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费穆及其《小城之春》

费穆导演，李天济编剧，李生伟摄影。韦伟饰周玉纹，石羽饰戴礼言，李纬饰章志忱，张鸿眉饰戴秀，崔超明饰老黄。文华影业公司1948年出品。

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费穆的出现和存在是一个异数。他以独特的审美追求和创造引起当时影坛的关注，却也因此被长期误解、遮蔽，然而最终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赞赏。

费穆（1906—1951），原籍江苏吴县，生于上海。1916年随父母迁居北京，1918年入法文高等学堂。少年时就喜爱电影，毕业后走上社会谋生——1924年去临城矿物局任会计，1928年到天津任中法储蓄会文书——仍对电影极感兴趣，经常观摩电影和撰写影评。1930年费穆放弃原先工作而投身电影，先是应聘为天津华北电影公司编译主任（翻译外国影片字幕和编写说明书），后于1932年赴上海成为联华影业公司导演，开始其电影艺术生涯。

在“联华”公司，费穆主要执导了五部影片：《城市之夜》（1933）、《人生》（1934）、《香雪海》（1934）、《天伦》（1935）、《狼山喋血记》（1936）。另有《联华交响曲·春闺断梦》《镀金的城》和戏曲片《斩经堂》、纪录片《北战场精忠录》（均为1937年）。上海“孤岛”时期，费穆创办民华影业公司， 1940年执导了《孔夫子》、《古中国之歌》（戏曲片）,1941年执导了《洪宣娇》《国色天香》等作品。上海沦陷后，他拒绝与日伪电影合作而转向舞台，参与组织上海艺术剧团、新艺剧团，导演了《杨贵妃》《清宫怨》《秋海棠》《浮生六记》《蔡松坡》等话剧。战后，费穆在他主持的上海实验电影工场摄制《锦绣江山》（未完成1946），并为“文华”公司导演《小城之春》（1948），为“华艺”公司导演戏曲片《生死恨》（1948）。1949年5月去香港，与朱石麟等创办龙马影片公司。1951年初在香港病逝。

费穆的电影充满正义感和责任感，更饱含着他执着的审美探索和追求，从一开始就体现出独特个性。《城市之夜》（钟石根、贺孟斧等编剧）搬演都市底层的饥寒屈辱和有钱有势者的骄奢淫逸，透露出电影家的博爱情怀。特别是全片“没有波澜重叠的曲折，没有拍案惊奇的布局”，以素朴的画面将“一些人生的片断用对比的方法很有力地表现出来”，其与众不同的影像审美，“对中国电影前途来说是可喜的事”。^[1]《人生》（钟石根编剧）透过各色人等的生存状态，提出“人生即是生活”而“你将怎样地生活？”^[2]的问题，更多思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仍然是摭拾人生片断而素朴地勾勒生活，但影片“镜头的角度和画面的构图”的“极有修养”及其“自首至尾，全是慢的旋律”^[3]，可见他新的探求。《香雪海》（费穆编剧）讲述一个农村妇女为反抗包办婚姻和为保佑丈夫儿子，两次出家、两次还俗的生活经历。其现实描写未见深刻，然影片“对于剧中人的心情的描写之细腻”, “尽量以迂回的节奏来增加着剧的悲凉的情绪”，以及乡村氛围渲染而使之成为“充满诗情画意的悲剧”，能体味到费穆“处处地方都能适当使用着电影艺术的表现方法之特长”。^[4]

《天伦》《狼山喋血记》《孔夫子》继续着费穆的电影探索。这些影片内涵各异，如《天伦》（钟石根编剧）阐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类爱，《狼山喋血记》（与沈浮合作编剧）呐喊出中华民族遭受蹂躏的悲愤抗争，《孔夫子》（费穆编剧）张扬传统民族精神、道德原则和社会理想，但贯穿其中的艺术追求是相同的。《天伦》画面、光影、音乐之美及其相互渗透，宛如“一首东方古典情调味的‘抒情诗’”, “一首质朴柔美的‘田园诗’”,^[5]《狼山喋血记》散文式叙事的“清丽”与“质朴”^[6], 《孔夫子》形象、构图、光影、剪辑的严谨优美等，都以其独特影像创造而备受瞩目。

与费穆的电影艺术表现探求受到高度评价不同，费穆电影的主题内涵，则从开始以致后来相当长时期都遭到批评，被认为“根本就不去批评人生和指导人生”, “没有勇气去严肃地犀利地正视现实”等。这里存在着费穆电影创作的两点尴尬。一是费穆电影虽也强调变革社会、改造人生，但他更多是从人性、伦理、道德着眼，而与主流电影有较大差异。二是费穆电影的脚本不够深刻。影坛缺少好剧本常使费穆深感“无米之炊”之难，而从《香雪海》《孔夫子》来看，费穆是优秀导演却不一定是优秀编剧。所以费穆对于影片内涵的批评总是不置一词，大都阐释其电影艺术形式的独特追求，其中隐含着他渴求好剧本而不得的无奈。

然而费穆在他的人性、伦理、道德书写和独特的艺术形式探求的电影道路上坚定地行进着，直到1948年逢遇李天济的《小城之春》剧本，其电影追求的两个方面深刻地、和谐地融为一体，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

《小城之春》情节极为简单：暮春三月，抗战结束后的江南某个小城。战火摧毁戴家的祖传家业，只留下几间平房和长满野草杂树的断壁残垣。戴家除读中学的妹妹戴秀和忠厚的家仆老黄外，就是结婚八年而分住也有两三年的戴礼言、周玉纹夫妇。戴礼言肺病心脏病缠身，面对破败的家园他痛苦绝望整日唉声叹气。周玉纹每天上街买菜、给丈夫抓药、去城墙上漫步，回来便到妹妹房间里绣花消磨时光，同样郁郁寡欢。章志忱——戴礼言少年时的好朋友，战前周玉纹的初恋情人——的到来，如同在这个一潭死水般的家中投进一块石子，激起人们生活和情感的波澜。章志忱和周玉纹不期而遇，旧情复燃，但最终发乎情而止乎礼。戴礼言察觉朋友与妻子的异常情感而突发心脏病，章志忱和周玉纹更感内心愧疚，生活逐渐恢复往日的平静。戴秀对章志忱生发朦胧的爱，送走章大哥，约他明年春天再来。

影片具有费穆独特的人文意味，在社会人生的大背景上，它关注人的生命的真实、情感的真实和人性的真实。《小城之春》表层是写男女情感纠葛，所谓“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故事”，其深层则是揭示人生的悲哀，“在一起的男女不一定会相爱，相爱的男女又未必能在一起”。^[7]正是在这里，费穆把人类这个具有永恒性的人生话题放在传统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去表现，在男女情欲与伦理道德的冲突中，深入挖掘人的心灵深度和人性深度，又彰显了古老的中国文化和传统伦理道德。而另一方面，断壁残垣的戴家荒园，苦闷、惶惑和忧伤、彷徨的人物心绪，也从某个侧面透露出那个特定时期的时代氛围。

也正因为不去渲染“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三角之恋，而是着力挖掘人物在如此人生困境中有爱不能爱、无爱不能分的郁闷失意和怅然无奈，《小城之春》如导演的其他作品，有意避开激烈复杂的外部矛盾冲突，而将镜头探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它以情绪结构剧情，情节发展是以人物的情感历程为线索的。影片着重在男女情爱纠葛中去揭示人物的心灵情感，因而它注重情感发展的线索，即人物在特定情境中其思想活动、内心状态对情节发展影响的描写，以情感的发展带动情节的发展，以情感的高潮作为情节的高潮。所以，与传统“影戏”电影强调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描写人物性格、阐释主题内涵的戏剧式叙事不同，《小城之春》的影像叙事是在外部矛盾冲突的背景下，去细腻地展现人物忧郁感伤、矛盾挣扎的心灵历程，重在描写丰富复杂的内心情感以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在日常生活表层的散漫描述中推进影片内在的深沉情绪，具有散文式叙事结构，乃至诗性电影的韵味。

关于此片的镜头选择和摄影机运动，费穆说：“我为了传达古老中国的灰色情绪，用‘长镜头’和‘慢动作’构造我的戏（无技巧的），做了一个狂妄而大胆的尝试。”^[8]这里的“长镜头”，是影片中以运动摄影拍摄的大量镜头段落即景深镜头；而“慢动作”，乃是摄影机对主人公有爱不能爱、无爱不能分的缓慢生活流程和心灵历程的细腻呈现。在影片中，二者相互交织且表现得流畅自如。比如周玉纹前后三次去章志忱卧室，在庭院小径上由脚步而全身而表情、心境的经典镜头。第一次是久别重逢的迟疑蹑足，第二次是急于相见的轻快匆匆，第三次是酒后“像是喝醉，像是做梦”的心旌荡漾，连续时空中的中全景长镜头，主要不是为了加强“物质现实的复原”的纪实性，而是要把人物内心的情感历程真实细腻地展现出来。其他如章志忱初到之夜大家欢聚的场面，主客郊外游玩、水上泛舟的场面，戴秀生日众人划拳闹酒的场面，章志忱、周玉纹在破败的城墙上百无聊赖地约会、追逐的场面，等等，“长镜头”和“慢动作”不仅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还突显了人物之间关系的张力。

费穆在中国影坛以“技术主义者”著称，摄制《小城之春》，每个镜头的影像构图、拍摄角度、光影色调，他都精心设计，影片画面精准优美，体现了导演新颖丰富的表现技巧和造型艺术。此片创作，导演和编剧是以苏轼的《蝶恋花》词——“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去构思和呈现全片视听形象的。残颓的城墙，荒芜的庭院，封闭孤寂的空间，有爱不能爱、无爱不能分的人生，这些意象、人物、情调、氛围及其相互渗透，赋予影片幽深的意境和抒情的韵味。而在如此精美画面和诗情意境中，女主人公画外音（内心旁白）的成功运用与创造，又带给影片独特的魅力。该片影像叙事由女主人公的心理视角和导演的客观视角交织而成。这是周玉纹在章志忱走后的追忆和品味，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一种爱恨交加无可奈何的人生抒发。有叙事又有抒情，有追问又有感慨，心如止水又如泣如诉，别具一格。

费穆喜爱中国古典文艺，在画面构图、意境营造等方面，《小城之春》又从中国画和中国戏曲多有借鉴。比如，画面构图不追求逼真写实却能传达意态神韵的中国画风格的采用，情节单纯简洁却能把男女之间那种内心情感真实细腻地表现出来的中国戏曲美学的融合，以及空间造型以有限表现无限、以画内暗示画外的“象外之象”审美探求，都使全片的影像叙事介于虚实之间、写实与写意之间，具有浓郁的民族风味。

人文味，书卷气，对中国古典艺术的深厚修养，对于社会人生、对于人与人性的深刻洞察，严肃执着的艺术追求，形成费穆忧郁沉思、含蓄蕴藉、典雅凝重和诗意抒情的电影风格。

[1] 黄子布（夏衍）、席耐芳（郑伯奇）、柯灵、苏凤：《〈城市之夜〉评》,1933年3月9日《晨报》。

[2] 费穆：《〈人生〉的导演者言》, 《联华画报》第3卷第4期，1934年1月。

[3] 凌鹤：《评〈人生〉》,1934年2月4日《申报》。

[4] 参见缪淼《〈香雪海〉》（1934年9月30日《晨报》）、雪梅《杂谈〈香雪海〉》（1934年10月6日《时事新报》）。

[5] 《〈天伦〉之中外报纸评论》, 《联华画报》第6卷第12期，1935年12月。

[6] 尘无：《〈狼山喋血记〉观后感》,1936年11月22日《大晚报》。

[7] 费穆语，见费明仪：《费穆先生——我的父亲》,1985年2月25日台湾《联合报》。

[8] 费穆：《导演·剧作者》,1948年10月9日《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