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不配活着”

一

1939年9月22日，在被占领的波兰，一支党卫队分队从孔拉茨泰因（Konradstein，今科茨博罗瓦［Kocborowo］）的精神病院里挑出一群精神病人，将他们装在一辆卡车里，开到附近的一片森林。该分队是从库尔特·艾曼（Kurt Eimann）——此人是一名地方党卫队首领——在但泽建立的准军事党卫队和警察队伍中抽调组成的，约有500到600人。这片森林是一块死亡之地，德国人已经在这里枪杀了数千名波兰人。党卫队令他们沿着沟渠边缘排成队列，来自“旧帝国”的盖世太保警官朝着他们一个一个的脖子，从后面开枪，而他们仍旧穿着精神病院的衣服，一些人甚至还穿着约束衣。枪声刚落，这些精神病人便跌入沟渠中，而准军事队伍士兵仅仅用一层薄薄的土掩盖他们的尸体。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更多的卡车载着精神病院的病人抵达这里，等待他们的是同样的命运，最终大约2,000名精神病人被杀害。受害者的亲属被告知他们已经被转移到了其他精神病院，但情况却恰恰相反，同时来自锡尔伯哈默（Silberhammer，今斯雷布斯克［Srebrzysk］）、梅韦（Mewe，今格涅夫［Gniew］）和里森堡（Riesenburg，今普拉布蒂［Probuty］）的各个机构中，身心有缺陷的儿童被带到孔拉茨泰因处死。同样的杀戮也在其他地方上演。在施韦茨（Schwetz，今希维切［Świece］）和科尼茨（今霍伊尼采［Chojnice］），德国警察部队和德意志民族自卫小组在开展杀戮行动，而在1939年11月，来自施特拉尔松德（Stralsund）、切比亚图夫（Treptow an der Rege）、劳恩堡（Lauenburg）以及乌埃克尔明德（Ückermünde）的病人被带到西普鲁士的诺伊施塔特（Neustadt）被枪杀。[227]

在瓦尔塔兰，大区长官格赖泽清空3个主要精神病院的病人，并且杀掉了其中所有的波兰人和犹太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被党卫队第4别动队的成员枪杀的。然而，特雷斯考（Treskau，今奥温斯卡［Owińska］）的医院里的病人却在等待一个特殊的命运。他们被带往波森，然后被塞进一个城堡中一间封闭屋子里，这个城堡是盖世太保在当地的总部所在地。在这里，他们被气筒里释放出来的一氧化碳毒死。这是历史上首次用一间毒气室来进行大规模屠杀。进一步的谋杀在这个城堡中接踵而至，1939年12月，希姆莱亲自过去观察了一次杀戮行动。1940年初，这一谋杀行动停止了，最后一次是将更多精神病院的病人运往瓦尔塔兰的科斯滕（Kosten，今科希强［Kościan］），在那里，他们被关在安装在卡车后面的毒气室里，然后被带到乡下，因窒息而死。总而言之，截至1940年1月最初行动结束时，大约有7,700人被杀害，这些人来自精神病院以及为身心残疾病人设立的机构。一同被杀的还有大量来自格丁尼亚和布龙贝格的妓女，以及来自格但斯克旧城（Preussisch-Stargard）的吉卜赛人。[228]对这样的事件保密几乎是不可能的。克卢科夫斯基医生在1940年2月听闻杀戮行径后写道：“很难相信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可怕了。”[229]

在接下来的数月中，杀戮行为继续。1940年5月和6月，1,558名德国人和300名左右的波兰人从一家东普鲁士精神病机构中被带走，这一机构位于索尔道（Soldau，今贾乌多沃［Działdowo］），他们在一辆行进的毒气货车中被毒死。这一行动是由赫伯特·朗格（Herbert Lange）指挥的一个特殊部队组织的，他们继续以同样的方式在吞并区迫害更多的病人。朗格手下的人员每杀死一名这样的病人就会收到10帝国马克的特殊津贴。杀戮甚至扩展到了罗兹隔离区的精神病人。一个德国医学委员会带走了那里的40名精神病人，于1940年3月在附近的森林里将他们枪杀，另外一批则在1941年7月29日被枪杀。到了此刻，隔离区的生存条件已经严重恶化，以至于犹太家庭不得不乞求医院接收他们患了精神疾病的家属，即使他们完全明白此举意味着什么样的风险。总共有超过1.2万的病人被艾曼、朗格和他们手下的人在各种各样的行动中杀害。[230]尽管这些谋杀发生在战争的环境中，在战争中有成千上万更多的波兰人和犹太人被德国常规军事部队、党卫队保安处别动队以及地方德意志民族民兵组织所杀，不过，这两种谋杀在某些方面具有本质的不同。在波森，军事化的党卫队部队的驻扎需要一定的空间，这一需求促使谋杀行动的发生，而在一些情况下，被害者留下的住所可以供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移居时使用。但是多数情况下，这些实际考量只是次要的因素，或者实际上仅仅是为他们行动的合理性提供一些看似合理的说法。杀戮所带来的可用空间与从东部来的移民数量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杀戮的真正原因并非是基于现实因素或某种有利的结果，而是存在于意识形态方面。[231]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谋杀者的行动是出于安全考虑。不像波兰知识分子那样，这些受害者并未被视为对德国的占领或对该地区长期的日耳曼化运动构成威胁。重要的是，收容机构里只有少数被认为有工作能力的病人得以被赦免并被带往德国。其余的人则是“社会渣滓”，“不配活着”，应尽快杀掉。[232]

二

正如希姆莱参观波森城堡的杀戮行动所展示的那样，柏林方面的纳粹党领导们非常清楚正在进行的一切，而且实际上还为杀戮行动的开始提供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动力。至迟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受到激进的优生学家作品的影响，希特勒认为，为了确保德国的种族健康和军事效率，有必要消除遗传链条中的“退化因素”。“如果德国每年新出生100万儿童，”他在1929年纽伦堡的纳粹党代会上宣称，“除掉其中最软弱的7万到8万人，那么实际上最终结局或许意味着人口整体力量的提升。”[233]1933年7月14日，政府宣布对被认为有遗传缺陷的德国人实行强制性的绝育措施，这些遗传缺陷包括“心智低下”，这是一个模糊的标准，许多不同种类的社交异常行为均可被归为“心智低下”。截至战争爆发时，大约有36万人被强制进行绝育。[234]此外，在1935年，以优生为理由的流产被合法化了。[235]然而，在这之前，希特勒已经开始策划更加激进的行动。根据帝国总理府秘书长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的说法，希特勒曾考虑将一个杀戮精神病患者的条款加入1933年7月14日的法律中，但是考虑到此举将会极具争议，因此搁置了下来。然而，正如他的医生卡尔·勃兰特（Karl Brandt）回忆的那样，在1935年，希特勒告诉帝国首席医务官格拉尔德·瓦格纳（Gerhard Wagner），他将在战时实施这一措施，“当整个世界都在关注战事的时候，在危机状态中，人类生命的价值就显得次要了”。1936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党卫队医生被任命为精神病机构的负责人，同时对教会管理的机构施加压力，将其病人转移到非教会精神病机构。1936年底或1937年初，在元首办公厅（Chancellery of the Leader）内部，一个秘密的帝国遗传健康事务委员会（Reich Committee for Hereditary Health Matters）成立了，它最初是为了给帝国遗传健康法庭（Reich Hereditary Health Court）起草法律。同时，党卫队的刊物《黑色军团》（The Black Corps）也公开刊载催促杀死那些“不配活着的人”的言论，同时，有证据表明许多党区领导人开始准备在他们的地区谋害收容机构的精神病人。这一切表明，各方此时已经开始准备杀害残疾人，只等即将到来的战争将杀戮行动付诸实践。[236]

1939年夏天，这样的期望终于成真。5月，与波兰的战争准备正在进行的时候，希特勒制定了行政部署，对患有精神疾病儿童进行杀戮，此举得到了帝国遗传健康事务委员会的支持，为了更加准确，这一机构更名为帝国严重遗传和先天性疾病登录委员会（Reich Committee for the Scientific Registering of Serious Hereditary and Congenital Illnesses）。此时，一个先例，或者更像是借口出现了。一个男婴的父亲在给希特勒的请愿书中表示希望杀掉这个婴儿。这个男婴生于1939年2月，先天缺少一条腿和部分手臂，患有痉挛。但是男婴父亲首先求助的那名莱比锡（Leipzig）医院的医生却拒绝这样做，因为这将使医生遭到谋杀的起诉。希特勒的私人秘书将关于此事的文件呈递给希特勒，希特勒命令勃兰特前往莱比锡，在确认诊断过程以及与那里的医学同事商量过后亲自杀掉那个孩子。不久之后，勃兰特向希特勒汇报已在1939年7月25日让当地的医生杀掉了那个婴儿。希特勒现在正式要求勃兰特以及元首办公厅主任一起积极准备一个重大计划，这一计划意在杀戮有身心缺陷的儿童。希特勒的私人医生特奥·莫雷尔（Theo Morell）密切参与此计划中，他建议如果报告上被谋害儿童的死亡原因是自然死亡，这样的结果更容易被儿童的父母所接受。作为计划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元首办公厅主任菲利普·鲍赫勒（Philipp Bouhler）邀请了15—20个医生参加会议，讨论杀戮计划。在这些医生中，有许多人是精神病机构的负责人。菲利普·鲍赫勒现年39岁，是一个老资历的纳粹党，他建立了元首办公厅，并且逐渐将它的影响力扩展到政府的许多领域，成千上万呈递给希特勒的请愿书都提及了这些领域，该机构的工作就是处理这些请愿。尽管计划始于对儿童的杀戮，但希特勒、马丁·博尔曼、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和李奥纳多·孔蒂（Leonardo Conti）决定将计划扩展到成年人，由孔蒂承担这一任务。孔蒂是纳粹党的健康办公室（Health Office）的负责人，1939年3月25日格拉尔德·瓦格纳去世后，他就继任为帝国首席医务官。既然已经做出杀害成年精神病人和残疾人的决定，1939年8月31日的一项法令正式结束绝育计划，个别情况除外。[237]

在希特勒看来，元首办公厅是筹备和实施杀戮计划的理想之地。这是他的个人办公室，既不像党办公厅那样从属于纳粹党，也不像帝国总理府那样隶属于民事行政部门，因此，就考虑“安乐死”的问题而言，元首办公厅比党办公厅和帝国总理府这两个正式的官僚机构都更易于操控，这两个机构不容易保守秘密。莫雷尔向希特勒呈递了一份备忘录，内容是关于将杀戮残疾人士的行动正式合法化的可能性，希特勒个人对这一想法表示赞同。在鲍赫勒办公室的指示下，司法部关于刑法改革的官方委员会准备草拟法律，免除杀戮残疾人士——这些人因患了无法治愈的精神疾病而被关在精神病机构中——的刑事制裁。在对这一法律草案进行修正和完善的过程中，相关的法律、医学和优生学机构进行了为期数月的详细讨论。但对希特勒来说，这些貌似无休无止的探讨太慢了，也太迂腐了。就像该委员会其他草案那样，该法案最终也被搁置了。[238]事情无法进展，希特勒对此很不耐烦，在鲍赫勒的压力下，他同意将杀戮权从孔蒂再转给元首办公厅，并且在1939年10月签署命令，让鲍赫勒和勃兰特负责“扩大指定医生的权力，这样，人们预计的无法治愈的病人——他们的疾病状况经历了最严苛的评估——就可以被执行安乐死”。尽管这不是一个正式的法令，但它却获得了有效的法律效力，因为在德国的政体下，主要的宪法专家早就认为即便是希特勒的口头指令也有法律约束力。不过，为预防起见，帝国司法部部长弗朗茨·居特纳（Franz Gürtner）还是被告知了这一命令，以防出现任何可能的起诉；但是除了告知少数几个特定的参与计划的人之外，对其他人则严格保密。为了表明提出这样的命令是出于战时净化德国种族的迫切需要，希特勒将该命令的签署日期提前为1939年9月1日，也就是战争爆发的那一天。[239]

当希特勒签署命令时，在波兰杀害成年精神病人的行动已经在进行中了；但假如波美拉尼亚、但泽—西普鲁士和东普鲁士的大区长官不知道柏林方面已经做出了决定，那么该迫害运动也不会在那些地方拉开序幕。在德国，谋杀计划最初针对的是儿童。帝国严重遗传和先天性疾病登录委员会这一秘密组织设置在鲍赫勒的元首办公厅下，1939年8月18日，该委员会命令所有“畸形的”新生儿都须登记注册。[240]这些婴儿包括以下几种情况：患了唐氏症、头小畸形、四肢不全、头部或脊椎畸形、大脑麻痹及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些定义模糊的情况，比如“低能”。医生和助产士只要向他们的上级报告一例这样的情况就会得到两帝国马克，这些上级人员则将问题婴儿的清单寄到柏林的一个邮政信箱中，这个信箱紧邻鲍赫勒的办公室。元首办公厅的3名医生处理这些报告。接着，如果哪个孩子将会被杀害，他们便在登记表上做一个“+”的标志，并且就近将他们送去公共卫生办事处，办事处将命令儿科诊所接收这个孩子。一开始，只有4个这样的诊所接收问题婴儿，但之后又建立了许多，最终多达30个。[241]

登记、运送和杀戮的整个过程最初针对的并不是已经在医院或医疗机构中的婴儿和儿童，而是那些和父母一起住在家里的婴儿和儿童。他们的父母被告知这些孩子将会得到很好的照料，甚至得到了保证，说将他们的孩子转移到特殊的诊所是为了治愈疾病，至少能够改善他们的疾病状况。囿于遗传病诊断上的偏见，很大一部分比例的病患家境贫困，缺乏基本的教育，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被认定为有“孤僻”症状或“遗传缺陷”。有些人反对他们的孩子从家中被带走，但如果不服从命令，有时候，他们会面临被削去福利的威胁。不管怎样，1941年3月以来，残障儿童就没有儿童津贴可领取了，而1941年9月后，哪怕这些残障儿童的家庭拒绝，他们的孩子也会被强行带走。在一些机构中，父母被禁止探望他们的孩子，而机构给出的理由是探视将让孩子们更加难以适应新环境；而其他的人则发现，因为许多机构位置偏远，很难搭乘公共交通到达那里，所以想要探望孩子绝非易事。一旦得到社会和医疗服务部门的批准，这些孩子们将被投入特殊病房，与其他病人隔离开。大多数杀戮中心将这些儿童活活饿死，或者在他们的食物中放入过量的鲁米那镇静剂来完成任务。几天后，孩子们会出现呼吸问题，最终死于支气管炎或肺炎。有时医生根本不理会他们的疾病，有时则给他们注射致命剂量的吗啡。[242]

一位老师在1939年秋天参观了位于埃格尔芬—哈尔（Eglfing-Haar）收容所的杀戮房，他后来作证说，负责人赫尔曼·普凡米勒（Hermann Pfannmüller）——一名老资历纳粹党，多年来一直倡导非自愿安乐死——公开告诉他，他更喜欢让这些孩子们自然死亡而不是通过注射杀死他们，因为如果消息一旦传播出去，将会引起国外的敌对性评论：

普凡米勒说这些话的时候，正与一名病房护士合力将一个孩子从他的小屋里拖出来。他向我展示那个孩子就像展示一只死兔子一样。他一副行家的神情，夹带着嘲讽的假笑，自以为是地说：‘比如，像这个孩子，还能活2到3天。’我仍能清晰地回想当时的场景，一个满脸假笑的胖子，肥圆的手上抓着一个瘦骨嶙峋低声哭泣的孩子，同时他的身边还围着其他饥饿的儿童。而且，这位谋杀者还说，他们并不会突然停止供给食物，但是会逐渐减少配给额。[243]

在战争接下来的大部分时间内，这一计划以类似的方式一直在持续，据估计，总共有5,000名儿童遇害。逐渐地，被强制带走并谋害者年龄上限不断提高，首先是8岁，接着提高到12岁，最后是16岁。事实上，一些被害人的年龄甚至超过了16岁。其中许多孩子和青少年仅仅是患有某种发育障碍就被杀害了。[244]

大批卫生官员和医生参与了该计划，因此，该计划的性质和目的在医疗行业中广为人知。他们中很少有人表示反对；即使那些表示反对拒绝参与的人也没有出于道义提出任何批评意见。多年以来——不只是自1933年以来——医疗行业，尤其是精神病学领域，一直笃信一种观念——将少数残疾人士判定为“不配活着”是正当合理的，有必要将这群人从遗传链条上移除，唯有如此，第三帝国统治下为提升德国种族健康水平而采取的多种措施才不至于白费。实际上，整个医疗行业已经积极参与了绝育计划，而且在许多人看来，绝育计划离非自愿安乐死只有一步之遥。这个观点在一篇关于“新德国医生”的文章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阐释，该文章刊载在1942年主要的德国医学期刊上。文章指出医疗行业的任务就是，尤其在战争期间，当大量最精干和勇敢的德国士兵死在战场上的时候，“在他们自己人中实现反向选择”。“婴儿夭折，”文章继续指出，“是一个选择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体质差的人才会受到影响。”医生的任务就是恢复自然平衡到原始状态。如果不杀掉那些无法治愈的人，治愈大多数病患和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将是天方夜谭。许多参与其中的医生对他们的工作感到自豪，甚至是在战后还这样认为，他们坚持认为他们是在对人类的进步做贡献。[245]

三

希特勒在1939年10月发布了这个有追溯效力的“安乐死”命令，给7月底已经做出的决定涂上了一层伪法律性的色彩，这一决定不仅能施用于对儿童，而且能施用于医院和类似机构中的成年人。扩大杀戮计划的打算在战前就已开始了。该计划代号为“T-4行动”，是以元首办公厅所在地——动物园大街4号——命名的。元首办公厅负责计划执行，而具体负责人就是维克托·布拉克（Viktor Brack），元首办公厅的一位高级官员。布拉克生于1904年，现年35岁，是一位医生的儿子。他是一个受过训练的农学家，曾打理一块属于他父亲疗养院的地产。他在1929年加入了纳粹党和党卫队。由于他父亲认识海因里希·希姆莱，还为他接生过一个孩子，布拉克因此获益颇丰。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经常充当希姆莱的司机，之后被任命为副官，接着成为鲍赫勒的参谋总长，并且跟随他到了柏林。布拉克是非自愿安乐死的狂热支持者，他在战后宣称，非自愿安乐死是基于人文关怀。然而这样的想法在当时还没有强烈到足以克服他的顾虑，他意识到他正在做的将会被视同谋杀，因此，当他处理杀戮计划时，便使用假名“延内魏因”（Jennerwein），在这一点上，他的副手维尔纳·布兰肯堡（Werner Blankenburg）也这样做。1942年布拉克去前线作战时布兰肯堡接替了他，布兰肯堡也伪装了自己的身份（使用假名“布伦纳”［Brenner］）。[246]

布拉克很快就建立了一整个实施T-4行动的官僚机构，包括一些负责登记、运输、人力和财政方面事情的前线组织，这些前线组织都使用一些听起来毫无恶意的名字做掩护。他让维尔纳·海德（Werner Heyde）医生负责计划中医疗方面的事情。[247]海德生于1902年，曾随着自由军团部队到爱沙尼亚作战，之后开始学医，于1926年毕业。他明显与极右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33年，希姆莱要求海德对后来达豪集中营的指挥官特奥多尔·艾克（Theodor Eicke）进行一次心理评估，当时，特奥多尔·艾克与普法尔茨的大区长官约瑟夫·比克尔（Josef Bürckel）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比克尔将他送进了收容所。海德对特奥多尔·艾克做出有利的评估，这使得希姆莱很高兴，海德因而开始得到希姆莱的支持与青睐。这次事件过后，海德在1933年5月加入了纳粹党。1936年他成为一名党卫队军官。30年代期间，海德在绝育计划中充当医学专家仲裁人，同时也对集中营犯人进行评估。1932年海德就职于维尔茨堡大学（Würzburg University），成为盖世太保在精神病学方面的顾问，讲授有关遗传疾病（或疑似遗传疾病）的课程，而且还领导纳粹党的种族政策办公室在当地的分支机构。1939年他成为维尔茨堡大学的一名全职教授。海德的例子表明，作为一名医疗人员，他不是以一种更加常规的方式建立自己的事业，而是在纳粹党医学方面最受意识形态影响的领域建立了自己事业。他似乎是负责杀戮计划的完美人选。[248]

早在1933年7月末，海德、勃兰特、孔蒂，以及其他参与成年人非自愿安乐死计划的人士就与鲍赫勒进行了一次关键的会面，那时，他们就已经开始讨论最佳的杀戮实施方案。考虑到希特勒希望杀戮大约7万名病人，而谋害儿童的方法似乎起效太慢，也非常容易引起公众的怀疑，于是勃兰特便就此事向希特勒咨询。之后他宣称，当纳粹党元首问他杀戮这些病人最人道的方式是什么时，他提议用一氧化碳来毒杀，许多医生已经向他建议了这种方法，而且媒体对自杀和家庭事故的报道已经让这种方法为人所熟知。警察已经对这类案件进行过深入的调查，因此鲍赫勒的办公厅委派阿尔贝特·威德曼（Albert Widmann）去找到大量杀死这些“人形野兽”——他是被这样告知的——的最佳方式。威德曼生于1912年，是一名党卫队军官，也是帝国刑警局刑事技术（或者，可以说是法医科学）机构的顶尖化学专家。他指出需要一间密封的屋子，并且在勃兰登堡（Brandenburg）的老城监狱建造了一个这样的屋子。自从1932年勃兰登堡—哥登（Brandenburg-Görden）建了一间新监狱后，勃兰登堡的老城监狱就一直空着。党卫队建筑工人建了一间高3米，面积15平方米的牢房，里面铺了一层瓷砖，看起来像是一间浴室，以麻痹那些被带进来的人。一个气管沿着墙壁安装，上面有孔，以便让一氧化碳进入房间。最后，安装一个密封门，上面嵌有一个小玻璃窗，以便观察里面发生的情况。[249]

当密室完成时，大概在1939年12月，波森已经开始用毒气进行谋杀，并且希姆莱也亲自察看过。毫无疑问，这一方法是由威德曼或他的一个同事介绍给波森地区的党卫队军官的，这些军官中至少有一人有化学学位，而且与“旧帝国”主要的化学家保持联系。[250]希姆莱的下属克里斯蒂安·维尔特（Christian Wirth）是斯图加特（Stuttgart）警局的一名高级官员，他曾在勃兰登堡参加了毒气杀人的首次示范活动，同他一起的还有鲍赫勒、勃兰特、孔蒂、布拉克，以及许多来自柏林T-4行动总部的其他官员和医生。他们依次从玻璃窗向里窥探，毒气室里的8名病人正在被一氧化碳杀死，威德曼控制毒气的排放，还向他们讲述如何确定正确的毒气剂量。所有人都对这一方法表示赞许。勃兰特和孔蒂对其他病人给予了致命剂量注射，但这些病人并没有立即死亡——之后他们也被毒死了——因此，结果表明威德曼的方法更快，也更有效。不久，勃兰登堡的毒气室开始正常使用，而且直到1940年9月一直被用来杀戮精神病人。之后，在格拉芬埃克（Grafeneck，位于符腾堡）收容所里又建了其他的毒气室，在1940年1月至12月期间一直保持工作。1940年5月，林茨附近哈特海姆（Hartheim）的毒气室开始运转。1940年12月，黑森的哈达马尔（Hadamar）毒气室开始运转，取代了格拉芬埃克的毒气室。以上这些地方之前是医院，在被T-4行动接管后，专职用作杀戮中心；其他地区的一些医院除了行使正常功能之外，也建立毒气室投入使用。在萨克森（Saxony）的索嫩斯泰因（Sonnenstein），医院的毒气室在1940年6月开始使用。另外，萨勒河（Saale）河边贝恩堡（Bernburg）医院的毒气室在同一年9月也开始使用，代替了在勃兰登堡的最初设施。[251]

每个中心负责杀戮特定区域的精神病人。当地精神病医院以及残疾人士机构必须向T-4行动办公室呈报他们的细节，连同一些病人的登记表，这些病人包括长期病人、精神分裂症患者、癫痫病患者、无法医治的梅毒患者、年老的人、犯罪精神病人，以及患了脑炎、亨廷顿病（Huntington's disease）和“各类智力低下疾病”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广泛和模糊的概念）。至少在开始时，这些机构中的许多医生还不知道这一要求的目的，但不久之后，他们就了然于心了。登记表由政治上可靠的，经当地纳粹党机关批准的初级医学专家进行评估——只有少数几个推荐给T-4行动办公室的专家拒绝执行分配给他们的任务——之后，一组高级官员再对登记表进行审核。评估的关键性标准不是出于医学，而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即这些病人是否能够从事生产性工作？这个问题在未来其他类型的杀戮行动中将发挥关键作用，这也成为T-4行动医生对那些没有提交登记表的机构进行评估的重要标准。然而，在经济评估背后，意识形态的因素在该计划中也非常明显。在T-4行动办公室看来，为了德国的长远复兴，这些人必须从德意志民族中清除掉；因为这一原因，杀戮对象还包括其他一些病人，比如癫痫病患者、聋哑人和盲人，只有获得荣誉的战争老兵可以被豁免。然而实际上，所有这些标准都非常随意，因为表格只包含少量的真实细节，并且以极快的速度在短时间内被大量处理。例如，赫尔曼·普凡米勒在1940年11月12日至12月1日期间评估了超过2,000名病人，换言之，平均每天评估121人，他同时还承担埃格尔芬—哈尔公立医院的院长职务。另一位专家约瑟夫·施雷克（Josef Schreck）从1940年4月至年底完成了1.5万个表格的审查，有时一周处理400个以上，而他同时还身兼医院其他的职务。在每一个病例中，他们两人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去决定该病人的生死。[252]

每一份表格都由3位初级专家进行标记，红色加号表示死亡，蓝色减号表示活着，或者（有时）用问号表示需要进一步考虑。然后这些表格送给3位高级医生中的一位进行确认或修正，他们的决定是最终的。当最终的表格返还给T-4行动办公室时，选出来的杀戮对象名单将被送往T-4行动运输办公室，办公室通知杀戮地点的相关机构，并且派去一名官员做必要的安排。名单的拟定经常是随心所欲的，以至于往往将一些工人也包括进去，但机构负责人认定这些工人是良好的劳动力，因此为了填补规定的名额，便当场用其他病人替换他们，这种情形经常发生。非德国公民或没有“日耳曼或相关血统”的病人也必须要上报。犹太精神病人首当其冲。1940年4月15日颁布了一个专门针对犹太精神病人的特殊命令，命令规定，由于雅利安职员对他们有诸多抱怨，且不愿意医治他们，因此在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里，数千名犹太精神病人被带走并毒杀，或者将他们带到波兰沦陷区杀掉。精神病院的负责人在这一恰当的时机自豪地宣布，在最后一个犹太病人被杀或带走之后，他们的机构现在“没有犹太人”，赫尔曼·普凡米勒在1940年9月20日这样表述道。[253]

对于被选中的各类病人而言，杀戮程序或多或少都是一样的。在指定的日期，巨大的灰色汽车将精神病人带走，这种汽车原本被邮政部门用来在乡村地区提供公共交通。尽管T-4行动的医生和工作人员一再强调，这些病人都精神失常，既不能自己做决定也不知道正发生的一切，但是对绝大多数被选中的杀戮对象来说，情况绝非如此，尽管他们被认为“智力低下”。一些病人最初表示欢迎这些公共汽车来接他们，他们相信医院职员对他们的承诺，即他们将要进行一次郊游。但是许多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将要踏上死亡之路。医生和护士并不会对“一直欺骗这些病人”这件事很上心，谣言很快就开始在德国的收容所和医疗机构传播。“我又活在恐惧的状态中了，”住在斯德丁一个机构的一名妇女给她的家人写道，“因为汽车又到这儿了……昨天汽车又到这儿了，8天前也是这样，他们又一次带走了许多人，他们被带去了哪里没有人会想得到。我们都极度心慌，以至于所有人都大哭起来。”在赖谢瑙（Reichenau），当一名护士对一个上车的病人说“再见！”时，这个病人转过头回复道，“我们彼此将不会再见面，她知道在希特勒的法律之下，她面前的命运将会如何”。在埃门丁根（Emmendingen），当汽车到来时，一名病人喊道：“谋杀者来了！”医院职员经常给狂躁的病人注射高剂量镇静剂，这样他们就能在半昏迷的状态中被抬上汽车。但是一些病人开始拒绝注射，他们害怕里面有毒。当一些人被抬上汽车时，他们开始武力抵抗，而他们的反抗只会招致更残忍的暴行，这只能令其他人愈发焦虑。被拖上车的时候，许多人开始失声痛哭。[254]

他们一到达目的地，就有医院职员接他们，将他们领进接待室，告诉他们脱去衣服。他们必须接受身份核验，以及一个敷衍的身体检查，主要目的在于可以在记录上写一个貌似合理的死因。那些牙齿中有金属填充物的人后背或肩上被划了一个十字。他们身体上被印上或贴上一个识别码，还照了相（以表明他们可能的身心缺陷），然后，他们光着身子被带进一间伪装成浴室的毒气室。仍然对自身处境感到焦虑的病人会被注射镇静剂。当他们进入毒气室后，门就被锁上，工作人员便开始释放毒气。病人的死亡过程绝不是平静和人道的。后来，一个在场者描述了他在哈达马尔毒气室外，透过窥视孔看到的一切：

隔壁屋子里密密麻麻挤满了人，大约有40—50个人，正缓慢地死去。一些人躺在地上，其他人瘫坐在地上，许多人张大着嘴，好像再也无法呼吸。他们的死亡方式太痛苦了，没有一丝人道的意味，对那些意识尚清晰，明白所发生事情的人来说，情况更是如此。这一过程我只看了两三分钟就离开了，因为我无法忍受再看下去，我感到恶心。[255]

通常这些病人以15—20个人为一组被杀害，尽管有时会有更多的人被塞进狭窄的毒气室。大约5分钟之后，他们失去知觉，20分钟后就会死去。一两个小时后，工作人员就用风扇为毒气室通风。一名医生进去确认死亡情况，之后，后勤兵进入毒气室清理尸体，将他们拖到“死人屋”，这些后勤兵就是广为人知的“司炉工”（Brenner）。在这里一些尸体被挑选出来用于解剖，或是供初级医师进行病理学训练，或是被其他人奉命摘掉其中不同的器官，然后被送到研究机构用于研究。对于身上有十字标记的尸体，司炉工摘掉他们的金牙，包好后一起送到柏林的T-4行动办公室。接着，这些尸体被放在金属板上，然后送到火葬室，司炉工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将其火化。[256]

事情发生过之后，受害者的家属和亲戚仅仅被告知他们被转移到一个杀戮中心。[257]接着，接收机构会寄去一封信，告知他们安全抵达的情况，但是警告亲属在他们安顿下来之前不要前去探望。当然，亲属接到信时，病人事实上已经死了。稍后，家属得到通知，这些病人已经死于心脏病发作、肺炎、肺结核或类似的疾病，T-4行动办公室提供了这些病的清单，并且根据病人初来时的体检记录增加病的种类。由于意识到他们这样做某种程度上是违法的，在签署死亡证明时，这些医生便使用假名，当然也附上一个虚假日期，使死亡看起来发生在他们到达之后的几天或几周之内，而不是短短的一小时左右。延迟宣布死亡也会给接收机构带来额外的经济利益，因为病人的实际死亡时间与官方记录的时间有出入，官方记录的时间往往要晚于实际死亡的时间，这使接收机构可以在这一时间差中继续得到付给受害者的福利、津贴和家庭补助。家属会收到一个骨灰瓮，并被告知里面装的是他们不幸亲人的骨灰；实际上，司炉工在将一整群受害者集体火化之后，就从一堆骨灰中随意地铲一些装了进去。亲属还被告知，受害者的衣服被送去“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但事实上，如果他们的衣服质地较好，杀戮者通常会据为己有，挂进自己的衣柜。杀戮者还精心设计了一些欺骗设备，比如地图。在地图上，工作人员在每一个被杀者的家乡所在地钉上一根彩色的大头针，如果有太多的大头针出现在同一个地方，那么死亡之地会选在另一个机构；事实上，杀戮中心甚至相互交换死者名单以减轻疑虑。杀戮中心尽最大努力对整个过程保密，工作人员被禁止与当地民众有私交，并且要宣誓，除了当局官员，不会把正在进行的一切泄露给其他人。“任何一个不听话的人，”克里斯蒂安·维尔特在哈特海姆告诉一群新的司炉工，“将被送进集中营或枪杀。”[258]

杀戮中心的氛围与无数表格和文件呈现出的冰冷无情的杀戮计划给人的感觉相反。杀戮执行者有专门的烈酒配给，经常喝得酩酊大醉。据称，他们沉迷于大量随便的性生活，希望以此驱走记忆中无法消散的尸体臭味。在哈特海姆，职员们举行了一次聚会，庆祝他们进行的第一万次火化。他们聚集在焚化室里，围在一具裸露的尸体旁，这名受害者刚被毒死。尸体放在担架上，还覆盖着花。其中一名职员打扮成一个教士，主持了这一简短的仪式，之后，在场每个人都分到了一些啤酒。最终，多达2万人在哈特海姆被毒气杀死，在索嫩斯泰因有同样多的人被毒死，在勃兰登堡和贝恩堡、格拉芬埃克和哈达马尔均有2万人被毒死，总计有8万人被毒杀。[259]

四

尽管非自愿安乐死计划高度保密，但该计划还是超出了T-4官僚机构及其各杀戮中心的控制，终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住在哈达马尔附近的人注意到，每次运送车辆到来不久后，该精神病院的烟囱就会冒起浓烟。而且，精神病院的职员在外出购物或去当地酒馆喝酒时——他们能够外出的机会极其有限——也会不可避免地谈到他们的工作。此外，其他人也注意到，当汽车抵达他们所在地区时，一些精神病人被带走了。在1941年年初时，有一次阿布斯贝格（Absberg）一家精神病院的病人被装上了汽车，但这一过程不是在精神病院大门里面，而是在城镇广场上进行的，当地人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当这些精神病人开始抵抗并被高大粗鲁的后勤兵强行推上车时，围观的当地人开始抗议，哭泣，高声谴责这种行为。[260]更多的疑虑在被带去杀戮中心的精神病人家属之间传播开来。不过，一些人实际上也乐于接受他们的孩子或需要照顾的家人被杀害的结局。感知迟钝一些的人更愿意在精神病院传来的虚假信息的安慰下，麻痹自己心中的恐惧。但绝大多数父母和亲属之间存在相互联系，知道彼此境况相似，因为在去医院探访病人时就曾碰过面，或者此前在医生诊室那里打过照会。当获悉自己的亲属已经被转移到像哈特海姆或哈达马尔这种地方时，他们凭直觉就知道了正在发生的一切。有时，他们试图抢在患病亲属的名字被列入运输名单之前将他们带回家里。一位母亲在得知自己的儿子已经被转移后，她立即给儿子所在机构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如果我的儿子已经死了，我要求见到他的骨灰，因为慕尼黑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谣言，这一次我想知道事情真相。”另一位女士收到她的阿姨被转移到格拉芬埃克的官方通知单，她在这封通知单的边缘写道：“几天后，我们将会收到可怜的伊达（Ida）死亡的消息……我恐惧下一封信的到来……我们甚至都不能去伊达的墓地，也不知道送来的骨灰究竟是不是她的。”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以至于最后当官方的死亡通知到来时，恐惧演变成了愤怒。一名被害男子的妹妹向他被转走之前所在机构的负责人质问道，如果他病得很重，且很快就会死去，那么究竟为何还要将他带走。他的病不可能是“昨天才得的”。“最终，”她愤怒地对他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可怜的，需要帮助的病人，而不是一头畜生！！”[261]

一些司法官员开始注意到精神病院中病人不正常的死亡频率，一些检察官甚至要求盖世太保去调查这些死亡事件。然而，在这件事上，没有人像洛塔尔·克赖西希（Lothar Kreyssig）那样执着。洛塔尔·克赖西希是勃兰登堡的一名法官，专攻监护和收养方面的法律问题。他同时也是一名退伍军人和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成员。当那些在他职责范围内受法庭监护的精神病人开始被转移出去，并于不久之后就被宣布突然死亡时，他对此产生了怀疑。克赖西希给司法部部长弗朗茨·居特纳写信表示抗议，认为大规模谋杀的计划是非法且有悖道德的。对于克赖西希的抗议以及其他地方法律官员类似的问询，司法部部长的回应总是一贯的，那就是一次次地尝试起草法律，给予谋杀者实质的豁免权，但都被希特勒否决了，因为将这种事情公之于世后将会给同盟国的政治宣传提供危险的口实。1941年4月末，布拉克和海德代表司法部组织了一次高级法官和检察官传达会，试图安定人心。同时，克赖西希被召去与司法部国务秘书罗兰·弗赖斯勒进行一次会谈，后者告知他实施杀戮行动是希特勒的命令。克赖西希拒绝接受这样的解释，他给他所在地区精神病院的负责人写信，告诉他们将病人转移到杀戮中心是非法的，而且还警告他们，要是他们再运走在他司法管辖权下的任何一个病人，他就要采取法律行动。他宣称，保护受托人的利益——事实上是保护他们的生命——是他的法律职责。与居特纳的进一步谈话并没有使他改变心意，1941年12月他被强制退休。[262]

在坚持不懈地阻止杀戮运动的征程中，克赖西希孤身一人。司法部平息了相关律师和检察官们的疑虑，随后他们自然没有采取任何法律行动。或许，更加普遍的是宗教领袖的疑虑。尽管自1936年以来许多病人被转移到国立精神病院，但仍有大量身心残疾人士由医院和收容所照料，这些医院和收容所由各个教会以及它们的世俗社会福利组织——比如福音派教会的“内在使命”（Inner Mission）和天主教的“明爱会”（Caritas Association）——管理。一些由“内在使命”管理的精神病机构的负责人尽力延迟登记和转移病人，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牧师保罗·格拉尔德·布劳内（Paul Gerhard Braune），他是符腾堡此类医院团体的总负责人，还赢得了牧师弗里德里希·冯·博德尔施文格（Friedrich von Bodelschwingh）的帮助，后者是新教福利组织中的一个著名人物。博德尔施文格在比勒费尔德（Bielefeld）管理著名的贝瑟尔医院（Bethel Hospital），他断然拒绝他的病人被纳粹党带走杀害。因为博德尔施文格无私地践行着基督教的慈善原则，使得他蜚声国内外，连他所在地区的纳粹党区领导也拒绝逮捕他。在僵持之中，1940年9月19日午夜过后不久，一架飞机出现在医院上空，并开始轰炸，共炸死了11名残障儿童和1名护士。戈培尔迅速指示媒体加大宣传力度，抗议英国人的残忍暴行——“贝瑟尔杀婴事件——可恶的罪行”，《德意志汇报》（German General Paper）刊登出了这一醒目的大标题。官方媒体诘问道，英国人怎么能挑选这样一个著名的基督教慈善中心呢？只有博德尔施文格自己清楚地知道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讽刺。他向地方政府管理者质问道：“难道我应该谴责英国人的行为，然后马上参与到在贝瑟尔展开的更大规模的‘杀婴行动’中吗？”[263]

袭击两天后，一名德国官员走进了美国记者威廉·L. 夏伊勒的宾馆房间，此人是夏伊勒的一名情报提供者，在切断电话电源后，这名德国官员告诉夏伊勒，盖世太保正在消灭精神病院中的病人。他强烈地暗示道，贝瑟尔医院是被一架德国飞机炸毁的，原因是博德尔施文格拒绝合作。到11月末的时候，夏伊勒的调查有了结果。“这是一个邪恶的故事”，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德国政府，他写道，是在“系统地消灭帝国的精神病人”。一名情报提供者指出被害人数是10万，而夏伊勒认为这一数字有所夸张。这名美国记者已经查明，这些杀戮是依据希特勒的书面指令，在元首办公厅的指挥下进行的。他的情报提供者还注意到大量出现在格拉芬埃克、哈特海姆和索嫩斯泰因的讣告，这些讣告是由病人亲属发出的，有时措辞隐晦，这表明他们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们已经收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经过数周的不确定……直到火化之后我们收到了不幸的消息……”他认为，德国的报纸读者们知道如何揣摩这些讣告字里行间所蕴含的信息，这也是它们现在被禁的原因。夏伊勒总结道，这是“极端的纳粹党决定执行他们的优生学和社会学理念的结果”。[264]

博德尔施文格和布劳内去拜访布拉克，目的是抗议杀戮行动，随后，著名的外科医生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Ferdinand Sauerbruch）也加入了抗议的队伍，他们共同去游说帝国司法部部长居特纳。这两次会面都无任何成效，因此布劳内整理了一份详细的关于这些谋杀暴行的文件寄给希特勒，很明显，他以为希特勒对此一无所知。布劳内的陈述文件厚而翔实，在文末，他要求停止这一计划。“如果人命如此一文不值，这难道不会危及整个民族的道德准则吗？”他反问道。他被告知希特勒无法阻止这一项目。1940年8月12日，布劳内被盖世太保逮捕并关押起来；但是，不久之后，在1940年10月31日，他又被释放出来了，条件是他将停止反对活动。[265]特奥菲尔·武尔姆（Theophil Wurm）是符腾堡教区的新教主教，他在1940年7月19日给内政部部长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写信，要求停止谋杀：

成千上万罹患精神疾病的种族同胞们需要照顾，这件事情严肃至极，如果仅从暂时的功利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并将残忍灭绝这些种族同胞作为解决措施，那么一个不详的发展趋势就会拉开序幕，而且基督教也被彻底抛弃，不再作为可以决定德意志人民个体和集体生活的力量……这一灾难性的退化不会再停止。[266]

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他在1940年9月5日再次写信问道：“元首知道这一事件吗？他批准了吗？”[267]

这些行动的问题在于，它们仅仅只是少数几名勇士的个人干涉行为，因此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成效。总体上，他们对第三帝国的抗议，在社会上也没有引起更广泛的反响。一些军事保守派反对者清楚地知道杀戮行动，并且强烈地反对这种行为，他们其实早就对现政权不满了，只不过令他们不满的是其他方面的原因。[268]像博德尔施文格那样的人也并非反对第三帝国的每个面向。在遭到统治当局数年的迫害之后，认信教会此刻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大多数新教牧师和福利组织的官员们要么属于支持纳粹党的德国基督徒那一方，要么在教会内部斗争中选择明哲保身，行事低调。1933年以来，教会内部的斗争将福音教会搅得天翻地覆。在被谋杀的病人中，足足有一半来自由新教或天主教会管理的机构，而他们之所以能被带走并被杀害，通常是因为得到了这些机构管理者的批准。[269]“内在使命”的全国领导准备附和杀戮行动，只要被杀戮对象被限制为“大脑机制无法被唤醒或无法融入人类社会的病人”，甚至博德尔施文格也接受了这一妥协。尽管博德尔施文格寻找机会在他的机构中设置精密的防护措施以应对杀戮者选择迫害对象，试图无限期地延迟整个杀戮进程，但他还是表示，只要将上述杀戮对象范围清晰地规定在一个正式的公法中，他就能接受这一杀戮行动。当牧师们在争论是否要大声疾呼反对统治当局的时候，怀疑、困惑和绝望折磨着他们的良心，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人质疑过统治当局存在的合法性。教会只有与统治当局口风一致，才不会遭到迫害吗？如果他们抗议，难道不会导致各“内在使命”机构被国家一并接管吗？许多人担心，公开的抗议将给统治当局一个绝佳的口实，使其加大对教会的进一步迫害。关于这个问题，教会举行了众多的会议，在其中一次会议上，恩斯特·维尔姆（Ernst Wilm）——一名认信教会牧师，曾在博德尔施文格的贝瑟尔医院工作过——说道：“我们有义务进行调解斡旋，为我们的病人负责任……这样病人才不会说自己落入了谋杀者的手中，而我们却袖手旁观这样的话。”对于像他这样彻底反对杀戮行动的少数者而言，在1940年年底和194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情形都是如此。[270]

五

多年以来，天主教会一直遭到德国统治当局的抨击。教会的许多世俗机构都被关停，大量神职人员遭到逮捕和关押。它与统治当局的协定——1933年教皇庇护十一世（Pius XI）签订的教务专约正式确定了该协定——已名存实亡。此协定希望保护教会在德国的地位，作为回报，它保证神职人员远离政治活动。截至1939年，德国主要的高级神职人员决定低调行事，以防更糟糕的事情降临到自己头上。[271]然而，与新教相比，天主教会在教皇的领导下统一程度更高，不打算就一些教义的问题进行妥协。教皇已经对当局针对所谓的不配生存的人种实施的绝育政策表示抗议，因此不可能悄无声息地容许这一政策扩大为彻底的谋杀行动。德国主教们也已对绝育计划表示谴责，并且颁布了指导方针，规定了天主教医生、护士和官员可以参与的程度，尽管事实上这些规定根本没有实施。截至此时，经过1939年3月2日的选举，罗马产生了新教皇庇护十二世（Pius XII），他就是原先的枢机主教欧金尼奥·帕切利（Eugenio Pacelli）。他可以用流利的德语进行写作和交流，在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是梵蒂冈驻德国的代表，并且在战前起草教皇文件，抗议当局违反教务专约的行动中起了主要作用。1939年10月，他在他的第一个教皇通谕《至高司祭》中（Summi Pontificatus）宣布，世俗政权不应该试图取代上帝成为人类的主宰者。但是直到1940年夏天，天主教抗议杀戮残疾人士的行动才开始，最初是由贝瑟尔医院的争议事件引发的。[272]

贝瑟尔医院位于主教克莱门斯·奥古斯特·冯·加伦（Clemens August von Galen）的辖区，早在1933至1934年，冯·加伦就与世俗政权达成了和解，但随着战争的爆发，特别是当主要的纳粹党成员——如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和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对基督教徒进行意识形态攻击，冯·加伦对当局的所作所为持愈加批判的态度。[273]在得到博德尔施文格提供的大量信息后，冯·加伦在1940年7月28日给枢机主教阿道夫·贝尔特拉姆（Adolf Bertram）写了一封信，描述了谋杀运动的细节并敦促教会在此问题上站稳道德立场。其他的主教也非常关心这一问题。1940年8月1日，弗赖堡地区（Freiburg）的大主教康拉德·格勒贝尔（Conrad Gröber）给帝国总理府秘书长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写信，信中，他转述了一些在俗天主教徒对于亲属被杀害的忧虑，警告当局谋杀将会损毁德国的国际声誉，并表示愿意向国家补偿“本应被处死的精神病人的照顾费用”。[274]许多德国明爱会——德国主要的天主教福利组织——经营的机构中的病人被带去杀害，这些机构负责人正急切地向天主教统治阶层寻求建议。1940年8月11日，富尔达主教会议（Fulda Bishops' Conference）在另一封给拉默斯的信中抗议杀戮行为，这之后又委任明爱会的海因里希·温肯（Heinrich Wienken）主教亲自进行交涉。在内政部，T-4行动的官员试图证明杀戮行动的合法性，但是温肯引用第五条诫命（“你不能杀戮”）警告道，如果杀戮计划不停止的话，那么教会将会公开反对。[275]

然而，在第二次会议上，温肯退却了，只要求在选择杀戮对象时对病人做更加彻底的评估。他担心自己的立场不利于将天主神父从达豪集中营中解救出来。枢机主教米夏埃尔·福尔哈贝尔（Michael Faulhaber）要求他认清形势，并郑重地告诉他，相对于人们正在被谋杀这一主要的事实，他现在所关注的事情只是次要的小事。“如果事情以目前的步调进展下去，”这位枢机主教警告道，“处决将会在半年之内结束。”[276]托马斯·莫尔爵士*在其著作中认为，杀死“不适宜生存者”是合理的，这个观点很明显是在温肯的建议下提出的，福尔哈贝尔对此嘲讽地写道，“这真是莫大的讽刺”。英国人和中世纪突然间成了楷模，人们还不如直接引证焚烧女巫和在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屠杀犹太人的运动。”[277]协商最终破裂了，因为内政部拒绝达成任何书面协议。1940年12月2日，梵蒂冈发布了一个教令，严厉地宣布：“因精神或身体缺陷而直接杀戮那些无辜者是不被允许的。”这“违背了自然律和明文律”。[278]尽管如此，德国的教会统治阶层仍然认为进一步的行动将是不明智之举。“任何轻率或鲁莽的行动，”枢机主教贝尔特拉姆的首席顾问在1940年8月2日警告道，“事实上都将会对主教和教会的事务带来最不利的深远影响。”[279]1940年8月5日，贝尔特拉姆对冯·加伦说，证据还不足以举行抗议行动。直到1941年3月9日，冯·加伦才把这一教令刊登在他的官方通信上。然而，最终迫使冯·加伦大胆表达自己意见的是因为盖世太保对教士进行逮捕，还没收冯·加伦所辖的明斯特教区（Münster）的耶稣会地产，而这块地本来是用于为在空袭中无家可归的人们提供住处的。同时，这也使他确信，贝尔特拉姆一年前建议的审慎原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在1941年7月6日、13日和20日所进行的布道中，他挞伐盖世太保强占明斯特及周边地区教会地产的行为，并且谴责盖世太保驱逐修道士、修女、俗家修士和修女的行为。此外，他还谴责“安乐死”行动。警察袭击了他姐姐海伦·冯·加伦（Helene von Galen）所在的女修道院，将她逮捕并监禁在一个地下室里，试图以此威胁冯·加伦，让他保持沉默。然而，他的姐姐临危不惧，爬出窗户逃走了。[280]

冯·加伦此刻被彻底激怒了。在1941年8月3日的第四次布道中，他的批判比之前更加强烈。促使他这样做是由于马林塔尔机构（Marienthal Institution）的神父海因里希·拉克曼（Heinrich Lackmann）对他进行了一次秘密的拜访。在这次拜访中，拉克曼告诉他，病人将被带走并被杀害，希望他能就此采取一些行动。冯·加伦认为这是一种潜在的犯罪，揭露这些行为是他的法律职责——事实上，这确实是他的职责。在这次布道中，他首先再次谴责了逮捕教士以及没收教会地产的行为，接着又将矛头指向了整个安乐死计划，并发表了长篇的谴责言论。他提供了一些包括个案在内的具体细节，这些细节他在1941年7月6日的布道中仅仅是含沙射影地暗示了一下，并且他补充说道，帝国首席医务官医生领袖孔蒂“毫不掩饰地承认，德国大量精神病患者实际上已经被有预谋地杀掉了，此外还有更多的人也将遭到杀戮”。这样的谋杀行为是非法的，他宣布道。一听到来自明斯特附近马林塔尔机构的病人在上个月月底被转运走的消息，他说，他已经在一封给检察官的信中正式控告了那些需要为谋杀行为负责的人。他对会众说道，人们不能像老马或老牛那样，一旦毫无用处就被屠杀掉。如果这一原则可以适用于人类，“那么从根本上说，杀戮所有无生产能力者——患了无法治愈疾病、无法工作或无法参与战争的人——的大门就是敞开的，那当我们因年老体衰而无法参加生产劳动时，杀戮的大门也将对我们所有人敞开”。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反问道，“还有谁敢再相信他的医生呢？”他所列举的事实都有很强的说服力。他宣布道，天主教徒必须阻止任何人亵渎和攻击天主教，也要阻止其杀害无辜男女。否则，他们将被卷入罪孽之中。[281]

这些布道——尤其是最后一次——所产生的轰动效应是巨大的。冯·加伦将它们印出来，作为一封主教的公开信，在各个教区教堂进行宣读。英国人得到了一份副本，便通过BBC德国频道播放了部分内容，而且还将副本作为传单在整个德国分派，并将信件翻译成其他几种语言，在法国、荷兰、波兰和欧洲其他地区进行传播。许多家庭收到了这样的传单。因此，不少人开始抗议，或与同事讨论这些杀戮行动；结果，许多人被逮捕并被投入集中营，其中包括一些复印和传播布道词的教士。冯·加伦的行动极大地振奋了其他一些主教，比如林堡教区（Limburg）的主教安东尼乌斯·希尔夫里希（Antonius Hilfrich）。1941年8月13日，他给司法部部长居特纳（本身是个天主教徒）写了一封抗议信，谴责谋杀行动是“天理不容的”。[282]美因茨教区（Mainz）主教阿尔贝特·施托尔（Albert Stohr）在布道中反对剥夺生命。[283]自第三帝国成立以来，在所有抵抗纳粹政权的运动中，这是最强烈、最鲜明和范围最广泛的一次。冯·加伦从容不迫，甘于殉道。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冯·加伦安然无恙。他鼓动起的民意如此巨大，因此，纳粹党领导们尽管极端愤怒却不敢对他采取任何行动。党区领导人迈尔（Meyer）写信给博尔曼，要求将这名主教处以绞刑，博尔曼本人表示非常赞同。但是，当博尔曼将此事告诉希特勒和戈培尔时，二人一致认为让冯·加伦成为殉道者只会导致更多的动乱，而这种动乱在战乱时期是不被允许的。战争结束后再好好处置他，希特勒说。明斯特的纳粹党下属对此十分不解，他们问道，很明显这名主教是一名叛徒，为什么不将他囚禁起来？[284]

政府的答复闪烁其词。1941年8月政府播放了一部名为《我控诉！》（I Accuse）的电影，电影中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子饱受多发性硬化症的折磨，她希望通过死亡来结束这种痛苦，最终在经过漫长的是非讨论之后，她在丈夫和另一位朋友的帮助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讨论还进一步触及非自愿安乐死的原则问题，在一场精心策划的讲座中，一名大学教授在一段演讲中指出非自愿性安乐死是正当的。1,800万人观看了这部电影，据党卫队保安处的报告，许多人视之为对冯·加伦布道的回应。事实上，关键镜头是T-4办公室的维克托·布拉克亲自插入的。老年人，尤其是医生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反对电影所传达的思想，但是年轻医生更倾向于赞同，认为只要经过恰当的检查并在医疗条件下实施安乐死就是合理的，这一原则得到许多普通人的赞同。律师们发表言论声称，电影中所刻画的那种辅助性自杀需要更加谨慎的法律基础，同时大多数人表示，他们绝不赞成安乐死，除非是病人出于自愿。如果一个被杀的人是“低能的”——电影中根本没有提到这一类别——那么大多数人认为只有在得到患者家属的同意后才能实行安乐死。党卫队保安处报告道，天主教神父一直在拜访教区居民，劝说他们不要观看这部电影。普通人对该电影的意图也了然于心。“电影真的很有意思，”一个人说；“但是电影中上演的情节就如同在精神病院中一样，在精神病院中所有疯狂的人正在被杀掉。”很明显，言外之意，他对T-4谋杀计划的合理性并不认同。[285]

然而，杀戮行动停止了。1941年8月24日，勃兰特接到了希特勒下达的直接命令，并传达给鲍赫勒和布拉克，要求暂停毒杀成年人的行动，至于何时恢复等进一步通知，但希特勒要求杀戮儿童的行动——规模更小，因此不太引人注目——继续进行。[286]冯·加伦的布道以及由此在公众中引发的广泛抗议极易导致进一步的动乱，这使得继续进行杀戮行动难上加难，纳粹党领导人极不情愿地承认这样的事实。护士和护理员，特别是那些在为病人和残疾人服务的天主教机构中的护士和护理员，开始有意地阻挠登记程序。杀戮行动现在已经众所周知了，受害者的亲属、朋友和邻居开始公开表达他们的忧虑。而且，他们明确地将杀戮行动与纳粹党的领导权及其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尽管像武尔姆主教这样的人天真地以为希特勒并不知晓杀戮行动，但是希特勒本人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确是不争的事实。到了1941年年中，甚至连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也在指责行动“实施中的错误”。但是希特勒设定的杀戮7万人的指标已经达成了。[287]

然而这些事实最终并没有削弱冯·加伦所做努力的重要意义。[288]如果他没有对天主教会上层人士的劝告置之不理，并且没有站出来大声抗议对精神病患者和残疾人士进行杀戮的话，那么很难预料会有什么后果。鉴于纳粹政权在没有遇到阻碍或遇到较小阻碍的时候，容易将政策激进化的倾向，我们可以推测，在1941年8月完成原定指标后，他们至少有可能——事实上极为可能——将杀戮行动继续下去；即使现有的一些执行团队已经动身前往波兰，但是找到其他人在哈达马尔和其他地方操作毒气室并不困难，事实上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最终，可以明确的是，纳粹党绝不会放弃消灭他们所认为的社会累赘的打算。但是自1941年8月以来，如果终究要执行杀戮计划的话，那也必须秘密地缓慢进行。患智力障碍的人、长期精神病患者以及其他被统治当局归为“不配活着”的人与德国社会的中枢网络紧密绑定在一起，以至于无法单纯地进行隔离和处理。而且自从T-4专家对畸形的定义变得越来越随意，并将越来越多足够聪明和积极地了解发生在他们身上事情的人也列入杀戮对象时，情况更是如此，因为这些人难免会将他们的遭遇告诉其他人。

然而，对德国社会中其他被迫害的群体——比如吉卜赛人或犹太人——而言，情况则不尽然。冯·加伦对他们只字未提，各个教会中的其他代表同样也未提及他们，只有极少数人谈及他们。从整个事件中，希特勒吸取到的教训不是下达大规模谋杀人民群体的命令不可取，而是为了避免以后在对付另一少数群体的行动中陷入类似的麻烦，不能书面下达这样的命令。T-4行动已经被委婉的宣传所掩饰，当开展其他更大规模的集体谋杀时，这种委婉的宣传以及对受害者和他们亲属的欺骗和保证——将谋杀说成是“特殊处理”，将毒气室伪装成浴室——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非自愿安乐死计划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这一计划所使用的委婉和迂回的措辞让人们不得不做出选择：是不管事实如何只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还是追究文字背后的真正含义。想弄清事件真相几乎不是一件困难或成问题的事情，但是接下来是选择袖手旁观还是插手干预则是一个困难的抉择。截至1941年8月主要的谋杀行动结束时，医疗和护理行业中已经有很大一部分人参与进来。从最初一小组忠诚的医生开始，牵扯进来的人越来越广，势头无法逆转，直到最后连普通医生、精神病医生、社工、收容所职员、护理员、护士、经理、司机和其他人都被牵连进来。在这些人中，有的是通过官僚程序参与进来的，有的是因为同行的压力、宣传和引诱，以及各种各样的报酬参与进来的。在T-4行动期间发展起来的大规模谋杀组织系统——从选择受害者到对他们的遗产进行经济掠夺——已经以可怕的效率运行起来。在T-4行动中被检验后，这一谋杀组织系统现在开始准备以更大的规模应用到其他人身上。[289]

六

第三帝国在1939年秋天开始的大规模谋杀——无论是在德国境内还是在波兰占领区——绝不是因为爆发了一场纳粹领导层认为将危及德国生存的战争而做出的回应。更不是“战争野蛮化”的产物，即在严酷条件下，面对与残忍敌人你死我活的斗争所带来的必然选择。入侵波兰发生在有利的形势下，而且天气适宜，敌人轻而易举地就被打垮了。也不需要对入侵的军队进行政治教化，告诉他们敌人对德国的未来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为很明显，波兰人并没有对德国人构成任何威胁。军队普通士兵仍然保持着高度的集体忠诚感，因此也没有必要代之以极端苛刻的军纪体系，在这一军纪体系下，军人价值观将让位于种族意识形态。[290]大约两年后，也就是在1941年6月，德军入侵苏联，入侵波兰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将以更大规模的方式在入侵苏联的过程中上演。[291]党卫队保安处的别动队一进入苏联，就将政治敌对人物聚集起来集体枪杀或送往集中营。他们还屠杀犹太人，逮捕当地的男性，将其送往德国充当强制性劳动力，并系统地实施种族清除政策。此外，他们残忍地实行人口转移。

并非只有党卫队在干这些勾当。从一开始，纳粹党官员、冲锋队、民事官员，尤其是一些初级军官和普通士兵都参与其中，之后没过多久，定居波兰的德国移民也参与进来。逮捕、殴打和谋杀波兰人，尤其是波兰犹太人成为家常便饭。但是更令人吃惊的是，普通德国士兵竟然如此仇恨和鄙视犹太人，在街上迫不及待地从仪式上羞辱他们。这些士兵一边奚落和嘲笑犹太人，一边扯掉他们的胡子，让其做出不雅的举动，当众出丑。同样令人惊讶的是，无论是入侵的德国士兵，还是定居此处的德国移民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波兰人和犹太人的财物可以当作战利品自由地取用。德国士兵偷窃和劫掠犹太人财产的情形几乎是普遍存在的，有时他们还受到当地波兰人的帮助和教唆。多数情况下，非犹太裔波兰人也遭到了抢劫。所有这些行动是对当时官方政策的一个映射，当然，这些政策是依据希特勒的指令制定的。希特勒已经宣布要彻底摧毁波兰，消灭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阶层和行业专家，目的是使波兰人沦为生命一文不值的奴隶。很明显，没收波兰人和犹太人的财产是柏林方面明确下达的命令，同样，对吞并的领土进行日耳曼化运动、转移人口以及强制隔离犹太人也是来自柏林方面的命令。德国入侵者受到中央政策的鼓舞，狂热地执行命令，不过在实施过程中，他们表现出的残忍程度超乎常人想像，而他们这种狂热需要在此做出一些解释。

在德国，对波兰人的普遍仇恨和鄙视正如对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俄国人那样，是根深蒂固的，然而对“东方犹太人”的仇恨和鄙视程度更深。甚至一战前，社会民主党开展工人运动，向大部分工人阶级灌输人类平等和解放观念时，也没有将这些少数群体纳入该崇高理念的关怀范围。大多数普通工人认为波兰人和俄国人是落后、原始和未开化的，他们经常引用在沙皇俄国频繁出现的反犹屠杀，将其作为证据来支持这种观点。对野蛮东方人入侵的恐惧在1914年说服社会民主党人投票支持战争贷款的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苏联共产主义独裁政治的出现只是强化和加深了这些信念。对大多数德国人而言，在波兰的“东方犹太人”看上去甚至更加落后和原始，讽刺的是，甚至连许多受过高等教育和被同化的德国犹太人也持这样的观点。在20年代初期，当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找到了躲避俄国内战的避难所时，他们引起的怨恨情绪大大超过了他们的人数。纳粹宣传机构在30年代不停地宣传，更强化了这一印象，对斯拉夫人和东方犹太人的偏见越来越深，直到后来许多德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德国人，认为他们根本算不上是人。[292]

1933年以来，坚韧、冷酷、残忍、乐于动武、崇尚暴力这些品性已经灌输给了整个年轻一代的德国人，即使纳粹党在这些方面的教育和宣传取得的成功程度不一，但可以明确的是，它并非完全没有效果。在纳粹主义的教导下，武力是公正的，赢者拥有一切，劣等种族是可以随意攻击的猎物。果然，年轻一代德国士兵对犹太人的行为是最残暴的。1939年11月在波兰的维尔姆·霍森费尔德给他儿子写的一封信就体现了这一点，“犹太人说：‘年纪大一点的士兵相对仁慈一些，年轻的士兵则非常可怕。’”[293]1939年9月以来，入侵和占领波兰的德国人，其所作所为与其说是战争的产物，不如说是长期教化的结果，他们根深蒂固地认为斯拉夫人和东方犹太人是次等人类，认为政治敌人毫无任何权利可言。在这方面表现最典型的是戈特哈德·海因里希（Gotthard Heinrici）将军，他并非纳粹狂热分子，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职业军人，他在信中将斯拉夫人、犹太人、污垢和寄生虫随意地联系在一起，反映出他根深蒂固的偏见。“这里到处都是臭虫和虱子，”1941年4月22日他在波兰写给妻子的信中说道，“还有令人讨厌的犹太人，他们袖子上戴着大卫之星。”[294]他毫不掩饰地说，在看到德国士兵处置犹太人和波兰人的场景时，他想到了相似的历史事件。“波兰人和犹太人被当作奴隶，”几天后，他这样写道，“没有人体谅他们。这里的情形就像是古代罗马人征服其他人民的情形一样。”[295]他将波兰总督府描绘为“欧洲真正的垃圾堆”，到处都是“半塌的、坍毁的、肮脏的房屋，里面窗帘破烂，灰尘满屋”。[296]很明显，在他的祖国，他还从来没有到过更贫穷的地区。对海因里希及许多其他人而言，肮脏属于斯拉夫人和波兰人。“正当你经过街道的时候，”1941年4月，他在波兰写道，“就已经感觉到身上有了虱子和跳蚤。在犹太人居住的小巷里，臭味是如此之重，以至于在通过后你必须清洁鼻子和不断呼气，这样做只是为了摆脱吸入的不洁空气。”[297]

因此，当入侵的德国军队遭到波兰人的抵抗时，他们采取的报复行动——劫持人质、枪杀平民、焚烧活人、夷平农庄，以及其他有过之无不及的行为——并非出于军事需要，而是遵循以种族仇恨和种族蔑视为要义的意识形态。但在他们进一步向西入侵其他国家时，这种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是不存在的。[298]在战争爆发之前很久，针对种族和政治敌人——无论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幻想的——的暴力行动在第三帝国已经司空见惯了。1939年9月以来，对波兰人，尤其是犹太人的暴力行动一直持续，这进一步加强了第三帝国指定的行动方针，同样，波兰人和犹太人遭受的掠夺和没收行为也在持续和强化。在希特勒和主要纳粹党成员的思想中，采取这些政策的根本原因就是通过消除所谓的犹太人威胁，使德国适于战争，这样就可以防止大后方“刀刺在背”的颠覆性因素，他们相信大后方的颠覆性因素使德国输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299]

很明显，从一开始德国占领波兰就是为了给将来入侵苏联提供跳板，占领其他国家也是出于类似的考虑。而且，德国在1939年夏天开始的大规模谋杀精神病患者和残疾人士的意图也很清楚。同样，这也并非纯粹是战争的产物，更不是像有时所暗示的那样，是由一名残障婴儿的父母偶然向希特勒请愿的。正相反，它是经过长期策划的。战争爆发前，将近40万“不适合生存”的德国人被强制绝育，这就已经预示了后来的谋杀行动。希特勒10年前就已在计划，而且自3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都在准备着。德国军队在波兰实施的暴行也是预先制定好的。这些暴行是纳粹党在和平时期所采取政策的延续，后来又以骇人的新方式进一步扩充并加强了这些政策。[300]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这些政策被进一步执行，而且规模更大。同时，无论他们多么沉迷于种族清洗和在东方追求“生存空间”，希特勒和纳粹党仍然面临着无法回避的现实，那就是1939年9月以来开始的一切，不仅仅是要实现梦寐已久的向东扩展德国的政治和种族边界，而且还是一场世界大战，形势对他们而言并非那么乐观。在这场世界大战中德国遭到了英法联军的抵抗。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欧洲国家拥有最大的海外殖民地，它们在1914—1918年的战争中战胜了德国。直到最后，希特勒还寄希望于这样的冲突可以被避免，这样他就可以轻松地摧毁波兰。然而现在，他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对付德国在西线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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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英国亨利七世与亨利八世时期的政治家，著有《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