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研究》第二十卷 2014年，119—130頁
唐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的趨向與展望
胡明曌 胡 戟
導論：唐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的薄弱與困難
近些年，中國古代士大夫的研究受到學界重視。有關先秦漢魏和宋明以後的士大夫研究較爲充分，屢有成果問世，而唐代的研究相對薄弱，有待加强。閻步克先生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側重描述了“士大夫”這一階層變化的來龍去脈，始於周代封建士大夫階層的出現，經過周、秦、兩漢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演進，終於官僚士大夫形態的初步定型。經過“禮治”與“法治”的對立和滲透，演生了士大夫政治——一種獨特的政治文化模式[1]。余英時先生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關注宋代士大夫群體的政治主張，和他們關心、參預當時政治改革的歷史事實，並指出宋代士大夫作爲政治主體在權力世界正式發揮功能，並爲之後的研究展現全新的范式和創新的思路[2]。鄧小南先生的《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涉及10世紀前中期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文臣群體並非兼具“官僚”和“學人”的特性，她將“祖宗之法”理解爲核心明確穩定，涉及面寬泛，經由動態累積的綜合體，追蹤其形成背景，分析其主導主流話語的經過和對政治的影響，提煉出“祖宗之法”這一具有宋代政治特性的發展線索作爲研究宋代政治史的核心問題[3]。
上述研究都未具體涉及唐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演變趨勢。然而，士大夫的發展是一個連續的歷史過程，而不是斷裂的過程。劍橋大學麥大維（David McMullen）教授在承認唐代士人和宋之後士人存在差異的同時，更强調他們的共性：學者之間的活動，公共團體事務和政治事件的參與都與後世没有太大差别；尤其在有關文學寫作的態度上。他論及唐代士人的理想，士人認爲理想的政府管理應當使得道德行爲和文學實踐都能和諧共生，而實際上唐代士人爲了進入長安的官員隊伍和官位晉昇，激烈競爭不已。這種心態行爲也來自儒家公認的傳統即經世濟用理想主義的繼承，對於王朝，唐代的儒士抱著物質和理想雙重的期望[4]。包弼德（Peter Bol）先生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中特别指出在7—12世紀這六個世紀之中，自稱“士大夫”的人支配了中國的政治與社會。士的身份隨時代而變化：在7世紀，士是家世顯赫的高門大族所左右的精英群體；在10世紀和11世紀，士是官僚；在南宋，士是爲數更多而家世不太顯赫的地方精英家族[5]。其中7至10世紀的唐代士大夫群體，仍缺乏進一步具體細緻的刻畫。
儘管許多學者已經注意到唐代士大夫研究的主題，但是研究還需要進一步擴展。黄正建先生側重以兩《唐書》作爲文本，通過檢索比較二者“士大夫”含意的異同。在他看來，初唐“士大夫”的含意沿襲北朝時期，多指門閥士族，而後逐漸開始主要指稱官員，特别是“熟詩書、明禮律”的官員，但並没有形成一個有固定特色的階級。社會對他們還没有一個統一的要求，他們也不是社會輿論的主要擔當者。這時，一般仍認爲社會大致由“公卿大夫”和“士庶人”兩大階層構成，“公卿大夫”是官員，其中文人色彩比較濃的逐漸被稱爲“士大夫”。這一研究描述出“士大夫”這一概念在唐代區别於前世的含義和特徵[6]。
當前研究的一個狀況是：唐代政治研究强，政治思想研究偏弱，政治文化研究更弱。唐代政治研究非常之多，研究主題非常豐富，大到政治事件、政治制度，小到職官名銜、衙門程式，都有繁複詳盡的研究。相對而言，政治思想研究較弱，大多側重於一些皇帝、宰相、大臣有關政治的見解，或者韓愈、柳宗元等思想家的政治觀念。至於政治思想與文化之間的互動，更是少見有研究成果發表。士人的政治態度，尤其是與儒學思想的互動，也缺乏深入細緻的考察。唐代士大夫群體研究没有像宋代士大夫群體研究那樣活躍，最主要的困難是難以找到一個可以落實的切入點。究其原因，研究唐代政治文化面臨著一個難題，唐代没有出現像漢代《春秋繁露》那樣影響深遠的政治思想著作，也没有産生像宋代朱熹那樣的理學大師。照葫蘆畫瓢，依照漢代或者宋代的研究框架來研究唐代，往往是一個結果——此路不通。
究其原因，這與唐代缺乏儒學大師，缺乏經典的儒家著作有著直接的關聯，但這並不是唐代政治文化、政治態度研究舉步唯艱的唯一理由。其實，在很難找到像朱熹那樣的儒學大師，《春秋繁露》那樣重要經學著作的情況下，也並非没有路徑可走，唐代也有古文運動，唐代也有“士大夫”這一中國政治文化的獨特主體。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一句“此（關隴）集團既破壞後，皇室始與外朝之將相大臣即士大夫及將帥屬於不同之階級”，已給我們從社會變遷角度研究唐代士大夫重要的提示，在這裏陳先生還特别對“好學深思通識古今之君子”寄予殷切的期待[7]。上述余英時先生的著作在研究方法上也對唐代政治文化有著重要啓示。余先生的著作中已有了“政治文化”、“政治態度”的研究，它起著樣板式的啓示作用。這本書中的“政治文化”一詞是指“政治思維的方式和政治行動的風格”。“以政治思維而論，宋代士大夫的‘創造少數’從一開始便要求重建一個理想的人間秩序，但是稱之爲‘三代之治’。……再以行動風格論，‘以天下爲己任’的名言恰好可以用來概括宋代士大夫的基本特質。這六個字雖是朱熹對於范仲淹一個人的描寫，卻抓住了當時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個主要動向，所以纔流傳後世，至今猶膾炙人口。”[8]士大夫階層既是政治的積極參與者，也是儒家信念的維繫者。正如余先生所説，“以天下爲己任……抓住了當時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個主要動向”。
余先生的工作在唐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中具有啓示意義，這條研究道路卻很崎嶇。它面臨著多層相互依賴、彼此對立乃至衝突的幾種關係。處理好這些關係的張力，有助於加强唐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
一、士大夫：文人、官員雙重身份的張力
唐代古文運動是唐代思想最重要的思潮之一，歷來是文學史家研究重心。他們在分析影響文學發展的文人整體文化狀況、政治事件和政治心態的過程中，相當部分涉及唐代士大夫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比較典型的是傅璇琮先生的研究，在《唐代科舉與文學》中，他把科舉與文學相結合爲課題來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維方式和心理狀態，通過綜合考察歷史記載、文學描寫中的社會史料，以科舉爲仲介，採用描述的方式，研究唐代文學在怎樣的具體環境中演進，在社會習俗的形成中起到怎樣的影響，完成史學與文學的相互滲透溝通進而爲文化史整體研究提供素材和思路[9]；傅先生《唐永貞年間翰林學士考論》、《唐憲、穆兩朝翰林學士考論》等論文，把翰林學士這一接近政治核心的中晚唐文人高層，定性爲雖以文采名世而實爲政治型的知識份子，其把重點放在當時文人參與政治的方式及其心態的研究手法尤其具有啓示性，例如以憲、穆兩朝的翰林學士爲例，指明科舉出身對翰林學士的影響越來越深，這一時期翰林學士積極參與政治也是前朝罕見[10]。
從士大夫承擔“文人”和“官員”雙重角色的特殊性，使得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具有相當複雜性。唐代古文家多爲進士出身，具有一定的爲官經歷和爲政抱負。從古文先驅陳子昂到玄宗朝安史之亂前後，參與古文創作的蕭穎士、李華、獨孤及、梁肅等人均有科舉進士背景，在朝爲官。其後的韓愈、柳宗元被公認爲古文運動的領袖，也同爲進士出身，官也做到吏部侍郎和柳州刺史。這些文學史上的古文家的文學著述、進士出身和官員身份，都鮮明地打著具有文化職能和政治職能的士大夫群體的烙印。近年馬自力從考察中唐文人職事、身份以及自覺的社會角色入手，研究社會角色及社會角色的變化帶來或顯現在文學思想和創作上的發展變化，尤其注重文學演進與社會變遷之間的聯繫、互動和影響，可稱是結合文史涉足政治文化領域的有益嘗試[11]。
上述研究已相當不易，唐代士大夫政治文化還有一個更爲複雜的問題——唐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轉换。如陳寅恪先生所説，唐代士大夫存在“變舊爲新”的變化。“山東舊族苟欲致身通顯，自宜趨赴進士之科，此山東舊族所以多由進士出身，與新興階級同化，而新興階級復已累代貴仕，轉成喬木世臣之家矣。……然唐末黄巢失敗之後，朱全忠遂執統治之大權。凡藉進士詞科仕進之士大夫，不論其爲舊族或新門，俱目爲清流，而使同罹白馬之禍，斯又中古政治社會之一大變也。”[12]唐代士大夫具有區别於魏晉和宋代的高度複雜性。唐代具備文學修養的官僚士大夫在逐步形成中，所以呈現出的面貌也色彩各異。混同其中，既有和魏晉相似的士族門第特點，又有“以官爲家”的官員背景，還有宋代强化的“讀書爲行”風氣，更有對人品、政事、文學的素質要求。在科舉進士的影響下，由進士科舉仕進的官僚士大夫群體發展壯大、漸成規模。如何能夠完善陳先生的論述？需要進一步擴展研究士大夫政治文化在唐代的轉變、轉變的價值與意義、轉變過程中的文化與政治張力等等。
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問題是，唐代古文運動前前後後的主導者和參與者是否爲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主體？葛曉音認爲，從唐代古文的演變中已經得出禮樂弱化和“道”出現頻率强化的結論，在禮樂無法拯救國家的情形下，古文家開始了新的追求——“道”的探索[13]。麥大維論述了國家禮樂的崩潰和杜佑在《通典》中對禮的處理，代表一些士大夫的看法，即禮樂對於拯救王朝的無能爲力[14]。按照這樣的理解，“文以明道”、“官以行道”的觀念不止是古文運動的轉變，也是唐代士大夫政治文化轉换帶來的一種變化。從歷史研究而論，側重單純從“士”階層傳遞知識的視角、文化的視角加以考察，而缺乏從“士”的政治視角、官僚視角加以詳細考察，這是研究中有所遺憾的欠缺。在考察唐代古文運動時，往往注重古文運動文體的變化、儒學古道的興起，對古文運動中士大夫的政治視角關注不夠。
二、士大夫：個體行爲與群體演進的界定
人物史的研究歷來爲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文學史、思想史、政治史均便於採用這種方法，來討論士大夫個體的政治與文化狀況。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等中晚唐重要人物的著述數目巨大，各有側重。陳弱水先生指出，柳宗元和他同時代的一大批作家全都懷有深厚的儒家意識，把如何以儒家的價值和理念來重整政治秩序作爲己任，這關係到中唐儒學復興，而儒學復興存在著重振舊儒教和創造新儒學的雙重意義[15]。傅璇琮先生注意到中晚唐的不少作家或者本身就是政治鬥爭成員，或者不同程度上有所波及，作品也反映了這種政治鬥爭的色彩，故此傅先生選擇以牛李黨爭核心人物李德裕爲研究對象，探索當時有關文學家的文學和政治活動，有助於呈現這一歷史時期政治變化與文學發展的層次脈絡[16]。
與個體研究相呼應的是，如文學士族、大曆詩人、古文運動群體等一些特定的士大夫群體，由於研究的便利而受到關注。近來，李浩先生關注文學士族的群體演變，致力於唐代士族、地域與文學關係的考察，提出唐代的文化士族蛻變爲文學士族，區别於東漢經學世家和兩晉南北朝的門閥士族，文學之於士族從六朝時的素質修養變成唐代士族謀求仕進的工具[17]。蔣寅先生分析大曆時期具體的詩人的創作和作品，詳細考察大曆詩人群體之間的相互關係和詩風異同，由此描繪大曆詩壇的整體面貌，總結大曆詩人的特徵，諸如作爲舊時代結束和新時代開始的新老兩代詩人處於接力區，他們之間更多顯示出重合和趨同的傾向，對於理解中晚唐文人的變化特性有一定啓發[18]。唐曉敏在《中唐文學思想研究》中辟獨立章節討論古文運動和對中唐文學思想影響至大的韓愈、柳宗元、白居易、劉禹錫等作家，强調韓、劉、白等人詩文創作的主要目的是表達自身的社會思想，中唐文學革新的發展趨向之一是注重作家的精神建設，强調作家的自主精神，並對中唐時期的文學革新思想和詩文創作體現的社會功利主義進行評論[19]。
這些個體士大夫，或者特定士大夫群體的政治、文化狀態如果普遍化，面臨著巨大的困難。針對這些個體和特定群體能否代表唐代士大夫整體政治文化狀況，他們的新變化能否代表唐代士大夫群體的演變，很難得出有信服力的結論。思想史學者嘗試抓住唐代士大夫轉變的一些觀念進行研究擴展。李樹桐先生《唐代的科舉制度與世風》涉及進士浮薄的討論，關注中晚唐士人政治態度的轉變，如“士人們既不見用而又不甘於隱居的，便於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區之外尋求出路。當安史之亂後，河北三鎮是獨立狀態，中央勢力有所不及，於是河北一帶便成爲不見用又不隱居的士人另尋出路的目標地點。……至於舉進士不第的，如不隱居而且亦不另尋出路，再不甘於寂寞，便只有走向造反的路了。……黄巢、敬翔、李振等，都先後參加反唐，他們不是進士不第，便是進士之不得志者”[20]。張躍《唐代後期儒學的新趨向》談到了由新的時代課題所引起的儒學學風的變化和重振儒學的使命，其中第二章從古文運動和純求學的變化説明儒學學風的變化[21]。
值得重視的是，張廣達先生提出一條重要線索，著重指出蕭穎士、李華、獨孤及等文士的活動值得注意，“正是出於這種時代背景，唐代的古文運動在武周陳子昂時還是個人的行爲，到了蕭穎士、李華、蘇源明及其弟子獨孤及、元結、梁肅時期，則顯然形成有共同識見的群體。以往人們更多注意的是‘蕭功曹’如何提拔、聚集文士，實際上，是由於這批文士在安史之亂後對時代共同反省，促成了他們形成明確的文章復古載道，以‘化人成俗，安危存亡’的群體意識。”[22]擴展張先生的論述，整體性刻畫唐代士大夫從個體認識到共同群體認識的轉變，標明這種群體認識區别於個體認識，這對於刻畫唐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興起和演進，進而從政治文化視角透視唐代政治、文化等諸方面提供了一些新的啓示。
三、士大夫：政治理想與政治現實的張力
唐代士大夫研究歷來是政治史研究的重點。政治制度、政治格局、政治思想成爲士大夫研究的切入點。近來，戴顯群研究了三省制度、宰相制度、翰林學士制度、樞密使制度的形成、職能發展變化，以及彼此之間的相互關係和在政治中樞演變過程中的作用影響[23]；何燦浩則選取懿宗、僖宗、昭宗三朝爲研究時段，以朝官和藩鎮的聯盟以及執政當局對强藩的依附，分析政局動盪變化，視角較爲新穎[24]。傅紹良從唐代諫議制度入手討論參與古文運動的士大夫，據他統計，中唐詩文革新的代表人物（包括前期代表在内）除蕭穎士、韓愈、柳宗元外，李華、獨孤及、梁肅、權德輿、元稹、白居易、李翱等都曾擔任過諫官，“而且無論是否爲諫官，他們的品格和才能都具有以下共同特徵：其一，性剛直，敢論議；其二，有儒術，重道德；其三，有政能，尚實效。他們是一批傑出的深受儒家政治觀念影響的以復興儒學、振興時代爲己任的政治家和文學家”[25]。
如前所論，余英時先生的政治文化含義中包含“政治思維的方式和政治行動的風格”。具體到唐代，唐代政治行爲、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人物已經有了相當的研究，但是政治態度、政治理想、政治思維等方面的研究還没有能夠充分展開，這是探索唐代政治文化可開拓的一條出路。許倬雲先生在比較中國和西方文官制度時認爲，中國士人特有的“儒家意念”是西方政治文化分析中缺少的一個部分，它是中國特色政治文化的組成部分：“中國文官制度的另一個特點在於其並不僅是工具性的合理，而且有儒家意念摻和其中，這是韋伯在討論西歐16世紀以來的文官制度中缺少的一環。……從這個角度來看，目的的理性和工具的理性配合，使中國文官系統在國家與社會的拉鋸戰中，不但有舉足輕重的分量，而且也成爲國家和社會之間聯繫的力量。這個特色是中國以外的史學家在討論文官制度時未能理解到的地方。”[26]
政治態度、政治思維也是切入唐代士大夫政治分析的重要視角。比如，陳寅恪先生研究牛李黨爭的一個重要途徑，是透過牛李兩黨對待藩鎮的態度和對外問題上的分歧區分兩黨：“當時主張用兵之士大夫大抵屬於後來所謂李黨，反對用兵之士大夫則多爲李吉甫之政敵，即後來所謂牛黨。”[27]《劍橋中國隋唐史》也認爲，“學者們推究兩黨之間對於實際政治問題的歧異，一般都集中在憲宗時代的戰爭問題上”。“李吉甫一向主張對割據一方的方鎮採取堅定立場，所以他毫不猶豫地主張用兵。反之，李絳則反對812年迫使魏博鎮就範的辦法，而且魏博確實不久自動聽命於朝廷了。這兩位宰相在812—814年之間的衝突有著一切傳統對抗的因素，引起後世歷史學家極大的關注。這個有限的一系列事件被概括地描述成：牛黨是主和派，李黨是主戰派。”[28]
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不僅要將政治制度、政治格局的研究與政治態度、政治理想的研究結合起來，而且尤其注意二者之間的緊張關係，充分認識二者間的張力。政治態度（包括政治理想）不等同於政治現實，也未必是政治現實的直接反映。葛兆光先生在《重建國家權威與思想秩序：八至九世紀之間思想史的再認識》中，批評了韓愈和9世紀的理想主義的政治取向和追求普遍性的‘道’的激進思潮，認爲它是不切實際的高調，而且直到晚唐五代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呼應和支持[29]。這個見解與前人不同。
由“政治文化”研究視角帶來的變化是，注意區分政治態度與政治現實。唐長孺先生的研究具有啓示意義。牛李黨爭是唐代士大夫群體紛爭衝突的突出事例。目前已有研究主要側重牛黨李黨在出身、門第上的差别，以及對待藩鎮、宦官的態度上的差别進行討論。切换視角，注重考察當時士大夫群體間政治態度和政治現實的一致性，即注意求“同”，同樣也是一種選擇。唐先生就認爲，“甘露事變前後，（李）訓、（鄭）注已成爲牛、李（德裕）兩黨和宦官的‘公敵’”[30]。所以，研究視角的改變能夠從更深入具體的政治文化視野觀察士大夫群體意識的形成與現實政治變化之間的互動與影響。
以往的歷史研究往往關注唐代士大夫基於政治利益、政治立場差異導致的種種衝突，而忽視了衝突表像下的另一面。雖然不同士大夫明顯處於不同的陣營，此後的仕途機遇也在很多程度上因此而截然相反。然而，差異和衝突的背後，他們的政治現實、政治追求和政治抱負又存在著極大的一致性。這種衝突和一致並存顯示出唐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複雜性，也爲探索士大夫群體發展提供途徑。
結語
唐代士大夫群體身兼政治的參與者和文化的承載者，是當時文化的集中代表，體現和實現著文學和儒學的發展。士人的政治思想、政治理想和政治態度，不能單單停留在個别人的著作和思想的闡釋，而更應當從士人群體的角度加以闡釋。窺探士人群體意識在唐代政治文化中的變化，以及這些群體意識對文學、政治、儒學等領域的影響，有助於加深對中唐政治演化軌跡的認識。
唐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系統刻畫既要吸收當前學者已經較爲充分展開的分科史研究，又要突破分科史的局限，改變文學史（限於文學）、思想史（限於觀念描述）或者政治史（制度史、人物史）的單一視角。不妨嘗試理解影響他們轉型的幾種緊張且必須面對和處理的關係，如唐代士大夫文人和官員的雙重身份、個體行爲與群體演進的界定、士大夫政治理想與政治現實的張力。處理好這些關係，有助於更好地把握唐代思想與政治、社會的互動。
余英時先生指出：“政治現實與文化理想之間怎樣彼此滲透、制約以至衝突——這是政治史與文化史交互爲用所試圖承擔的主要課題。”[31]這種“政治現實與文化理想之間怎樣彼此滲透、制約以至衝突”的描述與刻畫有助於恢復唐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的事件、人物本身的主旨，再現他可能的意圖，充分理解事件和人物所處的“生態環境”，進而認識到此前、此中、此後的社會與政治之間的複雜關聯。在這層意義上，“政治文化史”是“政治生態史”，尤其是“士人生態史”，而不僅僅是“以政治事件爲核心的歷史”。
【附識】一年前，我組織大唐西市博物館和北京大學中古史研究中心合作撰寫出版的《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發行式暨學術討論會，請榮新江先生代邀羅傑偉先生參加，好送他書，聊以充回報。這時被告知，羅傑偉先生身體不好，在美國，來不了。不久得知他不幸去世。這萬萬想不到的噩耗，讓我驚愕得語塞。一個外國人，這樣熱愛大唐，毫無自利之心，爲中國唐史界做出許多寶貴的貢獻。當時我在中國唐史學會秘書長、副會長任上，兩次準備了回贈他的禮物。一次是十枚一盒的開元通寶，我説，你給了我們許多錢，我也送你一點錢，是十個不同版本的開元通寶，雖不多，但是比你們的美元歲數大多了。再次是在洛陽，我託當地的朋友設法買到一幀唐代拓片，是狂草書家張旭僅見的楷書作品。也正是他的支持，後來纔有我主持的歷時五年的唐史高級研究班，並集體編寫出版了《二十世紀唐研究》那本被池田温先生譽爲“機邊寶典”的大書。書還在，人去矣！
胡明曌自十幾年前在大學讀書時起，就多次參加過羅傑偉先生的基金會組織的學術活動，也參加過會務的服務工作，受益良多。關於這，我在基金會的會議上説過，基金會對我兩個女兒的影響極大。正是有了和基金會學者的接觸，她有了“非北大不上”的覺悟和目標，纔有了後來她在北大拿了隋唐史博士學位和在南開大學的教職。
懷著共同的感恩心，我們一起謹以此文呈紀念文集，表達對一位可敬的外國友人的永遠懷念。 （胡戟）
Prospects of Political Cultural Studies of Scholar-bureaucrats in Tang Dynasty
Hu Mingzhao ＆ Hu Ji
In the current studies of Chinese medieval history，political cultural studies of Scholar-bureaucrat in Tang Dynasty is relatively weak，but of great value．There are three tensions should be seriously dealt with：the double statues of literati and bureaucrat，boundary of individual and group behavior，tension between political ideal and political reality．Having handled with these tensions，it should be transformed“history of political culture”into“history of political ecology”，even“history of Scholar-bureaucrat's ecology”in Tang Dynasty.
[1] 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2]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三聯書店，2004年。
[3] 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聯書店，2006年。
[4] David McMullen，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5] 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劉寧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4頁。
[6] 黄正建《唐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其變化——以兩〈唐書〉用詞爲中心》，《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3期，119—124頁。
[7]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9頁。
[8]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5—6頁。
[9] 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10] 傅璇琮《唐宋文史論叢及其他》，大象出版社，2004年。
[11] 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會角色與文學活動——以職事的考察爲中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
[12]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91—92頁。
[13] 葛曉音《論唐代的古文革新與儒道演變的關係》，氏著《漢唐文學的嬗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
[14] David McMullen，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pp.99-106，174-186.
[15] 陳弱水《柳宗元與中唐儒家復興》，《新史學》第5卷第1期，1994年，1—49頁。收入氏著《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246—289頁。
[16] 傅璇琮《李德裕年譜》，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17] 李浩《唐代關中士族與文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中華書局，2002年。
[18] 蔣寅《大曆詩人研究》，中華書局，1995年。
[19] 唐曉敏《中唐文學思想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
[20] 李樹桐《唐史新論》，臺北：中華書局，1972年，61—62頁。
[21] 張躍《唐代後期儒學的新趨向》，文津出版社，1993年。
[22] 張廣達《我和隋唐、中亞史研究》，載張世林編《學林春秋三編》上册，朝華出版社，1999年，68頁。
[23] 戴顯群《唐五代政治中樞研究》，厦門大學出版社，2001年。
[24] 何燦浩《唐末政治變化研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2001年。
[25] 傅紹良《唐代諫議制度與文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299頁。
[26] 許倬雲《國家形態》，氏著《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40頁。
[27]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97頁。
[28] 崔瑞德主編《劍橋中國隋唐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388頁。
[29] 葛兆光《七世紀至十九世紀的知識、思想與信仰》，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227—228頁。
[30] 唐長孺《唐修憲穆敬文四朝實録與牛李黨爭》，氏著《山居存稿》，中華書局，1989年，226頁。
[31]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