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张石川的《孤儿救祖记》

张石川导演，郑正秋编剧^[1]，张伟涛摄影。王汉伦饰余蔚如，郑鹧鸪饰杨寿昌，程宫园饰杨道培，王献斋饰陆守敬，郑小秋饰余璞。明星影片公司1923年出品。

张石川是中国电影的先驱者和拓荒者。因为成功创办和经营明星影片公司，也因为他所导演的《难夫难妻》《黑籍冤魂》《劳工之爱情》《孤儿救祖记》《火烧红莲寺》《歌女红牡丹》等影片的历史意义与价值，张石川在中国早期电影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张石川（1889—1953），原名伟通，字蚀川（后改为石川），浙江宁波人。少年时家道中落，即跟随舅父经润三到上海闯世界。在外国公司当过办事员，掌管过文明戏班，经营过新世界游艺场，还在瑞慎洋行做过买办。这些经历练就了张石川的商业头脑和处事能力，但真正让他全身心投入而能施展其经营天赋与才干的，还是电影。

1913年，张石川和郑正秋组建新民公司与美商合作制片，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这部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和郑正秋联合导演的作品，把旧婚姻习俗“从媒人的撮合起，经过种种繁文缛节，到把面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入洞房”，以及后来因新郎赌博而夫妻吵架、砸东西等情形搬上了银幕。^[2]这次“触电”使张石川念念难忘，尽管后来他在“亚细亚”公司摄制的《活无常》《二百五白相城隍庙》等滑稽短片都不成功，然而1916年，他又伙同朋友开办幻仙影片公司，自任导演并粉墨登场，把当时流行的根据清末吴趼人同名小说改编的时装京戏《黑籍冤魂》（夏月珊等编剧）摄成影片。该片描述一个封建大家庭因为吸食鸦片而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剧情真实动人、曲折委婉，很受观众欢迎。《黑籍冤魂》和《难夫难妻》分别以其反帝、反封建意识透露着时代的潮涌。

1922年，张石川与郑正秋等创办明星影片公司并任总经理。张石川主张影片拍摄要“处处唯兴趣是尚，以冀博人一粲”^[3]。公司开张后首批推出的由张石川导演、郑正秋编剧的《滑稽大王游沪记》《劳工之爱情》《大闹怪剧场》，即是此类作品。其中《劳工之爱情》（又名《掷果缘》,1922）是现今可见最早的国产影片。描写一个卖水果的小贩爱上对门郎中的女儿，为讨好郎中，他故意弄坏通往楼上俱乐部的楼梯，给郎中带来大批跌破摔伤的病人。最后郎中发财，有情人也成眷属。然而这种掷物、扑跌、互殴、追跑等着眼打闹的滑稽短片难以与走向成熟的欧美此类影片抗衡，张石川和郑正秋遂转而投拍长片正剧《孤儿救祖记》。

夏衍曾说：“最早的故事片，能作为艺术品的，也许就是明星公司的《孤儿救祖记》。”^[4]遗憾的是，因为年代久远其胶片没能保存下来，我们只能通过文字资料解析这部电影的艺术创造。影片主要情节是：富翁杨寿昌的儿子杨道生去郊外试骑新马，不慎坠地身亡。杨翁的侄子杨道培闻讯后欲谋家产，托族人杨子恒进说，杨翁同意立他承嗣。杨道培如愿，又把他的朋友陆守敬带来家中居住。陆守敬见道生寡妻余蔚如貌美而生邪念，遭斥责后，就把他发现的余蔚如怀有身孕事告诉杨道培。杨道培恐家产将被遗腹子继承，听陆守敬之计诬嫂不贞，杨翁大怒把儿媳赶回娘家。数月后，余蔚如生一子取名余璞，含辛茹苦立志抚孤成名。而杨翁自逐媳后，老境颓唐，万念俱灰。杨道培和陆守敬则利用时机攫取家产大肆挥霍。其时，杨子恒引荐教育家蔡伟东以建筑校舍事求助于杨翁，杨翁慷慨捐资，并喜其环境幽静而迁至学校附近居住。10年后，余璞长大也在该校读书，他学习勤奋、彬彬有礼，颇得杨翁喜爱。一天，杨道培被赌债所逼向杨翁索款遭到拒绝，他和陆守敬欲杀害杨翁，恰好余璞来到，机警地救了杨翁性命。余璞受伤，杨翁派人接其母至，才知救他性命者是其亲孙。杨道培临死憬然悔悟，将诬嫂不贞事告诉杨翁以赎罪，杨翁闻言流泪自责。祖孙翁媳因而团聚。最后，余蔚如感念全家重圆、沉冤大白是学校的功德，决定将所继承的家产拿出一半兴办义务学校，让那些无力求学的平民子弟能受到人生必需的教育。^[5]

影片的题材主题明显带有教化社会和改良主义的色彩。它在一个悲欢离合、曲折动人的家庭遭遇描述中，蕴涵着作者针砭社会、张扬传统伦理道德、提倡学校教育等现实内容。当时滑稽打闹片、凶杀侦探片等充斥影坛，《孤儿救祖记》关注现实人生，注重社会道德，其教孝、劝学、扬善、惩恶等题材主题，迎合观众心理而广受欢迎。其划时代的成功也影响到其他公司的制片计划，逐渐把中国电影引向一条比较健康的道路。

张石川导演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把这个悲欢离合、曲折动人且包含“主义”的故事，用影像画面表现得富于刺激性和娱乐性。时人评论张石川的电影，最突出的，就是它“多富刺激性，往往使观者之喜怒哀乐，发作于不自知觉间”^[6]。张石川注重刺激和娱乐，在剧情、结构、叙述诸方面都有鲜明的特色。

张石川谈电影首先强调以剧情取胜。曾有记者问及“导演之影片卖座最佳”的秘诀，张石川回答：“国产电影怒崛至今不过三年而已，观众程度于上海一埠稍见参差外，余皆以明了为先，而吸引观众以动情感者，唯在剧情见胜。”^[7]此片情节跌宕起伏、峰回路转，可见编剧安排故事的高超技巧。但也如论者言：“因剧料佳，能使布局有见好处也，然证诸已往，则未敢必。”^[8]所以张石川能把故事化为影像，使其离合悲欢、喜怒哀乐令人处处动容，实显其导演功力。并且他在以悲苦剧情感动人的同时，安排的滑稽穿插处亦多隽妙。如杨府又胖又傻的小家仆捉猪捆猪，最后他用捆猪绳绑缚陆守敬等场面，都让观众于悲苦剧情中破颜一笑，哄堂笑声中又令人沉沉无语，其“唯兴趣是尚”，加强了剧情的刺激性和娱乐性。

“剧情见胜”，再着意渲染，张石川的影片结构往往注重悲欢离合大团圆。张石川的电影前半大多悲惨凄凉，后来逐渐柳暗花明，最终是皆大欢喜。他认为：“不让太太小姐们流点眼泪，她们会不过瘾，说电影没味道；但剧情太惨了，结尾落个生离死别、家破人亡，又叫她们过于伤心，不爱看了。必须做到使她们哭嘛哭得畅快，笑嘛笑得开心。这样，新片子一出，保管她们就要迫不及待地来买票了。”^[9]该片人物是贞洁贤惠却饱受冤屈、含辛茹苦的妇女，阴谋作乱的小人与蒙蔽受害的老翁；主要情节线是“花开两枝”并行发展，逐步汇合形成高潮，最终真相大白而大团圆结局。这种传统叙事模式符合观众欣赏趣味，张石川导演时又着意渲染人物的喜怒哀乐，使其悲欢离合更加波澜曲折牵动人心。如影片接近尾声，翁媳相见，媳不愿再受屈辱遂负子而逃，翁得知事情真相后心怀愧疚拼命追赶，“观至此时，观众屏息无声，凝神一志，可谓登峰造极”^[10]。

不仅如此，张石川还强调拍电影必须像白居易写诗要通俗易懂。“张石川有个老生常谈，说一部新片开映，只要打听家庭妇女看了以后，能否把故事向旁人有头有尾地讲清楚。能，那就有希望受观众欢迎，否则就有失败的危险。”^[11]前引“以明了为先”即是此意。所以《孤儿救祖记》分幕琐细，交代清楚，叙述流畅。场景内容处于画面中心地位，镜头段落大致与剧情段落相符合，场面或镜头之间组接以叙事为主。有头有尾地讲述故事，环环相扣地展示剧情，是典型的受传统戏剧、说书影响的“影戏”手法。

然而，张石川在导演中也注重发挥电影特色。首先是追求表演生活化。他要求演员“要假戏真作，化身为戏中人，忘记自己”，告诉演员“感情要从眼睛中表露出来才感人，仅从脸部表情或是靠着嘴上说说不能打动人心”,^[12]并善于启发演员进入情境和角色，使其逐步摆脱文明戏舞台表演模式，转而重视人物形象刻画，更促成王汉伦、王献斋以及郑小秋等最早一批中国电影明星的出现。其次，是努力探索电影语言。如尾声翁媳追赶的场景，他以特写镜头表现余蔚如的惊恐情绪，用“最后一分钟营救”剪辑手法营造紧张的场面。他还用闪回镜头描绘余蔚如母子的生活回忆。时评“全片富有影戏色彩，减少新剧动作”^[13]，即是对其电影表现的肯定。此外，该片光线明晰、布景清丽、服装化妆富于民族色彩亦受好评。

《孤儿救祖记》之后，张石川还导演了《玉梨魂》（1924，郑正秋编剧）、《空谷兰》（1925，包天笑编剧）、《爱情与黄金》（1926，洪深编剧）等影片，并在1928年武侠神怪片热中拍摄了《火烧红莲寺》（据向恺然小说《江湖奇侠传》改编），在1930年有声电影探索热中拍摄了《歌女红牡丹》（洪深编剧），都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进入1930年代，张石川在时代大潮中带领“明星”公司毅然转向。这一时期，他导演《脂粉市场》《劫后桃花》《压岁钱》等片取得一定成绩，但新人迅速崛起已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不过作为电影事业家，张石川仍然生龙活虎能量过人，扩建拍摄场地，网罗创作人才，完善生产机制，使“明星”公司真正成为中国影坛的耀眼明星。抗战初期，“明星”厂址被日军占领并放火烧毁。一生心血毁于敌手，无异于扼杀了张石川的生命。此后他为其他公司拍片，只是借摄制电影而使自己残喘苟延。张石川一生都是为了电影活着。

张石川曾谈及他们早年的电影摄制工作，“正如是月黑天昏的夜行者一样，在暗中摸索前进”^[14]。中国电影终于在他们手上由萌生而发展。这样的先驱者不应被忘记。

[1] 该片剧情构思出自张石川，影片本事和对话字幕由郑正秋编写。1922年某日在从天津到汉口去会郑正秋的列车上，“我就在脑子里构思着下一个剧本的轮廓，由鹧鸪和小秋主演的。到汉口的时候，故事差不多已经构成了；我把故事讲给正秋听，征求他的意见。正秋极口称赞，说是一个很好的剧本。于是我打定主意将它开拍，片名就叫做《孤儿救祖记》。”（张石川：《自我导演以来》, 《明星》半月刊1935年第1卷第3—6期）

[2] 参见瘦月《中国最新活动影戏段落史》（《新剧杂志》第2期，1914年7月）、钱化佛《亚细亚影戏公司的成立始末》（《中国电影》1956年第1期）。

[3] 张石川：《敬告读者》, 《晨星》1922年创刊号。

[4] 夏衍：《在“二十——四十年代中国电影回顾”开幕式上的讲话》, 《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

[5] 参见谷剑尘：《中国电影发达史》, 《中国无声电影》，第1363—1364页。

[6] 徐耻痕：《中国影戏大观》，上海合作出版社1927年版，第118页。

[7] 心声：《张石川同时导演两大电影》,1926年11月19日《申报》。

[8] 肯夫：《观〈孤儿救祖记〉后之讨论》,1923年12月19日《申报》。

[9] 见何秀君：《张石川和明星影片公司》, 《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1980年。

[10] 醉星生：《银幕春秋》, 《银光》1926年第1、2期。

[11] 柯灵：《试为“五四”与电影画一轮廓》, 《柯灵电影文存》，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第301页。

[12] 王汉伦：《我的从影经过》, 《中国电影》1956年第2期。

[13] 舍予：《观明星摄制〈孤儿救祖记〉》,1923年12月26日《申报》。

[14] 张石川：《自我导演以来》, 《明星》半月刊1935年第1卷第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