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英国对开普殖民地新旧交替的政策

英军对开普殖民地的两次占领　英军对开普的第一次占领历时八年，虽然名义上是代替“盟国”占领。但在实际操作中体验到开普极其优越的海军基地条件。心怀叵测的英国殖民当局做了“英国化”的长期打算：第一，英国当局取消加尔文教作为南非殖民地“国教”的地位，确立宗教自由的政策。这个做法深深伤了布尔人孤傲之心，埋下了对英国人不信任的心理。第二，1799年英国传教会到达南非，1802年又在贝瑟尔斯建立一所英国传教团。英国一反布尔人的加尔文教团基本上不向土著人传教的做法，而将传教重点放在土著民族身上，因而迅速产生了某种亲英的影响。

1802年3月27日英法签订了《亚眠和约》，维持了14个月的停战。1803年2月20日英国不情愿地撤出它统治了八年的开普殖民地，由荷兰政府接管。同年5月英法再度交战。1805年7月英舰逼近开普。1806年1月10日英国第二次占领开普。为了锻接英国梦寐以求的海上霸权的链条，这次八年占领，英国便不肯把它交还给荷兰了。1814年维也纳会议上，英国迫使荷兰政府正式将开普殖民地移交给英国。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前的70多年风云变幻的年月中，开普殖民地是英国从大西洋通向印度洋航线上最重要的军事基地。英国在好望角港口驻扎重兵和舰队，拱卫它在两洋航线上的两翼。

19世纪是世界海军装备发生重大变化的世纪，也是英国海外殖民扩张力度最大的时代。开普殖民地的获取和永久占领，无论对于英国维持海军优势或对它在东方市场的开拓来说，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条大英帝国“生命线”的连接，对于英国利用皇家海军作为推行“两个霸权”（军事霸权和殖民霸权）的国家政策的工具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19世纪30年代以后，英国军舰和远洋商船从风帆改成蒸汽动力，赢得了海洋上的“行动自由”，对克服好望角附近海面的风暴、拨正航向卓有成效，大大减轻了海员对好望角航路的畏惧心理。南非盛产的煤炭资源，在轮船时代使开普从两个世纪以来的海上食物供应站又成为更具重要性的加煤站。开普殖民地在大英帝国系统中的地位更显重要。

英国新殖民政策引起的动乱　英国早期（包括两次占领期间）统治开普殖民地的政策，政治上多异于荷兰：一、除上述宗教政策的开放外，在英国第二次占领即长期占领后，贝瑟尔斯多普传教团建立了教会农场，把脱离部落的科伊人和混血种人召集到农场，“分给”土地，形成自耕农式小农场，取得经验后又将此类农场拓展到松达赫斯河一带，形成“军屯”式的混血科伊人农场，以对付科萨人。二、为维护殖民统治，除驻扎正规军外，组织一支较大的武装警察队伍，借鉴英国在所有殖民地特别是印度利用土著当警察的传统^[1]，也为了省钱，招募大批科伊人（俗称纳马人）当警察，这一措施的实行引起布尔人很大的愤怒。三、在种族问题上实行两面政策，1809年颁布《霍屯督法令》，一方面宣告科伊人在法律上平等，享受一般的法律待遇；另一方面为了控制科伊人，不开罪布尔人，又规定限制科伊人的迁徙自由，凡离开住所所在区域必须携带通行证。后来有的史学家批评英国人是南非通行证的始作俑者。

法院制度的改革最触痛布尔人。过去法院多设在较大的城镇，对远徙边区的布尔人鞭长莫及。受布尔人虐待殴打的仆役、雇工哭诉无门。1812年英国改革法院制度的措施之一是设立流动法庭，每年到边远地区巡回，审理该地区积累下来的案件。以前，科伊人仆役受主人虐待只有忍气吞声，自从有了巡回法庭，纷纷上告。案例之一：在赫拉夫内特边区，科伊仆役布以斯控告其主人弗·贝佐伊登霍特。后者对法庭传讯置之不理，法庭派科伊警察传他到庭。他逃进山洞，拒捕时被击毙。死者弟弟扬·贝佐伊登霍特煽动桀骜不驯的布尔人，表示要为兄报仇。这件事被布尔人中的“共和国”分子加以利用，酿成叛乱事件。英国出动正规军镇压，布尔叛乱分子在斯拉格特斯内克（Slagtersnek）投降。英国把被捕的布尔人送上法庭，判处死刑。行刑时虽绞刑架折断倒塌，英国人仍把布尔犯人再度吊起来处死。这就是南非史上著名的“斯拉格特斯内克事件”。有的史学家过分夸大这一事件的意义，认为此一事件使内地边区布尔人从此对英国当局恨之入骨，成为后来（19世纪30年代）布尔人大迁徙的历史远因。

伦敦传教会的积极活动产生颇大的影响：直接的影响是使布尔农场主丧失了一大批廉价劳动力及后备军，间接的则对开普殖民地北部政治边界（南纬29°）形成深远的影响。坎贝尔传教士让亚当·科克领导下的一部分科伊混血种人（格里夸人）从奥兰治河流域迁到格里夸兰。此后格里夸人分裂成三部分，分别住在格里夸斯塔德（Griekwastad）、坎贝尔（Campbell）、菲利波利斯（Philippolis），形成三个效法布尔人传统的“半国家”性质的组织，从西到东绵延北疆，筑成了挡住布尔人向北扩张的屏障，为以后南非的种族政治地图画下了更加复杂的图景。

开普港补给站的作用不减反增　英国在统治开普殖民地初期，经济政策和土地政策与荷兰基本相同。对两洋航线船舶的鲜货供应一直维持着开普市场的繁荣。在法国军队占领埃及期间（1798—1801），英国通往印度的海峡联运道路受到严重威胁，英国不惜力量保障好望角航路的畅通，调遣舰队，驻军倍增。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在开普的驻军始终维持4000人以上规模。英国船队频繁进出开普港，消费大量食物。1807年末，英国总督卡利登伯爵致信英国陆军兼殖民大臣卡瑟尔雷（Castlereagh），指出“驻军数目庞大和泊港船舶增多，对农产品需求日益增长”^[2]，开普市场对内地牲畜的需求有增无减。1815年欧洲战争结束，驻军规模虽渐趋缩小，但在1815—1821年离开普海上距离最近的圣赫勒拿岛成为囚禁拿破仑的场所，为防止1815年“厄尔巴岛拿破仑逃逸事件”重演，该岛驻屯相当规模的军队和船舰。圣赫勒拿岛仅122平方公里，为火山岛，不产食物，这些军事人员和行政人员以及拿破仑身边一大帮人所消费的大量肉类全靠开普市场供应。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英国工业革命迅猛进展，东方殖民地如印度越来越成为原料产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印度棉花输往英国从1800年的506包激增至1818年的127124包；英国棉纱、纬纱和布匹（从加尔各答运进）输入印度在19世纪初接近于零，到1828（或1829）年分别猛增至149076磅，918646磅和价值296177英镑。^[3]航行于两洋航线而停泊于开普港的船舶数目直线上升。满载着纺织品驶往印度和中国的英国船舶，以及从印度、中国等地回航欧洲的满载生丝、棉花、茶叶、瓷器等货物的货船，都在开普港停泊，补充给养，船员上岸休养。泊港帆船，舳舻蔽水，云帆遮天。

开普成为英国新的羊毛原料供应地　1829年停泊开普港和伊丽莎白港的船舶增至301艘，以英船为多。每年仅供应这些船舶活羊就需要3.4万多只。1835年船舶继续增加到569艘，需供应活羊6.4万只。^[4]开普市场牲畜贸易连获厚利，历久不衰；加上绵羊开始供应羊毛原料，又辟新径。饲养牛羊数目直线上升，成倍翻番，以前所未见的巨大动力，持续地推动着内地的土地扩张。尤其从19世纪20年代起，开普殖民地饲养牲畜头数增长飞快：1821年绵羊总数为185万多只，1828年增至218万只，1833年再增至294万只。^[5]山羊数量也大量增加，1834年达162万多只。随着欧洲工业革命机器毛纺业的发展，开普殖民地市场出现新现象：对羊肉的供求关系继续增长的同时，对羊毛需求量更显著增长。英国毛纺业需要殖民地供应大量优质羊毛。澳大利亚已有供应不敷之虞，开普殖民地畜牧业重点开始转向生产羊毛。改进饲养技术的结果证明：西班牙美利奴羊颇能适应南非环境。1810年以后，南非美利奴羊毛输出逐年增加：1822年向英国出口羊毛2万磅，1838年增至49万磅，1851年再增至544万磅。29年间增加272倍。^[6]总之，在1867年南非发现金刚石矿前，供应过往船舶肉类和生产羊毛原料的畜牧业出口量一直超过种植业出口量（虽然驰名世界的南非葡萄酒出口量亦很多），形成南非殖民地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构成殖民地土地扩张的基本特征：在单位面积载畜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欧洲殖民者为扩展畜牧业（增加牛羊数目）而掀起的土地扩张运动方兴未艾。

英国新移民引起的扩张　在南非积攒了20多年统治经验的英国殖民政府，深感英国人在开普殖民地白人社会中“身单力薄”，缺乏社会力量基础，难以抗衡布尔人社会。英国政府需要一支效忠英国的白人力量。同时，要在南非实行“英国化”也需要英国人在白人人口中占一定的比例，使南非社会能为英国人所掌控。英国国内为缓和因30万复员士兵而加剧的国内失业问题的压力，也有移民南非的强烈呼声。1820年英国殖民政府拨款5万英镑资助从国内移民5000人进入南非。^[7]这批移民原计划定居在土地最肥沃、雨水充沛的楚尔惠尔德地区，英国设想培植出一批拥有技术的自耕农的农场。此后英国移民持续不断进入南非：1844—1847年继续移民4300人；1851—1862年1.2 万名英裔和德裔移民进入南非。^[8]

19世纪20—60年代陆续迁入南非的英国移民，相当大部分后来都迁入城市居住，如开普、伊丽莎白港、东伦敦等。开普英裔人口短期内增加一倍。具有英国文化特征的城市文明从开普向内陆城镇辐射。零售商店、赛马、板球比赛、报纸、辩论组织等英国特色文化点缀着沿海港口城市和内陆城镇。英裔移民文化水平较布尔人要高，他们后来在南非创立南非文学、建立学校和图书馆和争取新闻自由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也给南非各地建筑物染上了英国风格。

从1796年英国第一次占领开普时起，英国大小商人随军先后进入南非。这些善于经商的英国人很快就把开普城的生意经营得红火和多样化。初时，富裕的商人阶层像候鸟一样，赚了一笔钱就“飞”回伦敦，过一两年又采办一批货再“飞”过来。但有些商人渐渐定居下来，或举家迁来。定居的商人渐同荷兰人通婚。一批殷实的中产阶级在南非崛起。1820年开普城成为自由港，在提供信贷、供应贸易商品、金融咨询和服务方面同当时世界贸易中心伦敦联系起来，迅速促进了开普城的商业发展。

然而，生活在南非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英国乡居的新移民，如同其前辈荷兰和法国的移民一样，很快变成经营粗放牧业的农场主。他们如法炮制布尔农场主的“生产规模的扩大就是土地的扩大”这种无限扩张土地的逻辑。在土地扩张和剥削非洲人劳动力上，英国人和布尔人渐有着相同的利益。但毕竟英国移民在经济上、文化上都没有掐断同英伦诸岛的联系脐带，因而同英国国内市场联系较为密切。由于英国农场主经营的羊毛的商品性质更强，投入劳动力更多，英国移民逐渐产生需要采取与布尔人不同的剥削非洲劳动力的新方法——雇佣劳动的想法。同时又受到国际条件的制约：19世纪上半叶国际关系主流已渐受自由资本主义的支配，1807年英国议会决定禁止奴隶贸易，1834年后要在英帝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制度。因此，英国移民的殖民活动除了有与布尔人相同方面外，又形成新特点。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这种特点愈益突出。尤其是反映在对待非洲人（土著）的态度和政策上，既保持与布尔殖民者一致的方面，又存在矛盾和分歧。在初期，一致方面是主要的。

按照英国殖民政府的计划安排，英国移民要建立集约性的农场，以生产美利奴羊的羊毛，或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这两种产品主要输往欧洲。先由殖民政府将其手中控制的土地，低价分配给移民，每人（户）20英亩。殖民政府不切实际的计划很快就落空了。在南非当时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下，集约经营是难以成功的。南非牧场土地的载畜量，受干旱气候、稀少雨量和酸性瘠薄土壤的限制，很难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畜产品增加仍主要靠绵羊和山羊数量的增加。牲畜头数增加意味着牧地面积需要相应的扩大。这在南非高原几乎成为铁的法则。而南非生态环境中能生长牲口爱吃的“甜牧草”的地带毕竟有限。于是英国农场主几乎不到一代时间就变得与布尔人一样，成为对土地极度贪婪的殖民者。

布尔人经过一百多年的掠夺侵占，已经把加姆图斯河以西的好地都从科伊桑人手中强占过来，继续向东扩张受到科萨人的阻挡。英国人要扩大土地不可能把布尔人从科伊桑人手中抢来的土地再抢过来。英国军队在第一次占领开普殖民地时期（1796—1803）就曾站在布尔人后面对抗强悍的科萨黑人。到19世纪初，这两支从欧洲迁来的白人殖民者终于在大鱼河畔同时面对着部落组织保持完好的黑人。

[1] 英国在印度招募锡克人，廓尔喀人当警察、当兵，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得心应手的手法。在上海英租界，戴红头巾的锡克人警察曾被称为“红头阿三”，是中国人熟悉的殖民地现象。

[2] Neumark,S.，op.cit.，p.115.

[3]Dutt,R.，Th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Under Early BritishRule　,London,1956,pp.295—298.

[4] Neumark,S.，op.cit.，p.49,p.191.

[5] Ibid.

[6]de　Kieweit,C.W.，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Social and Economic　,Oxford,1964,p.　58.

[7]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Vol.1,p.279.

[8] Ibid.，pp.378-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