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程步高的《春蚕》

程步高导演，蔡叔声（夏衍）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王士珍摄影。萧英饰老通宝，严月娴饰四大娘，龚稼农饰阿四，郑小秋饰多多头，艾霞饰荷花，高倩苹饰六宝。明星影片公司1933年出品。

《春蚕》是1930年代初中国电影转向的代表性影片。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电影才真正成为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取得优秀成就。

程步高（1898—1966），浙江平湖人。在上海震旦大学读书时即迷恋电影，1924年开始电影导演工作。早期的《水火鸳鸯》等大都沉醉在“粉红色的罗曼司”中，是“一·二八”上海战争惊醒他的迷梦，认识到电影的社会责任是要“使观众获得良好的教育，他们旧有的力量，受了影片的力量的推动和引导，就会生出一种新力，向前进，向上走，……走上人应该走的路，一条时代的路”,^[1]开始创作转向。1933年程步高在“明星”公司导演的《狂流》《春蚕》和1936年的《新旧上海》是他的重要作品。抗战以后程步高去香港，导演了《乱世儿女》（1947）、《海誓》（1949）、《美人计》（1961）等影片。

《春蚕》的故事发生在浙东农村。影片通过老通宝一家养蚕丰收成灾的遭遇，真实地反映了在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封建地主欺压之下，1930年代初中国农村破产的凄惨情形和中国农民的艰难生存状态，以及中国蚕丝业的困顿命运。

影片的情节叙事，将农民养蚕之遭遇和年轻人的情感纠葛相交织。前者，着重刻画老通宝及其家人对蚕茧丰收的满怀希望，他们为了希望辛勤劳作及其希望破灭之后的痛苦和悲愤；后者，则主要体现为老通宝的小儿子多多头与六宝、荷花的关系。老通宝有两个儿子，老大阿四忠厚老实，什么事都听老通宝的。小儿子多多头却不大听话。蚕丝业不景气，他反对老通宝多养蚕——甚至是借高利贷买桑叶养蚕的想法。多多头不仅和村里最漂亮的姑娘六宝来往，还经常与被村里人视为“白虎星”的荷花开玩笑——这使六宝常生醋意，也让相信迷信的老通宝深感忌讳。然而事实打破迷信。“白虎星”荷花因为老通宝侮辱性地严禁多多头与她说话，深夜溜进老通宝家蚕房去“冲克”蚕宝宝，可老通宝家的蚕茧却获得了空前丰收。导致老通宝家蚕茧丰收成灾的，是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的中国蚕丝业的萧条，是封建地主高利贷的盘剥榨取。获得蚕茧丰收的老通宝家不仅生活的希望破灭，而且又背负了新债。这两条剧情发展线，前者为主揭示主题，后者为辅增加情趣，但更说明造成凄惨命运的不是迷信而是严酷的社会现实。

该片镜头画面严格写实，追求故事、人物、手法的真实性。它通过一季养蚕从孵化到结茧的写实呈现，描写农民交织着希望与悲痛的生存困境和人生体验。影片严谨地、细致地呈现了养蚕的全部过程。然而它对于养蚕过程不是为了展示而展示，更重要的，写蚕是为了写人，写养蚕的艰辛曲折是为了揭示人的遭遇与命运。在蚕丝业已经显露萧条景象的这个年头，老通宝和他的家人是怀着希望和恐惧、期待和紧张的复杂心情去准备这场春蚕决战的。所以，蚕的生长、好坏是与人的悲喜情感交织地表现出来的。伴随着蚕宝宝一天天长大的镜头，是老通宝、阿四、四大娘、多多头日渐灿烂的笑容；与蚕宝宝缺少桑叶、饥饿觅食镜头相映衬的，是老通宝被逼求告高利贷的无奈和家人倚门等候老通宝买回桑叶的焦急；蚕宝宝被荷花深夜溜进蚕房“冲克”，愤怒却在老通宝、四大娘、阿四的脸上和眼睛里流露出来；白花花的蚕茧丰收了，带来的是老通宝全家充满生活的希望和喜悦。同样的，随着丝厂停工、茧行关门、蚕茧贱卖等镜头呈现出来的，是老通宝的困惑，多多头的愤怒和全家人的失望与痛苦。因为这些都是用镜头平实地表现出来的，它不夸张造作，不用标语口号，而又能抓住现实题材予以深刻描写，影片真实感人，又蕴含着批判的力度。

《春蚕》在电影艺术上的突出创造，就是以朴实的画面构图和逼真的现实影像来反映社会人生。为了追求真实，影片摄制采取了“纪录电影”的方式。首先，它更多采用较长的镜头及中、全景镜头来表现人与环境。影片虽然是在明星公司的空地或摄影棚中拍摄的，但片中的小桥流水、风和日丽等乡村环境氛围却颇为真切，置身于其中的人物行动都有较强的真实感。其次，是从德国《日出》等影片中借鉴“跟镜头”手法，演员走到哪里摄影机就跟到哪里，情节在一个较长的镜头段落中发展而显得真实可信。而导演在长拍镜头中探索摄影机的场面调度，如深夜蚕房中老通宝一家人不同情状的环形摇拍镜头，六宝与荷花在小溪两边相互泼水的左右平行摇拍镜头，等等，将场景呈现和情节叙事、人物刻画较好地结合起来。再次，拍摄了养蚕的全部过程，并聘请经验丰富的老农民做养蚕技术顾问。影片摄制全都按照养蚕程序，蚕养到什么程度，影片就拍什么程度，放映出来真实、精彩。

此片的影像叙事，基本上是平铺直叙地讲故事，但也采用化入、化出等手法加强叙事节奏。镜头连接大都以情节推展为基础，而其间又十分注重事物细节和人物面部特写的情感表现力。画面追求优美，镜头的转换却能比较自然、顺畅。影片中的小桥流水乡村情、风和日丽春天景、春蚕吐丝结茧、农民辛勤劳作等镜头画面，都因此而获得普遍赞誉。《春蚕》仍然是默片，但演员的表演已摆脱舞台剧痕迹；字幕活泼生动，其对话、描述与情感功能都有较好体现，数字统计的卡通表现也形象有力。只是故事情节比较平淡，与当时观众的欣赏情趣不大符合，片中有些配乐和故事情节、人物性格、氛围等不大协调。

作为当时发端的左翼电影运动的重要收获，夏衍的剧本改编忠实于原著精神和风格，导演、表演也力求传达原著的现实意蕴，赋予影片平实、质朴、逼真、细腻的现实主义美学风格。后来影评家称其为“中国第一部写实电影”^[2]。《春蚕》也是中国“文学电影”的真正开始，给中国电影的发展带来丰富的现实内涵和崭新的艺术风采。它的摄制“不仅把作为‘消遣品’的电影更正确的转向到‘教育上’去运用，也是更有力的把一向作为‘罗曼司的记录’的电影转向到‘社会生活史’的方面去叙述”, “开辟了中国的新文艺电影之路”。^[3]

[1] 程步高：《我们的战场》, 《明星月报》第1卷第1期，1933年5月。

[2] 焦雄屏：《映像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3] 凤吾：《〈春蚕〉与中国电影文化运动》,1933年10月10日《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