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两种人物观之间的互补关系

“心理性”与“功能性”的人物观在对人物性质的看法上可谓水火不相容，各有各的片面性，但作为不同的分析方法往往可以互为补充。这两派之间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各自不同的分析对象造成的。前文已提及亚里士多德所研究的古希腊悲剧对亚氏人物观的决定性影响。结构主义叙述学家的研究对象——普洛普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或托多洛夫的《一千零一夜》《十日谈》等等——一般均为简单的程式化的叙事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情节确实占主导地位，人物则从属于情节。很多批评家认为这类作品相对于心理或性格小说而言是较为“初级的”。

持“心理性”人物观的批评家研究的主要是19世纪小说和现代心理小说。19世纪小说，如俄国现实主义小说、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等，着意于塑造具有丰富心理特征的个性化人物。受现代心理学、特别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影响的现代心理小说更是聚焦于人物的动机、自我、心理创伤等等。在这方面走得最远的是意识流小说。我们很难想象对意识流小说进行“功能性”的人物分析。传统上由事件的统一体组成的情节已被人物的印象，感受、自由联想等意识和潜意识活动所替代。

可以说，注重人物行动的功能性的分析方法较适用于以事件为中心的小说，而注重人物自身特征的心理性的分析方法较适用于重人物塑造的小说。^[1]有趣的是，亨利·詹姆斯有句名言：“人物难道不就是为了限定事件而存在？而事件难道不就是为了揭示人物而存在的吗？”詹姆斯强调的是人物与情节密不可分的辩证关系。像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这样的作品，也许堪称将人物与情节有机结合的典范。但不少作品确实在不同程度上偏重于情节或者人物。我们应该承认情节与人物是容易相互冲突的成分。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极为注重情节的艺术性和完整性。在这种小说中，人物容易被类型化。而在现代心理小说中，为了逼真细腻地塑造人物，作者往往摒弃传统的由因果关系串接的情节，仅采用基于偶然性之上的无开头、中腰、结尾的日常生活的某个片断。在这样的作品中，作者将读者的注意力从情节的戏剧性发展完全转移到人物自身上来。

由于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叙事作品的存在，也许确实需要两种不同的人物观。美国叙述学家查特曼在《故事与话语》一书中，既摒弃了其他叙述学家的功能性的人物观，又否定了传统批评中心理性的人物观，试图用自己提出的一种人物观来取代两者。^[2]在他看来，有的结构主义叙述学家将情节摆在第一位，而有的传统批评家将人物视为首要成分，这两种立场均没有意义，因为故事中必定既有事件也有人物，不可能存在没有人物的事件，而没有事件也就不会成为叙事作品。查特曼认为人物所起的“行动者”的作用只引起读者的部分兴趣；人物的性格特征本身，包括一些与行为不太相关或无关的特征，实际上也是读者欣赏的内容。他提倡用开放性的眼光来看待人物，将他们视为独立自主的存在。但他认为人物是叙事建构物，反对将人物视为真人，因此反对探讨心理学家区分的行为动机、倾向等因素。查特曼旨在回答一个问题：“人物是什么样的？”。答案在于由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寻找、推断和命名人物的性格特征，并不断修正、丰富自己建构出来的人物形象。他对人物下的定义是：“与一个名字相连的各种特征，这个名字属于一个没有真实存在的人”。他用了下面这一图表来说明他的人物观：

其中的“n”表示随时可以根据阅读中的新发现来增加人物特征，同时也表示有时对人物特征难以下定论。查特曼认为必须将人物特征与更为短暂的其他心理现象区分开来。人物特征（trait）为“叙述形容词”，指称人物的“个人品质”，它有别于人物的临时动机、感情、情绪、想法和态度。查特曼举了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中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为例。从根本上说，伊丽莎白是个善良宽厚的人，但有时候看问题带有偏见。我们用查特曼的模式来讨论伊丽莎白的性格特征时，只能将她的“偏见”拒之于门外。

查特曼对人物采取了一种较为开放的立场，这无疑是可取的。但他的模式有一种无视人物在情节中的作用的倾向。《傲慢与偏见》中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对男主人公达西的偏见在情节中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却无法进入他的人物研究模式。查特曼认为自己的人物研究模式可以取代“功能性”和“心理性”这两种人物研究模式，实际上他的模式根本无法反映出人物做了什么，在情节中有何作用。他在批评功能性的人物观时，举的都是现代心理小说中的例子。他认为现代小说中的人物复杂多变，人物之间的差异也很大，因此“功能性”的人物观不适用。这一看法不无道理，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完全忽略了以事件为中心的作品，也完全忽略了人物在情节结构中的作用。

荷兰结构主义叙述学家米克·巴尔区分了“行动者”和“人物”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行动者”在故事事件中起重要作用，它依据功能来定义，一只狗或一部机器也可以充当行动者。^[3]当然，“行动者”主要指依据人物的行动功能来定义的人物。巴尔根据行动功能将行动者分成了不同的类别：“主体”与“客体”、“施动者”与“接受者”、“帮助者”与“反对者”等。对行动者的研究旨在更清楚地了解事件之间的关系。巴尔还附带地考虑了行动者之间的心理关系（譬如，在悲剧中，儿子对父亲感到负疚，因为他下意识地想取代父亲）和意识形态关系（行动者须应付各种意识形态对立，包括封建主义与自由主义、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对立）。总的来说，巴尔对行动者的研究与格雷马斯等叙述学家“功能性”的人物研究在本质上完全一致。但与格雷马斯等人不同，巴尔不仅研究了“行动者”这个结构功能性质的单位，而且进一步研究了“人物”这个“复杂的语义单位”。^[4]巴尔认为故事中的人物有别于真人，但类似于真人，因为“它具有使心理和意识形态描写成为可能的特征”。巴尔不仅研究了如何采用语义轴来标示人物实质性的特征，人物的社会和家庭角色对确定人物特征有何作用等，而且还研究了人物的可预测程度，如何构造人物形象，读者如何获得关于人物的信息，以及有关主人公的问题。巴尔认为，可以将人物特征的分析结果与这些特征在事件中起的功能性作用进行对照。一个特定的事件也许会引起人物特征或人物之间关系的某些变化。同样，人物性格的变化也许会影响事件的发展和结局。不难看出，与单纯“功能性”或“心理性”的人物分析方法相比，巴尔的人物分析模式较为全面。但有趣的是，巴尔将“行动者”和“人物”分别划归于“素材”和“故事”这两个不同的层次。“故事”被界定为“对素材的特定组合方式”，它与“素材”的区分是形式与内容的区分（详见第一章第二节）。根据巴尔的区分，人物在故事事件中是“行动者”，只有在“对素材的特定组合方式”这一层次中，方成为具有特征的“人物”。但在我们看来，人物的行为功能（人物做了什么）和性格特征（人物是什么样的）是人物同时具有的两个方面，它们均属于故事内容这一层次。我们没有理由把前者视为内容，而把后者视为组合内容的方式。巴尔在层次上的这一混乱进一步说明对于叙事作品的“三分法”是不可取的（详见第一章第二节）。

巴尔两面兼顾的人物研究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功能性”与“心理性”这两种人物分析方法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究竟人物是从属于行动还是相对独立于行动，需要视具体作品来决定。但我们可以对一个作品同时进行人物功能分析和人物特征分析。我们在前一章中提到，卡勒采用格雷马斯的模式对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作了如下叙事结构分析：

简单地将爱玛视为“主体”和“接受者”，这对一个内蕴如此丰富的人物来说确实是太片面了。但这样的分析有助于揭示爱玛在宏观情节结构中的功能和地位，对于该人物的分析来说，可谓一种有益的补充。

如果我们将一部叙事作品视为一个句子，这种分析可以类比为对句子的语法分析。让我们看看对下面这两个句子的语法分析：

（1）刘大妈（主语）　很高兴地（状语）　接待了（谓语）　小李（宾语）

（2）小王（主语）　勉强地（状语）　接受了（谓语）　这一建议（宾语）

对于语法学家来说，“刘大妈”与“小王”毫无差异；他们在性别、性格、年龄等各方面的差别均可置之不理，重要的是他们所起的同一语法作用。而对于阐释者来说，他们的个性特征却是很重要的。结构主义对作品所做的功能性分析大体相当于语法学家对句子结构所做的分析。他们无视作品在意义上的差别和人物在性格上的差异，仅仅关心人物所起的结构作用。结构主义叙述学家和语法家关心的是不同作品/句子之间的共同结构规律。与此相对照，持“心理性”人物观的批评家旨在阐释具体作品的具体意义。对他们来说，人物的性格特征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认为对句子的语法分析有所裨益，那么对叙事作品的结构分析也是有必要的。

诚然，对于某些以人物塑造为主的心理小说，“功能性”的分析方法难以施展，而对于某些以事件为中心的程式化的作品，“心理性”的分析方法也意义不大。只有在将人物与事件有机结合的作品中，这两种分析方法的互补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功能性”人物观的偏误在于认为人物在情节中的功能是人物的全部意义；而“心理性”的人物观无视人物的艺术虚构性，往往仅对人物做经验式的分析，忽略人物在情节中的作用以及人物与其他叙事要素之间的关系。就我国的批评实践来说，认清这两种人物观的适用性、局限性和互补关系有助于避免分析中的盲目性和片面性。

从文体学和叙述学之间的关系来看，属于故事范围的“情节”和“人物”均超出了文体学的研究范畴。文体学最为关心的是在话语层次上作者通过对语言和叙述角度等因素的选择，来表达事件和人物的特定方式。这是我们在探讨文体学和叙述学的重合面时，将要考虑的范畴。在进入两者的重合面之前，我们将接下去对文体学的基本理论进行评析。

[1] 但我们并不赞成将人物视为真人，我们应充分考虑到人物的虚构性。

[2]S. Chatman，Story and Discourse，pp. 107-138.

[3]M. Bal，Narratology：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Toronto：Univ. of Toronto Press，1985，pp. 25-37.

[4]M. Bal，Narratology：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pp. 7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