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汤一介教授讲中国哲学史

杨曾文

自幼因受父亲影响喜欢文史，在读中学时，业余经常读点古文、诗歌。1959年9月从北京第二十六中学（现为汇文中学）高中毕业，选择报考大学文史学科，结果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环境优美，以学风严谨纯正而著名，为年轻学子所向往。历史系拥有全国著名史学教授，主任是翦伯赞，还有向达、张政烺、邓广铭、周一良、齐思和、汪篯等教授。我庆幸得到这样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似乎置身于新的广阔的驰骋空间。

当时北京大学的学制是理科六年，文科五年。在历史系，规定前三年上基础课，集中学习中外历史，同时学习古文、外文和政治、哲学等公共课程。我们59级是与前年因参加勤工俭学未能正常开课的58级一起上基础课的。每次上课，听课同学多达七八十人。1962年下半年，进入大学四年级，我选择攻读中国古代史秦汉史专业。在系公布的课程安排中，可以选修哲学系开设的中国哲学史课。开始，历史系报名选修的人竟达二十多人，然而不到学期结束只剩下我与张岛瀛（后改名张烈）二人。我们不仅参加听课，而且与哲学系的同学一样要参加考试，取得学分。

讲授中国哲学史的是年轻的汤一介先生。汤先生当时是讲师。在一个学年的两个学期中，从先秦哲学讲起，一直讲到中国近代哲学史，全由他一个人讲。开始没有成文教材，课后复习几乎全凭上课的笔记，另外阅读老师布置的参考书。担任辅导的是庄卬先生。他当时是助教，经常为我们辅导选读中国哲学史资料。好像在四年级下半学期，即1963年2月下旬开学之后，我们开始用任继愈教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作为教材。这为我们学习提供了很大方便。然而这部由高教部组织编撰的高等院校教材，在当时尚未能正式出版，只是印出作为内部教材供参考。记得一天在哲学楼上课，汤先生还特地请任继愈教授来教室与大家见面。我因为过去爱读《老子》，读过任教授的《老子今译》，对他印象很好，认真地听他讲述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问题。

汤一介先生一个人通讲中国哲学史，涉及哲学家多、资料多，问题也多。既要备课，又要写讲义，此外还承担其他事务，可以想象是十分辛苦的。然而，他每次都讲得很流畅，有条有理，学生听得十分认真投入。在课间短暂休息时，我们还经常走到黑板前向他询问，他都耐心地予以回答。我爱好先秦诸子，对中国古典哲学很感兴趣，又有好问的习惯，因此常向汤先生请教一些自己感兴趣或一时搞不清楚的问题，汤先生总是和颜悦色地予以解答。天长日久，我与汤先生之间彼此熟悉了起来，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高等院校曾停止招收研究生。然而在五年级上半学期即将结束之时，学校通知可以报考研究生。我因为爱好中国思想史，在撰写四年级学年论文《汉初的黄老思想》的过程中，曾参考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因而对他有深刻印象，所以考虑报考侯先生的研究生。一天，我的学年论文辅导老师田余庆先生找到我，劝我报考副校长、著名哲学家、佛教学者汤用彤教授的研究生，说是学校计划从哲学系和历史系为汤教授招收两名研究生，以便跟他学习，在他指导下从事佛教研究和整理资料。后来，系里的领导也找我谈过此事。我表示同意，于是决定报考汤教授的研究生。

众所周知，汤用彤教授是汤一介先生的父亲，是中国早期运用现代哲学、史学和文献学观点方法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学者，以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魏晋玄学》等著作闻名，晚年因中风而行动不便，但仍坚持研究。我过去在校园也偶尔见过在别人搀扶下散步的汤老教授。

我虽家在北京，但在报考研究生之后，整个寒假没有回家，与同学夜以继日地复习功课，将那四卷《中国哲学史》反复看过几遍，并且梳理出一些重点问题，写出要点。在这期间，得到汤一介先生的多次亲切辅导。他当时在靠近南门东侧的24楼上面有一个房间，平时是作为晚间备课使用的。他告诉我，晚上只要看见他的房间有灯光就可以去找他辅导。我此后确实是按照他的说法，在他在房间的时候去找过他，向他请教备考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回想起来，至今仍恍如昨日，感念不已。

就在考完研究生不到半年尚未发录取通知的期间，即1964年5月1日，汤用彤教授不幸逝世。按照系里通知，我与很多同学乘车前往位于北海公园西边的一所殡仪馆参加了汤用彤教授的追悼会。追悼会很隆重，记得在国家领导人中有陈毅元帅前来参加。此后不久，经毛泽东主席批示，以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研究室为基础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

转眼到了毕业的时间，在参加全市大学生毕业典礼和个人总结鉴定之后，等来了毕业分配的时刻。看到通知，想不到我被分配到刚刚筹备建立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后来听说，这与我报考汤用彤教授研究生有关，好像我考试的成绩还不错。世界宗教研究所虽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但在当时暂由北京大学代管。

从此，除了参加“四清”以及“文革”动乱的时间之外，我一直在世界宗教研究所从事佛教研究，参加过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的编撰工作，另外从事研究中日两国佛教历史和培养研究生工作。

现在已经年近八十，回忆往昔，感慨良多，也经常回想起当年听汤一介讲中国哲学史和为我辅导备考研究生的情景，感到十分亲切。近年，因为参加季羡林和汤先生负责的《中华佛教史》编撰组，承担《中国佛教东传日本史》的分卷，又因汤先生出任在北京广化寺设立的什刹海书院院长，我是那里的导师，所以每年总有二三次见面的机会。虽每次见面讲话不多，然而彼此的师生情谊仍如同往昔。

光阴荏苒，岁月如流。汤一介教授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值此汤一介研究会主编的文集即将出版之际，谨写以上回忆作为对汤先生的缅怀和深切的怀念。

2016年12月16日于北京华威西里自宅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