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3 鸣鹤镜春朗润三园

沿着第一体育馆前的大路往北,东侧有一片小湖,亦为一处园林遗迹。清代这里的水面比现在大不少,属圆明五园之一——春熙院。春熙院本也是淑春园的一部分,乾隆年间归入圆明园,嘉庆七年(1802年)又划分成西部的鸣鹤园和东部的镜春园(图2.24),分赐给嘉庆第五子惠亲王绵愉和第四女庄静公主。今天鸣鹤园和镜春园基本保持了原来的格局,园中景色却已不复旧观。镜春园东南的歇山式宫门三楹已无迹可寻,鸣鹤园东西两处水域围成的禄岛和福岛也变了模样(图2.25)。

在明清两朝的大力经营下,海淀一带的园林风光无限。然而这些璀璨的群星也逃不过盛极则衰的历史宿命,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今日北大校园所覆盖的区域除朗润园外无一幸免,众多园林均在那场大火中损失惨重。从此,雕梁画栋付与那断井残垣,“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图2.24 今日的“镜春园75号”,现在的北大基金会。方拥摄。

图2.25鸣鹤园中福岛附近的水面。方拥摄。

图2.26朗润园平面图。引自《燕园史话》。

让人痛心疾首还不止于此,鸣鹤园和镜春园似乎比其他园林更加命运多舛。民国初年,徐世昌以十分低廉的价格租得两园,合称“淀北园”,合约上的租期仅为数年,他竟大量拆除园中建筑,将木料运回老家。其实这也是近代许多珍贵物质遗产的普遍遭遇。鸣鹤园后归陈树藩[1]所有,1928年卖与燕京大学;卢沟桥事变以前,镜春园仍为徐世昌所有,燕大与之商谈购买之事未妥,直至建国后北大迁入燕园,镜春园始并入校园。

朗润园(图2.26)原名“春和园”,曾赐予庆郡王永璘而被叫做“庆王园”。第二任园主是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恭亲王奕[2]。奕病逝后,朗润园按例收归内务府。退位的清帝仍保有此园产权,为避免朗润园遭遇鸣鹤园与镜春园那样的劫难,逊帝将其赠与奕譞第七子载涛。载涛居住在园中时对近代的文物保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今日未名湖中的翻尾石鱼,办公楼前的石麒麟和丹陛,圆明园西洋楼观水法御座后的石屏风等,均由载涛从圆明园运至朗润园,才幸免于被倒卖至国外的命运(图2.27)。

图2.27 左:载涛从圆明园中抢救出的石麒麟,现置于贝公楼前。中:载涛从圆明园中抢救出的丹陛,现置于贝公楼前的台阶上。右:载涛从圆明园抢救出的翻尾石鱼。燕大学生从载涛手中购来此鱼赠送母校,现被置于未名湖中,成为湖畔一景。方拥摄。

燕大建校不久,载涛将朗润园租给学校作为教师住宅。两校合并后,租约到期,北大将该园买下。为了解决用房困难问题,于1957年至1960年间,在园区东部新建六座教职工住宅和一座招待所。后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于1995年10月至1997年5月筹资对朗润园进行了全面的修缮和增建,致福轩等建筑均采用了中国古典的建筑形式。(图2.28)

现在园中可见一石碑,“朗润园”三字为季羡林所题 (图2.29) ,有名的“季荷”即植于此园。季先生因觉得园中湖面有些单调,随意种下几颗莲子,数年后竟收获满池的亭亭玉立,同住朗润园的周一良赐名为“季荷”。可惜万泉河改造以后,燕园湖泊的水源问题一直难以解决,终于2005年某日断水,朗润园小湖一夜之间全部干涸,从此再难寻觅“池花对影落”“猫扑白玉盘”的情境。

图2.28 朗润园攒尖亭。苏杭摄。

图2.29 季羡林题写的“朗润园”石碑。苏杭摄。

[1] 陈树藩(1885—1949),陕西安康人。曾参加辛亥革命,后坐拥陕西。1921年冯玉祥接任陕西督军后仓皇出逃,寓居津、沪、杭等地。抗战期间,拒当汉奸,避走四川。

[2] 奕(1832-1898),道光第六子,封恭亲王。1861年他与慈禧联手发动“辛酉政变”。后与曾国藩、张之洞一起掀起“洋务运动”,并筹划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