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先生与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代序）

景海峰

今年是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30周年，我们筹备了一些纪念活动，包括出版一本论文集，以示庆贺。正在这个时候，传来了汤一介先生不幸去世的消息，国学研究所的同仁无不为之感到悲痛。想起汤先生为开创我国的国学事业筚路蓝缕所费之心血和为深大国学所的创立与发展所做出的根本性贡献，大家都有一种大树倾倒、顿失牯依的感觉，抚今追昔，饮水思源，无不深切缅怀。

1984年9月，刚刚建校一年的深圳大学便成立了国学研究所，首任校长张维院士从北京大学请来了汤一介先生，聘他担任所长并亲自谋划其事。在汤先生的带领和规划下，深大打起了改革开放之后国内的第一面“国学”大旗，来自北大、复旦、华东师大和中国社科院的一批青年学者，聚拢在汤先生的周围，开始了以国学研究为旗号的建设性工作，同时也奠定了深圳大学人文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

当时，“国学”概念并不流行，不像现在这样为大家所熟悉，实际上在1949年之后，学术界一般已不用国学这样的说法，它已经是尘封的历史。所以当时汤先生能够举起国学的大旗，在深圳大学创办一个国学研究所，在今天看来，应该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创举，也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举措，这对后来中国学术的发展起到了某种引领和示范的效用。重启“国学”，用国学的名义来办一个研究机构，在那个年代的确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它至少包含了以下几个意义：

第一，遥想当年，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当时的北京大学，还有一些重要的高校里面，有一批对中国现代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学者，他们很多人都是在国学研究的机构里工作的，以国学的名义来从事教学和研究活动，像清华国学院，北大国学门，燕大、齐鲁、厦大等校的国学院所，这些学校都有著名的国学机构，而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非常有成就的一批学者，差不多都跟这些机构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在一所充满了新时代希望的大学里，汤先生首先想到的是中国文化的再度兴盛，想把中国现代学术的这一段辉煌历史，在新时期再有一个复现、有一个接续、有一个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从当时国内的人文学术研究状况来看，可以说百废待兴，总体还处在一个比较封闭、乃至僵化的环境当中，要寻找一些突破口，才能够打破传统的格局。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如何从学术自身的内在理路找到一些有活力的东西，就显得非常重要。而国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浮出水面的，它适应了改革开放和时代转折的要求，对中国学术发展的新形态是一个机缘，也是一种尝试。所以在90年代中期之后，国学全面回暖，由国学复苏所象征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蓬勃开展，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汤先生当时的这个想法和举动，应该说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重要工作。

第三，国学代表了我们本民族文化的一个历史传统，有非常丰厚的资源，有悠久的历史和自身文脉。在改革开放之初，当时的中国在打破封闭之后，有所谓“走向世界”的问题，学术发展也一样。考虑到深圳毗邻香港的因素，处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带，怎样发挥深圳的这一地理优势，把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向海外介绍，用国学这个概念，应该说是非常恰切的，它符合了深圳的地缘优势和特点。而深圳大学初创之时，其办学目标也是外向型的，一开始就特别强调窗口大学的作用，和这样的学校定位相匹配，用国学之名义发挥它的对外功能就再合适不过了。

那个时候，深圳大学刚建不久，1984年9月才从城里的一个小院子（成人教育中心）搬到现址。校园里除了一些宿舍外，只有3栋建筑，一个教学楼，一个图书馆，还有办公楼，除了这三大建筑之外，其余地方大都是荒地，杂草丛生，条件十分简陋。当时的国学研究所和比较文学研究所，还有中文系，基本上是一个联体的结构，就是所谓的“一系二所”。但学校还是非常看重国学所的独立建设的，按照文件的规划有近20个编制，跟中文系的人数差不多，光是图书资料方面的编制就有4个，虽说后来这些并没能实现，但学校确实有一个很宏大的发展计划。另外就是在经费方面，国学所也有独立的拨款，特别是图书购置，在当时办学条件并不宽裕的情况下，算是很大手笔了。

在汤先生的谋划和带领下，当时的国学研究所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创办了大型国际性学术集刊《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先后出版4辑，发文百余篇，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二是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协调会议，邀集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中心城市的知名学者共商大计、制定规划，对发动80年代后期国内的“文化大讨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三是和国家教委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联合举办了两届国际“中国学”研讨班，为全国几十所高校培训了一百多名从事比较文化和汉学研究的青年教师。四是与海外学术界建立起广泛的联系，特别是和香港的几所大学之相关的机构在项目合作、资料互换等方面保持着实质性的交往。五是在古籍整理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参与了广东高校“岭南丛书”大型文献编纂项目，并在古籍整理的电子化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六是参与了中文系的初创和学科建设工作，为中文专业的学生开设了系列的国学方面的课程。七是搜求古旧书刊，购进包括《磧砂藏》等在内的一批珍本特藏，建起了一个小型的文史资料室。八是和北京大学合作，为深圳大学定向培养了数名中国哲学等专业的研究生。

这些工作在今天看来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就非同凡响了，有着不一般的意义。譬如《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创办，在当时的人文学界就是一件大事。这个集刊是1985年启动的，1986年面世，后来连续出了4辑，一直到1989年。这个集刊的面世，在当时的国内学术界有一种横空出世的感觉，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学术集刊，不像现在已经是遍地开花了，很多学科都有这种集刊，但那时这样的刊物和这样的出版形式还是少有的，差不多是第一次。从出版机构来说，人民出版社又比较受人瞩目，而那些论文，特别是作者的遴选，都是当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水平最高的学者。包括那个时候还在世的一些大师，像梁漱溟、冯友兰、顾颉刚等，这些先生，他们的文章都发表在这个集刊上。后来的季羡林等学者，包括港台的牟宗三等，在今天都是如雷贯耳的大师，他们的文章，特别是港台地区的学者，海外的稿子，甚至第一次为大陆学者所知，就是在这个刊物上露面的。所以这个集刊，一直到今天还有影响，很多人一提起说，你们深大曾经办过一个刊物，由这个集刊，他们知道了深圳大学，还有这个国学研究所。

又譬如，1985年5月，由国学研究所主持召开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协调会”，也是一次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意义深远的会议。这次会可以说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热”里面的一个亮点，掀动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传播的热潮。当时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这些中心城市，差不多都有一批学者不约而同地在做着发动文化大讨论的工作。于是汤先生就联合了这批受人关注的机构和学者，在一起开了一个协调性的会，把各地一些好的思路和推动中国文化建设的经验做了一次汇聚、进行交流，就有了这个会议的召开。尽管会的规模不大，大概只有二三十个人，人虽不多，但都是一时之选，是当时各地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些领军人物。像北京的汤一介、庞朴、乐黛云，上海的王元化、庄锡昌、朱维铮，武汉的萧萐父、冯天瑜，广州的张磊、袁伟时，杭州的沈善洪，西安的陈俊民等。除了国内学者外，还有两位海外的汉学大师，一个是加州大学的历史学家魏斐德，另一个就是现在还依然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杜维明。他们俩当时是在北京讲学，也赶来参加了会议。所以这个会，可以说是80年代文化大讨论中，第一次领军人物的集结，后来又在杭州和武汉开过类似的会，这在整个文化大讨论的过程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事项。

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国学研究所跟国家教委的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合作，办了两届“中国学”研讨班，这在当时的国内学术界，也是一个开先河的举动。因为中国学研究，在今天已经是如火如荼，有很多知名学者在这个领域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这项研究在国内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课题。所以国学所当时就借着地缘上的便利，和香港的一些学术机构，包括港大、中大等合作，在国家教委“古委会”的领导和支持下，办了这个研讨班。请来了饶宗颐、刘述先、赵令扬、霍韬晦等海外学者授课，那时全国很多部属重点大学都派了人来，大多是青年骨干教师，就是三四十岁的中青代，现在都已经是各校文科的领头人物了。两批下来，共有100多人参加，这些人对深圳大学的了解，就是通过这个班。

所以当时国学研究所的建立和开展的工作，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时代机缘，借着深圳大学新建，各路人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另外深大作为一个新型的大学，在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扮演着探索的角色，有很多尝试性的工作可以去做，再就是地缘上的特殊性，使这里可以便利地对外联系，与港台地区有个互动。正是在这个机缘背景下，国学研究所80年代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为当时中国学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汤先生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要通过这块阵地，把国内学术界的成果介绍到外面去，同时把海外的研究成果移植到国内来，起到一个学术交流桥头堡的作用，他当时的预期是乐观的，计划也非常宏大。但随后的形势发展，并不像刚开始时想象的那么美好，特别是1989年之后，深大的格局有了一个彻底的改变，初建时的预想已经很难实现了，汤先生也就离开了他一手创办的国学研究所。

作为一个经济特区，深圳在90年代的发展，基本上转向了市场经济的轨道，早期在其他领域的先锋功能逐渐丧失，深大的成长在这种环境下也受到了重大影响，不可能继续保持中国高等教育探索者的角色，对外开放的色彩也暗淡下来。在这种状况下，国学研究所也难有作为，暂时地沉寂下来，人员星散，辉煌不再。因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里，人们比较多关注的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而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有限。尤其是跟文化积淀比较深厚的城市相比，跟那些高校众多、基础学科好的地区相比，深大继续发展国学研究的条件就受到了限制。但从时代变迁的背景来说，也就是说在80年代的中期，当时的国学等于是和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只是到了90年代的中期之后，才慢慢地采用了国学这样一个说法。所以当时国学研究所开展的很多工作，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的这些学术，包括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还有其他的一些跟中国传统学术有关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又是伴随着深圳大学的成长而几经起伏的。后来国学研究所实际上是和中文系在一起，所以中文学科的很多建设工作，尤其是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一些课程、一些教学活动，都是属于国学这个大的范畴。而这部分工作的持续进行，也为国学在深圳大学的扎根以及后续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汤先生后来虽然离开了深圳大学，离开了国学研究所，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他都记挂在心，时时惦念着。这期间，他曾数次专门到深大来参加学术活动，也借在香港做访问研究之便，来深圳指导工作。汤先生与深大国学所的联系从没有中断过，就拿最近这10年的情况来说，我们所开展的每一项工作，差不多都得到了他老人家的关心和帮助，如果没有汤先生的持续支持，也就没有后来国学所的进一步发展。

从2004年开始，汤先生主持的《儒藏》工程上马，他一开始就邀请了深圳大学作为合作单位参加，我们国学研究所的七八位同事承担了子部性理之属清代部分典籍的校点。在2007年11月，国学所还与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共同主办了“《儒藏》主编会议暨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汤先生全程主持了讨论，另外还请了日、韩、越等部类的外籍主编，这可以说是《儒藏》编纂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在这期间，《儒藏》总编纂之一的庞朴先生也受汤先生的委托，亲临深大指导工作，与参加校点的老师们进行座谈。

2004年，适逢国学研究所成立20周年，我们编辑出版了《传薪集》，汤先生特意寄来论文并撰写了书序，以表示支持。同年底，在他的指导下，国学研究所主办了“西方学术背景与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学术讨论会，这成为深大国学所由沉寂走向复苏的一个标志。2006年12月，我们又在汤先生的指导下，与澳洲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联合举办了“‘中国哲学’建构的当代反思与未来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年4月，汤先生应邀来深参加国学所主持的“深圳国学月”活动，并与乐黛云先生联袂出场，在“市民文化大讲堂”发表了演讲，轰动一时。2008年夏，适逢深大建校25周年庆祝活动，汤先生致信祝贺，并对国学所的发展寄予了厚望。2012年，文学院在已有国学研究的基础上，筹划组织“国学精英班”教改实验，也得到了汤先生的大力支持与细心指点。2013年元月，国学研究所在汤先生创办的北大儒学研究院的协助下，主持召开了大型的“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他因身体的原因临时来不了，特意委派了常务副院长李中华先生出席指导。同年11月，国学研究所主持召开的另一次国际儒学大会——第十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儒学的当代发展与未来前瞻”，也同样得到了汤先生的关怀与帮助。

2014年夏，国学研究所开始筹备第三次国际儒学大会，准备以经典诠释学作为会议的主题，这和汤先生多年来倡导的创建中国诠释学的构想有着极大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一个直接的呼应。为了开好这次会，也为《燃薪集》的编辑征稿之事，尽管知道汤先生的身体不大好，实在不忍打搅，但犹豫再三，还是给他发了一份电子邮件：

汤老师您好！今年是深大国学所建所30周年，我们正在编一本论文集，作为纪念，将由北大出版社在年底出版。现需要您提供一篇论文，字数不限、发表与否不限，最好是近期的、有现成的电子版即可。您挑选之后直接发给我，或者是告诉杨浩一声，我来找他要。

另外，今年底在深圳开的儒学大会，主题为经典诠释学方面的，我们准备把近年来做解释学和经学的学者都请来，包括港台的、做西学的，再推动一下中国诠释学的研究。我已经和王博、干春松打过招呼，也和黄俊杰说好了，由北大儒学院和台大高研院来协办。您有什么想法，也可告诉我。

这封信是8月22日发出的，24日就收到了汤先生的回信：

海峰，信收到，很为国学所的发展高兴。我的文章可用“儒学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我的博士后杨浩已正式留北大哲学系，他可代表我参加此次会议，届时请给他发一份邀请。

就在这次通信之后，仅仅过了半个月，汤先生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上面所说的这篇文章成了他最后嘱托发表的作品，这个回信也许是在他入院前最后处理的事情之一。呜呼痛哉！

为了深切缅怀汤一介先生，我们完成了这本论文集的编辑，同时在各界友人的大力支持下，创设了以汤一介的名字来命名的奖学金和讲座。我们决定把这本收录了汤先生最后一篇论文的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建所30周年的纪念文集敬献给他，化作心香一瓣，奉于灵前，寄托无限哀思。也寄望通过“汤一介人文奖学金”和“汤一介儒学讲座”的设立，使年轻的学子们能够更好地继承老一辈学者的精神传统，以他们的人格风范来做人和为学，把汤先生开创的国学事业发扬光大下去。

汤先生过世“七七”日写于深圳湾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