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增长

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
（2004年9月）

2004年9月16—18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其中包括16—17日召开的“中国经济展望——机遇和挑战”国际研讨会，18日上午召开的千人庆典大会和“中国经济发展”论坛，18日下午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教授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所做的两场专题讲演。莫里斯教授是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本文简要介绍了剑桥大学詹姆斯·莫里斯教授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做的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创新与增长”。以下是本次演讲的主要内容。

莫里斯教授首先评估了发明和新技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国目前的发明和技术进步确实非常多，其中的很多新技术都来自于中国的外部，所以有必要考虑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发明和创新对经济增长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认为，创新和新技术的发展在不同的国家都同时发生着，中国技术进步的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并无特别之处。中国的纯技术进步率应该和其他国家差不多，因为技术的进步是任何国家都迟早可以采用的。不可否认，一些国家的纯技术进步比其他国家快是可能的。在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就是如此，在中国过去的某些时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也是如此。然而从根本上来讲中国的纯技术进步率并不比其他国家更高，而且专利也可以限制技术的跨国传播。就各国的纯技术进步率而言，它们通常会令人吃惊地表现出类似性，即使是考虑跨时情形，纯技术进步率变动也比想象中小得多。

随后，莫里斯教授着重探讨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谜”，即他根据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测算出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显著小于实际观察到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情况，他分析了对这一差异的解释。产出增长与劳动投入增长、资本存量增长以及纯技术进步率有关。莫里斯教授首先认为，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纯技术进步率大约是以每年2%左右的速度增长。他接着分析了劳动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就业增长率平均为每年1.5%。其中，劳动力质量不断提高。但他认为劳动力增长率一般来讲每年不会大于3%，而劳动在一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一般来讲不会大于70%，因此产出增长中因为劳动而增加部分的最大值一般来讲不超过2.1%。

随后他分析了资本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中国，净投资在产出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这和很多西方国家的情况不一样。一般而言，中国在过去的20年中，投资在产出中的比例不会大于35%。相对困难的是确定资本的回报率，中国的国有企业大多是亏损的，这是中国经济中某些部门的资本回报率可能为负的证据。在发达国家，真实的回报率很少大于5%。考虑到亏损的国有部门，他认为对中国来说尽管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5%的回报率是一个比较可能的平均值。即使一个经济拥有很高的投资-产出比，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大约只是1.75%。这样最后可以得到的一个数字就是5.85%，即长期增长率最高不过是6%。但是，实际观察到的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远远高于这个数字。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比理论分析数字高得多呢？莫里斯教授认为，必须考虑一下中国经济的特点，而这个特点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有很多相似之处，就是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

在发达国家，农村部门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很低的，大概只有1%—2%。所以在研究这些城镇化的国家时，城乡之间的差距是不需要考虑的。在二元经济中，经济增长则与劳动力从农村到城镇的转移有很大的关系。在中国，不同城市之间的工资差别非常大，而城乡之间的差别要更大。城乡之间的差距带来劳动力的流动，从而带来成本的增加，比如交通费用、不断增长的住房费用、越来越高的食品费用。雇主需要支付较高的工资以使在城市的工作者可以支付这些费用。当然，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平均工资差距反映了乡村人口和工人在技能上的差距，一般来讲，技能较高的工人的工资要高于那些技能低的工人，在农村地区高技能工人的比率要比城市低得多。

莫里斯教授将城镇化成本对产出的贡献考虑进来之后，通过计算使得经济可能增长率提升1.5%，得到了一个大于7.5%的数字，这个数字更加接近事实。他认为，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总的来讲还是对的。这个数字也给技术进步留有了余地。看起来，中国现在的技术进步比发达国家要快一点，其中也许存在着技术追赶，当然也存在“干中学”效应。

莫里斯教授同时指出，国际上所公认的一些统计标准，有时候可能不能够恰当地测量我们所认为的真实产出。真实的产出是指那些可以进行消费和投资的产出，是生产活动对当下和未来的人类福利所做出的贡献，是产出减去城镇化成本后的净值。莫里斯教授在演讲结尾部分指出，劳动从经济低端大规模转移到经济高端，是一个有关中国经济研究的老话题，但它使得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具有很有趣的福利影响。

提问和回答

听众1提问：您的经济增长计算公式中的余项里面是否考虑了制度变迁的因素？中国的制度变迁对于经济增长是否有影响？您对此有何理解？

听众2提问：我来自巴基斯坦，我将问一个有关劳动力迁移的问题。当大量劳动力从乡村向城市流动时，是否会对城市造成污染？

听众3提问：大量的劳动力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使得生产率大幅提高。低成本劳动力将会流动到某些行业和地区，就像建筑业，这些行业不太需要很高的技术，工资也非常低，但是具有较乡村更高的生产效率。我的问题是：如果建筑可以很快完成的话，生产率的差异是否也会很快消失？

听众4提问：我不是学经济学的。根据您的公式计算，经济增长的速度最多是6%，而据我所知，日本、德国、东南亚的经济增长在很长时间内都超过了6%，请问您对它们的经济增长有没有别的解释呢？

林毅夫教授：是否可以把同样的竞争应用在资本上，就像我们应用到劳动力上一样？在中国，我们有城市劳动力和乡村劳动力，也有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的资本使用更有效率，中国的资本形成非常快，而且资本积累大多发生在非国有部门，对资本竞争的分析也许可以得到与从劳动力角度分析类似的结果。

陈平教授：将城镇化用来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8%—10%的增长率。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认为有两方面因素同样不可忽视，尽管解释的力度也许不到1.5%。麦肯锡日本咨询师大前彦一先生告诉我，使他惊奇的是，中国的技术进步比日本要快。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人说，美国人可以做，那么日本人也可以照做，而现在日本人说，中国人可以做，但是日本人却无法照做。可见中国的纯技术进步率也许要高于2%。另外一个因素与中国的资本回报率相关，它也许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有大量不良贷款，那是因为中国发生的非正规的私有化。对于投资来说，如果你冒险成功了，那么利润将是你的，资本也就变成私有的；如果你失败了，政府和银行将承担损失。中国政府掌握着很多资源，如土地等。在过去20年中，政府提供了长期的补助。

回答：第一个有关余项的问题是个很好的问题，尽管很简短，但是背后有很多有意义的话题。如果技术决定生产是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内进行的，那么经济是缺乏效率的。例如不完善的产权制度将会导致无效率。如果引入制度因素，经济增长率又将怎样变化呢？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制度，不过不同国家之间彼此的纯技术进步率是相似的，那么制度的重要性可能是很重要的。但是分析它的具体作用是个很困难的问题。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没有很明白问题的意思。城镇化和人口的迁移会带来成本的增加，如运输成本。但是我并不是说这样的迁移是不好的，经济的增长是很重要的。交通堵塞、污染问题，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的确变得更为严重，所以每个人在考虑自己的成本收益的时候必须考虑别人的存在。

第三个问题，生产率的差异倾向于消失。工作的种类很多，不同的边际生产率决定不同的工资，雇主在做出雇用工人的决定时，必须考虑两类工资。所以应该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工资率来分别做出决定，也许在某些行业，尽管劳动力的成本更高，但是其决策与其他行业并无不同，但是总的来说，考虑边际生产率的不同，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第四个问题，日本一直都让我很困惑。日本的城镇化很早，日本经济的飞速增长发生在其之后。我还没有回头看数据，不知道日本是否如此。日本总是很特别，很难理解那里发生的一切。不过我很想知道城镇化是否也可以用于解释日本的经济增长。

林教授提出的问题的确很重要。在理解经济增长过程时，不仅可以从劳动力被划分为城乡两类的角度来解释，还可以从资源由从国有部门流向非国有部门的角度加以解释。

最后来谈陈教授的问题。我认为10%的增长率太高了，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经济波动，我不敢奢望劳动力流动可以完全解释经济的增长。至于资本回报率，可能被过分强调了。10%的投资回报率，通常只会带来大约0.3%的经济增长，因而即便假设中国具有很高的投资回报率，仍难以很好地解释中国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