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人在一生中最早知道有南非这样一个国家，可能是从小学课本中关于15世纪末好望角（CapeofGoodHope）和新航路发现的叙述，在儿童心目中达伽马笔下的好望角，那是一个多么遥远的地方：迷迷濛濛、若隐若现于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浩瀚海水中。其实，在中国人航海最辉煌的时代——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他的船队曾四次驶抵非洲东海岸，进行友好的外交和贸易活动。距南非只有2600多海里航程的郑和船队可能从当地人所传递的信息中了解到：从麻林（马林迪，南纬3°）往南没有明朝拟造访的大的王国，只有部落；在索法拉以南的海峡洋流诡谲难测，风期不定，南航不顺，北返更难。因此郑和船队肯定没有继续南下进入南纬25°的南非的北界林波波河领域。此后，仅仅半个多世纪，世界形势遽变，殖民主义时代到来，整个印度洋逐渐被西来的欧洲殖民主义者控制了。从此，中国与非洲交往的性质就不再是中国人和非洲人所能决定的，而是由伦敦、巴黎、布鲁塞尔所规定。中国人大批进入南非是在五百年后的1905年。20世纪初的非洲大陆已经全部殖民地化了，而中国也被半殖民地化了。统治南非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在英布战争（1899—1902）后急需恢复它的最大的南非金矿，以增产黄金，便于1905—1907年从中国输入了7万多名华工。7万华工分批在兰德矿区一千多米深的矿井下面极其艰苦地劳作三年，开采黄金。契约到期，许多华工，甚至连矿井所在地区的约翰内斯堡城都没去过，就被装上海轮遣送回国了。新中国诞生后，中国与非洲大陆五十多个新独立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唯独没有与南非建交。南非白人政权对非洲人实施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遭到世界绝大部分国家的谴责，中国对国际社会对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制裁的正当要求，一向予以坚决支持，并且不同种族主义政权发生任何关系。1994年4月南非实行不分种族一人一票制选举，选出了黑人占多数的新南非政府。中国人民将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视为南非人民解放事业中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这一胜利不仅使南非人民摆脱了种族主义的压迫，而且为人类文明社会根除种族主义立下了丰功伟绩。1998年1月1日中国与南非建交，从此关系发展顺利。近十几年来中国人前往南非从事商业、投资活动以及中国学生赴南非留学，总人数达数十万人之多。而且，这种发展势头仍未呈减少的趋势。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人对南非的历史和现状的了解和研究的兴趣，方兴未艾。尽管有几十年时间，中国大陆人民实际上无法进入南非国土，但中国人对南非的关注和研究兴趣未有减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自60年代初杨人楩教授指导几名助教和研究生开辟对非洲史的研究以来，南非史和南非现状的研究一直是学科的重点，1997年北京大学成立非洲史研究中心也是以研究南非现状为重点。

从80年代初开始，笔者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南非史”、“南部非洲史”已有十数次。二十年时间中，历史学系研读非洲史的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中以南非史和南非现状为选题范围并最终作为毕业论文和学位论文题目的，占一半左右，可见中国青年学生和青年研究者对南非关注程度和兴趣之大。

二十多年来笔者在从事南非史教学的同时，搜集南非史料，并利用90年代初赴英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接触和搜集一些国内难以见到的档案材料和研究成果。本世纪初，笔者退出教学一线并完成研究生论文的指导工作后，开始撰写《南非史》。

笔者研究南非的重点侧重于“史”的方面，对“现状”的研究所下功夫相对较少，因此本书最后两章有关“南非现状”的撰写更多借重于吸收其他同辈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葛佶、夏吉生、杨立华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这是在这里要特别表示感谢的。另外，由于我国（除台湾地区）在1994年以前同实行种族壁垒的南非的隔绝，对南非文学的研究几乎空白。在80年代出版的三卷本《外国名作家传》所收近300名外国名作家中，没有一位南非作家。本书第24章关于南非文学的简述，基本上是吸收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2008年3月12日于北大—清华蓝旗营小区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