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北大的营建和建筑教育

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皇帝下诏设立京师大学堂，推广新式教育，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最高学府，也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管理机关。百日维新后，京师大学堂硕果仅存^[1]，艰难维持，不意在庚子年的惨祸中横遭摧残^[2]，先遭土匪抢劫，后沦为德、俄兵营，学生四散，图书仪器难觅其踪。庚子战后在张百熙等人奔走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大学堂复校^[3]，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京师同文馆^[4]并入大学堂。奉两宫谕，张百熙“谨上溯古制，参考列邦”，拟定了京师大学堂暨各省高等学、中学、蒙学章程，得到钦定颁行，这就是中国第一部有关实业教育的系统文件——《钦定学堂章程》，称“壬寅学制”。次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又重新修订章程。新章程即《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图1.10）。两份章程中对建筑学科的课程已经有了详细规定。这些课程设置所本，据信是1887年日本工部大学校改为东京帝国大学时造家学科（1897年改称建筑科^[5]）的课表。建筑学科课程体系及“建筑”一词传入中国显然是受到日本的影响^[6]，近代中国开始了艰难的学科外来移植过程。但是，由于国内缺乏这方面的人才，直到20多年后，国内才出现了比较正规的建筑学科^[7]。

甲午惨败和庚子战祸给国人造成了难以抹去的伤痛。西化代表了风尚，为全社会所追逐。西式建筑也以其科学、卫生的特点成为进步、文明的象征，中式建筑则成为落后、野蛮的。以至于20世纪初北京前门商业区的商铺重建几乎都采用了西洋式样，这些建筑由本土工匠建成，多半利用了传统的结构技术，保留传统的美学观念，使用了中国固有的纹样和装饰，但在局部吸收了西方建筑采用的构件和做法，例如拱券门窗、古典柱式之类。1893年颐和园清晏舫舱楼内外装修即进行了洋式处理（见图2.36），1904年海晏堂建筑群在宫苑禁地中海建成（图1.11）。这些建筑的施工图样依然是由御用“建筑师”样式雷来完成的，建筑上的折中体现了“中体西用”的理想与执着。西方建筑师固然已在中国开展建筑活动，但中国最大量的建筑还是靠原有的土木匠师来实现的（图1.12）。

京师大学堂选址景山东面之马神庙和嘉公主旧第，这个地方后来成为老北大的二院，添建了一些洋式建筑，现存中西混合式的平房“西斋”和二层四面外廊式“藏书楼”；另在北河沿建了一批二层洋风楼房（原译学馆，后来的老北大三院）。大学堂建筑力图西化，从中不难看出其致力于建立新式教育体系的意图（图1.13）。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月拨北京德胜门外旧操场东西四百八十丈，南北四百四十丈建设“分科大学”^[8]，专门成立了工程处管理建筑事宜，负责 规划的有张鍈绪、何橘时、彦德、范源廉和陈嘉会。其中张鍈绪在日留学期间曾稍治建筑之学，1910年于农工商部高等实业学堂教授建筑功课，7月完成《建筑新法》一书。该书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一本由中国人撰写的现代建筑学专著^[9]（图1.14）。

1910年，大学堂分科大学开学。然1911年冬辛亥革命爆发，“学款移作军费，大学遂无形停办”。清帝逊位后，紫禁城旁的北京大学更为冷落，校长严复力陈北京大学不可停办才挽回局面。分科大学已建成的经科大学讲堂^[10]、文科大学讲堂等处不久也被变卖，转为军用。北京大学直到1917年校长蔡元培进行改革，才进入其发展的黄金时期。

1914年，刚刚来到中国的美国建筑师墨菲（Henry K.Murphy, 1877—1954，图1.15）在新立不久的清华学堂^[11]找到了他的事业，他规划建筑了清华校园内的四大建筑，留美归来的庄俊担任清华驻校建筑师协助墨菲的工作。这个时期不少清华人意识到建筑学是一门高尚的学问，社会潮流特别是墨菲的亲身实践促成了20年代大量学子负笈美国学习建筑学，其中就有杨廷宝、陈植、梁思成、童寯等后来在中国享有盛誉的第一代建筑师，他们将左右未来中国建筑学的发展方向。

在美国已出色完成过学校设计的墨菲本人或许对清华这样的设计信手拈来，但他并不止于此。来到北京的墨菲，被故宫紫禁城深深震撼，这种壮美体验也成为他后来许多设计的源泉。曾经在墨菲事务所供职的著名城市规划家埃德蒙·培根（Edmund Bacon）所著的《城市设计》也说到“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单项作品就是北京了，这座中国的城市是设计作为帝王的居处，意图成为宇宙中心的标志。……在设计上它是如此辉煌出色，对今日的城市来说，它还是提供未来设计意念的一个源泉。”^[12]可以说这是对墨菲工作的基本概括。

1928年夏，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建筑系^[13]创设，是为北大建筑系的前身。系主任汪申^[14]、另有讲师华南圭^[15]等。汪、华两位先生留学法国，主张中国也像法国一样将建筑系设在艺术学院中，但“由于在艺术学院里近艺术较多，与中国情况不适合”^[16]，不久建筑系分出，改隶北平大学工学院。沈理源（图1.16）1930年到工学院任教^[17]，并于1931及1934年出任系主任，教授建筑设计和建筑图案。汪申、华南圭、乐嘉藻、林是镇^[18]、朱兆雪^[19]等皆在工学院出任教职。

建筑系乐嘉藻写成中国人著的第一本中国建筑史（图1.17）。作为一名争取民族自强的斗士，乐先生接触到西方建筑学之后，深感中国建筑传统继续沦为匠人之学而遭荒废的危险，因而“留心（中国）建筑之得失”，矢志整理弘扬中国的建筑文化。为了完成这部著作，乐先生耗费大量资财搜集材料，进行田野实地考察，做了大量前期准备之后六易其稿乃成^[20]。此时正在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梁思成怀着热切的心情读到了这本书，受过科学训练的他当然不能满意这样一本“笔记”类的书。冷静地看，其实乐先生具有独特的建筑史观，他并不认为数千年的中国建筑史最突出特点是结构上的进化或退步，放在历史和文化的视野下，比物质更根本的还有建筑背后的精神。这些观点在当时全社会鼓吹科学的大背景下是很容易被攻击的，当今恰恰要借用乐老的资源来反思这一点。

30年代的北大进入了一个大规模的建设发展阶段，这时期梁思成设计的北京大学地质馆（1934年）和女生宿舍（1935年）（图1.18）明显受到了现代主义的影响，简洁实用，重视材质表现。在南京引领“中国传统复兴式”建筑潮流时，他的实践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建筑的另一支脉。

建国后，工学院教授朱兆雪、赵冬日、华南圭等受邀与梁思成、陈占祥及苏联专家研究首都城市规划。朱、赵、华认为行政中心应该放在旧城，而梁、陈则坚持在城西另建新城，这一争论，如今依然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工学院建筑系并入清华大学，历数北大建筑培养出的著名学者如冯建逵、于倬云、杜仙洲、臧尔忠、祁英涛、王炜钰等，他们为中国的建筑事业特别是古建筑保护和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喜的是，相隔近半个世纪，北京大学再次开启了建筑学的教学和研究，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北大重又介入到中国当下的建筑活动中来。

[1] 京师大学堂酝酿已久，以慈禧为首的保守派也对其表示支持，“以萌芽早，得不废”，因能渡过难关。1896年刑部尚书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第一次议立“京师大学堂”，传为梁启超手笔。参见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第19页。

[2] 1900年，新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许景澄因反对义和团运动被处死，学校关闭达两年。参阅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48页。

[3] 1月10日，清政府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12月17日，举行入学典礼。1951年前，北京大学即以12月17日为校庆纪念日。

[4] 1862年设，为中国第一所培养外语人才的新式学堂。

[5] 日本在著名建筑家伊东忠太倡导下将造家学科改称为建筑科。

[6] 参阅赖德霖，《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第116页。另参见沙永杰，《“西化”的历程——中日建筑近代化过程比较研究》。

[7] 中国最早的有系统、有规模、持续办学时间较长的建筑系是江苏省立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开办于1923年。

[8] 即本科，京师大学堂于1910年开始招收本科，辛亥革命前尚无本科毕业生。

[9] 张鍈绪，字执中，直隶天津人，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具有开创意义。1905年，经殿试得进士出身，分商部任主事，曾在北京、保定等处监理工程，并任农工商部中初两等工业学堂教职和直隶师范学堂监督。赖德霖认为：“他（张鍈绪）是目前所知将‘建筑’这一新的学科名称、学科内涵及其实际应用原理一起引入中国大学教育的第一人；尤为重要的是，《建筑新法》向中国引介了一种以使用功能为出发点和以结构构造为基础的现代设计方法。”详见赖德霖，《中国第一部建筑学专著〈建筑新法〉及其作者张鍈绪》，载《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

[10] 儒学为中国封建帝国立国之本，清末的新式学堂，经学占有重要的地位，故专设一科；辛亥后提倡学科平等，不再单独彰显经学。

[11] 清华学堂以取址清华园，故名。清华园为原熙春园，始建于康熙年间，历来为清帝宗室别墅，咸丰间更名为清华园。

[12] 参考黄富厢、朱琪译，培根《城市设计》，第244页。

[13] 当时国民政府实施大学区制，建筑系设在艺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后建筑系改设在工学院，系主任沈理源。

[14] 曾任北平市工务局局长，中国营造学社社员，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专门建筑学校，1935年设计有有声影戏院。

[15] 江苏无锡人，1896年中举，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学生。1911年毕业于法国工程专门学校（学部官费生），获工程师文凭，中国营造学社成员。

[16] 艺术学院建筑系第一届毕业生黄廷爵访谈记录，载徐苏斌，《比较·交往·启示——中日近现代建筑史之研究》。

[17] 沈理源在1920年就对胡雪岩故居进行过测绘，后又组织北大工学院的师生测绘故宫，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关于沈理源，参阅顾放、沈振森，《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沈理源的建筑创作思想》（《建筑创作》2006年9月号）。

[18] 受业于林纾，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中国营造学社成员。

[19] 江苏常熟人，震旦大学肄业，留学法国、比利时。

[20] 参见乐嘉藻，《中国建筑史·绪论》。以及崔永，《乐嘉藻及其中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载《中国营造学社研究》第153-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