溯它的起源道：

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以下引《易·系辞》的话，见第三章第一节）。

据此看来，就可见得中国商业萌芽的早了。

后世的商业要分做两种：一种是《王制》所谓“市廛而不税”，《孟子》所谓“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的（《公孙丑篇》。按郑注《王制》说：“廛，市物邸舍。税其舍，不税其物。”赵注《孟子》说：“廛，市宅也。古者无征，衰世征之……法而不廛者，当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当征其廛宅也。”两说不同）。这种商人都有一定的廛舍，他们的廛舍是在国中，所经营的商业较大（《周礼》匠人营国，面朝后市，内宰佐后立市，也属于这一种）。国家管理他们的法子也很严。《王制》上说：

有圭璧金璋，不鬻于市；命服命车，不鬻于市；宗庙之器，不鬻于市；牺牲不鬻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鬻于市；奸色乱正色，不鬻于市；锦文珠玉成器，不鬻于市；衣服饮食，不鬻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木不中伐，不鬻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鬻于市。

这种严厉的规则，有几种意义：一种是为保持社会的阶级制度，如“命服命车不鬻于市”等；一种是为维持社会上的风俗秩序，如“布帛精粗不中度”（当时的布帛，是交易的媒介物，有货币的性质）、“饮食衣服不鬻于市”等（为禁止人民的懒惰奢侈）；一种是为社会经济、人民健康起见，如“五谷不时”、“木不中伐不鬻于市”等。

《周礼》上管理商人的有司市以下各官，也很严厉的。大概当时的商人，是立于政府严重监督之下，不如后世的自由。然而商业的利益古人也很晓得的，所以《王制》和《孟子》都说“关讥而不征”，很有招徕的意思（《周礼》却有关门之征，要凶——饥荒——札——疾疫死亡——才免。见司关）。

还有一种，是在乡野地方做买卖的，并没有一定的廛舍（所以《白虎通》说“行曰商，止于贾”）。

《公羊》宣公十五年《何注》：因井田以为市，故俗语曰市井。

《孟子》：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注：龙断，谓堁断而高者也。左右占望，见市中有利，罔罗而取之（《释文》陆云：龙断，谓冈垄断而高者）。

这种市大概是设在野田墟落之间的。未必终年都有，不过像如今的集市一般。神农氏日中为市，大概就是这一种制度。《酒诰》上说“肇牵车牛远服贾”，大概也是农民于收获之后，去赶这一种贸易的。

工业也是这样；有一种人，是专门做工的。就是《曲礼》所谓“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考工记》所谓“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抟植之工二”。这一种工人，是立于国家监督之下，而从事于制造的。所以《荀子》说工师之职是“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至于民间日用之物，大概都是自己造的。《考工记》：“粤无镈，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秦之无庐也，非无庐也，夫人而能为庐也；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可以推见一斑（大概切用的物，都是自己造的。俄国人某〈忘其名〉《新疆游记》，说新疆沙漠地带，往往隔数里或百里，有一块泉地。这种泉地里，都有汉人在那里耕种。除掉金属器具之外，一切都能够自制，可以无待于交易的）。

古代的社会，经济程度幼稚，每一个部落，大概都有经济自足的意思。所以种种需用的器具，必须自造。工业就不得不特设专官。实在不能自给的，也得要仰给于人；然而这时候社会的经济情形，未必一切货物都能循供求相剂的原则，得自然的调剂。有时候缺乏起来，就得靠托商人，出去想法子。所以国家和商人，也有相依为命的时候。看子产对韩宣子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可见（《左传·昭公十六年》）。

商人和工人的情形，虽已大略讲过；然而古代货币的情形，也得考究它一考究，才能见得当时社会交换的状况。按我国古代用为货币的，最多的就是“贝”，次之就是“布”。所以“货、贿”一类的字，都是从贝，而后世的货币，还名为布（参看近人《饮冰室丛著·中国古代币材考》）。至于金属的使用，也是很早的。所以《史记·平准书》说：

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龟贝。

但是当时的制度，业已不可详考，所以《汉书·食货志》又说：“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其有一定的制度，实在起于周朝。《食货志》又说：

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

钱圜函方，已经近于铸造货制。黄金虽然还在秤量时代，也已经明定一个用法；粗看起来，似乎金铜两品“相权而行”了。然而实在不是。古代的黄金，并不和铜钱相权，而且黄金之外，用为货币的，还是珠玉，这都是用之于远处，偶一行之，并不是常用的货币。《管子》说（据《文献通考·钱币考》，较今本《管子》为简明）：

汤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无 ，有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人之无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以救人之困。夫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墅。东西南北去周七八千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为其途之远，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

可见“珠玉黄金”，不过当饥荒之际，需用极远地方的货物，偶一用之。至于平时民间使用，却系用两种铜钱相权。所以周景王要铸大钱，单穆公说：

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

然而据战国时代李悝所计算，则当时民间需用铜钱之数，也很少的。大概社会上的经济，一大部分还在自足时代。请看下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