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学术

两汉的学问，从大概说起来，可以称为儒学时代。从儒学之中再分别起来，又可以分为今文时代和古文时代。

汉初是“黄老”、“申韩”之学并行的。《史记·儒林传》说“……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大概当时的休养生息，是取黄老的主义（参看第三章）；对待诸侯王等，则实系取申韩之术。到汉武帝，任用赵绾、王臧、田蚡、公孙弘等一班儒臣；又听董仲舒的话，“表彰六艺”，“罢黜百家”；于是战国时“百家之学并行”的现象，至此就“定于一尊”了。

儒家之学，所以独盛，近人都说因其明君臣之义，而且其立教偏于柔（《说文》训儒为柔），便于专制，所以世主扶翼它；我看这也不尽然。一、儒家之学，利于专制，是到后世才看出来的；当时的人，未必有此先见。二、无论什么学问，都是因其环境而变迁的。儒家之学，两千年来受专制君主的卵翼，在专制政体之下发达变迁，自然有许多便于专制的说法。西汉时代的儒学，确和后世不同；这点便于专制之处，就别一家的学说，也是有的。假使当时别一家的学术，受了专制君主的卵翼，在专制政体之下发达变迁，也未必不生出便于专制的说法来。况且到后世，反抗君主的议论，道源于儒家之学的很多，近世讲今文学的人，就是一个好例。别一家的书，主张专制的话也还在，岂能一笔抹杀。若说法家的便于专制，显而易见，容易招人反抗；不如儒家之术，隐而难知，得“吾且柔之”之道。则全是用后世人的眼光议论古事，实在是陷于时代错误的。然则儒家之学，所以独受世主的尊崇，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我说这个在后世是全然出于因袭，并没有什么道理，儒家之学，在社会上势力已成，做君主的人，自然也不去动它。况且君主也是社会里的一个人，他的思想也未必能跳出社会以外。全社会的人，都把孔教当做“天经地义”，他如何会独想推翻孔教呢？至于汉武帝所以尊崇儒术，则和秦始皇说“吾悉召文学……土甚众，欲以兴太平”（《史记·秦始皇本纪》。参看第一章），是一个道理。原来一个人治天下，无论怎样凭恃武力，总不能全不讲教化。而讲教化，只有儒家之学最长（因为它“治具”最完备。《七略》说儒家之学，出于司徒之官，是不错的）。而且汉武帝，是个喜欢铺张场面的人，而巡守封禅……典礼，也只有儒家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仍要留着博士之官（他出去封禅，也是教儒家议礼），也是这个道理。不必过于深求，反生误解的。

西京儒学的传授：最初，就是《史记·儒林列传》所说：“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到后来，则分为十四博士。就是：

以上十四家，都是元帝以前所立，《书》的欧阳、大小夏侯，同出伏生；《礼》的大小戴，同出后苍；《易》的施、孟、梁丘，同出田何；《公羊》严、颜二家，同出胡毋生；只有《诗》的鲁、齐、韩三家，没有公共的祖师；然而三家的说法，总是大同小异。

到平帝的时候，才另有一派学问。其源出于刘歆，歆移书博士说：“……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促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于是别立《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又有毛公的《诗》“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汉书·艺文志》）。这一派为“古文之学”。

“今文”就是汉时通行的隶书。西汉诸经师，都是口耳相传；所传经文，就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到刘歆等，才自谓能通史籀所造的“大篆”，和大篆以前的“古文”（参看第一篇第十章第二节）。所传的经，别有古文本为据。于是人家称这一派为“古文学”，就称西汉经师所传为“今文学”以别之。所以今文古文，是既有古文之学以后，对待的名词；古文未兴以前，“今文”两个字的名词，也是没有的。

东汉之世，古文之学，比今文为盛：卫宏、贾逵、马融、许慎，都是古文家的大师；而郑玄遍注群经，尤称为古学的“集大成”（其实郑玄是兼用今文的，不过以古文为主）。三国时代，出了一个王肃，专和郑玄为难，伪造孔安国《尚书传》、《论语》、《孝经注》、《孔子家语》、《孔丛子》五部书，以互相引证。又有一个注《左传》的杜预，和他互相影响。于是古文之中，再分出郑王两派，互相水火（古文家本没有师法可守，各个人是互异的，但不如此地互相水火）。遭晋永嘉之乱，两汉经学传授的统绪中绝，于是今文家的书，只传得《公》、《谷》和《韩诗》，而并无传他的人；古文之学，也几乎中绝，而魏晋人一派的学问大行。现在所传的《十三经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注》外，只有《公羊》的何休《注》，还是西汉今文家言。其余《诗经》的《毛传》，是纯粹古文家言。郑《笺》虽兼采今文，然而既没有师法，就和他所注的《三礼》，和赵岐注的《孟子》，都只算得古文家言。此外《书经》的《伪孔传》、《易经》的王弼《注》、《谷梁》的范宁《集解》、《左传》的杜预《集解》、《论语》的何晏《集解》、《尔雅》的郭璞《注》，就都是魏晋人的著作。

咱们原不必有什么“薄今爱古”之见，就看了儒家之学和其余诸家，也是平等的，难道还一定要考出什么“今文家言”来，以见得“孔门口说”之真？然而这其间有一个很大的关系。生于现在，要考校古代的历史，不能不靠古人所传的书；而古人所传的书，也有个分别。大概其说法出于从古相传的多，则虽看似荒唐，而实极可靠，把后人的意思掺杂进去多的，骤看似乎可信，其实仔细考校，总和古代社会情形不合。从这一点看起来，却是西汉今文家的话，价值最大；东汉古文家次之；魏晋时代的人，价值最小了。百家所传的书，只有儒家最多。咱们现在，要考校古史，其势不得不借重于儒家的经，要借助于儒家的经，其势不得不借重于汉以后经师之说，要借重于汉以后诸经师之说，就对于汉朝的今古文，和魏晋人所造的伪书，不能不加以分别。本书里头，论到学术派别。书籍真伪的地方很多，都是把这种“分别史材”的眼光看的。

汉朝人还有别种学问，并入别一篇里讲，以便有个条理系统，免得琐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