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多学科联合攻关确定关键年代定点，推出夏商周年表

参加“工程”的各个学科在“工程”实施过程中都充分发挥了作用，取得了一系列突破。但一些最关键的年代定点都是多个学科联合攻关的结果。

武王伐纣之年是建立夏商周年表的一个关键年代定点。从西汉刘歆开始至今已研究了2000多年，共有44种说法，其中最早的一个是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一个是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之所以未能达成共识，原因就在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自我封闭的研究方法。“工程”为求解武王伐纣之年采取的则是完全不同的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战略。

前面我已讲过，考古学上以沣西H18和T1四层叠压关系为标志的商周（先周——西周）分界界标的确立和¹⁴C测年对其采集的系列含碳样品的测定，已推定出商周（先周——西周）文化交替的时间范围为公元前1052—前1020年之间。商周（先周——西周）文化的交替是由商周政权更迭所引起，也是商周政权更迭的结果。这一年代范围自然也应该是商周政权更迭即武王伐纣之年可能的年代范围。这一年代范围虽不是真的武王伐纣之年，但已经排除了以往44种说法中的许多种说法，大大逼近了武王伐纣的真实年代。

求解武王伐纣之年的另一条途径是对文献记载的武王伐纣天象的研究。《国语·周语下》伶州鸠说“昔武王克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对此说法，过去多有怀疑。古文献学者认真研究，认为当有基本事实为依据。经天文学者回推计算，得出两个结果，一个是公元前1046年，一个是公元前1044年，二者均在由考古和测年确定的公元前1052—前1020年范围之内。究竟那个更符合实际，一时很难遽断。但《西周金文历谱再研究》专题研究结果，武王在位之年为公元前1046—前1043年。故多方权衡，“工程”将公元前1046年作为武王伐纣的首选。由于这一结论的取得融合了考古学、¹⁴C 测年、古文献学、历史学、天文学等多种学科的成果，从而大大增加了其可信程度。

夏商分界之年也是一个关键定点。这一定点的确定，下可定商前期年代框架，上可推夏朝年代框架。

这一年代定点的得出，首先是在考古学上确定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的始建是夏商文化分界的界标，继而进行¹⁴C年代测定，二城始建年代范围的上限均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再参考已确定的商周分界之年为1046年，根据文献推出的商积年为576年之数，最后才将夏商分界之年大体定在公元前1600年。可见这一年代定点的得出，也是多学科合作的结果。

正是由于诸如夏商分界之年、盘庚迁殷之年、武王伐纣之年、懿王元年等一系列关键年代定点的得出，才得以保证夏商周年代框架的确立和商后期及西周列王年代推定的科学性。

我们推出的夏商周年表，诸位从会场上摆放的“工程”情况介绍展板上已经看到了。有的可能觉得很失望，夏代除了始年推定为约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在约公元前1600年，商前期除了开始的公元前1600年和盘庚迁殷的公元前1300年，其他均为空白。情况的确如此。这是因为当前的研究水平还达不到可以提供更详细、准确年代的条件。有的如商前期，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洹北商城、邢台东先贤等遗址的发现提供了不少线索，本来有可能搞得再细一些，但因学术界对其年代、性质与何王对应尚存在不同意见，一时难以达成共识，所以为慎重起见，就没有再公布其他可能与某王基本相当的¹⁴C测年数据。有的可能很满足，认为问题都解决了，以后不必再在年代上花工夫了。应该说，失望不必要，满足更不对。事实情况是，我们的确取得了很大成功，即将提出来的夏商周年表，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与历史上或现行的历史年表比较一下，就会知道，它还是根据最为充分更有科学性的一份年表。但同时又须冷静地看到，这份年表的确还有不少空白，对有些年代定点的确还有不同意见，发表的¹⁴C年代数据还存在矛盾。这些问题的存在，有客观条件尚不具备的问题，也有时间仓促，研究尚不深入的问题。正确的态度是既要充分肯定已经取得的成果，这是来自不同学科不同单位的二百多位学者五年心血的结晶，来之不易；又要足够认识其不足和问题，沿着已经开辟的路子，继续走下去，通过更深入的研究，填补不足，纠正错误，力求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