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告

2018中国大都市治理与公共政策报告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推动中国大都市发展建设和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推动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实践取得实质性进展，切实推进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多项重大举措，以区域科技创新网络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创新为抓手，推动建设影响力和竞争力显著提升的世界级城市群。

2018年，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中央及地方政府机构注重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压茬拓展改革广度和深度。以数字技术赋能新时代大都市治理，以智慧城市建设推动公共服务效能提升和政府职能转变。注重持续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大都市治理与公共政策呈现出不断自我完善、创新升级的特点。中央政府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制定了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和体制机制创新重要变革政策，建构出中国大都市治理与公共政策创新发展的全新图景。

一、治理制度创新：顶层设计规划引领，推动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正式提出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党中央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针对区域协调发展新特征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并从顶层设计高度制定了一系列区域协调发展的整体性规划和创新性举措，掀开了中国区域治理的全新篇章。

1．以顶层设计规划引领，构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战略安排。在我国持续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等多项区域总体战略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对以往区域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全面概括和高度提升，是新时代推动我国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和行动纲领。[1]

在顶层设计层面，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明确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发展新格局。在精准施策方面，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要求重点推进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优势地区实现创新引领和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同时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和边疆发展，加大力度支持民族地区、贫困地区、革命老区加快发展，构建更具整体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区域立体化均衡化发展新格局。[2]

这一基本方略不仅从战略层面对区域协调发展做出了完整部署，而且明确了各主要区域重点任务、发展定位和建设路径，成为新时期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和一体化建设的重要政策机遇和全新规划引领驱动力。

2．以制度创新为保障，推动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在新时代实施区域协调发展重大战略的背景下，中国区域治理进入了全面深度协同和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全新阶段。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就要求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破除制约协同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根源问题，在产业分工协作、生态环境共治和交通互联互通等关键领域率先突破，加快构建京津冀城市群。在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方面，北京市主要面向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和区域性批发市场，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和部分教育、医疗结构，采取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集中疏解与分散疏解相结合、严控增量与疏解存量相结合、统筹谋划与分类施策相结合四大原则，实现分时分段完成疏解、均衡布局带动承载地城市化进程等区域协同发展相关规划，促进城市分工协作，提高区域性中心城市和节点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推进区域深度协同和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京津冀三省市和有关部门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和专家咨询委员会指导下，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为战略框架，出台了产业、交通、科技、生态环保等12个专项规划和一系列具体政策，在重点领域已率先突破，取得重要进展。截至2017年11月，以北京为中心、“半小时通勤圈”逐步扩大，京津冀PM2.5平均浓度下降33％，“4+N”产业合作格局[3]加快构建。同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深入开展，北京向津冀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年增长超过30％，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初见成效，京津两市助力河北张承保地区脱贫攻坚扎实推进。[4]

推动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取得重大历史性突破。2017年12月，新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同志在上任不久之后的一个大动作，就是带领上海市党政代表团赴泛长三角地区其他三个省安徽、江苏、浙江学习考察，与各省党政领导共谋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战略、新路径、新机制。长三角区域核心城市上海的主要党政领导主动走出去，与长三角地区兄弟省份的主要党政领导互动交流，磋商研讨，为实质性推动长三角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2018年3月，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已经组建，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大历史拐点，为长三角区域创新网络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的工作地点设立在上海，主要工作职责包括拟订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规划、协调统筹体制机制和重大政策建议等，“把长三角建设成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引领示范区，成为在全球有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成为能够在全球配置资源的亚太门户”。2018年7月，《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正式印发，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明确了任务书、时间表和路线图，覆盖交通能源、科创、产业、信息化、信用、环保、公共服务、商务金融等12个合作专题，并聚焦交通互联互通、能源互济互保、产业协同创新、信息网络高速泛在、环境整治联防联控、公共服务普惠便利、市场开放有序等7个重点领域，创新多项体制机制，推动长三角地区建设影响力和竞争力显著提升的更高质量一体化世界级城市群。[6]

粤港澳大湾区顶层设计落地在即，并将在产业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加快制定专项规划，推动泛珠三角地区9座城市在体制机制层面加速与香港、澳门的全面对接。港珠澳大桥和广深港高铁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运行对于推动港澳融入大湾区发展大局意义重大。同时，粤港澳大湾区之内“两种社会制度”“三个关税区”共存的局面，既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优势，也是需要在制度层面大胆突破的难点所在，需要更深层次的治理制度创新和政府社会密切协作，推动基础设施“硬对接”和体制机制“软对接”，通过深化合作形成一体化联动发展的共赢格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重点和难点即制度创新。2018年8月，国务院宣布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等事项的决定，其中包括取消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许可事项。广东推出“便利湾区”18项举措，粤港澳专业资格互认深入推进，前海、横琴试行香港工程建设模式，全省有52所高校面向港澳招生，港资澳资医疗机构达46家。[7]大湾区建设已率先从蓝图构想转化为实际行动，在国家支持下，立足三地优势，加强三地联动，进一步高质量高效率向前推进。

二、治理模式创新：共建科创走廊，推进区域创新网络建设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新时代推动我国经济更高质量和更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构建区域创新网络能够充分发挥网络化结构的链接互动效应与协同效应，提升区域整体科技创新能力，是新时代背景下促进区域创新发展和协调发展的重要议题。在此背景下，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都选择了跨区域共建科技创新走廊这一崭新模式，作为区域创新网络建设的重要承载区和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引领示范区，在区域协同创新实现中探索出了一条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全新路径。

1．G60科创走廊：打造长三角协同创新核心引擎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重要交汇点和核心节点。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期间指出，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支撑，要求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为此，上海市及各区县出台多项创新创业促进政策，并提出建设面向长三角的G60科创走廊，打造成为长三角区域创新网络建设的核心引擎。

依托长三角区域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和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伟大实践，G60科创走廊建设呈现出快速发展、连续升级的演进特征，三年“三级跳”，从城市战略上升为区域战略，经历了三个版本的发展过程。

（1）1.0版本：G60上海松江科创走廊

2016年5月24日，上海市松江区全面贯彻落实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要求，正式发布《关于加快建设G60上海松江科创走廊建设的意见》，率先提出沿G60高速公路构建产城融合的科创走廊。[8]

根据规划，G60上海松江科创走廊对标国际类似成功创新区域，以G60高速公路松江段40公里为核心，结合分布高速公路两侧的九大功能板块，打造“一廊九区”创新集群，实现“科创承载、总部研发、高端制造、服务集成、商业商务及现代物流相辅相成”的产业功能布局。[9]G60上海松江科创走廊以临港松江科技城为龙头，沿G60高速公路松江段两侧辐射带，中部以松江新城为核心，集中布局松江新城国际生态商务区、松江新城总部研发功能区和松江大学城双创集聚区，周边串联起松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洞泾智能机器人产业基地和松江西部科技园区，配套以松江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区和国家级出口加工区。[10]

“一廊九区”空间布局定位清晰，产业布局涵盖电子信息业、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产业，能够同时发挥产业集聚效应与产业协同效应的双重优势，推动G60上海松江科创走廊建设成为上海及长三角地区重要产业技术创新策源区和产城深度融合示范区。

（2）2.0版本：沪嘉杭G60科创走廊

2016年7月，浙江省政府通过《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规划》建设方案，涵盖浙江大学、未来科技城、阿里巴巴等众多优势创新主体，推动杭州西地区打造以信息经济为引领、智能制造业为支撑的科创大走廊产业新体系。2016年8月，浙江省嘉兴市发布《嘉兴市城市总体规划（2003—2020年）（2015年修订）》[11]，提出“设立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深度融入长三角城市分工体系，加快建设对接上海的长三角高科技成果转化重要基地。2016年10月，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院长王涛发表署名文章，提出打造G60沪嘉杭科创走廊的战略构想，以上海和杭州为“两核”，以嘉兴为“一区”，三地联动，推动建立跨区域的创新创业服务网络和协同网络。[12]在此基础上，沪嘉杭三地不断互动互访、密集对接。2017年3月，松江发布《G60科创走廊建设行动方案》，联手杭州市、嘉兴市，以交通网络为基础，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强化协同效应，促进人才、技术、资金、项目、政策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自由组合。[13]2017年7月12日，上海市松江区与杭州市、嘉兴市三地在沪签订《沪嘉杭G60科创走廊建设战略合作协议》，[14]标志着G60科创走廊建设正式进入2.0版本发展阶段。“G60上海松江科创走廊”正式更名为“沪嘉杭G60科创走廊”。

沪嘉杭G60科创走廊从上海市松江区向浙江省嘉兴市、杭州市延伸拓展，以G60高速公路为主轴，长约180公里，打造沪嘉杭三地共建共享的开放型创新网络，形成辐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的跨区域科技创新走廊。沪嘉杭G60科创走廊建设依托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战略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面向国际国内聚合创新资源，围绕创新协同、产业融合、互联互通、机制完善等方面开展深入协作，构建区域协同创新网络。

（3）3.0版本：G60科创走廊

2018年以来，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再次提速。2018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有关情况的报告》上发出重要批示，要求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15]2018年6月1日，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沪举行，以“聚焦高质量，聚力一体化”为主题，推动长三角地区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要求，审议并原则同意《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和《长三角地区合作近期工作要点》。

在此背景下，松江提出以沪苏湖合高铁建设为契机，深化拓展G60科创走廊从“高速公路时代的2.0版”迈向“高铁时代的3.0版”，进一步向西辐射江浙皖腹地枢纽和要冲城市，以G60高速公路和沪苏湖合高铁为纽带，进一步扩容建设G60科创走廊。2018年6月1日，即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召开当日，G60科创走廊第一次联席会议在上海松江同步召开，来自上海、杭州、苏州、嘉兴、金华、湖州、宣城、芜湖、合肥九城市的领导人审议通过G60科创走廊战略合作协议、G60科创走廊工作制度和G60科创走廊总体发展规划3.0版，并发布《G60科创走廊松江宣言》。这标志着G60科创走廊3.0版本的正式诞生。

2018年7月9日，G60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正式挂牌，作为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的分支机构，承担编制规划、组织协调和跨区域对接等多项职能。

G60科创走廊的3.0版形成了“一廊一核多城”的布局规划体系：“一廊”即 G60 科创走廊；“一核”即全球科创中心——上海，松江背靠上海科技创新资源优势，成为向东承接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和先进制造功能、向西辐射苏浙皖腹地的枢纽和要冲；“多城”包括嘉兴、杭州、金华、苏州、湖州、宣城、芜湖、合肥等城市。[16]规划覆盖面积约7.62万平方公里，区域常住人口约4900万人，GPD总量约4.86万亿元，分别占长三角三省一市总量的21.2％、22.3％、24.9％[17]，定位于长三角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引领示范区重要引擎和长三角率先迈向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引擎，成为长三角率先建立区域协同发展新机制的试验田和科创驱动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主阵地。

三年三次升级，G60科创走廊的发展经历了从1.0版到2.0版再到3.0版的“三级跳”，空间布局也从一城区扩大到三地市再扩容至九城市，战略定位从城区战略升级为沪浙跨区域协同战略、再上升为沪苏浙皖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区域发展战略。G60科创走廊的发展建设和升级提速与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紧密相关，成为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先行先试平台，在区域层面统筹规划、共同推进，承担着更高级别定位和更重要历史使命。

2．广深科创走廊：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成世界一流创新型湾区

广深科创走廊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构建“一廊十核多节点”的创新空间格局，旨在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中心。其中，“一廊”即广深科技创新走廊，依托广深高速、广深沿江高速、珠三环高速东段、穗莞深城际、佛莞城际等复合型的交通通道，集中穗莞深创新资源，三市连成一个产业联动、空间联结、功能贯穿的创新经济带，建设成为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长度约180公里。“十核”即十大核心创新平台。具体为广州大学城—国际创新城、广州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广州中新知识城、广州科学城、东莞松山湖、东莞滨海湾新区、深圳空港新城、深圳高新区、深圳坂雪岗科技城、深圳国际生物谷，总面积约348平方公里，其中规划建设用地总面积约243平方公里。构建科技创新重要空间载体，打造全球顶尖科技产业创新平台，为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多节点”包括广州市国际生物岛园区、天河智慧城等13个，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等15个，东莞市中子科学城、东莞水乡新城等9个，合计37个，均为具有一定创新基础，发挥示范效应，推动区域发展的创新节点，总面积约462平方公里，其中规划建设用地总面积约349平方公里。[18]

2017年12月，广东省委、省政府正式印发《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成为指导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建设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规划》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第一步是到2020年，科技产业创新能力领先全国。主要创新指标达到或超过创新型国家（地区）水平，全社会科研投入在GDP占比超过3.5％；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62％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45％，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5件，若干重点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基本形成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环境和科技创新支撑体系，基本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格局；初步建成创新资源集聚带、转型升级引领带、生态宜居示范带，强有力支撑我省打造全国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提供有力支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第二步是到2030年，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打造中国“硅谷”，成为与美国硅谷、波士顿地区相媲美的全球创新高地，全社会科研投入在GDP占比超过4％，科技进步贡献率不低于6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60％，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85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成为全球创新网络重要力量，成为引领世界创新的新引擎，科技创新能力跻身世界前列，强有力支撑我省进入全球创新型地区前列，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成世界一流创新型湾区，为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强大支撑。建成国际一流的人居环境。

第三步是到2050年，建成国际一流的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走廊，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科技创新能力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强有力支撑我省领先全球创新型地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中心，为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强劲支撑，营造最具魅力的全球顶尖创新人才向往的人居环境。[19]

3．共建科创走廊，推动区域创新网络优化建设

共建科技创新走廊，有利于推动区域创新网络建设发展，从而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依托各区域特色创新资源与要素禀赋，科创走廊建设与发展中探索并尝试了协同模式和治理模式的转换升级，呈现出全新的特征。

（1）制定整体性规划前瞻引领

在自主创新和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的引领动力下，政府注重制定具有前瞻性、整体性的创新规划，通过科创走廊建设、跨区域深度合作等创新模式，引领区域创新网络建设发展建设。科创走廊建设成为强化区域协同创新的突破式创新实践，有利于融合与拓展各主要创新城市的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推动城市间互联互通创新要素，联合研发技术攻关，增强区域高端创新资源的集聚、整合与辐射功能，打造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

（2）构建跨省跨部门行政网络加强统筹

区域科技合作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各区域基本形成了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引领节点、其他多个城市为创新中心节点和技术扩散节点的梯度分明的区域科技产业分工体系，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在制度建设方面，各区域采取了组建区域合作办公室或科技创新联席会议等方式，以创新建设规划为行动纲领，加强区域创新网络统筹建设。在机制建设方面，各区域以科创走廊为核心承载区，聚焦改革联通和创新协同，建立长效的科技合作研发机制和项目攻关合作模式等，形成了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区域协同创新新局面。

（3）配套创新政策提供服务

创新、经济增长和科研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区域创新网络越来越需要建立在更为广泛、动态、运作良好的“知识和创新网络”基础之上，强调创新要素协同、创新政策协同、创新机制协同和创新要素“四位一体”，共同推进，实施专业化、扁平化的创新服务政策，在更高层次上探索政府、技术与市场的创新互动模式，服务国家自主创新战略。

三、治理技术创新：数字治理赋能新时代，全面推动智慧城市建设

2018年9月17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信祝贺，并在贺信中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国正致力于实现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将有力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智能化水平，有效增强公共服务和城市管理能力。[20]

1．数字治理成为大都市治理的必然选择

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已经成为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经济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的优先战略选择。同时，数字技术应用于大都市治理，能够促进提升政务服务，提升城市智慧化管理能力，保障城市安全高效运行。特别是发展中的人工智能技术和智慧化治理技术，在教育、医疗、养老、环境保护、司法服务等多个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在推动社会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数字治理借助强大的技术优势，能够形成良好的网络化治理结构，增强城市政府的透明性与回应性，构建有效的城市政府善治机制，成为数字时代城市政府善治的必然选择。[21]

2．数字治理全面赋能，推动智慧城市建设

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按照“构建一个体系、把握双重属性、坚持三位一体、强化四大支撑”原则对人工智能持续发展进行布局，要求构建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把握人工智能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高度融合的特征，坚持人工智能研发攻关、产品应用和产业培育“三位一体”推进，全面支撑科技、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带动国家创新能力全面提升。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智能化方面，《规划》要求重点推进智能政务、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能环保和智慧法庭等相关领域发展建设，构建安全高效的智能化基础设施体系，推进数字治理和智慧化城市建设有序发展。[22]

2017年11月，上海市发布的《关于本市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指出，新一代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正在深刻改变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呈现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作的新特征，相关技术应用及产业模式对上海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精细化治理的引领带动效能显著。在大都市治理层面，数字化治理和新一代智能感知技术能够提高城市安防、环境、基础设施等管理能力，增强城市智能防控能力，特别是在公共安全监控、自然灾害预防、环境监测、河道监管、食品安全追溯等领域的应用，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综合管理水平，保障城市智能有序运行。在公共服务层面，数字化治理和智慧化治理能够改善政府决策与公共服务质量，可以通过多维度大数据分析预测公共需求、分析社会舆情，支撑政府科学化决策，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效能。[23]

2018年7月，深圳市印发《深圳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总体方案》，提出打造国家新型智慧城市标杆市的战略部署，促进深圳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的建设。[24]该方案提出，到2020年，深圳市要建成全面感知城市安全、交通、环境、网络空间的感知网络体系，在公共安全、城市运行管理的各个领域，通过信息化手段建成反应快速、预测预判、综合协调的一体化城市运行管理体系，实现市区联动、部门联动和军地联动，推进公共服务（包括政务服务、医疗、教育、社区服务等）、公共安全（包括公安、应急、安全生产等）、城市治理（包括交通、环保、水务、城管等）、智慧产业（包括智慧园区、智慧工厂、创新服务平台和大数据产业等）四大领域应用工程建设，并与智慧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实现联动协同。

从国家层面到多个主要城市，城市治理智慧化发展已成为共识，将促使城市治理技术和发展模式发生重大变化，呈现感知智能化、管理精准化、服务便捷化和参与主体多元化等特征，通过技术赋能城市，全面提升城市影响力与竞争力。

四、治理机制创新：推动政府创新，全面深化改革

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全国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注重开展改革创新试验，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减少微观管理和直接干预，加强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推进自身职能转变。全面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推开“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缩短商标注册周期；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使更多事项在网上办理，必须到现场办的也要力争做到“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推进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政务协同管理和一体化服务体系。

1.“最多跑一次”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2016年底，浙江省率先提出和实施“最多跑一次”改革，在全省全面推开。2018年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了《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调研报告》并予以肯定，建议向全国复制推广。2018年3月，“最多跑一次”被正式写入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25]，要求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使更多事项在网上办理，必须到现场办的也要力争做到“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最多跑一次”改革是通过“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一次办结”的服务模式创新，让群众、企业到政府办事，在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时，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是浙江在省域层面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实践创新，其初心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基础是互联网和大数据提供的技术支撑，路径是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的“乘法”，实质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理论内涵。“最多跑一次”改革涉及政府治理、公共管理、地方政府创新等各领域改革创新理念，体现了以关键环节突破拓展改革广度深度的系统性改革思维。[26]截至2018年9月，浙江省、市、县三级梳理公布的“最多跑一次”事项已分别占同级总事项数的100％、99.59％和99.21％。最新的第三方特定对象电话回访调查显示，企业和群众对“最多跑一次”改革成效满意率达到94.7％。[27]

继“最多跑一次”改革之后，浙江省继续加强改革创新，推行“证照分离”改革，作为“放管服”改革和“最多跑一次”改革的重要内容。2018年1月，浙江省制定实施《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方案》，在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复制推广上海市116项行政许可等事项（国务院或国家部委已取消的事项除外）“证照分离”改革试点经验做法，将98项行政审批事项纳入改革范围，其中取消4项、审批改备案2项、告知承诺21项、提高透明度和可预期性37项、强化准入监管34项。[28]

通过多项改革叠加实施，浙江省行政办事效率进一步提高，全省试点地区试点事项平均办理时间已从改革前的12天左右压缩到4天左右，有效缓解“办证难”。办事透明度进一步提高，通过线上线下各种途径公开办事程序和所需材料，为群众和企业办事带来便利。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进一步转变，以往政府“重审批轻监管”的管理模式得到改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进一步形成，监管举措得到有效落实。未来一段时间，浙江省还将进一步推进“照后减证”、简化审批程序，不断健全事中事后监管体系，提高数据共享水平，加快实现市场准入100％网上办理、数据资源100％共享，统筹推进“证照分离”“多证合一”“证照联办”等一系列改革举措。

2．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深化“放管服”改革

2018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实施方案》，要求充分结合数字治理技术和信息化手段，解决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问题，加快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等重要改革创新，[29]具体改革举措包括以下方面。

（1）以整合促便捷，推进线上“一网通办”

按照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的要求，加快建设国家、省、市三级互联的网上政务服务平台体系，整合构建全国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整合各级政府部门分散的政务服务资源和网上服务入口，推动政务服务“一次认证、全网通办、全国漫游”，大幅提高政务服务便捷性。同时切实提高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比例，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拓展政务服务向“两微一端”等移动应用拓展，实现从网上咨询、网上申报到网上预审、网上办理、网上反馈“应上尽上、全程在线”，为群众和企业提供多样性、多渠道、便利化的政务服务。

（2）以集成提效能，推进线下“只进一扇门”

企业和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为目标，大力推行政务服务集中办理，实现“多门”变“一门”，促进政务服务线上线下集成融合，不断提升政府服务效能。推动完善省、市、县、乡镇综合性政务大厅集中服务模式，将垂直管理部门在本行政区域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纳入综合性政务大厅集中办理，加快实现“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件”，实现企业和群众必须到现场办理的事项“只进一扇门”。

同时，依托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实时汇入网上申报、排队预约、现场排队叫号、服务评价、事项受理、审批（审查）结果和审批证照等信息，实现线上线下功能互补、无缝衔接、全过程留痕，为企业和群众办事线下“只进一扇门”提供有力支撑。

（3）以创新促精简，让企业和群众“最多跑一次”

以企业和群众办事“少跑腿”为目标，梳理必须到现场办理事项的“最多跑一次”目录，精简办事环节和材料，推动政务服务入口全面向基层延伸，力争实现企业和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大力推进减材料、减环节，整合涉及多部门事项的共性材料，推广多业务申请表信息复用，通过“一表申请”将企业和个人基本信息材料一次收齐、后续反复使用，减少重复填写和重复提交。充分依托网上政务服务平台，以与企业生产经营、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重点领域和办理量大的高频事项为重点，通过优化办事系统、简化办事材料、精简办事环节，让更多政务服务事项“最多跑一次”。

（4）以共享促应用，加强数据安全保障

建立完善全国数据共享交换体系，构建全国统一、多级互联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体系，强化平台功能、完善管理规范，使其具备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数据调度能力。按照“统一受理、平台授权”的原则，建立数据共享授权机制。加快完善政务数据资源体系，遵循“一数一源、多源校核、动态更新”原则，构建并完善政务数据资源体系，持续完善数据资源目录，动态更新政务数据资源，不断提升数据质量，扩大共享覆盖面，提高服务可用性。完善数据共享责任清单机制，进一步明确各部门共享责任，在落实国务院部门第一批数据共享责任清单的基础上，制定发布第二批数据共享责任清单，新增拓展1000项数据共享服务，加强数据共享服务运行监测，全面清理并制止仅向特定企业、社会组织开放公共数据的行为。

信息安全作为重点事项被提上日程。要求注重加强数据共享安全保障，依法加强隐私保护，研究政务信息资源分类分级制度，制定数据安全管理办法，明确数据采集、传输、存储、使用、共享、开放等环节安全保障的措施、责任主体和具体要求。提高国家电子政务外网、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和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的安全防护能力。推进政务信息资源共享风险评估和安全审查，强化应急预案管理，切实做好数据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置。

3．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成立，健全深化改革体制机制

2018年3月，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原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负责深化改革相关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和督促落实。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全面启动，标志着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注重加强对改革工作的统筹领导，展开切实工作，对多个重大领域、多项重要工作明确责任、协同推进。[30]

在结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指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转变和优化职责是关键。需在改职责上出硬招，切实解决多头分散、条块分割、下改上不改、上推下不动的问题，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要在宏观管理、市场监管、教育文化、卫生健康、医疗保障、生态环保、应急管理、退役军人服务、移民管理服务、综合执法等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领域，重点攻坚、抓好落实。同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主动对表、积极作为，结合机构改革，加快内部职责和业务整合。

在规划引领和战略导向方面，委员会强调要科学编制并有效实施国家发展规划，引导公共资源配置方向，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保持国家战略连续性稳定性，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要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快统一规划体系建设，理顺规划关系，完善规划管理，提高规划质量，强化政策协同，健全实施机制，加快建立制度健全、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规划体制，构建发展规划与财政、金融等政策协调机制，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

在自贸区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方面，委员会要求进一步深化自贸区改革开放，总结建设经验，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照国际先进规则，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防控风险为底线，扩大开放领域，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加强改革系统集成，以取得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更好服务全国改革开放大局。

在区域治理方面，委员会强调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牢牢把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这个定位，围绕创造“雄安质量”，赋予雄安新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在创新发展、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方面先行先试、率先突破，构建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制度体系，打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要求继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坚持新发展理念，立足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围绕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的目标，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筹有力、竞争有序、绿色协调、共享共赢的区域发展新机制。[31]

全面深化改革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层驱动力，是适应新时代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通过加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统筹安排深化国家机构改革和各领域改革，能够推动优化机构职责配置，使各项改革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形成总体效应，以更大力度和更大决心推进实现全面深化改革。

[1] 石碧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区域发展指明方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2月13日，第7版。

[2] 新华网：《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27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

[3] “4”即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新机场临空经济区、张承生态功能区、天津滨海新区等四大战略合作功能区；“N”即一批高水平协同创新平台和专业化产业合作平台。

[4] 蔡奇：《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0日，第6版。

[5] 唐亚林、于迎：《主动对接式区域合作:长三角区域治理新模式的复合动力与机制创新》，《理论探讨》2018年第1期，第28—35页。

[6] 张骏：《长三角：聚焦高质量，聚力一体化》，《解放日报》2018年6月2日，第1版。

[7] 王攀、刘欢等：《开创融合新格局，探索发展新路径——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年间》，《人民日报》2018年8月15日，第1版。

[8] 中共上海市松江区委员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秉持新发展理念 唯实唯干 大刀阔斧辟新路——上海松江G60科创走廊纪实》，《中国科技产业》2017年第11期，第38—43页。

[9] 耿挺：《全力推进G60科创走廊建设》，《上海科技报》2016年7月29日，第1版。

[10] 张晋洲：《科创驱动“松江制造”迈向“松江创造”》，《解放日报》2016年5月24日，第6版。

[11] 刘乐平：《嘉兴设立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浙江日报》2017年4月6日，第1版。

[12] 王涛：《强化区域协同创新》，《浙江日报》2016年10月27日，第15版。

[13] 黄勇娣：《沪嘉杭共建共享区域创新体系》，《解放日报》2017年3月20日，第1版。

[14] 杨洁：《沪嘉杭G60科创走廊：一条“黄金大道”撬动浙沪协同创新》，《嘉兴日报》2017年7月28日，第3版。

[15] 谈燕：《推动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解放日报》2018年5月9日，第1版。

[16] 陈立平：《一条科创走廊串起九座城市 将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先行先试平台》，《杭州日报》2018年8月28日，第17版。

[17] G60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2018长三角工业互联网峰会暨G60科创走廊工业互联网协同创新工程启动大会九城市简介》，2018年9月。

[18] 《一廊十核多节点，广深科创走廊这样建》，《南方日报》2017年12月14日，第3版。

[19] 冯善书：《广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南方日报》2017年12月25日，第1版。

[20]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解放日报》2018年9月17日，第1版。

[21] 徐晓林、刘勇：《数字治理对城市政府善治的影响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04年第1期，第13—20、107—108页。

[22] 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7年7月20日，http://www.gov.cn/xinwen/2017-07/20/content_5212064.htm。

[23] 中国政府网：《上海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实施意见发布》，2017年10月26日，http://www.gov.cn/xinwen/2017-11/15/content_5239791.htm。

[24] 深圳政府在线：《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2018年7月12日，http://www.sz.gov.cn/zfgb/2018/gb1062/201807/t20180730_13798766.htm。

[25] 郁建兴、高翔：《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基本经验与未来》，《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第76—85页，第158页。

[26] 沈轩：《“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实践创新和理论价值》，《浙江日报》2018年3月12日，第10版。

[27] 浙江在线：《最多跑一次 浙江加速度》，2017年6月11日，http://zjnews.zjol.com.cn/zjnews/zjxw/201706/t20170611_4202452.shtml。

[28] 金春华：《浙江“证照分离”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 试点地区累计办件量44656件》，《浙江日报》2018年8月24日，第2版。

[29] 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2018年6月10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6/22/content_5300516.htm。

[30] 《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统筹领导 紧密结合深化机构改革推动改革工作》，《人民日报》2018年3月29日，第1版。

[31] 新华社：《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9月21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