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谱录”类书籍在历代书目中的著录情况

宋人创作日益增多的“谱录”,才使得“谱录”足以独立为一类。在宋以前,不足以独立成类的谱录,往往只能附庸于目录的其他类目,通过考察《遂初堂书目》中的“谱录”类书籍在历代官私书目里的归类,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考察宋人对于谱录的认识。

(一)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的比较

尤袤《遂初堂书目》“谱录”类中,大部分为宋代之书,仅十五部书为宋以前的谱录类书籍。诚然,撰写谱录之书,至宋代方才蔚然成风,但这些前代的零星散作,由于在目录成例中并无一席之地,仅能牵强归入其他门类。

隋代以前,谱录并不是常见的体式,《隋书·经籍志》收录《钱谱》《竹谱》与《相鹤经》三种。顾烜《钱谱》(即《遂初堂书目》中误题为“顾煜”的《泉志》)与《竹谱》载“史·谱系”类中,《相鹤经》载“子·五行”。《隋书·经籍志》的“谱系”类,本为记载氏族宗族世系的谱牒之类的书籍而设,《钱谱》与《竹谱》的附入,或许与之前王俭《七志》中图籍单设而阮孝绪《七录》再加调整有关。目录中,对于“图”的著录,有过不同的看法。刘向校理《七略》时,由任宏校理兵书,在《兵书略》的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诸书下,间或附图,而《汉书·艺文志》承袭《七略》,载图籍卷数于兵书篇数之后,这是目录学上著录“图”之始。后来南朝宋王俭《七志》中独立设“图谱志”[1],而阮孝绪的《〈七录〉序》中,批评王俭的“图谱志”的设置,以为:

王氏《图谱》一志,刘《略》所无,刘“数术”中虽有“历谱”而与今谱有异,窃以图画之篇,宜从所图为部,故随其名题,各附本录。“谱”既注记之类,宜与史体相参,故载于记传之末。[2]

则王俭《七志》的“图谱”,既包括一些图籍,也包括与史体相参的“谱牒”之类,而阮孝绪认为“图谱”的独立并无意义,将图依所画之物各自拆散,《七志》中的“谱牒”,调整至《七录》“纪传录”最末的“谱状”[3],而顾烜《钱谱》与戴凯之《竹谱》,或许由此附入了“谱状”之中,而《隋书·经籍志》的“谱系”类,正是由阮孝绪的《七录》“谱状”而来。《遂初堂书目》中,以谱牒文献归入“姓氏”类,以别于“谱录”类,剖判清晰。至于《相鹤经》的归类,与《隋书·经籍志》将《七略》《汉书·艺文志》“数术·形法”下相地、相宅、相人、相物之类书籍归入“子·五行”类的调整相契合。

唐代以来,谱录有渐次增多的趋势。而《旧唐书·经籍志》的处理中,就发生了相应的调整。《旧唐书·经籍志》依照书籍性质,将《竹谱》《相鹤经》《养鱼经》之类事关农务之书,调整归入“子·农家类”,而在《隋书·经籍志》中紧挨《竹谱》的《钱谱》,也随之移至农家类。

至北宋修《崇文总目》,或因隋唐以来的谱录多载遗闻佚事,故而几乎都归入了“子·小说”类中,仅《秦传玉玺谱》载入“史·传记”,《相鹤经》载“子·艺术”类。后者与《崇文总目》对“相书”的分离有关。《崇文总目》中仍有“五行”一类,保留了与《汉志》以来“数术·形法”一类中的“相人”之术的书籍,但飞禽走兽的相书和医书,一律调整到了“子·艺术”类之中。

《新唐书·艺文志》的纂修稍稍晚于《崇文总目》,对谱录书籍的分类,采用折衷的方式,将《旧唐书·经籍志》已经著录的诸书,悉仍《旧唐书·经籍志》之旧,《旧唐书》并未著录的谱录类书籍,则列于“子·小说类”最末,遂导致原本性质相近的顾烜《钱谱》与封演《续钱谱》,便分置在不同门类之中。

(二)与《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郑樵《通志·校雠略》《通志·艺文略》的比较

在《崇文总目》之后,宋代馆阁中的藏书又陆续有所增长,今存的《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下文略称《秘目》)中,是一部专门著录元祐二年以后秘书省陆续采编入藏图书的目录,其中反映出北宋中期以来秘书省编进书目的发展。但今本收有绍兴后期著作,当混入了宋孝宗以后人的增补。[4]南宋初年,郑樵编纂《通志》,以《校雠略》《艺文略》来实践自己对于书籍“类例”的看法。

在《崇文总目》之后,《秘目》中添入不少宋人的新著,而“经·小学”“子·小说”“子·农家”诸类之中,都能找到谱录的身影。“经·小学”下,著录苏易简《文房谱录》一种,“子·小说”下著录窦常《酒录》《锦谱》《海棠记》《荔枝新谱》《芝经》、蔡宗颜《茶山节对》《茶谱遗事》、丁谓《北苑拾遗》、沈立《香谱》、蔡襄《墨谱》、丁谓《天香传》、《墨苑》,计十二种,另外茶法之类的《茶法易览》《茶法总例》与欧阳修《集古录跋尾》等,亦入此目,性质较为混杂[5];“子·农家”下有《叶嘉传》《北苑拾遗》《茶苑总录》《接花图》《洛阳花品》《江都花品》、曾安止《禾谱》《洛阳花木记》《□[冀]王宫牡丹品》、于公甫《古今泉货图》、张台《钱录》、陶岳《货泉录》、周绛《补茶经》、□[叶]清臣《述煮茶泉品》、《魏王花木志》、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计十六种[6]。即便同是茶类,或载于“子·小说”,或载于“子·农家”,本属一类的书籍分插在不同的类目,由此可见,如何安排新出的谱录,《秘目》显得左支右拙。

在《通志·校雠略》中,郑樵从“会通”的思想出发,批评传统史志目录不计亡书,强调通过划分“类例”来反映完整的学术源流,如“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7]。这种分类的实施,要求“一类之书,当集在一处,不可有所间也”[8],由此,郑樵以为:

货泉之书,农家类也。《唐志》以顾烜《钱谱》列于农,至于封演《钱谱》,又列于小说家,此何义哉,亦恐是误耳。《崇文》,《四库》因之,并以货泉为小说家书,正犹班固以《太玄》为扬雄所作,而列于儒家,后人因之,遂以太玄一家之书为儒家类,是故君子重始作,若始作之讹,则后人不复能反正也。[9]

郑樵指出《新唐志·艺文志》将两部《钱谱》措置两处是不正确的做法,而《崇文总目》《四库书目》(即《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归钱谱入“小说家”,更是沿袭之误。但今本《秘目》著录钱谱于“子·农家”而非“子·小说家”,与郑樵所述有所龃龉,这可能是由绍兴之后改定的《秘目》不同版本所致。

郑樵以《通志·艺文略》来实践他的关于分类与纪亡书的主张,而面对宋代日益增多的谱录著述,郑樵选择在“史”部下增设“食货”这一子目,下辖“货宝、器用、豢养、种艺、茶、酒”六门,来容纳有关各种钱泉货宝谱、文房香器谱、相鹤养鱼书、竹木花草书、茗茶谱、酒令书的书籍,共计一百二十部书。《通志·艺文略》中仍有“子·农家”类但仅著录范子《计然》《齐民要术》等十二部农书。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子·谱录”类书,有二十九部见于《通志·艺文略》之中,除《小名录》《警年》外,二十五部载“史·食货”下,另外有《玉玺谱》载“经·仪注·国玺”,《宣和博古录》载“经·会礼·礼图”,并见于郑樵专录图谱的《图谱略》。因为“史·食货”下,郑樵已设“酒”一门,故而《通志·艺文略》“子·医方·食经”中不题撰人的《酒谱》,可能并非宋代窦苹所作的《酒谱》,而是以酒养生的医方。与《校雠略》中“货泉之书,农家类也”的主张不同,各类“货泉”之书大都载《艺文略》“史·食货·货宝”类。先前《校雠略》中的判断,是郑樵在面对钱谱在《新唐书·艺文志》里或“农家”或“小说”的两相权衡下作出的选择,这里实际的安排,则更为系统化、缜密化。宋人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追求,使得谱录写作渐渐脱离于传统的实用功效,多从观赏之趣着眼,而非纯粹的艺圃栽培的指南,郑樵所设立的“史·食货”类,也正是出于谱录渐兴,类例须明的考量。

《通志》中设《图谱略》,高度肯定了图谱在目录学中的重要性。然而,虽然名为“图谱略”,郑樵著录的图谱大多看重“图”,包括历代图画等,基本无“谱”,著录的谱录仅有“记有”中的《考古图》《博古图》《钱谱》与“记无”中的《于公甫古今泉货图》。而宋代明确记载配有图的谱录,如张峋《洛阳花谱》、丁谓《北苑茶录》三卷,以及一些书名中带图的书籍如《钱图》等,郑樵未录于《图谱略》中,而只著于《艺文略》的“史·食货”类之中。这可能是因为郑樵的《图谱略》名为“图谱”,其实是以图为主,有图方收,而宋时的谱录,虽然部分谱录图文并茂,但大部分的谱录以文为主,图画只是文字的附庸,所以文字谱录与带插图的谱录都一并收入《艺文略》的“史·食货”下,仅个别以图为主的谱录,载于《图谱略》。

可以说,郑樵在尤袤之前,已经察觉到了之前类目无法容纳谱录的问题,促使他将这些书籍独立为一个门类。“食货”之名,来源于传统史书所立的《食货志》,而宋代食货之法与农田、赋税、布帛、漕运、课役、盐、茶、酒、商税、市易、均输息息相关,故郑樵立此为二级目录。“史·食货”的著录之中,以食货典章与谱录这两类书籍为主,而将这些饱含闲情逸致、间载稗官丛谈的书籍,归于讲求事正辞严、秉笔直书的史部,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三)与《郡斋读书志》衢袁本、《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的比较

尤袤稍晚于郑樵,在《遂初堂书目》的“子部”中设立“谱录”,较之于“史部”要求的谨严著述,“子部”的范围则比较轻松灵动。然而,尤袤同时与之后的公私书目,却很少采纳这样的分类。尤袤同时到之后的目录,如《郡斋读书志》衢本、袁本[10],《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与《宋史·艺文志》等目录中谱录的归类,仍在各部之间游移不定。

晁公武编纂《郡斋读书志》略早于尤袤《遂初堂书目》。晁公武将不少汇纂故事为主的谱录类著作如镜、鼎、香的谱录归入了“子·类书”类中,茶谱、花木谱入“子·农家”类,《相鹤经》的归类参考了《崇文总目》中的划分而入“子·艺术”[11],金石谱录入“经·小学”。另外,袁本《郡斋读书志》和衢本《郡斋读书志》的分类上,个别归类有调整痕迹。其中,袁本《郡斋读书志前志》是早期晁公武分类判断的体现,衢本《郡斋读书志》的分类编次是晁公武后出转精的编排。在文房谱录的归类上,唐询的《砚谱》,衢本、袁本均载“类书”,而苏易简《文房四谱》袁本载“小说”,衢本调整为“类书”;后来赵希弁为自己藏书编次撰写为《郡斋读书志附志》时,又将新出的林洪《文房图赞》收入了“子·杂艺术”,与晁公武或入类书或入小说的斟酌不同。关于钱谱的归类,从袁本《前志》到衢本,亦即从袁本的《前志》到《后志》,经历了从“子·农家”到“子·类书”的调整。《郡斋读书志》衢本的“子·农家”类下首条《齐民要术》提要中,包含了“农家”这一类目的小序,晁公武谈及了对于钱谱移易位置的理由:

农家者,本出于神农氏之学。……故今所取,皆种艺之书也。前世录史部中有岁时,子部中有农事,两类实不可分,今合之农家。又以《钱谱》寘其间,今以其不类,移附类书。[12]

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中,将金石谱录载“史·目录”,玉玺作为特殊门类,归“史·典故”,而品茶、啜酒、焚香之谱,与钱谱一起挪出“农家”归入“杂艺”,文房四宝之类亦载“杂艺”,仅留花木谱录与传统农桑书籍入“农家”,对于这些调整,陈振孙载“农家类”的小序中有如下描述:

农家者流,本于农稷之官,勤耕桑以足衣食。神农之言,许行学之,汉世野老之书,不传于后,而《唐志》著录,杂以岁时、月令及相牛马诸书,是犹薄有关于农者。至于钱谱、相贝、鹰鹤之属,于农何预焉?今既多从其类,而花果栽植之事,犹以农圃一体,附见于此,其实则浮末之病本者也。[13]

传统务农为本的社会里,“农”之重要性不言而喻,故而陈振孙的处理中,勉强保留了花木之流在“农家”之中,而牛马之类与农业息息相关的牲畜的“相书”,在小序中,陈振孙以为可以保留,但在实际处理中,《集马相书》与《相鹤经》《相贝经》《禽经》一起,归入了“子·形法”类中。

马端临《文献通考》的编次中,参考了《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和不少宋代官方书目,但又作出了调整。其中,金石图谱之类书籍,入“经·仪注”,并在《钟鼎款识》一书下加按语,以为“《考古图》诸书,晁氏以入小学门,陈氏以入书目门,皆失其伦类,既所考者,古之礼器,则礼文之事也,故厘入仪注门。”[14]钱谱、玺谱,则改隶“史·故事”类中;花木、茶酒谱录入“农家”,而香谱、文房谱录与绘画归入“杂艺术”类,“杂艺术”类下的叙录,马端临有案语:

按:晁、陈二家书录,以医相牛马及茶经、酒谱之属,俱入杂艺术门。盖仍前史之旧,今以医相牛马之书名附医方相术门。茶酒经谱附种植,入农家门。其馀技艺,则自为此一类云。[15]

这段按语中对“医相牛马之书名”在“晁、陈二家书录”中的归类有失笼统。诚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将牛马的医书、相书归入“子·杂艺”类,但其中叙录显示这些书未必兼顾“医”与“相”;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中,相书不载“杂艺”而大都载于“形法”中。马端临的实际处理上,也并非“以医相牛马之书名附医方相术门”这般一刀切,而是参考了陈振孙的归类,在“子·医方”最末,附入了与医治牲畜密切相关的书籍,而在“子·形法”中,收入无关医疗的相书。但马端临书中,又因为《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的分类、题名的不同,导致“子·杂艺术”与“子·类书”里重出了陶弘景《刀剑录》。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论:“陶弘景《刀剑录》,《文献通考》一入之类书,一入之杂技艺,虞荔《鼎录》亦入杂技艺,夫弘景所录刀剑,皆古来故实,非讲击刺之巧,明铸造之法,入类书犹可,入杂技艺,于理为谬,此由无所附丽,著之此而不安,移之彼而又不安,迁移不定,卒至失于刊削而两存,故谱录一门不可不立也。”[16]

《宋史·艺文志》对于谱录的著录,应当是参考了宋代历朝所修《国史》中《艺文志》与馆阁书目等不同的史源,呈现出了纷呈的面貌。一方面,宋代新兴的金石书,与传统的玉玺、鼎录等在“经·小学”中立足。然而,如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书,在“经·小学”与“史·目录”两类中重出。在子部中,农家类、小说家类、杂艺术类中,都有谱录类著述。农家类中,包括大量的花木谱、茶谱、酒谱、香谱、钱谱、农谱,共计四十六部[17],小说类中,掌故为主的刀剑鼎录安插其中,但也有少量的花木谱录,如张宗诲《花木录》、僧仲休《花品》、蔡襄《荔枝谱》三书。而张宗诲《花木录》、僧仲休《花品》,俱与“子·农家”重出[18]。蔡襄的《荔枝谱》置于“子·小说家”,可能是沿袭了之前《秘目》的史源。“杂艺术”类中,主要是文房谱录[19]。另外,酒令之类的书籍往往并不涉及酒的酿造,所以有关酒令的书,著录在“子·小说”中,而皇甫松《醉乡日月》又重出于“子·杂艺”之中,可见关于酒的酿造、掌故、游艺,因为性质的歧解与史源的多样性,导致最终安插的困难。在《宋史·艺文志》中,钱谱著作,多载“子·农家”,但顾烜《钱谱》、陶岳《货泉录》,仍然保留在“子·小说”类,延续了唐代以来钱谱难以定位的状况。虞荔《鼎录》,在“经·小学”类下著为“虞荔《鼎录》”,又在“子·小说”类下著录为“虞荔《古今鼎录》”,题名稍别而重出。重出和一类书分置不同类目的现象,往往是由《宋史·艺文志》史源不同、对书籍性质的理解差别、对目录学传统的遵循与改易等多重因素造成的,而在不同部类中出现谱录的重复著录,正是其新兴的谱录体式,已经难以在原有的目录框架中安身的体现。

综上,宋代以前,谱录著作零星出现,《隋书·经籍志》附载于“史·谱系”,少量与相术相关的谱录,则载于“子·五行”之中。唐代以来,谱录增多,当时谱录所谱对象,往往关乎农事,故而《旧唐书·经籍志》转入“子·农家”之下。北宋初年纂修《崇文总目》时,因早期谱录往往汇纂掌故,故将包括茶谱之类的谱录,都入“子·小说家”下。稍后编修的《新唐书·艺文志》则受《旧唐书·经籍志》《崇文总目》的多重影响,而出现同为钱谱却分别载于“子·农家”“子·小说家”的状况。其后,伴随着宋代谱录写作的日益增多,北宋之时,所作谱录的范围,逐渐扩大到金石、玺玉、钱谱、文房、石谱、香谱、茶酒、花木、动物与农器等。《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参酌《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的框架而著录得较为混杂。郑樵的《通志·艺文略》于“史部”下辟“食货”一门,下分货宝、器用、豢养、种艺、茶、酒六门,著录食货典章与谱录,是目录学中谱录著录的一次初步探索,但归于“史部”的处理及典章制度与谱录书籍的混杂,仍无法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尤袤设“谱录”这一类目,结束了谱录牵强于他部的情况。但与尤袤同时及稍晚的《郡斋读书志》衢本、袁本,《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与《宋史·艺文志》等目录中,谱录的归类因为受宋代官方书目的影响与个人学术主张的不同,而散见经部的小学、仪注,史部的目录、典故、故事和子部的农家、小说、杂艺、类书、形法、五行等类中。

[1] 《隋书·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07页。

[2] (南朝梁)阮孝绪《〈七录〉序》,《广弘明集》卷三,四部丛刊初编本。

[3] 按,阮孝绪《七录》“纪传录”最末两类为“谱状”“簿录”,而从参考过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的《隋书·经籍志》的著录来看,《隋书·经籍志》“史部”最末设“谱系”“簿录”二类,“谱系”收姓氏宗谱,“簿录”收目录,故《七录》所叙“‘谱’……载于记传之末”为泛指,实为倒数第二类。

[4] 参见张固也、王新华《〈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考》:“此目初编撰于宋徽宗政和七年,绍兴十四至十七年间添注‘阙’字,并未增加图书,是为绍兴改定本,孝宗以后出现多种增补本,其中一种,是为今本。”收入《古典文献研究》第12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332页。

[5] (宋)佚名,(清)叶德辉考证《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二,《中国历代书目丛刊》据观古堂书目丛刊本影印,北京:现代出版社,1987年,第56a-65b页。

[6] 《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二,第77a-78b页。

[7] (宋)郑樵,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806页。

[8] 同上书,第1815页。

[9] 《通志·二十略》,第1815页。

[10] 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序》作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但当时应当只是《读书志》肇作之雏形,根据对于《郡斋读书志》书中收录内容与称谓、时代等等的判断,可以得知初版的《郡斋读书志》成于乾道七年(1171)至淳熙十一年(1184)之间,由其门人杜鹏举刊于蜀,当为一个四卷本系统。其后,有晁公武门人姚应绩编订的二十卷本,该本以杜鹏举刊本为基础,加入晁公武亲自修订增补的内容,如小序的增订,归类编次的重新处理,于淳熙十四年之前刊刻于蜀。目前存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包括两个版本系统,其一为衢州二十卷本系统,其二为袁州本系统。衢州本二十卷本系统的祖本为游钧依姚应绩刊本重刻,于淳祐九年(1249)在衢州刊行。衢州本较多保留了晁公武最后改定的意见,并且是后来马端临《文献通考》中所袭用的底本,而衢州本系统下的版本包括有清艺芸书舍本《郡斋读书志》二十卷。袁州本系统有宋淳祐本《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此本为赵希弁淳祐十年年刊刻于袁州,包括《前志》四卷、《附志》一卷,《后志》二卷,《前志》基本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初刊的蜀四卷本系统的再刻。《附志》为赵希弁将自家藏书与《郡斋读书志》校勘比核后删削重复后所编,增补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所无的内容,《后志》包括对淳祐九年衢本《郡斋读书志》增添内容的考异等。以上说参孙猛《郡斋读书志衢袁二本的比较研究——兼论郡斋读书志的成书过程》,收入《郡斋读书志校证》,第1361页。

[11] 衢本《郡斋读书志》的“艺术”类与袁本《郡斋读书志》的“杂艺术”类,所指称的书范围相同,并不是类目的改变。衢本《郡斋读书志》在总论、目录作“艺术”,在正文作“杂艺术”,校者依目录校改。参见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第679页。

[12] 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第527页。按,袁本“《齐民要术》”下无此段,此段应为淳熙年间晁公武修订所增。

[13] 《直斋书录解题》,第294页。

[14]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八八,《中华再造善本丛书》据国家图书馆藏元泰定元年西湖书院刻本影印,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6b页。

[15]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二九,第1b页。

[16]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988页中栏。

[17] 《宋史》卷二〇五《艺文志》“子·农家”类,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204-5207页。

[18] 《宋史》卷二〇六《艺文志》“子·小说”类,第5219-5230页。

[19] 《宋史》卷二〇七《艺文志》“子·杂艺术”类,第5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