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最后的山水

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十五日（1793年8月21日），以向乾隆皇帝拜寿为名，伦敦派出的由资深外交官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 1737—1806）率领的使团到达北京。这些英国人被安排住宿在圆明园附近一座雅致的宾馆弘雅园^[1]中。经历一个半世纪的沧桑，这里成为北京大学校园的一部分。

这不是英国第一次派出访华使团。之前的1788年，英国派遣的国会议员喀塞卡特（Charles Cathcart）在访华途中病死，使团被迫返航。但英国人对与中国建立直接联系的热情不曾稍减，在充分准备后马戛尔尼使团终于抵达中国。形成对照的是，正处在康乾盛世的中国却沉浸在自己的繁荣中，对海外发生的一切缺乏兴趣，并几乎把海外的华人与盗贼等同视之^[2]，更谈不上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了。

工业革命以及海外拓殖带来了巨大的收益，18世纪的英国，国威远播，这个地图上的蕞尔小邦在各大洲拥有辽阔的殖民地，号为日不落帝国。帝国在印度的殖民地与中国西藏相接，世界两大帝国的碰撞已经不可避免。

法国的皇帝对于神秘的中国也充满了好奇。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之前100多年（1685年），路易十四派遣6名耶稣会士^[3]赴北京，受到康熙皇帝以及中国上流社会的礼遇。其中一名传教士白晋^[4]（P.Joachim Bouvet, 1665—1730）回国后，在巴黎办了一个中国文物展览，轰动一时，此举亦令中国物品所代表的文雅与高贵受到欧洲上流社会追捧。进入18世纪，随着法国海外殖民地收缩，以及政治日益腐败，内外交困下于1789年爆发了大革命，帝政被推翻。消息传到北京，中国对在华外国人的行动严密监视，就连被视为技匠和天文学者的西方传教士和欧洲的通讯也受到严格检查。倒不是出于对泰西之地“佛郎机”人的关心，也并非对世界大势的敏感，这种做派只是为了防止法国革命中所鼓吹的种种破坏秩序颠覆政府的主张流入中国，妨害自己的帝位及国家稳定。这种反应可能有点自作多情，日后英法联军摧毁帝国的乐园——圆明园时，那种无知而无助的痛苦与孤独，已经溢出了中国古代异姓王朝鼎革历史经验的庞大容器。

乾隆一生建下许多不世伟业。使团到达前，他刚刚完成了自己的“十全武功”中的最后一件——再平廓尔喀（今尼泊尔），自命“十全老人”，中国的四荒与列强的势力范围渐成犬牙交错之势。天下太平了，接下来自然有万国来朝。但四海的夷狄已经不是过去的夷狄，“天下”的重大变局氤氲酝酿即将汇成巨流。

英使为乾隆贺寿而来，十全老人是很高兴的。按照惯例，帝国把他们当作来自远方的进贡使团看待，皇帝对于此次接待使团入觐非常重视。可能使团早有准备，而中国人对于发生礼仪摩擦显然有点措手不及，据说双方最后都做出了一些妥协，存世的中西档案中各执一词，真相已很难复原。清廷档案表示使团最后行了三跪九叩礼。而随团画家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绘制了一幅使团副使斯当东的儿子小斯当东（Stauton, G. T.）觐见乾隆时单膝下跪的图像（图0.4），显然这是对另一幅速写的重现，主人公原本是马戛尔尼。此中玄机谁又能够道破呢。

图0.4 小斯当东谒见乾隆。小斯当东通晓汉语，使团和中国交涉的文书多由他誊录，在觐见过程中，深得乾隆的喜爱，颇有赏赉。这幅图乃根据另一幅草图而绘，跪地者为马戛尔尼。图片来源同上。

一图成谶，画面中心单膝下跪的小斯当东将改变东方，他的兴趣可不止于乾隆赏赐的丝绸糖果之属（图0.5）。返回英国后，通晓汉语的小斯当东译出《大清律例》，正在兴起的欧洲再也不用通过想象来构建中国的法律体系，舆论大哗。当英国第 三次派出阿美士德（Lord Amherst）使团来华的时候，未能谒见嘉庆帝。出任副使的小斯当东认为行三跪九叩之礼有损英国国体，坚决反对，使团因礼仪被驱逐。多次谋求通商未果，英国通过向中国走私鸦片来平衡巨额的贸易逆差，面对生民疲弊、白银外流，忍无可忍的中国人销毁鸦片，抵制这项罪恶的生意，查禁鸦片的林则徐致函维多利亚女王责以“以中国之利利外夷……岂有反以毒物害华民之理……试问天良安在？”这合理正义的要求却成为战争的导火索，苏格兰的大毒枭威廉·查顿（William Jardine）积极策动英国政府对中国开战^[5]，小斯当东主战甚力。

1840年，英国议会以五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对华战争的议案。1842年，中国战败，签订《南京条约》，使团未曾达到的目的通过战争达到了，连鸦片贸易也被默许，这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列强并不满足于他们的既得利益，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得知清廷“虐待英法外交人员”后，直趋海淀集贤院，将“万园之园”圆明园付之一炬。圆明园被毁给每一个中国人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也让这片土地无比沉重。法国大文豪雨果对圆明园被劫掠烧毁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义愤。21世纪的今天，我们更要珍惜这别样的呼喊。大革命以来，法国人保护文化建筑的意识是何等地深入人心，战争永远是反人性、反文明的，当然不能指望来中国征战的一群异邦人是怎样的文明之师，可是经联军洗劫后的残园又经国人的反复搜括。国运不昌可以搪塞，然民智未开不也成为近代无数仁人志士的切肤之痛！

同圆明园一起被毁的，还有中国历史自发演变的可能性，我们的历史被斩断了。中国到底是被殖民化了、西化了、还是边缘化了？徜徉废园中，山水依旧，草木枯荣，故园曾是何等的堂皇。历史的残酷让此园承载了太多的意义，或许宿命中此地注定荒芜，而我们还要苦苦寻觅。

马戛尔尼使团在京居留的弘雅园，其前身是明代米万钟在海淀的私园勺园，故址位于北大校园西南^[6]。“淀之水，滥觞一勺，都人米仲诏浚之，筑为‘勺园’。”^[7]盖园名“勺”取“海淀一勺”之意。米万钟，字仲诏，号友石，顺天府（今北京）人，祖籍山西晋阳，善书法，与董其昌并称为“南董北米”。勺园颇具规模，《天府广记》云：“海淀米太仆勺园，园仅百亩，一望尽水，长堤大桥，幽亭曲榭，路穷则舟，舟穷则廊，高柳掩之，一望弥际。”米氏造园颇具匠心，在品题上更为人称道，有“风烟里”、“太乙叶”、“翠葆榭”、“林于澨”等种种会心臻于化境。仲诏念该园“在郊关，不便日涉，因绘园景为灯，丘壑亭台，纤悉具备。”^[8]除勺园外，米氏在京师尚筑有湛园、漫园。京师贵胄咸称其家有四奇，园、灯、石、童，勺园自是四奇荟萃。米万钟好石，秉承其先祖米芾^[9]所嗜，米氏之衰，亦因石而起，颐和园乐寿堂庭中名石青芝岫正是米氏遗石，也称“败家石”（图0.7）。中国营建称为土木之工，石亦不可小觑，在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园林艺术中石占据重要地位^[10]（图0.8）。

李园，明神宗时武清侯李伟别业。李伟为明神宗生母之父，于海淀筑“清华园”^[11]，人称李园。米园与李园相依，文献中说“李乃构园于上流，而工制有加，米颜之曰：‘清华’”。明季刘侗《帝京景物略》“海淀”条载：“福清叶公台山（叶向高，号台山）过海淀，曰：‘李园壮丽，米园曲折。米园不俗，李园不酸。’”天启四年（1624年）致仕归里的叶台山邀时称“西来孔子”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Givlio Aleni）到福州，“三山论学”成一时之盛。艾著述颇丰，特别是将西方地理大发现以后的新地理知识传入中国，编成《职方外记》。此外，叶向高与利玛窦（Matteo Ricci）（图0.9）的交游也传为佳话^[12]。入清以后，士人认为《职方外记》“辞不雅训”。纪晓岚在编纂《清朝文献通考》时说该书“五洲”之说“语涉诞诳”。中西方这次亲密接触就这样停滞了，殊为可叹。

康熙在米氏勺园基础上建弘雅园^[13]，乾隆时把淑春园^[14]赐予和珅，多有营筑。时过境迁，中国古典园林景观依然在校园里留下蛛丝马迹。在勺园遗址上新建的勺园公寓现在居住着各国留学生，北大延续了中国精神中开放的一面，几经兴废的勺园，默默注视着中华民族的百年奋斗历程。如今勺海荷花岁岁枯荣，长亭蜿蜒，校史馆在小桥流水的画面中若隐若现。展玩米万钟手绘《勺园修禊图》（图0.10），更有一种思古幽情。该图典出《兰亭集序》：“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可以想象古时文人曲水流觞，偃仰啸歌，何其盛也。修禊，每年春天三月三日举行，寓意祓除岁秽，获取新生，后演变为文人雅集的盛会。《诗经·郑风》：“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女曰：‘观乎？’士曰：‘既徂。’‘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描写的就是三月修禊日男女相约游乐赠花的动人景象。可喜的是，未名湖边仍存有一座小巧的山门^[15]，唤作“花神庙”^[16]（图0.11），岂不妙哉！

从东晋会稽山阴的兰亭，到明末海淀的勺园，中国园林艺术臻于成熟，这是一整套反映中国知识分子世界观的知识的物化。明代末年是一个喧嚣的年代，经济的繁荣，出版业的发达，市民阶层的兴起，对传统知识分子的权威形成了挑战。流行于明末的求奇求古的学术风气弥漫士林，天主教来华传教士来华造成的东西文化交流让人瞩目。人口膨胀知识普及造成了大量文人隐没市中，山林之趣成为社会的普遍追求。更有中国园论之集大成者计成的《园冶》刊行。表面繁荣难以掩盖明帝国的政治腐败和底层百姓的困苦。果然好景不长，家国破碎就成了知识分子面临的重大社会命题，勺园之转为皇家园林也是当时国家命运的一个缩影，这种思潮在入清以后依然波涛汹涌，汇聚成《桃花扇》的国恨家仇，甚至书法艺术亦趋于求古求拙，一改明末的奇巧之风。文字狱兴起也促使更多的学术精英沉潜于故纸堆中求索训诂，艰难的国家认同一直伴随着清王朝的始终。

王朝鼎革，《园冶》因为与明末佞臣阮大铖的纠葛而被士林抛弃。直到近代才从日藏汉文书籍中被重新发现。清朝统治者接纳的，就是这最后的山水。他们对这山水的偏爱达到了令人惊异的程度。康乾都曾多次南巡，采集画稿，在海淀大兴土木。这样大规模的园林建设，就其持续时间、面积大小、艺术高度而言都空前绝后（图0.12）。对山水的喜爱，是对历史的夸张复现。从秦皇汉武治上林苑凿太液池、宋徽宗营艮岳、元代皇帝兴三海。及至清朝，海淀这片地势低洼的水沼成为帝国的心脏地带^[17]。这里存留了我们民族伟大的建造技艺，精妙的构思创意。传统的营造方式也达到顶峰，涌现出了像样式雷这样的营建世家，留下了数以万计的图样烫样，成为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观（图0.13）。

清朝历代皇帝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推崇似乎还要超出汉族人，他们越要扮演华夏，就越要与夷狄区别之。庞大的清帝国对西方绝非毫无觉察，南部的广州、扬州靠着海运和漕运给中原输入了西方的产品，也带来了西式的风尚，连带建筑也悄悄地起了变化。这阵西风不可能不刮到北京，以至于乾隆甚至下令在长春园北部兴建了大规模的西式建筑群（图0.14）。当时，这些装饰和建筑也仅仅是帝国强盛的附庸和点缀，这个集锦式的园林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皇帝理想中世界的缩影。不仅仅追求尽为己有，而且根据自己的喜好随宜改造，真正做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长春园西洋建筑顶上覆盖着蓝色的琉璃瓦，在皇帝看来，这样才更和他的园子相称吧。20世纪，当来自欧美的建筑师也把漂亮的琉璃瓦覆盖在自己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上时，乾隆该作何想？

历史的洪流已经把我们推到了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末的一系列改革催生了总理衙门、京师同文馆以及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中国艰难地迈向了近代化。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背景上讨论北大的校园建筑及其沿革，或可为中国近代历史之镜鉴。“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回顾过往，如何以更开放的心态去认知自己，怎样以更平等的视角来理解他人，或许能够找到一条道路，不仅仅是通向中国未来的建筑。

[1] 弘雅园，《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中作宏雅园，当为避乾隆皇帝名“弘历”讳改。弘雅园营造于康熙年间，并由康熙皇帝亲题匾额“弘雅园”，后赐给郑恭亲王积哈纳，乾隆四十九年积哈纳死后应已收归内务府奉宸院，嘉庆时改为集贤院，方便大臣在圆明园办事寄宿，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用来关押外使。

[2] 清代对中国人出海有着严格的限制，迁于海外即被视为化外之民，任其自生自灭。见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123页。

[3] 耶稣会士，天主教中的一个教派。在中西交通史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开创了西方的汉学研究，一方面将西学介绍到中国。1764年在法国被禁止，1773年被罗马取缔。详见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第17-41页。

[4] 他著有《康熙皇帝传记》、《中国现状》等书。

[5] 从鸦片贸易中赚取的巨额财富使得大毒枭们得以广置田宅，并在英国国会购买席位，左右政局。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让英国永远蒙羞，更让中国蒙耻。

[6] 《帝京景物略》云：两园（清华园和勺园）之北，有桥，曰：“娄兜桥”，一曰“西勾”。北大西校门南不远处即是娄兜桥故址，每逢雨季，常积水盈尺。这里也是未名湖水系原来的入水口。

[7] 载《譻宁》，录自《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园林部》。

[8] 见《长安客话》海淀条。

[9] 米芾，宋代书法家，祖籍山西晋阳，爱石，至呼石为兄，惊而下拜，人称为癫。米芾相石曰“瘦、秀、皱、透”。

[10] 到宋徽宗筑艮岳时采办花石纲已臻极致，此风日炽，全国遂有名石如太湖石、灵璧石、锦川石、黄腊石等脱颖而出，江浙一带的太湖石尤得文人墨客追捧。关于石在园林中的作用，参阅童寯，《石与叠山》，载《童寯文集》第一卷。

[11] 非今清华大学所居之清华园。康熙年间改建为“畅春园”，雍正乾隆继而兴建圆明、清漪诸园。有清一代园林之盛，康熙滥觞之功不可没。

[12] 利死后，按惯例本应葬在澳门。叶向高认为“自古来华洋人中，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乎？毋论其它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力主尊重利氏遗愿将其葬在北京。

[13] 此园当比原勺园规模为小。

[14] 淑春园当包含原勺园一部。

[15] 山门，佛寺大门称为“山门”，寺院多居于山林之处，故名。又作三门，即“三解脱门”，佛教概念，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山门也可指称非佛教庙观的大门。详见白化文，《汉化佛教与佛寺》。

[16] 花神庙额为慈济寺。据何重义、曾昭奋，《圆明园与北京西郊园林水系》（载《圆明园第一集》）中所录鸣鹤园平面图，鸣鹤园中原有花神庙。

[17] 从康熙以来的历位清帝，当然还有慈禧，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并不居住在紫禁城，而是在海淀以及承德的离宫别院“避喧听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