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向艺术史的社会学途径

令人惊讶的是，社会学家很少关注艺术。似乎他们也认为艺术家对社会中运行的力量有免疫力。^[1]因此，艺术社会学至今尚未成长为一门独立学科；迄今为止，它也尚未发展出与本书所提出的问题直接相关的、可供参考的术语体系。^[2]某种程度上，出于这种空缺，有必要求助于经典社会学家如涂尔干、马克思、韦伯、莫斯以及埃利亚斯。他们的工作引导我关注三个概念——职业化、国家形成以及文明进程——这三个概念全都涉及关系或者进程。这不是一个采纳既定理论框架的问题，而是一个这样的问题：利用那些从应用经验中获得意义的术语，以及那些在研究过程中被证明对整理素材有用的术语。

“职业化”是现代社会学家所创造的术语，尽管它在19世纪和20世纪主要运用在医生的工作中，它依然有助于展示13世纪到16世纪之间意大利绘画的显著成熟。^[3]根据特点，画家的职业化过程可以被看成以若干个相继阶段展开。专业技能从师傅传到学徒，不断拓展其范围，这是执行作画委托以及在市场上出售画作所导致的。那些操持同样职业的人们连接成团体，其目的是对专业训练、作坊实践、质量评估、行为模式以及集体仪式的参与进行指导。经过几代人，某些著作开始出现，讨论画家所要具备的技艺，进一步形成特定的概括或者理论。^[4]一些成功的画家记录了他们的职业生涯，强调了他们的著名先驱。这些作家为艺术家之间以及艺术家和赞助者之间的关系立定了规则，试图以此建立对其专业运作的垄断地位。从这些理想出发，诞生了团结行会的理念，在依赖赞助者的限度内，自主行动的范围被扩展到最大化。

本书的核心是画家的职业化问题，但我们也可以指出一种与金匠、镶嵌画工人、雕塑家以及建筑家相关的相似进程。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在那些委托人中间识别出相似的发展过程。比如说，神职人员，尽管他们并未形成专业组织，但的确发展出独特的技艺、理论和历史观点。与此对照，商人和银行家虽然不是活跃的理论家，但的确建立了行会。因此，职业化的概念不仅指影响某个独特团体的中期变化，也指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形成的长期的经济变异。^[5]

可是，这种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展示出一种政治和文化特点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当然不能单凭“职业化”这一术语得到妥善处理。诺伯特•埃利亚斯和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为准确探讨社会变迁的这些方面提供了有用概念。这两个社会学家都对“国家”这一概念寄予重望，就埃利亚斯而言，是“国家的形成”这个概念，他将其描述成：以特定区别性特征整合而成的政治形式。^[6]

国家要求对税收进行垄断，确保任何其他组织不享有独立征税权。^[7]税收收入使得国家能控制对武力的使用。反过来，国家要求对军事力量进行垄断，以确保它对税收的控制。于是，这两种垄断——税收以及武力垄断不可避免地链接在了一起。^[8]国家的第三个特征是确切边界的存在，以此确定限度，确保在它内部垄断得以贯彻。领土由税收所供养的武装力量来保护和捍卫。接下来，组织军队和收税的需要使得管理机构变得必不可少，外交职能部门也成为这种机构的一部分。^[9]一种立法机构逐步形成，作为政治决策的基础得到日益广泛的运用。^[10]最终，管理者将这些法律外推为国家及其历史的理想形态，授予统一、和平、自由和公正等价值以优越性。^[11]

在早期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机构分有了国家的诸多特征。他们也发展出自己的管理机构并制定法律。为了解说并传播其理念，他们自然想要走得比国家更远。他们的宣传册极其谨慎地将宗教的影响领域与世俗的影响领域隔离开来。^[12]同时，他们强调：即使那些并不直接从属于宗教权威机构的个人和团体也有义务定期向教会纳贡并且按时参加宗教仪式。^[13]这种局面逐渐改变。在征税权方面，教会输给了国家。就军事力量而言，尽管教会以神圣信仰的名义在教民中极力倡导和平行事，他们还是变得日益依赖国家军队的保护。在各处，教会所拥有的领地都在缩减——除了教皇国本身，它在15世纪与16世纪期间的确曾扩张过。

专业团体和国家都发展出行为规则。这些都是以道德概念、法律、宗教和艺术表达出来的理想；简而言之，这是“文化”赖以发展的过程，也可以被称作一种“文明化”的过程。^[14]国家形成的过程与文明化的过程相关，这点在埃利亚斯那里得到论述，他以法国为参照探索了二者的关系，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500年到1800年之间。^[15]

“文明化”的过程有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它既指一个小孩的成长阶段——获得他长大后所要具备的反应方式，也指抚养和教育的实践方式的改变。^[16]这两个相关的过程都要求深入学习。不单是贯彻行为规范的惩罚措施得到赞成；对某种独特生活方式的遵循也日益成为可习得行为方式的一种——也就是说，一种内化了的文化响应。越来越频繁地，无私、好学、勤奋等被看做无可置疑的美德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破坏这种规范的行为，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就会感到羞愧；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就会令人难堪。^[17]各种美德被论述、描写、详解并且系统化。越来越多的人群以一种均衡、统一的方式，努力遵照它们生活，不仅在对等的阶层中，也日益在下层人群中实行。^[18]简而言之，文明化的进程是多维度的发展，不仅包括行为规范本身，而且包括一整套分布在抚养、上学和社会控制过程中的价值体系的实现。^[19]

为了分析文明化的进程，埃利亚斯主要引用了文字材料，尤其是礼仪文书。^[20]我自己的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研究意大利国家形成和文明化的相似发展时，调查绘画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被当作一种信息来源。因为埃利亚斯所描述的关于法国的发展过程也可以在意大利看到，尽管二者间有明显区别：尤其是，意大利没有像法国皇家花园那样的主导性文化中心，令宗教团体、市政议会和商业家族都归附其下。这种区别将导致本研究过程中设置不同的重点，区分出不同的发展阶段。

[1]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the Social Sciences（《世界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中由艺术史家Haskell撰写的条目“art and society”（艺术与社会）可以用来说明这个问题，他关注艺术—历史的文献，并且在他的书Patrons and Painters XVIII‐XIX中反对更为抽象的研究方式。Von Martin 1932第一个在对文艺复兴的研究中赋予社会学首要地位。Burke 1974（1972）指出他的方法是社会学的方法，但他在这提到这种关联时强调“‘结构’，它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历程依然保持巨大连续性的诸因素……艺术因素、意识形态因素、政治因素以及经济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都曾被孤立看待”。

[2] F Burke1974；Bourdien 1979；Ginzburg 1981，Becker 1982；Oosterban 1985，De swaan 1985，Kempers 1985.关于这里所采用的社会学方法，可参考：Goudsblom 1977，1982，1984a，1984b；De swaan 1976，1985；Wilterdink和Van Heerikhuizen 1985，Wilterdink 1985b。

[3] 见Carr‐Saunders 1933，Johnson 1972，Mok 1973，De Swaan 1985。谈论职业化问题的社会学出版物源自一种经验性的惯例，它们并不提供任何广泛的理论体系。

[4] 见Carr‐Saunders 1933。关于Beruf（职业）这一概念以及Beruf und Arten der Berufsgliederung（职业与职业分类方式）的介绍，参见Weber 1922，80—82。

[5] 这个定义比通常的定义更不明确，后者通常与当代自由职业联系起来使用。这里所使用的“分化”的概念（与此相对的是“整合”的概念）源自Elias 1971。我认为社会分化有三个方面：经济分化、政治分化和文化分化。

[6] 见Weber 1922，815—68及Elias 1939/1969 II，14—37，123—79。

[7] 见Weber 1922，92—121及Elias 1939/1969 II，279—311。

[8] 见Weber 1922，815—21及Elias 1939/1969 II，142—59，434—441。

[9] Weber 1922，122—8也用Bureaukratische Verwaltungsstab和Legale Herrschaft这样的术语。也可参见551ff。

[10] 见Weber 1922，122—58，181—98，387—531。Elias不太强调官方法律，而强调个人行为

[11] 规这一范。点尤其为马克思所强调——在他探讨“意识形态”问题的时候，更多的则是在谈到统治阶级的时候。

[12] 关于宗教社会学的发展，影响深远的著作有Durkheim 1899及1912；Weber 1904/1905，1922，245—367；Mauss 1950。

[13] 见Mauss 1950。讨论仪式时，我通常用“litury”（礼拜仪式）来表示教会的仪式，用“cere‐mony”（典礼）表示宫廷的仪式。

[14] Cf Elias 1939/1969。这里所提到的各种因素都包含在文化的大多数定义中。文明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因为它意味着一种进程——正如接下来的几个段落所描述的。我在此不会强调“精神性”的概念，因为它跟各种进程以及人际关系没有太大关系。

[15] 见Elias 1939/1969 II，369—97，434—54及I，vii‐lxx。在该书中，这种联系被描述为具有普遍有效性。

[16] Goudsblom 1977（133）提到了文明发展中的第三个过程，也就是人类的进化。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现在讨论的范围。

[17] 见Elias 1939/1969 II，312—41，397—409。

[18] 见Elias 1939/1969 II，342—51，409—34。

[19] 我在自己的定义中吸收了Weber 1922谈到理性主义时涉及的内容，以及Weber 1904谈到新教伦理时所涉及的内容。

[20] 见Elias 1939/1969 I，75—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