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期西北生态环境与榆林边墙的修筑

赵现海

明中期蒙古大规模进入河套以后，将榆林作为进入陕北的桥头堡。为此明朝兵部采取主动进入河套、搜剿蒙古的“搜套”方案。与之不同，延绥镇巡抚、陕西镇巡抚等西北官员，却主张采取修筑边墙，直接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案。尽管前者获得了掌权者的力推，但最终仍让位给了后一方案。那么，个中原因是什么？本文认为原因是西北地区恶劣的生态环境及建立在其上的脆弱的经济方式。而西北官员的边墙提案，则具有明显的从西北社会实际出发的“在地化”取向。

一、天顺以后蒙古草原灾荒与鞑靼南下河套

景泰、天顺之际蒙古草原发生了灾荒。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依据《明英宗实录》所载天顺元年“虏中饥窘之甚”的记载，指出了这一点。[1]蒙文史籍亦可印证这一结论。《黄金史纲》记载：“景泰皇帝（应为明英宗）被配嫁了一个称作摩罗丫头的妻子，而本人则被命名为摩和尔小厮，发付永谢布的额森萨玛依差使。一向没有疾疫与荒旱，自从景泰皇帝作了奴仆以后，公正、良善消失了。”[2]《蒙古源流》也记载：“却说，阿速人阿里蛮丞相，送给也先合罕所捉到的大明景泰皇帝[一个]名叫莫鲁的妇人，把他唤作察罕小厮，在家里使唤。那期间，那部分人当中灾害瘟疫丛生。”[3]由于体例的关系，蒙古史书存在具体事件错讹或神话色彩浓厚的弊端，但对生态环境的描述，仍可作为对草原历史的一般反映加以采用。《黄金史纲》与《蒙古源流》为渲染明英宗的神迹，将蒙古草原发生的灾荒、瘟疫附会其上，虽相应沾染了神话色彩，但仍反映了这一时期蒙古草原发生了灾荒与瘟疫的事实。

在灾荒在这一生存困境之下，鞑靼太师孛来仍致力于通过朝贡贸易，从明朝获取生存物资。“丙寅，迤北太师孛来并阿哈剌忽知院以上复位，复遣皮儿马黑麻来奏，欲将宝玺来献。”并执送杀害明朝护卫军队部众三人。针对孛来的修好行为，明朝坚持了强硬立场。[4]由于无法再从朝贡贸易中获得较多的物资赏赐，孛来遂在生存危机驱使之下，转而开始对明朝实行武力掠夺，全面进入阴山南麓。[5]

黄金家族鉴于孛来权大，不断与之争战，但也同样面临灾荒冲击。天顺二年（1458）八月，阿罗出也开始南下松山走廊。[6]为了应对孛来、阿罗出对松山走廊之进攻，明朝在石亨等人的推荐下，[7]以大同镇游击将军石彪出任总兵官，出征宁夏。[8]并征调松山走廊底部的军事力量北上。“又敕提督岷洮等处右都督王祯亦以兵往会。”[9]孛来、阿罗出进攻榆林较晚，这可能与当时镇守此地者为明中期第一武将家族杨氏家族的杨信有关。天顺元年十一月，明朝获得孛来将南下榆林的消息。[10]天顺二年二月，鞑靼部众进入榆林。[11]

与兀良哈、瓦剌仍以漠北为根据地，多以少量部众南下河套，抢罢即走的流动方式不同，孛来、阿罗出在灾荒冲击之下，已将主力南迁至阴山南麓，并开始长时间居留河套。明朝也鉴于鞑靼控制了阴山南麓，从而将会战地点从外核心边疆之黄河东北的东胜至大同一带，内移至榆林至宁夏一带。在这一地缘格局转变趋势中，榆林也首次成为明朝应对河套蒙古的会战地点。天顺二年二月，“命大同总兵官高阳伯李文、游击将军定远伯石彪，调领彼处精兵，往延绥等处，会彰武伯杨信等御贼，以陕西守臣奏鞑贼入境故也”。[12]次月，杨信率军与鞑靼部众展开了进行较大的战斗，[13]取得了高家堡之捷。明军获胜之后，进一步反攻河套，在黄河东北与来援大同镇军队会合。“延绥总兵官彰武伯杨信、游击将军定远伯石彪会兵黄河，搜剿达贼，擒四人，斩首三级，获马二十匹。”[14]

榆林军队获胜之后，并未能阻止鞑靼再次南下。天顺二年十二月，鞑靼再次进攻榆林东北。“辛未，升延安绥德等处官军二百九十八人俱一级，赏有差，三千八百三十五人赏有差，以西黄梁等处斩获鞑贼有功也。”[15]西黄梁可能即麻黄梁，位于今榆林东北郊区麻黄梁镇。[16]当月，鞑靼又进攻河套西南缘。“镇守延安绥德左参将都督同知张钦奏虏骑二万余，从安边营入境剽掠。上命兵部区画以闻。”[17]安边营位于今榆林定边县安边镇治所在地，是河套南缘地势平坦之地，相应容易成为明朝、鞑靼大规模战争开展地带。天顺三年（1459）正月，杨信与此时出征宁夏的总兵官石彪东西夹击，双方虽互有杀伤，但明军仍取得了对鞑靼部众的重要胜利。[18]从而取得了野马涧大捷，暂时将孛来部众驱逐出河套，取得了“搜套”军事行动的重大成功。“戊辰，镇守延绥等处太监王春奏：达贼杳无踪迹，边境宁靖。上曰：‘延绥既无声息，令独石、马营官军回原处操守。’”[19]

成化时期，孛来虽与瓦剌、兀良哈为敌，不过主要政敌仍为鞑靼中的黄金家族势力。双方互相仇杀的结果，便是大量部众为躲避战乱，南下明境。成化元年十一月，泰宁卫大头目兀南帖木儿称：“迤北毛里孩与孛来相仇杀，其人马分散在边搅乱。”[20]在这一南下潮流中，兀良哈三卫向明朝报称并未参与，兀南帖木儿称：“我三卫人自祖宗以来，受朝廷大职、金衣、美食，自合出力补报，岂敢犯边？……朵颜卫都督朵罗干往开平围猎，福余卫大头目可台往海西趁食。”[21]但实际上却随其南下。“礼部会官议：祖宗设置朵颜、泰宁、福余三卫，为东北藩篱，每年朝贡宴赐特厚。而乃背逆天道，随虏贼毛里孩犯边。”[22]因为与明朝结成朝贡贸易关系的缘故，这次南下潮流中，孛来部众较少。当月的记载反映出当时南下者以毛里孩部众为主：

癸丑，分守延绥东路右参将都指挥同知郑时奏：谍报虏贼拥众入柴关墩境内，自一更行至三更方尽。又有在黄河西岸及黄甫川等处抢掠，并突入中山墩下者。且称虏众甚盛，有毛里孩部下人马，俱在四柳树、木瓜园等处安营。[23]

成化时期鞑靼各部南下河套，与景泰、天顺时期孛来南下河套不同之处在于，成化时期鞑靼处于严重内乱状态，南下各部具有明显的躲避战乱之倾向；在进攻地点的选择上，与孛来部落强调抢掠物资有所不同，开始强调具备长期驻牧的条件。在这一战略主旨之下，鞑靼各部将进攻明朝的重点由河套周边靠近民政机构的地区，转移到河套这一水草丰茂的空阔之地。“辽东、甘肃虏难犯边，而不能久驻。惟河套北有黄河可据，中有水草，利于放牧，南有人烟，便于虏掠，以是久居不去。”[24]“延绥边境与河套相对，东西中三路共二十堡，约远一千五百余里，旧无边备，且河套宽漫，便于驻牧，故虏连年不去。”[25]鞑靼各部依托这一广阔牧场，并与汉族民众结合，开始对河套周边形成长期而强大之威胁。成化八年，巡视西北边务吏部右侍郎与榆林官员奏称：“以为往年虏寇，或在辽东、宣府、大同，或在宁夏、庄浪、甘肃，去来不常，为患不久。景泰初，始犯延庆。然其部落犹少，不敢深入。天顺间，阿罗出进入河套，不时出没，尚不敢迫近居民。至成化初以来，毛里孩之众乃敢深入抢掠，攻围墩堡。盖以先年虏我汉人，以杀戮恐之，使引而入境，久留河套。故今日贼首孛罗合、癿加思兰相继为患，卒不可除。”[26]

[1] 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8页。

[2] 朱风、贾敬颜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1—82页。

[3] 乌兰：《<蒙古源流>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279页。

[4] （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278,天顺元年五月丙寅条，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5938—5940页。

[5] 《明英宗实录》卷278,天顺元年五月辛未条，第5942—5943页。

[6] 《明英宗实录》卷294,天顺二年八月癸未条，第6284页。

[7] 《明英宗实录》卷293,天顺二年秋七月己亥条，第6260页。

[8] 《明英宗实录》卷293,天顺二年秋七月癸卯条，第6262页。

[9] 《明英宗实录》卷296,天顺二年冬十月丁巳条，第6300页。

[10] 《明英宗实录》卷284,天顺元年十一月庚午条，第6087页。

[11] 《明英宗实录》卷287,天顺二年二月己亥条，第6146页。青阳沟位于今榆林郊区青阳沟流域。

[12] 《明英宗实录》卷287,天顺二年二月辛亥条，第6158页。

[13] 《明英宗实录》卷288,天顺二年闰二月丁丑条，第6171—6172页。

[14] 《明英宗实录》卷290,天顺二年夏四月戊辰条，第6196页。

[15] 《明英宗实录》卷298,天顺二年十二月辛未条，第6338页。

[16] “吏科给事中戚贤勘奏陕西延宁麻黄梁、沙湖有功官军二千二十八人，升赏有差。”（明）张居正等：《明世宗实录》卷187,嘉靖十五年五月甲子条，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3956页。

[17] 《明英宗实录》卷298,天顺二年十二月癸未条，第6344页。

[18] 《明英宗实录》卷299,天顺三年春正月甲辰条，第6353—6354页。

[19] 《明英宗实录》卷300,天顺三年二月戊辰条，第6371页。

[20] （明）刘吉等：《明宪宗实录》卷23,成化元年十一月辛未条，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457页。

[21] 《明宪宗实录》卷23,成化元年十一月辛未条，第456—457页。

[22] 《明宪宗实录》卷34,成化二年九月戊寅条，第677页。

[23] 《明宪宗实录》卷23,成化元年十一月癸丑条，第449页。

[24] 《明宪宗实录》卷120,成化九年九月壬子条，第2323页。

[25] 《明宪宗实录》卷102,成化八年三月壬戌条，第1998页。

[26] 《明宪宗实录》卷102,成化八年三月庚申条，第19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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