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研究》第二十卷 2014年，33—62頁

從山陵爲貴到不封不樹[1]——北朝墓葬封土的轉變

羅　丰

一、前言

墓葬向來是考古學研究的重點，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不同時期的諸多文化面貌，隨葬品更是當時政治、文化、技術、工藝水準的折射，因而受到研究者的特别重視。不過，相較人們對地下豐富的隨葬品和複雜的墓葬結構瞭解程度而言，關注墓葬的地上部分顯然受到某種程度的制約。千百年的風吹雨淋，人爲破壞，原有的地面建築早已蕩然無存，即使規模宏大的帝王陵墓大約也難逃此厄運，更遑論其他人墓葬。如果地面上能躲過這些自然、人爲破壞，唯一留下的就是封土。换言之，墓葬如不營造高大的封土，那麽它將會失去地面上的唯一標誌，構築明顯高大的封土，便是喪葬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封土的重要性顯而易見，但相較華麗的地下墓葬，人們在地面上營造封土的歷史卻要晚一些。

關於封土的起源問題，學界尚有不同看法，因本文所討論的重點並不在此，只會對涉及的某些觀點略有回溯。殷商時期墓葬上有堆土的痕跡，也許是較早的封土形態[2]。最近，甘肅省磨溝新石器遺址墓葬中發現較爲完整的封土遺跡（圖1）[3]。這樣，從新石器晚期開始，墓葬有封土的設計、營造。一般認爲春秋戰國時期，纔有相當規模的封土營建[4]。

封土所代表的含義，亦是研究者關注的重點之一，安陽殷墟婦好墓上有小規模的建築基址，建築史家對基址進行復原認爲是祭祀享堂，形成了對封土功能的解釋“祭祀享堂説”[5]。

西漢開始，墓葬制度日臻完備，封土作爲最具象徵意義的地上建築物，外觀的不同形制，明顯會引發人們的興趣。有學者已經注意到封土的外觀可分爲四類：“坊”形，“覆斗”形，“圓丘”形和“山形”[6]。進一步的準確測量，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漢代王陵一級的墓葬認識，他們的封土基本上是覆斗形狀[7]。與漢代墓葬封土研究相對成熟相比，人們關心北朝墓葬封土的程度極爲有限。主要原因也在於北朝的封土形制方面並没有超出漢代，在薄葬風尚的影響下，北周有的王陵甚至都没有封土。儘管這樣，從高大北魏墓葬封土，逐漸向北周遞减的過程，也與北魏政治上的漢化，北周崇尚上古禮制一脈相承。

除去高大的外觀形制，封土内部的構成，或者説封土堆砌的過程，在以往的田野發掘中並未受到重視。這種結論是由考古報告、簡報中反推的，報告中除了提供一些高與直徑的尺寸外，基本看不到任何有關封土的資料信息，封土的發掘報告更是付闕。本文所要討論的材料之一，主要來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日聯合原州考古隊發掘的北周田弘墓。另外，本文所採用封土一詞表示地面隆起的土構建築，與使用古文獻時的“墳”、“墓”、“塚”及“墳丘”、“墳墓”、“墳塚”等詞大體相當，視文中出現的情況混用，並不專門採用某一特定稱謂，但是在涉及考古材料時，基本上會使用封土一詞，作爲特定術語。

二、北朝封土的形制

在詳細地觀察北朝墓葬封土之際，我們有必要先瞭解一下北朝時期墓葬埋藏的喪葬思想，尤其是有關封土的内容。從漢代開始封土的高低便受到等級的制約，並且在法律上有明文規定，大家熟知的一條材料是《周禮》鄭玄注引《漢律》：

列侯墳高四丈，關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8]

具體到關内侯以下至庶人的等級文獻闕佚，也有人推測以五尺爲一等。2006年，湖北雲夢縣M77號墓出土漢代簡牘，其中就有名曰《葬律》的文獻，記録了列侯墓葬的規制：

壑、斗、羨深淵上六丈，墳大方十三丈，高三丈。榮（塋）東西四十五丈，南北四十二丈，重園垣之，高丈。[9]

西漢早期大家依律而葬，漢明帝時，桑民摐陽侯坐塚過制曾遭髠削[10]，到了東漢時期逾制的行爲屢屢出現。《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七年（31）詔曰：“世以厚葬爲德，薄終爲鄙，至於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11]上古時薄葬，不封不樹，孔子母塚高僅四尺，崩而不修，及葬子鯉時有棺無槨的情形，被一再提及作爲思想家抨擊奢侈之風俗的依據[12]。而薄葬不起墳丘[13]，則作爲遵儉的典範，深受好評。

魏晉時期在薄葬思想影響下，修築高墳大塚的風氣明顯有所收斂，東晉的許多皇帝甚至都不起墳丘，隱蔽埋葬。文獻記載中的南朝皇帝也只有一丈多高的墳丘[14]。北方少數民族採用“潛埋”的形式，《宋書·索虜傳》載：“死則潛埋，無墳壟處所。”[15]

北魏孝文帝時，在思想行爲上崇尚儒家思想，强調漢化，標榜孝道[16]。爲先人選擇適當的墳塋，符合靠近漢文化的精神，馮太后與孝文帝共同選擇方山爲塋地，承明六元（476）：

太后與高祖遊於方山，顧瞻川阜，有終焉之志，因謂群臣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必遠祔山陵，然後爲貴哉！吾百年之後，神其安此。”高祖乃詔有司營建壽陵於方山。[17]

方山選塋是鮮卑統治者出於政治上的需要，希望遠祔山陵，然後爲貴的馮太后借此表明實施漢文化的决心與勇氣[18]。明顯對於漢文化的肯定。

以孝行天下的孝文帝，在馮太后過世後，正是行孝重要時機。文帝在大同西北的方山營建永固陵。經調查，永固陵建在方山南部山頂上，有高大墳丘。墳丘下方上圓，高28.87米，南北117米，東西124米，規模宏大（圖2）[19]。據《水經注》記載，永固陵側有永固石室，石室完全倣現實建築製作，並有屏風上雕刻忠臣、孝子等故事内容[20]。爲表示對母親的孝順，孝文帝在永固陵傍建壽陵（萬年堂），墳丘規模大約只有永固陵的一半，封土高13米，基底仍爲方形60×60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們將高大的墳墓比作山陵，將最高統治者的去世，隱諱地稱爲山陵崩。漢代時最高等級的皇帝墓被稱作“山陵”[21]。從形式上來説，所謂的“山陵”有兩類，一類則是在山上營造陵墓，借助上部崇高的山顛，看似形成一個巨大的墳丘，漢文帝的霸陵即屬此類，“因山爲陵”[22]。以山爲陵的作法，獲得後世效倣，永城保安山梁孝王陵，就屬於這類情況[23]。另一種是在地面建立高大的墳丘，像某某山一樣，是當時最高待遇。即使像曹丕那樣力主薄葬，葬洛陽東的首陽山上，都依山爲陵，不封不樹，地面不留任何痕跡[24]。多年以後的唐代，高祖李淵遺詔：“其園陵制度，務從儉約，斟酌漢魏，以爲規矩。”[25]漢魏制度相去甚遠，在大臣之間引起爭議。虞世南的意見是“以爲漢文霸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敞”[26]。遠附山陵，雖不起墳，自然顯示高貴的思想，流傳甚廣，爲擇塋者所熟知。

遷都洛陽之後，意在擺脱舊有貴族對其政治意圖的干預，北邙山上高塚大墳累累，是陵墓制度進一步完善的結果。不過，孝文帝遷都洛陽後，在北邙山上另建長陵，有兩座墳丘，大塚是孝文帝陵寢，圓形，高21米，直徑103米；小塚是皇后陵寢，現存直徑42米，高約15米[27]。稍後的北魏宣武帝景陵，營建了高大的墳丘。封土呈圓形，直徑105—110米，高25米，平頂，墓室及墓道全部覆蓋在高大的封土之下（圖3a、圖3b）[28]。次一級的封王墓葬，墳丘亦相當高大，清河王元懌墓封土直徑30米，高約15米[29]；江陽王元乂墓，封土直徑35米，高約20米[30]（圖4a）。

東魏、北齊墓葬繼承北魏墓葬墳丘高大的傳統，可能屬於北齊高洋武陵的北朝灣漳壁畫墓，墳丘雖已夷爲平地，據鑽探，墳丘底部直徑在100—110米[31]。神武帝高歡墓現存墳丘南北79米，東西77米，高24米。另外一個當地人稱“天子塚”的墓葬，墳丘直徑121.5×118米，高21.3米[32]。

北魏、東魏、北齊帝王陵墓墳丘基本上一脈相承，都營建高大雄偉的墳丘。北魏平城時期形制上圓下方，遷都洛陽後大體上都是圓形封土或以此爲主。直徑多在百米以上，高度在20米以上，墳丘覆蓋整個墓葬（圖4b）。北齊高洋墓没有發表完整的平面圖，是否墳丘全面覆蓋墓室尚不知，從已知墓道甬道、墓室資料，應該會覆蓋。

西魏文帝永陵的封土呈圓丘形，直經約80米，高有13米，陵前神道亦有石人、石刻等[33]，承接北魏大體上延續北魏墓葬的基本形制，並未在形式上有大的改變。另外，其他等級西魏墓發現者尚不多，不太方便與同等級的東魏墓相比較，略顯簡陋卻是事實。雖然在埋葬思想上北魏至北周變化頗大，但從附表上可以看出北朝高等級墓葬中基本上都有封土卻是事實，由高大遂漸轉向低矮，也符合北魏至北周喪葬思想軌跡（見附表）。

北周墓葬與北齊墓葬相比，後者規模宏大、奢侈豪華（圖4c）。有學者傾向於從二者上層的喪葬思想入手來解釋兩者的明顯不同[34]，顯然是一個不錯的切入點。北周明帝，臨終前有遺言：喪事從儉，勿用金玉，若禮不可闕可用瓦。“葬日，選擇不毛之地，因地勢爲墳，勿封勿樹”[35]。尋著皇帝薄葬思想，一些大臣是這種思想的實踐者，韋夐恐臨終恍惚，故清醒時韋夐對自己身後的事也有交代：“吾死之日，可斂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36]宇文廣也“每言及終始，尤存簡素”[37]。

有學者研究，北周初期，皇帝的此類思想還只是宣導和自律，建德後期至宣政年初期（576—578），纔有實例出現[38]。北周一代喪事從儉思想雖然在理論上貫穿始終，但在實際操作層面卻一直是個體差異相當明顯。經濟實力遠遠弱於强敵北齊，省吃儉用，縮衣節食，增强軍事力量，全力伐齊，恐怕屬於優先考慮。真正意義上的“不封不樹”實行的範圍是很有限的，一但時機成熟，“封樹”之舉很快恢復[39]。

北周宣導薄葬，帝陵中僅有北周武帝孝陵被發掘，在地面上不但没有高大的墳丘，甚至無任何與墓葬關聯的標誌。一般貴族大臣墓葬墳丘的規模也相比東魏北齊要小的多，只有4—5米左右，直徑不超過30米，與後者動輒高達10米以上，直徑幾十米情況大爲不同。雖然，北周提倡“勿封勿樹”，甚至“墓而不墳”，下面對於這一政策有明顯的變通，普通民衆由於孝行需要營建高大墳丘，甚至得到社會的鼓勵，行爲被記載在《孝義傳》中：

〔皇甫遐〕保定末，又遭母喪，乃廬於墓側，負土爲墳。（略）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回五十餘步。[40]

雖然我們不必得出薄葬制度未必獲得民衆響應的結論，但就一般社會觀感而言，修築高大的墳丘，顯然是尊敬先人踐行孝道的具體而可見的行動，並且有著墳丘愈高大，愈能迎合民衆的期望。構築墳丘的土，僅靠墓室挖土，並不充盈，而要從他處“負土爲墳”，並以一人之力需經年累月。

三、封土下的房屋

寧夏彭陽新集北魏早期墓葬，有高6.2米的封土，封土下埋藏著一長方形土壙，土壙的前端夯築一房屋模型，簡單粗糙，只有用土剔出的前高後低的瓦壟。中央有一天井，天井後方是一土築房屋模型，模型門窗、椽、瓦背，邊倣磚砌，一應俱全，雖爲夯築卻體量不小，4.8×2.9米（圖5）[41]。

類似的房屋模型，雖爲罕見，細究起來卻是某種傳統的沿續。中國墓葬傳統總是包括地上和地下兩個空間和建築單位[42]。漢代起墓葬園陵的地上設施部分逐漸完善，大體上可以包括封土、墓碑、祠堂、墓闕，人物、動物立體雕像和種植樹木等部分[43]。當然，重要的墓葬還要包括墳垣、陪葬墓、園邑等[44]，墓垣或許在某些時候由圍溝構成[45]。在地下墓室封閉之後，人們主要通過地上建築部分來滿足禮儀功能的需要，祠堂是一處重要場所。祠堂距封土之間有相當的距離，費慰梅曾在調查漢代“朱鮪石室”時，繪製祠堂與墓葬之間的平、剖面復原關係圖（圖6），成爲學者們研究墓室封土兩者關聯性時經常引述的對象。著名的武梁祠，依據以往學者復原，其屋頂前後兩面坡都刻劃有瓦壟，前後簷都刻有瓦當、椽頭，外形裝飾有花紋。這樣，石室祠堂獨立中央，與封土保持間距，可供觀者四周繞行瞻仰[46]。

另外一類石室祠堂，前面部分與一般建築無異，都雕刻瓦壟、簷板、椽頭等，後面則没有這些，製作非常粗糙，僅將原石打下，毛坯，連最簡單的找平程式都被省略。鄭岩推測這些祠堂的後壁並左右兩壁大部分都被封土掩埋，其頂部以屋脊爲界限，後坡也埋在封土中，只有祠堂的正面和前坡暴露在外，他畫出這種復原封土與祠堂組合的關係圖（圖7a、圖7b），使我們原本難以解釋的現象一目瞭然地呈現在面前，並且找到能明確證明這種關係的一件石刻。山東臨淄石刻藝術館藏有東漢王阿命題刻石刻，石刻前低後高，前方後圓，鄭岩認爲正是表現祠堂一半在封土中的情況，以“具體而微”方式再現漢代祠堂和封土一種常見的組合關係狀態（圖8）[47]。類似的變化研究者從東漢末年政治和社會風氣變化的角度，來詮釋這種現象。孝子們關注的重點，已從對已故親人的孝行，轉移到修建祠堂辛勞的過程，並且在敘述中强調自身在這一舞臺上的作用，成爲邁向仕途的第一步資本[48]。

漢代墓上的祠堂源於漢惠帝所創始的高祖長陵陵寢制度，漢武帝以後普及於中下層。現存的石祠年代從西漢晚期到東漢早期，畫像内容及佈局都固定化，也説明是模倣土木結構的祠堂而來[49]。隨著時間的推移，原本獨立的單體建築，被更堅固持久的石頭祠堂所替代。當然，取代木構建築的祠堂不僅僅是變的更加堅固，犧牲的也有空間。石質材料使祠堂面積縮小，進而位置也向後推移，直到變成封土的一部分。這時的石祠根本不能進入，禮儀功能完全呈現。

這樣説來，新集北魏墓中的土築房屋模型，基本上是承襲了東漢石質祠堂的傳統，完全埋藏於封土之下。同時，土築房屋模型伴著時代進程，有了更進一步内涵或象徵意義。

當然，新集土築房屋模型雖然與東漢末年漸入封土的祠堂有關，但也不僅僅是縮入封土之内的祠堂。封土下前後各有一土築房屋模型，前者簡單，後面較複雜，有兩扇窗户，中間有兩扇門扉，一扇稍開。門户稍開的狀況，使我們很容易地聯想到從漢代以來直到宋金流行的一個著名題材“婦人啓門圖”[50]。僅有一條門縫的門扉，大約是表達生前死後的世界界限，暗示由此可以進入，顯然在古人的思想中這條門縫已經足以讓某種東西自由出入。

大同湖東一號北魏漆棺的後檔上，朱紅門扉錯開一條縫，門内探出一人（圖版四）[51]，看的出漢代“婦人啓門”的題材，北魏時期也繼承下來。兩個房屋中央是一方形天井，有人覺得這是將地面上的宅院結構與墓葬的地下空間，物質與空間的概念聯繫在一起，表明墓上建築與墓室建築有關[52]。封土之下的埋藏，開啓新興的墓葬結構的先河。時代稍晚的陝西長安縣北朝墓的過洞頂部也有一生土臺剔刻成的房屋模型，過洞壁上由上而下依次剔刻著三座房屋，甬道的頂部亦爲一座土房屋模型（圖9）[53]。這些在形式上是新集土築房屋的模型的沿續。北周李賢墓過洞上方的繪畫門樓[54]，完全是北朝土房屋模型的翻版。

新集北魏墓封土之内的土築房屋模型，雖不必一定看作是漢代祠堂的某種獨特的承襲，但確實有著非同一般的含義。因爲墓葬發展過程中每種新興的形式背後，都被一套複雜的喪葬思想支配。

四、封土的發掘與封土的復原

封土的發掘工作在中國大陸田野考古中幾乎是被忽略的，雖然封土之下可能埋藏不爲人們所知的重要信息。

原州聯合考古隊發掘北周田弘墓時，注意到封土的重要性，並且依照嚴格的田野工作方法對封土進行解剖發掘。原封土周圍，經20世紀70年代的農村平田整地已被移平，變爲農田。這一整理過程也影響到封土的完整性，只有在南側的部分地區保留了原封土的大體形狀，其餘部分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削。現存封土東西長12、南北寬20、高3.5米，從封土的現狀不能確定其原來的高度。測繪者以封土頂部最高點的標高（海拔1814.102米）作爲0米，在東西約95、南北約120米的範圍内測定高差25釐米的等高線。以封土和墓葬爲中心製作了東西64、南北95米範圍的實測圖[55]。從圖上顯示的－4米處東側可以看到弧線地形，這以下的等高線在東西向上均爲直線，封土南部底緣至－3.25米及－3.5米處等高線均不閉合。從南側的等高線來看，封土爲圓形。從封土向南約40米附近爲邊界，南側地形逐漸昇高，北側地形逐漸下降，發掘者由此推測，可能是將這樣的緩斜面修整水準以後建造墓葬。

爲了瞭解封土的構築過程，在封土的東、西、北、南側均佈置了探方進行發掘，通過封土地層瞭解封土構築的過程及規模（圖10a、圖10b、圖10c）[56]。

1．東發掘區

將南發掘區北壁向東延長線上東西長6.35、寬1米的範圍，設定爲東發掘區。由於後期破壞，這一區域保存狀況較差，但可以大致推測，東發掘區從東端略向區外延伸的附近是封土邊緣。原地表土（第5層）上的高度爲－4.5～4.6米左右，在原地表土上直接堆積褐色土層，現在可以看到東西約5米、高約0.6米的山狀堆積地層。在原地表土及其上褐色土中發現夾雜部分黑色的炭狀堆積。在西側呈山狀堆積的褐色土層中，大約－4.2～4米高度處，有變硬的灰色土層，該土層與東側的山狀堆積邊緣相疊壓。推測－4米的高度曾經是堆築山狀土的高度。

2．西發掘區

在南發掘區北壁向西的延長線上6.8、寬1米的範圍内，設定爲西發掘區。這一區域封土保存較好，在距離主軸15.3米處確定了封土邊緣。原地表的高度在封土邊緣附近爲－4.2釐米，在西發掘區東端爲－4.4釐米，所以可知原地表在西側較高。原地表上堆積有黄色土和褐色土交織的土層，這是由於以地勢偏低的東側爲主，在－4米的高度建造一水平面，並以此爲基準面堆築封土。基準面上從内側向外側有4個大的堆築封土單元，表明封土在構築時經歷了4個階段。特别是第3次的堆築，黄土層（生土）與褐色土（表土）相互交織，夯打堆築。最後第4次的堆築則以較厚的褐色土層爲主，可能起著裝飾封土的作用。

3．北發掘區

沿主軸線在封土北側南北長5.8、寬1米的範圍内，設定爲北發掘區。這一區域封土的地層堆積保存狀況良好，封土邊緣被擾亂，推測在距離墓室中心約15.4米的附近。原地表的高度在封土邊緣附近爲－4.4釐米，在北發掘區南端爲－4.5釐米，所以得知南側稍低。與西側封土相同，這裏從内向外分爲4個大的堆築單元，説明封土的構築經歷了4個階段。最後的第4次堆築也是由很厚的褐色土構成。

4．南發掘區

最後打掉探方隔梁，在南發掘區主軸線和東壁、西壁觀察到南北方向的封土地層，同時觀察到T4（第四天井）南北兩壁上東西方向封土地層，可以幫助瞭解天井和封土層位關係。第三、四天井是從原地表開始下挖，其上部斜向發生了崩落。原地表上面的高度大約在－4.4米。回填第三、四天井時，首先以0.3米左右純潔黄土（生土）填埋，然後再以褐色土填至－4米的高度，與當時地表形成一個水平面。再向上爲黄色土層、褐色土層相互交替、水準堆築。由於從後室中心向南15.4米處，封土的堆積土層消失，所以推測這裏已到封土的邊緣。

通過對南發掘區東、西壁上南北方向封土堆積的觀察可知，原地表上用黄色土平整地面之後，在南側堆築了一道南北長約7、高0.7～1.2米的山狀堆積。它與墓室、甬道處於大致相對應的南北位置上，所以推測，當時堆築的是連接東西方向的堤狀土堆，該堤狀土堆的地層顯示出基本呈水準，其上進行了第一次中央山狀的堆積，所以，堤狀土堆可能是在堆築封土時採用的其中一個建造工序。在南發掘區的西壁，第二次的堤狀土堆直接疊壓在其下面，東、西壁之間有水準方向的地層，並且延伸到封土南端。封土南側不見北、西發掘區的第4道堆築工序，因此推測封土是從南側開始堆築的。第二次堤狀土堆與第一次中央的山狀土堆的高度基本一致，所以將這二者之間的填土平整好之後，結束了第一道工序。

通過對北壁東西方向上的封土進行觀察，可以初步復原構築封土的方法（圖版五）。

首先，在封土中央附近的原地表上，用黄色土（邊緣用褐色土）平整土地，在－4釐米的高度處形成水平面，作爲構築封土的基準面。然後，在基準面上堆築高度爲1.3米的山狀土堆，並以此爲中心，向外緣建造封土，堆土高度爲1.1～1.3米。整理表面，完成第一工序。然後，在其上面進行高度爲0.8米的第二次中央山狀堆積。並以此爲中心向外緣堆土，至此封土高度約2.7米。整理封土表面，結束第二道工序。第二道工序的堆土高度在0.9～1米。然後進行第三次堆土，高度約1.1米。由於在北、西發掘區發現封土週邊有4個堆土單元，推測這4個單元是與封土的構築工序相對應的，所以封土也是經過了4道工序構築而成。

根據調查結果，可以將封土復原爲一個直徑約30.8、高5米的圓形封丘。封土中心點正好位於田弘棺的中心。

墓室雖已圮塌，但依照復原推算，挖出的土方量大約在450～550立方，而封土堆埋所需的土方量則高達2000立方以上，其中1500立方以上的土方需要從其他地方運來。發掘結果亦表明，封土的客土從幾個不同的方向運達，然後堆埋。

中央土堆在東西方向上，幾乎與墓室中央相對應；在南北方向上，其位置偏於墓室北側，中心可能位於後室内壁偏北處，即封土在築造時的中心比復原的封土中心向北偏移了2米。這可能是與位於墓室南側的天井有關。通過發掘可知，封土覆蓋的第三、四天井在二次葬時被再次挖開，由於事先預定要在南側進行二次葬，所以會儘量避免在南側堆土，這可能是封土頂部向北偏離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田弘墓的墓室由主室、側室和後室組成，可能是將放置田弘棺的後室視作整個墓葬的中心，所以封土的正中心與之對應。封土的這一位置顯示了建墓者的嚴密設計（圖11）。

史射勿和史訶耽等墓也曾作過封土測繪，測繪者在討論這些墓葬的封土構築方法時，認爲它們的封土並没有進行真正的夯築，而是爲了防止砂土流失而最大限度的謀求了堆積的合理化[57]。史訶耽墓封土中央曾樹立起一標杆，作爲封土的中心，以便圍繞木杆堆土[58]。

田弘墓發掘報告介紹了封土的堆積和整理封土表面，但没有談到對封土進行夯築。整理封土表面是否可以理解爲只是對封土表面進行了適度的拍打，並没有充分的夯築？

五、結語

以上我們粗略地討論了北朝墓葬中從帝陵到高等級墓上的封土問題。由於選擇問題本身的局限性，使我們無法更進一步地研究整個北朝墓葬封土。因爲只有高等級的墓葬上雄偉的封土，纔能歷經千年保存至今，而中下等級墓上那些不太高大的封土，在人爲或自然因素影響和幫助下，早已夷爲平地。或許這些等級較高的墓葬大體上反映了北朝時期墓葬封土的一般情況。那麽現就其中引人注意的部分，再略加總結。

一、北魏孝文帝漢化改革，使得原本不太注重墓葬地面建築的鮮卑人，不但注重隨葬奢華的隨葬品，同時也關注地面封土，建築的外在形式。以孝的名義推動皇帝所需要的政治革新，反過來會影響到墓葬的地面封土。

二、漢代以來流行的祠堂建築，逐漸地向著封土方向遷移，北朝新集墓封土下的土築房屋模型、長安北朝墓葬的生土房屋模型，顯然是這種移動的結果。這類房屋模型漸漸被賦予新興内容，繼而影響墓葬地下部分的建築形式。北周時期開始逐漸在關中地區流行多天井墓葬，天井的過洞上用壁畫的形式描繪出單層、多層門樓。隋唐時，門樓建築成爲壁畫中的一個重要題材。

三、墓葬封土的堆砌，從北周田弘墓發掘情況看，是經過大體測量程式，按照一個基準，由四周向中央堆砌。堆成後的封土最高點與墓室中後室田弘棺保持一條垂線，這顯然是墓葬設計者精心設計準確測量的結果。由於墓葬中挖出的土方量不能夠滿足封土建設的需要，要從不同方向運來客土。田弘墓封土經過四次逐層平整加高，最後形成完整的規模與高度。

四、已經發掘的北周墓葬，在規格上差異較大，既有完全没有封土的武帝孝陵，亦存在有封土但不太高大的高級官吏墓葬。因此難以肯定它們有著較完善的墓葬規制，尤其在封土上。地面上封土規模的縮小，當然是朝廷所宣導薄葬思想“不封不樹”影響的結果。不過，從長墓道、多天井、單室或多室墓普遍出現的情況來看，顯然上層人士在地上部分被迫選擇前者的同時，地下不易爲人所知的地方，採用新興形制，以滿足他們某些特殊功能的需要，從而開啓隋唐時期以關中地區爲中心長墓道多天井的墓葬的先河。

謹以此文紀念羅傑偉先生。

From Mountain Mausoleum to Burial Mound with No Above-ground Identification：The Transition of Northern Dynasty Burial Mound

Luo Feng

Heaping earth over the burial mount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ancient mortuary culture．This paper reviews the changing view of burial from Han to the Northern Dynasties-a trend that shifted from favoring a mausoleum built against mountains to that has no above-ground markers-earth heap or trees planted above the burial mound．This reflects that the height of burial mound gradually decreased．Han rulers promoted this development．The funerary architecture moved from above-ground to below-ground．Moreover，as the orientation of the burial mound shifted，the type of architecture changed from wooden ancestral shrine，to stone ancestral shrine，and finally，during the period of Northern Dynasties，to earthen model of house．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eaped earth over the burial mount of Tian Hong and establishes via archaeological exaction that this burial mount with a horse-shoe shape was constructed in four stages．The crest of the heap is directly above the center of Tian Hong's coffin showing that this is the result of careful calculations．However，the popularity of burial mount without above-ground markers was limited．Most elite preferred newer designs and contributed to the rise of tombs with a central path and multiple courtyards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1] 本文曾在2003年韓國釜山大學舉辦的“蓮山洞古墳群關聯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宣讀。

[2] 關於早期封土起源，高去尋引述梁思永在河南安陽殷代西北岡墓葬發掘所得認爲，殷代大墓上大概原來是有墳堆，平面圓形，只覆蓋墓室而不及墓道。第三期祭祀遺留的灰土坑和灰土堆，緊靠大墓周圍分佈，這種祭典大概是圍著墳腳舉行。高氏並且肯定殷代的大小墓葬都有堆土而成的墓塚（參見氏著《殷代墓葬已有墓塚説》，《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41期，1980年，8—11頁）。

[3] 甘肅文物考古研究等單位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磨溝村發掘一處墓地，有封土遺跡的墓葬亦在其中，共有5座，分别爲M901、M932、M934、M1029、M1031。封土橢圓形，最大者長徑250、短徑90、高50釐米，分兩層構築，上層爲鵝卵石和陶片混堆積，下層爲黄土堆積夯實。其餘幾座一般短徑160—200、長徑190—200、高40—55釐米，皆是分層的踩實地黄土堆積。相對年代爲距今3600—3800年之間。不過該墓尚未公開報導，本文所用材料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王輝先生提供，謹表謝意。

[4] 參見町田章《中國における墳丘の形成》，《歷史教育》第15卷第3號，1967年，66—74頁；黄展岳《説墳》，《文物》1981年第2期，89—92頁；王世民《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塚墓》，《考古》1981年第5期，459—466頁；楊寬《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7—17頁；胡方平《中國封土墓的産生和流行》，《考古》1994年第6期，556—558頁；韓國河《論中國古代墳丘墓的産生與發展》，《文博》1989年第2期，32—45頁。黄曉芬《漢墓的考古學研究》，岳麓書社，2003年，167—169頁。

[5] 參見楊鴻勳《戰國中山王陵及兆域圖研究》，《考古學報》1982年第4期，119—138頁；同著者《關於秦代以前墓上建築的問題》，《考古》1982年第4期，402—405頁；另見巫鴻《從“廟”至“墓”——中國古代宗教美術發展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原載俞偉超編《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98—111頁，後收入鄭岩等編《禮儀中的美術——巫鴻中國古代美術史文編》，三聯書店，2005年，549—568頁。

[6] 參見李毓芳《西漢陵墓封土淵源與形制》，《文博》1987年第3期，39—41頁。

[7] 參見焦南峰《秦漢帝王陵封土研究的新認識》，《文物》2012年第12期，52—58頁。

[8] 《周禮·春官·冢人》鄭玄注引《漢律》，《周禮注疏》，彭林整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819頁。

[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雲夢睡虎地M77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08年第4期，彩版15；彭浩《讀雲夢睡虎地M77漢簡〈葬律〉》，《江漢考古》2009年第4期，130—134頁。《簡報》並無録文，今引録文據彭浩文。

[10] 汪繼培《潛夫論箋》卷三《浮侈篇》，彭鐸校正本，中華書局，1979年，140頁。

[11] 《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下，中華書局，1985年，51頁。

[12] 王符嘗云：“古者墓而不崇。仲尼喪母，塚高四尺，遇雨而墮，弟子請治之。夫子泣曰：‘禮不修墓。’鯉死，有棺無槨。文帝葬於芷陽，明帝葬於洛南，皆不藏珠寶，不造廟，不起山陵。陵墓雖卑而聖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刻金鏤玉，檽梓楩柟，良田造塋，黄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塚，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崇侈上僭。寵臣貴戚，州郡世家，每有喪葬，都官屬縣，各當遣吏齎奉，車馬帷帳，貸假待客之具，競爲華觀。此無益於奉終，無增於孝行，但作煩攪擾，傷害吏民。”《潛夫論箋》卷三《浮侈篇》，137頁。另《鹽鐵論·散不足篇》賢良舉例奢侈逾制，世風不古時亦云：“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閤，垣闕罘罳。”馬非百《鹽鐵論簡注》，中華書局，1984年，239頁。

[13] 張臨“亦謙儉（略）。且死，分施宗族故舊，薄葬不起墳”（《漢書》卷五九《張延壽傳》，2654頁）。

[14] 參見楊寬《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46頁。

[15] 《宋書·索虜傳》卷九五，2322頁。關於潛埋虚葬亦參見曹永年《説“潛埋虚葬》”，《文史》第31輯，1989年，79—86頁。

[16] 參見康樂《孝道與北魏政治》，《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4本第1分，1993年，51—87頁。

[17] 《魏書》卷一三《皇后列傳》，328—329頁。

[18] 參見沈睿文《永固陵與北魏政治》，《國學研究》第22卷，57—77頁，後收入氏著《唐陵的佈局：空間與秩序》，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307—327頁。

[19] 參見大同市博物館等《大同 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第7期，29—35頁。

[20] 陳橋驛《水經注校證》卷一三，中華書局，2007年，321—322頁。

[21] 參見楊寬《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16、72頁。

[22] 參見徐蘋芳《中國秦漢魏晉南北朝時代的陵園和塋城》，《考古》1981年第6期，522頁，後收入氏著《中國歷史考古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17頁。

[23] 參見劉振東《漢代諸侯、列侯墓的地面建制——漢代王、侯墓制研究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漢唐與邊疆考古研究》第1輯，科學出版社，1994年，68—69頁。

[24] 《三國志·魏書·文帝紀》卷二載，曹丕選在首陽山東爲壽陵，作終制，歷數種種薄葬之優勝，81—82頁。

[25] 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卷一一，商務印書館，1959年，67頁。

[26] 杜佑《通典》卷七九《禮·凶禮》，王文錦等點校，中華書局，1988年，2146頁。

[27] 參見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北魏孝文帝長陵的調查與鑽探——“洛陽郊山陵墓群考古調查與勘探”項目工作報告》，《文物》2005年第7期，57頁。

[28] 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隊、洛陽古墓博物館《北魏宣武帝景陵發掘報告》，《考古》1994年第9期，802頁。

[29] 參見徐嬋菲《洛陽北魏元懌墓壁畫》，《文物》1974年第12期，53頁。

[30] 參見洛陽博物館《河南洛陽北魏元乂墓》，《文物》1974年第12期，53頁。

[31] 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磁縣灣漳北魏壁畫墓》，科學出版社，2003年，11頁。

[32] 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磁縣灣漳北魏壁畫墓》，1頁。

[33] 參見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陝西分册》（下），西安地圖出版社，1998年，604頁。

[34] 參見鄭如珀《墓葬、美術與政治——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墓再思考》，《藝術與科學》卷五，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12—23頁。

[35] 《周書》卷四《明帝紀》，60頁。

[36] 《周書》卷三一《韋夐傳》，546頁。

[37] 《周書》卷一○《宇文廣傳》，157頁。

[38] 參見倪潤安《北周“不封不樹”辨析》，《中國典籍與文化》2006年第2期，101頁。

[39] 參見倪潤安《北周“不封不樹”辨析》，104頁。

[40] 《周書》卷四六《孝義傳·皇甫遐傳》，832頁。

[41] 參見寧夏固原博物館《彭陽新集北魏墓》，《文物》1988年第9期，26—27頁。

[42] 關於中國古代墓所表達出的空間概念，參見巫鴻《黄泉下的美術——宏觀中國古代墓葬》，施傑中譯本，三聯書店，2010年，2頁。

[43] 參見李如森《漢代家族墓地與塋域上設施的興起》，《史學集刊》1996年第1期，20—24頁。

[44] 參見劉振東《漢代諸侯王、列侯墓的地面建制——漢代王、侯墓制研究之一》，67—75頁。

[45] 陝西考古研究院《西安鳳棲原西漢墓地田野考古發掘收穫》，《考古與文物》2009年第5期，111頁。西漢富平侯張安世墓地的墓園呈長方形，四面有四條不連通的壕溝爲界，南北長159米，東西寬約195米。

[46] 參見鄭岩《山東臨淄東漢王阿命刻石的形式及其他》，原刊《藝術史研究》第10輯，中山大學出版社，2008年，275—297頁。後收入氏著《逝者的面具——漢唐墓葬藝術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107—108頁。下引均據此。

[47] 參見鄭岩《山東臨淄東漢王阿命刻石的形式及其他》，98—112頁。

[48] 參見鄭岩《山東臨淄東漢王阿命刻石的形式及其他》，117—118頁。

[49] 參見信立群《論漢代的墓上祠堂及其畫像》，南陽漢代畫像石學術討論會辦公室編《漢代畫像石研究》，文物出版社，1987年，180—184頁。

[50] 關於婦人啓門的題材最新的論述及文獻綜述，參見鄭岩《論半啓門》，《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3期，16—36頁。後收入鄭氏《逝者的面具——漢唐墓葬藝術研究》，378—419頁。

[51] 參見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湖東北魏一號墓》，《文物》2004年第12期，33頁，圖10。

[52] 參見鄭如柏《墓葬、美術與政治——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墓再思考》，20頁。

[53] 參見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長安縣北朝墓葬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90年第5期，57—62頁。

[54] 參見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等《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夫婦墓發掘簡報》，《文物》1985年第11期，1—20頁。

[55] 原州聯合考古隊《北周田弘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39頁，圖四○。

[56] 原州聯合考古隊《北周田弘墓》，圖三九、四一。

[57] 原州聯合考古隊編《唐史道洛墓》，勉誠出版社，2000年，34—35頁。

[58] 羅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55頁，圖版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