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性建构中的知识困境

古老的中国文明创造了完整的世界图景和独有的知识系统，这一基于经验之上、以伦理知识为主的知识系统有其独特的价值，同时在现代知识体系面前也暴露出其缺陷。面对西方的挑战，学习西方成为压倒性的趋势。^[1]新文化运动确立了科学的地位，如胡适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科玄论战”中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2]移植现代知识体系并使之成为主流话语成为文化变革的一大主题，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文化的知识结构，初步构筑了现代文化的知识基础。这表现在学校教科书的改造、学术体系的重建、对西方政治思想的认同等等。在肯定历史进步的同时还要看到，在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中依然存在一种知识困境。

知识困境首先表现为知识的自我反思性没有得到充分的成长，尚未进入中国文化的灵魂之中。现代性的成长离不开知识的自我反思和批判式重建，这是思想启蒙的内容也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中国的这一进程还没有完成。可是，当今中国人全面接受了现代知识体系，在学校、企业、大众媒体中充斥的不都是现代科学知识吗？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世界观不仅是对世界的一种描述体系，更表现为人对世界的立场和态度。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中，传统知识系统依然根深蒂固，它们塑造了人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以及独特的行动模式。变化的是表层的、实用层面的科学知识，不变的是深层的认知结构、思维定势尤其是精神品格，一个显著的缺陷是独立和批判精神的缺失。同时，实用主义哲学导致工具理性凸显、价值理性被边缘化，理性精神难以真正确立。照搬西方的知识体系容易做到，领会其中的科学理性精神却很困难，这从二十世纪知识在中国的曲折命运中可以看出。^[3]让科学及其表现出来的理性精神扎根到社会和文化的根基中还需要长久的努力。从整体上看，现代中国的知识进程主要停留在移植和传播层面，而在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的转型还有待突破。

在知识参与社会变革的机制和实践方面，建构基于反思性知识之上的社会决策和行动机制还不健全，保护和激励知识创新的制度和机制还不完善。知识仍然臣服于权威和神圣，在社会决策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决策体制存在的普遍问题之一是缺少科学性，决策的失误不断让人们付出沉重的代价。由于缺少民主的制度约束，决策深受个人知识与利益的束缚，知识在决策中难免屈从于个人意志和经验。民主政治建设滞后导致了教育、科技、文化体制的僵化与保守，构成阻碍知识创新的直接因素。

在知识的传播与人才培育方面，教育的现代性困境既是知识困境的原因也是其集中表现。从废除科举制度到引入现代大学制度，从教育救国到科教兴国，从实验教育、农村教育到普及义务教育，一个多世纪中国教育的变革也是应对现代性挑战的过程。教育的现代性进程推动了知识创新和文化进步，其内在的矛盾也导致知识创新不足。教育思想摇摆不定，规模的扩大并不能掩饰精神理念的式微；理念的滞后、内容的陈旧等使教育在许多方面成为压迫性力量；教育行政化的趋势还在强化，这不仅耗费了紧张的教育资源，而且使学校疲于应付各种行政命令；在权力支配、工具理性诱惑下，教育的自主性、创造性、独立性受到压制，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世界通行的教育现代性理念和制度还停留于书本上。这些困境不仅导致教育系统本身的知识创新有限，更重要的是培养出来的人的创新能力不足，教育体制、理念、内容等构成的系统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4]从当下的结构、运行模式可以看到未来发展的某种趋势，教育困境成为阻碍社会全面创新的一块短板。李开复提出，中国“至少50年、100年内都不会出现一个苹果或者谷歌，因为中国想要这样做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教育体系。”^[5]从表象看，这些只是教育领域的当下问题，对国家改革发展似乎并不紧迫；然而教育是塑造未来的事业，今日之教育将塑造社会之未来，其问题也便带有滞后性。现实的人都追求眼前利益，那么谁对未来和长远利益负责？

在知识自我发展方面，在经验知识与科学知识、普遍知识与地方性知识之间也存在冲突。科学知识以其较强的合理性被人奉为圭臬，传统知识处于尴尬境地，如何使之成为建设性的因素参与新生活成为难题，因为这是社会文化再造的关键所在。科学未必是最好的解释体系，传统经验知识也有其道理，如何协调二者矛盾显示了文化的焦灼和无力。一个取向是彻底放弃传统知识并系统转换成现代知识，这一度成为现代中国知识演变的基本走势。^[6]

在主体建构方面，人的认知结构、思维定势尤其是精神品格中独立与批判精神依然不足。中国文化存在一种人文传统，展现了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这与西方基督教统治下的神对人的压迫形成鲜明对比。但是，在社会本位的整体观念和家族中心的结构之下，人作为个体的生命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实现。由于存在种种阻碍思想启蒙的保守力量，人屈从于各种制度、文化的约束与支配，独立人格和批判意识却不受鼓励。这不仅表现为批判性思维无法成长，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品格依然为各种传统的等级观念、专制体制、奴性习惯所支配。在现实的制度和利益格局下，个人无力反抗权威压迫和利益诱惑而只能继续延续传统。

上述几个方面展现了中国现代性建构中的知识状况，知识及其自我反思机制尚未合理地建构起来，由此也导致现代性建构遭遇各种困顿，知识困境由此形成。这种困境的直接表现是创新不足，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受到巨大遏制。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知识困境？

[1] “李约瑟之谜”是对中国古代文明提出的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中国古代有着发达的技术成就，但是却没有衍生出科学，这与中国人过分世俗化和功利化的价值观相连。

[2]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张君劢、丁文江等著：《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3] 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与民主，科学甚至成为救亡图存的途径；极“左”时期，知识被贬低和彻底边缘化，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了一切，知识分子被称作“臭老九”；改革以来，尊重知识的价值观再次兴起，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大幅提升。

[4] 在规模扩张、成果堆积如山的繁荣景象背后是潜在的困境：高等教育的数量扩张伴随着质量的滑坡；职业教育面对广阔的市场需求却发展无力；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模式”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被强化；如此等等。

[5] 见网页：http://www.enet.com.cn/article/2010/0916/A20100916729985.shtml。

[6] 中医的边缘化是一个例证，其知识体系面对理性的审视需要改造自身。再如管理，有着几千年世界丰富饮食文化的中国没有世界性的餐饮企业，缺少科学管理是基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