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病态的野心”

一

德国空军无法赢得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空域的制空权，这一事实已经显而易见。于是，希特勒四处寻找其他可能令英国屈膝求饶的方法。他将注意力转向了地中海。或许在摧毁英国在地中海的海上力量和海军基地的过程中，德国有可能得到意大利、维希法国和西班牙的支持。

但在10月末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却没有取得任何有价值的成果。谨慎的西班牙领袖佛朗哥将军虽然感谢希特勒在西班牙内战中给予的支持，但他没有做出任何许诺，而只是说他将在合适的时机站在德国一边加入战争。在他看来，战争的最终命运仍是悬而未决的，而且他公开对德国人的判断——英国很快将被打败——嗤之以鼻。他说，即使德国可以成功入侵，丘吉尔的政府将会撤退到加拿大，然后在皇家海军的支持下，从那里继续坚持作战。而且，美国很可能支持丘吉尔。事实上，在1940年9月3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已经与英国签署了条约，向英国海军租借50艘驱逐舰。鉴于希特勒不愿意迫使维希法国将它在北非的任何一块殖民地让给西班牙，希特勒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佛朗哥以回报他的参战，对此，西班牙独裁者心知肚明。“这些人太过分了，”佛朗哥在会议之后对他的外交大臣说，“他们想让我们参战却不付出任何代价。”[90]会谈破裂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愤怒的里宾特洛甫责骂佛朗哥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懦夫”，认为佛朗哥拒绝提供帮助，是在卑劣地报答德国在西班牙内战中对他提供的援助。而希特勒在几天后告诉墨索里尼，他宁愿“拔掉三四颗牙”也不愿再忍受9个小时与这位西班牙独裁者进行协商了。[91]

希特勒在贝当元帅及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总理那里也遭到了冷遇，这两人希望希特勒承诺给予维希政权一块新的殖民区域，以回报法国对袭击英国提供的帮助。会议结束后，双方谁都没有允诺任何事情。更糟糕的是在意大利的境遇。法西斯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已经深受德国的影响，但当战争在1939年9月开始的时候，他却置身战争之外。他的野心是在地中海建立一个新罗马帝国。然而，他的力量却来自别处。1936年，他战胜并吞并了埃塞俄比亚。另外，在1936至1939年间的西班牙内战中，他站在佛朗哥一边，成功地参与了这场内战。正是这些事情使他获得了力量。截至此刻，墨索里尼开始仿效希特勒，在1938年秋末，他引入了德国式的种族立法。[92]在他开始建立自己的事业时，他是希特勒的老师，而如今的墨索里尼却开始成为希特勒的学生。每一次德国外交政策的成功都有掩盖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光芒的危险。因此，在德国于1939年3月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残存国家不久之后，墨索里尼入侵了阿尔巴尼亚。在此之前，阿尔巴尼亚已经由意大利在幕后操纵，但从未被正式吞并。如今，它成为另一块被并入新罗马帝国版图的地区。就在一年多以后，1940年6月10日，希特勒很明显正在取得对西欧的完全主导权，意大利最终加入了战争，希望获得英国和法国在北非——也就是沿着地中海南部海岸线——的殖民地。由于维希法国事实上是第三帝国的盟国，因此这一目的不容易达到。在贡比涅火车车厢的谈判中，意大利独裁者被粗暴地排除在外。一艘法国军舰在英国对凯比尔港的袭击中被摧毁，甚至在这之前，希特勒还在这艘法国军舰上拒绝了他的要求。[93]墨索里尼非常愤怒和失望，他开始四处寻找构建新罗马帝国的新机会。他在巴尔干半岛发现了这个机会。1940年10月28日，在未提前告知希特勒的情况下，墨索里尼派遣一支意大利军队跨过阿尔巴尼亚的边界进入了希腊。德国元首对此非常恼怒。但这里的地形非常艰险，天气十分恶劣，而且冬天来临时，天气不可避免地会更加糟糕，因此整个冒险似乎是一次不必要的行动，使意大利分散了过多的精力。[94]

希特勒的担忧是正确的。意大利军队操练不勤，力量弱小，丝毫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他们因缺少必要的御寒衣物而无法适应高山积雪的严酷气候。他们缺乏海军支持，因此无法发动两栖登陆作战，而这种两栖登陆作战在挪威和丹麦都已被证明是非常奏效的。他们没有地图指引他们穿越阿尔巴尼亚—希腊边界广大且人迹罕至的地区。意大利的装甲部队完全无法攻破希腊的防御阵线。意大利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外交部无法阻止入侵的消息提前泄露出去，因此希腊人有时间采取防御措施。在几天内，意大利人被全线击退。1940年11月14日，希腊人开始反攻。他们得到了英国5个飞机编队的支援，轰炸了意大利的主要港口和通信线路。在几周内，墨索里尼的军队被迫撤退，深入到阿尔巴尼亚的领土。意大利军队总计才刚过50万人，此次就折损了将近3.9万人，5万多人受伤，超过1.2万人被冻伤，同时还有5.2万人由于其他种种原因被迫退出战斗。[95]入侵行动完全是一次惨败。尽管宣传机构竭力用各种冠冕堂皇的说辞来掩盖这灾难一样的事实，但墨索里尼的耻辱是无法被掩盖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为了夺取英国位于地中海的关键海军基地，墨索里尼都应该去进攻马耳他（Malta），和可能的直布罗陀（Gibraltar）和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而不应该去进攻希腊。但是墨索里尼忽视了这一紧迫的战略。1940年11月11日，英国空军以航空母舰对塔兰托（Taranto）进行空袭，结果意大利一半的战舰都受到重创，无法再启用。几个月后，在1941年3月28日，由于布莱切利园（Bletchley Park）的解码中心破译了一条意大利海军情报，受此提醒，英国海军在地中海马塔潘角（Cape Matapan）外击沉了3艘意大利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这些舰艇当时正在去往拦截英国护送船的路上，而这些护送船护送的是英国向希腊提供的补给。英国方面只损失了1架飞机。[96]在战争余下的时间内，意大利剩余的装备良好的现代舰艇都停在港口不敢出航，生怕再遭到进一步的毁坏。在此之前，意大利军队曾试图从意大利殖民地利比亚入侵英国控制的埃及，被一支经过良好训练，但规模仅3.5万人的英印军队击退了，这支军队在1940年12月俘虏了13万名意大利俘虏，还缴获了380辆坦克。[97]或许最大的耻辱发生在1941年4月，当时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eba）的占领军向一支同盟国联军投降了。联军在这次战役中将此殖民地从它的法西斯主人那里成功夺回，而且此次战役历时远比1935—1936年意大利最初征服这个殖民地所用时间短很多。英国情报部门已经成功破译了意大利众多的作战计划，并且获得了关于意大利军队各个行动以及作战部署的具体信息，这使得英国指挥官可以提前很久就获知意大利的一切动向。一支由9.2万名意大利士兵和25万名阿比西尼亚（Abyssinian）士兵组成的部队被4万名由英国率领的非洲士兵彻底击溃了。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成功复位。同时，截至1941年5月，大量同盟国军队已经涌入厄立特里亚（Eritrea）和意属索马里兰（Italian Somaliland），这样，整个非洲东北部都在同盟国军队的掌控之中。[98]

意大利如此全面的溃败令希特勒别无选择，只有干预。1941年1月19日，墨索里尼抵达贝格霍夫，与希特勒进行为期两天的会谈。意大利的失败完全改变了两位独裁者之间的关系。虽然希特勒之前对他这位导师怀有尊敬之情，但是现在，尽管他尽力表现得体，但很显然他和随从开始怠慢这位意大利独裁者。1941年2月6日，希特勒指示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将军负责挽救北非的局势。隆美尔于1891年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并非一位典型的德国将军。他在一战中得到了高度嘉奖；此外，他对一本1937年出版的关于步兵战术的书备受关注。在入侵法国的过程中，他率领一支坦克师勇敢作战，这使他声名远播。他被任命去领导新近成立的非洲军团（Africa Corps）。1941年2月12日，他抵达的黎波里（Tripoli），以阻止意大利在利比亚的进一步溃败。名义上，隆美尔由意大利军官指挥，但实际上，他几乎完全无视意大利将领的存在。他的士兵受过良好的训练，迅速就适应了平坦、单调、多沙的特殊作战环境。隆美尔能利用破译的电文来预测英军的行动，这些电文是德国从在开罗的美国军事随员那里破译来的，但隆美尔自己向上级发送的信息却经常与他真实的决定毫不相关。依靠先前空军和装甲部队联合作战的经验，隆美尔的军队迅速投入战争，击退了一支英国军队。为了帮助希腊抵御德国可能的入侵，这支英国军队中的许多得力士兵都被调走了，其力量因此被严重削弱，给了隆美尔军队可乘之机。[99]

到了1941年4月1日，隆美尔已经取得相当辉煌的战果，以至于他将柏林方面的命令抛在一边，继续向前推进数百英里，直到靠近埃及的边界才停下来。哈尔德认为他已经“完全发疯了”，因为他觉得隆美尔的部队战线拉得太长，将自己暴露给反攻的敌人。他猛烈地批判隆美尔“病态的野心”。[100]英国派遣了一名新的指挥官，加强了部队的力量，开始反攻。隆美尔确实严重拉长了他的补给线，因此不得不撤退。但是他最终设法得到了更多的坦克和燃料，并在1942年6月夺取了利比亚的关键港口图卜鲁格（Tobruk）。这次胜利促使希特勒晋升他为元帅。隆美尔成为德国陆军中最年轻的元帅。经过这次穿越空旷沙漠的远距离快速作战，隆美尔此时已经逼迫英国人退回至埃及深处。他目前已经处于可攻击苏伊士运河的距离之内，这威胁到英国的一条关键补给线，并且使夺取中东大量油田的诱人前景变得可能。[101]

隆美尔现在已经被许多人视作英雄，不仅在德国如此，甚至在英国也如此。而他的胜利也为纳粹分子及其同盟实现他们的教义——他们在种族地位上要优于其他毫无防御能力的少数群体——创造了新的机会。在北非的主要城市里，犹太人通常居住在那些历史非常悠久的社区，非洲军团的胜利给这些犹太人带来了可怕的厄运。德军刚刚占领突尼斯，居住在那里的5万名犹太人就开始遭难，他们的家园立刻被洗劫一空，他们的财产都被没收，贵重的物品被偷走，而且年轻男性——超过4,000人——被送往前线附近的劳改营。德国士兵强奸突尼斯犹太妇女的事情屡见不鲜。瓦尔特·劳夫（Walter Rauff）从东欧的杀戮场转调，担任盖世太保在突尼斯市的长官，他迅速展开对突尼斯市犹太人的恐怖统治。许多犹太人遭到了残忍的虐待，只有少量犹太人被善良的阿拉伯人藏了起来。临近的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是维希法国的殖民地，那里犹太人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儿去。1940年维希政权刚刚建立，大约1,500名在法国外籍军团中服役的犹太人基本上都被革职，囚禁在劳改营里，这些劳改营的数量急速增长，很快就超过了100个。连同来自包括波兰、希腊和捷克斯洛伐克等诸多国家的战俘，这些人被迫在极端残酷的条件下从事工程项目，比如建造新的穿越撒哈拉的铁路。维希政权在法国国内对犹太人实施的苛刻歧视性法律同样也适用于法属北非。在轴心国占领期间，共计约5,000名北非犹太人丧命，大约占北非犹太人总人数的1%。如果可以穿过地中海将他们运送到位于德占波兰的集中营，那么将有更多犹太人被迫害。[102]

发生这些冲突事件时，德国试图通过煽动伊拉克人民反抗英国的统治，进而获得中东地区关键的石油供应控制权。但是英国在1941年夏天没费多大力气就成功镇压了动乱，并以此为基础从维希政权手中夺取了法国的殖民地叙利亚。希特勒感到受挫，他无法再应允他没有机会实现的诺言了。在伊拉克的暴动失败后，伊斯兰神职人员，耶路撒冷大穆夫提（Grand Mufti of Jerusalem）阿明·侯赛尼（Haj Amin al-Husseini）逃亡柏林。希特勒在1941年11月28日向他许下空头承诺，答应摧毁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居住地。[103]事实上，为了避免冒犯阿拉伯人，宣传部曾一度建议在媒体中不再使用“反闪米特人”（antisemitic）*，而采用更加具体的“反犹太人”（anti-Jewish）的说法，因为阿拉伯人也是闪米特人。[104]然而隆美尔的胜利确保了攫取中东大量油田的梦想仍有机会实现。

二

对石油的寻找不仅局限于北非和中东。1940年5月27日，在西线取得惊人的成功之后，第三帝国随即霸占了罗马尼亚的石油供应。截至7月，罗马尼亚对英国的石油输送完全被切断了，而之前输送到英国的石油占了普洛耶什蒂（Ploesti）油田近40%的产量。[105]但是协商这些事务的罗马尼亚独裁统治者卡罗尔国王（King Carol）却陷入了麻烦，因为希特勒迫使他将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北部割让给德国的盟国匈牙利，并且将更南边的一片区域让给保加利亚（希特勒之所以应允，是因为德国部队必须经过保加利亚才能抵达希腊）。按照前一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达成的部分协议，卡罗尔还被迫将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和布科维纳（Bukovina）北部割让给苏联。这些让步激起了民愤，1940年9月6日，卡罗尔被迫退位。接着，扬·安东内斯库（Ion Antonescu）将军领导军队和法西斯铁卫团（Iron Guard）一起将卡罗尔驱逐出罗马尼亚。安东内斯库成为新联合政府的首相，这一政府受到军队的大力支持。然而，在1941年年初，铁卫团筹划了一场针对新政府的暴动，将愤怒的矛头直指国内的37.5万名犹太人，荒唐地指责他们应该为割让土地负责。在霍里亚·西马（Horia Sima）的带领下，铁卫团在布加勒斯特（Bucharest）横冲直撞，对犹太人穷追猛打，将他们带到森林中去枪杀。西马的手下还将200名犹太人带进一个屠宰场，脱光他们的衣服，让他们经受原本用于屠宰动物的整个流程，接着用挂肉钩穿过他们的喉咙将尸体悬挂起来，再贴上“适合人类消费”的标签。有一些证据表明纳粹党卫队支持这一叛乱，希望借此机会牢牢控制这个动乱的巴尔干国家。但是两天后，这一叛乱就被安东内斯库迅速镇压下去了，安东内斯库如今成了国家的军事独裁者。霍里亚·西马被迫逃亡，在德国避难。一次暗中操纵的全民表决确定了安东内斯库的新统治地位。这位出身于军人家庭的职业军人，此时已50多岁。他已经与希特勒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从个人角度来讲，希特勒对他印象非常深刻。在其他的事情之外，这位罗马尼亚领导人成功说服纳粹党停止支持铁卫团，并将铁卫团交由政府处置。作为回报，希特勒声称将协助罗马尼亚收回之前割让给苏联的大量领土，甚至在这之外还能获得更多领土。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盟就此缔结。虽然德国士兵进驻了罗马尼亚，但罗马尼亚不仅仅是一个拥有名义上独立主权的国家。截至1941年，罗马尼亚原油产量的将近50%是由德国公司生产的，而且，相比前一年，石油产品的出口翻了将近3倍。尤其重要的是，为了确保这些供应，希特勒认为有必要将意大利从他们与邻国希腊的麻烦中解救出来。[106]

然而，对希特勒而言，在多民族组成的南斯拉夫王国，处境已经变得更为棘手。1941年3月25日，南斯拉夫政府屈服于德国的压力（比如，希特勒在贝格霍夫召见了摄政王保罗［Paul］，对他进行了一次特别的恐吓）与德国正式结盟，如此一来，德国就为即将发起的入侵希腊行动做好了另一项外交准备工作。勉为其难的南斯拉夫政府成功地让德国做出保证，即德国士兵不会借道南斯拉夫去往希腊，也不会要求南斯拉夫提供军事支持。为了回报南斯拉夫，德国向其承诺，一旦德国成功征服希腊，将把希腊的萨洛尼卡港（Salonika，今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ca］）交给南斯拉夫。但是对南斯拉夫军官团中的塞尔维亚军官来说，与德国的结盟是一个诅咒。这些塞尔维亚军官将与德国的结盟看作是克罗地亚势力严重渗透内阁的证据，而且他们忠于同盟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他们一直对德国和奥地利怀有敌意。1941年3月27日凌晨，塞尔维亚军官发动了一场政变，推翻了摄政王，将当时只有17岁的彼得二世（Peter II）扶上王位。塞尔维亚人狂喜不已，他们在贝尔格莱德（Belgrade）的街上举行游行庆祝。因为柏林方面可能会反对这一事件，所以一个多党派的政府建立起来，以暂时掩盖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之间严重的分歧。[107]柏林方面迅速对此事件做出了回应。希特勒十分震怒。他召集德国陆军和空军的首领，向他们宣布，鉴于这种背叛行为，应该击溃南斯拉夫，必须发起“一场闪电行动”，进攻南斯拉夫，而且要“毫不留情”。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都将从战败的南斯拉夫分得一些领土，克罗地亚人也将获得独立地位。还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修改入侵希腊的计划，以便在入侵希腊的同时对南斯拉夫也发起进攻。像波兰一样，南斯拉夫是另外一个胆敢公然挑衅他的国家，因此，必须彻底被摧毁。[108]

在对德国的盟国匈牙利和意大利做了必要的部署之后，德国第12集团军在1941年4月6日进入了南斯拉夫南部和希腊北部。1941年4月8—10日，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联军入侵了南斯拉夫北部。由于兵力数量的优势以及更加现代化的装甲部队和武器，再加上有800架飞机的协助，德军力压对手。尽管南斯拉夫军队号称拥有100多万兵力，但装备很差，领导不力，而且由于民族分裂，军队缺乏协调。南斯拉夫军队很快就瓦解了。由于德国轰炸机对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轰炸，贝尔格莱德已经被摧毁，德军装甲师和步兵迅速向前推进。他们在1941年4月12日攻下贝尔格莱德，5天后，南斯拉夫政府投降。34.4万名南斯拉夫士兵被俘。德军总共损失了151人。与此同时，希腊人在一支英国远征军的支持下，展开了顽强的抵抗，但是这里的情形如同南斯拉夫一样，德军的空中力量和现代化装甲部队联手粉碎了抵抗，这一策略经过了德军的反复试验，屡试不爽。撤退的英国部队从希腊军队中分离出来后，决定转移。一支匆忙组建的海军负责执行转移任务，虽然不断受到德国飞机的袭击，在转移过程中又损失了一些船只，但截至4月末，英国仍设法从海滩成功转移了大约5万名士兵。希腊首相对事态的进展深感绝望，在1941年4月18日饮弹自尽。德军在1941年4月27日进入雅典。[109]

希腊国王和政府早已离开雅典去往克里特岛（Crete），希腊部队、英国和其他同盟国军队的残余部队也都撤退到这里。但是在1941年5月20日，德军空降部队降落到岛上，迅速占领了主要的飞机场，德军后续部队随后陆续抵达。岛上的英国指挥官之前并没有意识到空防的重要性。由于没有战斗机，英国军队无法拦截正在到达的空降部队。截至5月26日，逆转这一形势已毫无希望。一场混乱的转移行动开始了。由于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德国飞机击沉了3艘英国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他们迫使同盟国军队在1941年5月30日放弃转移行动，将5,000人留在岛上。布莱切利园解密了德军的军事情报，并事先提醒过英国指挥官，告知其德军的这些行动，但是英国指挥官没有足够的地面或空中力量去应对德军的这些行动。英国指挥官被禁止将军队重新部署在德军可能的攻击地点，因此此举可能会引起德军指挥官的警觉，暴露他们的信号已经被截获的事实。超过1.1万名英国士兵被俘，将近3,000名士兵和水手被杀。整个行动对英国来说是一场灾难，丘吉尔和他的幕僚们被迫承认当初向希腊派兵是一个错误的决定。[110]

然而德国的胜利虽然看起来非常壮观，但却是以沉重的代价换来的。希腊军队和他们的盟友誓死顽抗，入侵的德国士兵难逃伤亡的代价。在克里特岛，入侵的17,500名德国士兵中有3,352人阵亡，这种情况迫使德国武装部队在针对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的作战中不再采取类似的空降行动。[111]“我们骄傲的伞兵部队，”一名士兵在胜利之后写道，“再也没有从克里特岛所遭受的巨大损失中恢复过来。”[112]更严重的是，他们很快就发现，占领被征服的地区远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保加利亚将势力范围扩展到马其顿东部和色雷斯（Thrace）西部，在这些地区开展残酷的“种族清洗”行动，将超过10万名希腊人驱逐出去，让保加利亚移民迁入。与此同时，一个傀儡政府也在希腊被扶植起来，维持名义上的独立。然而实权掌握在德国军队手中，德军占领了陆上和一些岛屿——尤其是克里特岛——上的关键据点，除此之外，意大利人掌控希腊的其他大多数地方。当德军部队进入雅典时，士兵们又累又饿，缺乏补给，他们开始要求餐馆提供免费的食物，并在宿营区劫掠民房，还在街上拦截路人，抢走他们的手表和首饰。一名居住在那里的音乐学家，米诺斯·唐尼亚斯（Minos Dounias）问道：

德国人世代相传的正义感都去哪儿了？我在德国居住了13年，没有一个人欺骗我。现在突然间……他们变成了窃贼。他们将屋子里所有看得上眼的东西搜罗一空。在皮斯托拉斯基（Pistolakis）的家里，他们拿走了枕套，还霸占了他们家收藏的珍贵的克里特传家宝。在这一片区，他们攫取了穷人家的床单和毯子。他们又在其他临近的街区霸占了油画，甚至连门上的金属把手也不放过。[113]

在普通士兵极尽所能地窃取各种物品的同时，供应官正在搜刮大量的食品、棉花、皮革和许多其他的东西。所有能找到的橄榄油和大米都被征用了。在占领的头三周内，2.6万个橘子，4,500个柠檬以及10万支香烟从希俄斯岛（Chios）运了出去。像克虏伯和法本（I. G. Farben）之类的公司派去了代理人，以低价强制收购采矿和工业设施。[114]

由于国内经济遭到大规模破坏，希腊的失业率猛涨，而且食品价格——本来就因为军事行动造成的破坏而维持在高水平——急剧飙升。抢劫和征用导致农民囤积自己的农产品，并且袭击从城镇派来征收农产品的代理人。地方军事长官试图确保农产品不外流出他们管辖的区域，阻挠甚至切断对主要城市的粮食供应。配给制开始实施。尽管意大利开始向希腊派送额外的供给以缓解形势，但柏林当局拒绝仿效此种做法，他们认为此举将会危及德国的食品形势。不久，饥饿和营养不良在雅典的大街小巷上开始蔓延。在1941至1942年的严冬里，由于燃料供给严重匮乏且价格高昂，人们无法给房子供暖。人们在街上乞讨食物，在垃圾箱中搜寻残羹剩饭，在绝望中甚至开始吃草。德国军官们将剩饭从阳台上扔给下面的一群群孩子，看这些孩子为获得这些残渣而相互打斗，他们却以此为乐。人们——尤其是孩子——遭到疾病的侵袭，垂死在街道上。在1941至1942年的冬天，总体死亡率上升了5倍甚至是7倍。红十字会估计，在1941至1943年之间，有25万名希腊人死于饥饿或因饥饿引起的疾病。[115]

在希腊北部的山区，武装团伙在德军的供给路线上进行偷袭，给德军造成了一些伤亡。为了报复，德军地方军队的指挥官命令烧毁了4座村庄，还枪杀了488位希腊平民。在克里特岛，陷入困境的英国士兵参与了抵抗活动，在此期间，他们绑架了一名德国将军。对德军展开的野蛮报复行动是否有效已经无法确认。因为在德军占领的第一年里，希腊人民缺少统一指挥的领导层，很少尝试武装反抗，他们陷入了普遍的饥饿和精疲力竭的状态中。[116]

三

在德国占领的南斯拉夫，形势则明显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种族和宗教团体被人为地合成一个单一的国家，德国刚刚入侵，社会内部各团体之间尖锐的冲突和敌对就彻底爆发了，结果南斯拉夫四分五裂。第三帝国吞并了位于奥地利边界之南的斯洛文尼亚北部地区，同时意大利吞并了亚德里亚海沿岸直到达尔马提亚（Dalmatian）群岛中的一些岛屿，并接管了对黑山大部分地区的管理权。阿尔巴尼亚自1939年4月以来归属意大利，此时占领了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包括科索沃（Kosovo）的大部分地区和马其顿西部，此外，还吞并了黑山的部分地区。与此同时，贪婪的匈牙利人攫取了巴奇卡（Bačka）和其他一些他们自1918年以来一直在统治的地方。保加利亚人不仅从希腊手中夺取了马其顿的大部分领土，还攫取了南斯拉夫在马其顿占领的那部分领土。南斯拉夫其余的国土被一分为二。希特勒决心奖赏他的盟友并惩罚塞尔维亚人。1941年4月10日，德军进入贝尔格莱德，就在当天，克罗地亚的法西斯领导人安特·帕韦利奇（Ante Pavelić）在德国的鼓舞下，宣布克罗地亚独立，国土涵盖克罗地亚人居住的所有地区，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新独立的克罗地亚远比塞尔维亚残余国家更大。帕韦利奇立刻与德国结盟，向同盟国宣战。同挪威的吉斯林一样，帕韦利奇也是一个极端主义分子，在国内完全不得民心。1929年，在一系列游行示威中，塞尔维亚警察杀死了许多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随后，国王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开始实行由塞尔维亚人主导的独裁统治。帕韦利奇是一名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律师，便借此建立了他的组织。帕韦利奇建立的组织被称为“乌斯塔沙”（Ustashe，意指叛乱分子），他领导这一组织在1934年成功发动了一次出其不意的政变。当时，政变参与者们与马其顿恐怖主义分子联手刺杀了南斯拉夫国王，与此同时，法国外交部部长也不幸被杀，因为南斯拉夫国王那时正好在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南斯拉夫国内随即开始镇压帕韦利奇的组织，他带领组织逃亡意大利。在此期间，他将自己的组织发展成一个完全成熟的法西斯团体，并灌输“克罗地亚人是‘西方人’而不是斯拉夫人”的种族观。他告诉该团体的成员，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人、持无神论的布尔什维克以及犹太人对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西方造成了严重威胁，他们的使命就是拯救西方。然而，据估计，在20世纪40年代初，在南斯拉夫600万克罗地亚人中，他只赢得了不超过4万人的支持。[117]

希特勒最初打算任命温和的克罗地亚农民党（Crotian Peasant Party）领袖弗拉德科·马切克（Vladko Maček）为新政权的首脑，但是弗拉特科·马切克拒绝了，人选落到了帕韦利奇头上。他流亡归来，宣布成立一个一党制的克罗地亚国家。[118]帕韦利奇着手从城市最下层阶级中为乌斯塔沙招募年轻人，而且立刻掀起一波种族清洗的巨浪，用恐怖行动和种族灭绝手段驱逐新政权的200万塞尔维亚人、3万吉卜赛人，以及4.5万犹太人，或者至少让他们皈依天主教，进而转变为名义上的克罗地亚人。极端的民族主义学生以及许多怀有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思想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尤其是方济各（Franciscan）僧侣——满腔热情地加入了行动中。1941年4月17日出台了一条法令，任何人只要有冒犯克罗地亚民族荣誉的过错，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将被定为叛国罪并被处死。另一条法令将克罗地亚人定义为雅利安人，并且禁止与非雅利安人通婚。犹太男性与克罗地亚女性发生性关系是非法的，但克罗地亚男性与犹太女性发生性关系则是合法的。所有非克罗地亚人都被剥夺了公民权。新的叛国法在城镇至少获得了口头上的支持，但是乌斯塔沙在乡村地区甚至都不愿费神去获得表面上的合法性。1941年7月，乌斯塔沙在格利纳镇（Glina）枪杀了大约300名塞尔维亚人——包括妇女和孩子——之后，对周围村庄的居民实行特赦，条件是他们必须皈依天主教。在格利纳的东正教会举行皈依仪式那天，有250人到场。一走进会堂，迎接他们的不是天主教神父而是乌斯塔沙民兵，这些民兵迫使他们躺下，然后用带尖刺的棍棒打他们的头部。在新成立的克罗地亚政权下，类似大规模谋杀的恐怖场景在1941年夏秋时节轮番上演。有好几次，塞尔维亚村民被赶进当地教堂，教堂的窗户则用木板堵住，然后教堂被付之一炬，里面的人无一幸免。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部队甚至挖出塞尔维亚男人的眼睛，还用小刀切掉女人的乳房。[119]

克罗地亚的第一座集中营在1941年4月底落成，同年6月26日，克罗地亚制定了一项法律，确保建成一个遍布全国的集中营网络。设立集中营的目的不是为了关押政权的反对者，而是为了消灭少数族裔和宗教少数派。据估计，仅在亚塞诺瓦茨（Jasenovac）集中营就有2万多犹太人惨遭杀害。集中营囚犯最主要的死亡原因是疾病和营养不良，但是在方济各会修士的怂恿下，乌斯塔沙民兵经常在通宵的大规模谋杀中用锤子将犯人击打致死。在洛博尔（Lobor）集中营，1,500名犹太妇女遭到司令官及其手下的多次强奸。当斑疹伤寒在史塔拉—格拉迪什卡（Stara Gradiska）集中营爆发时，行政长官命人将感染者送至贾科沃（Djakovo）尚未被传染的集中营内，这样贾科沃集中营的囚犯也会感染斑疹伤寒。1941年7月24日，乌德比纳（Udbina）的助理牧师写道：“截至目前，我的兄弟们，我们都是拿十字架和祈祷书为我们的信仰而工作的，而此刻，我们将使用左轮手枪和来复枪工作。”[120]阿洛伊齐耶·斯特皮纳奇（Alojzije Stepinac）大主教是克罗地亚天主教会的首脑，坚决反对东正教“分裂主义者”；他宣称，上帝之手正在帮助卸下塞尔维亚东正教带来的束缚。1941年5月18日，教皇甚至私下接见了帕韦利奇。然而，斯特皮纳奇最终受到触动，开始抗议强制性的皈依，因为这些皈依明显都是通过恐吓手段达到的——尽管他直到1942年，斯捷潘·菲利波维奇（Stjepan Filipović）神父因为在亚塞诺瓦茨领导谋杀小队而被方济各会驱逐后，才开始谴责杀戮行动。之后直到1943年，斯特皮纳奇持续谴责登记和驱逐克罗地亚剩余犹太人的行动，这些犹太人将被驱逐到集中营。但是，这一切来得太迟了。截至此刻，大约有3万犹太人已经被杀，连同遇难的还有克罗地亚的绝大部分吉卜赛人（许多吉卜赛人在从事萨瓦河［Sava］河堤的建设工程时死于残酷的工作环境），而据最准确的估计，塞尔维亚受害者的总人数大约为30万。成千上万穿越边界到达达尔马提亚的塞尔维亚和犹太难民，将发生在克罗地亚的大规模谋杀行动公之于众，这在意大利造成了巨大的恐慌，以至于意大利军队开始前往克罗地亚领土，并宣称将保护那里的少数群体。但对大多数人而言，早已为时已晚。长久以来，克罗地亚的种族灭绝行动在塞尔维亚人心中留下了深刻而长久的痛苦记忆。20世纪90年代，战后的南斯拉夫政权解体，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最终重获独立，但是直到现在，塞尔维亚人对这一种族灭绝行动仍然记忆犹新。[121]

四

从本质上来讲，希特勒对从海上入侵英国的准备工作并不热心，这突出反映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在1940年7月末之前，他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一个更符合他心意的计划，即征服俄罗斯。从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该计划一直都是希特勒思考的中心问题。在他的自传体政治短文《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就已经以一种坚决的口吻表明了在东欧为德国人获取“生存空间”的必要性。在对军事人员的众多演说中，他反复表达了这一立场。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1933年2月3日，在那次演讲中，他明确向军队首领许诺，他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发动一场战争，将东欧“日耳曼化”。[122]1940年接近7月底，希特勒会见军队将领时，说现在是时候开始筹划这件事了。德军需要80至100个师来击溃红军。与入侵法国相比，与红军的作战如同儿戏一般。[123]事实上，军方已经研究过了与红军作战的可行性，得出的结论是，在第二年春天之前发动入侵是不切实际的。进一步的研究认为应在1941年5月发动进攻。

两线作战的可能性并没有使希特勒警觉。法国已经被打败，英国近乎崩溃。至于红军，经过斯大林的清洗运动，战斗力已经被严重削弱，与芬兰的战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无论如何，斯拉夫人是次等人种，他们无法对优等种族展开有效的抵抗。布尔什维主义只会使他们更加虚弱。希特勒将布尔什维主义视为是犹太人发动世界阴谋的一个工具，它已经成功奴役了斯拉夫人，让其屈从于自己的意愿。当然，有许多原因表明这种观点只是希特勒的幻想，最重要的事实是斯大林本身是一名反犹主义者，他已经在1939年罢免了外交部部长李维诺夫（Litvinov），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李维诺夫是一名犹太人。而且，希特勒认为，如果西欧那些高级种族国家都能轻易地被征服，那么斯拉夫人又怎能抵挡得住德军的进攻呢？“俄罗斯人低人一等，”希特勒在1940年12月5日对布劳希奇和哈尔德说，“他们的军队群龙无首。”德国武装部队仅仅只需要四五个月就能征服苏联。[124]

除了在意识形态上极为重要的“生存空间”之外，进攻苏联还有一些与实在利益相关的原因。在1940年和1941年上半年，第三帝国严重依赖东欧的补给。当然，里宾特洛甫和苏联外交部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在1939年8月24日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时仍然有效。[125]实际上，1940年11月12日，应希特勒之邀，莫洛托夫亲自抵达柏林讨论未来的合作。1941年1月10日，苏联签署了一项新的贸易协定，根据该协定，乌克兰出口到第三帝国的谷物量将翻一倍。讽刺的是，这一举措反而使希特勒进一步相信——如果他需要令人信服的理由的话——苏联几乎拥有无止境的粮食储备，这对他进一步发动战争和对第三帝国未来总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斯大林对德国贸易需求的妥协几乎没有，或者可以说丝毫没有令德军入侵苏联的计划有所改变。[126]

无论苏联提供什么，希特勒都无意放弃他的计划。1940年12月18日，他命令武装部队做好准备，在第二年春天发动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击溃苏联。他之所以这么匆忙，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没能击败英国。他认为美国很可能在1942年以前，站在同盟国一边加入战争。如果能打败苏联人，德国在面对美国人时将占据主动地位。这能消除日本在西线的主要威胁，鼓励日本加入对抗美国的战争中。而且，这也将进一步孤立英国人，或许最终能迫使他们回到谈判桌上。这确实是1941年发动入侵战争的首要原因。“但是如果俄罗斯被粉碎，”希特勒在1940年7月31日对他的将领们说道，“它将使英国的梦想破灭，英国人无法再指望局势的改变。”[127]“你知道，英格兰的绅士们不蠢，”1941年1月初时，他对元帅费多尔·冯·博克说道，“当俄罗斯被打败，退出战争时，他们将会意识到将战争继续进行下去毫无意义。”[128]几周后，他又补充道，有必要在英国被打败之前发动入侵战争，如果入侵战争发生在英国被打败之后，那么德国人民将不会支持这样的战争。希特勒亲自给此次入侵行动取了一个代号，即“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这是以12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德国十字军战士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的名字命名的。[129]

入侵计划越来越详细，然而一开始却并未确定入侵到底需要投入多少个师的兵力，直到最后才确定为大约200个师。苏联方面召集的红军，其规模与入侵者大体相当，但是在希特勒和他的军事将领的心中，红军在战斗力上远不敌德军。当然，就装备来看，在战斗区，红军比对手有更多的武器，他们的大炮和坦克的数量是德军的将近三倍。即使是在空中，苏联军队也有明显的数量优势，他们的战斗机数量是德军及其盟友的两倍。但是，这些武器装备大多已陈旧过时，新型坦克和新型大炮，无论数量多少仍没有被生产出来，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波及飞机和军需生产的管理者和设计者、军事指挥官和空军高级军官。[130]而且，德军的准备十分周密。在入侵法国过程中，装甲师大获成功，这鼓舞了希特勒，于是在武器生产方面，他命令集中力量生产坦克。从1940年夏天至1941年夏天，德军装甲师的数量翻了一番，半履带车的数量也有相应的增长，机动步兵师依靠这些半履带车得以在坦克后面快速移动，充分利用此优势打击敌军。在入侵苏联的前一年，为了打一场经典的闪电战，德国在武器生产上确实集中力量为此提供支持，而在入侵法国之前，德国并没有如此安排。为了提供支持，武器生产从弹药——他们现在有充足的弹药——转向机关枪和野战炮。弗里茨·托特、格奥尔格·托马斯和赫尔曼·戈林掌控不同的采购和经济管理机构，尽管这些机构之间的官僚内讧仍在继续，但是在准备巴巴罗萨行动方面，第三帝国的武器工业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运转。[131]

1941年上半年，在德国占领的波兰，铁路和其他交通设施都得到了改善，物资补给都储存在边境地区。最终设想的战略计划是在边界地区切断并摧毁苏联军队，并且迅速向前推进到北起阿尔汉格尔斯克（Archangel）南至阿斯特拉罕（Astrakhan）的战线。在北面，芬兰同意调动一支由16个师组成的军队，这支军队刚刚组建，配备了最新的德国装备。在1940年“冬季战争”（Winter War）结束时，芬兰的一部分领土被苏联人夺走了，对此，芬兰人一直耿耿于怀，然而此刻芬兰的目标也仅仅在于夺回丧失的领土。[132]在南面，罗马尼亚派出18个师加入战争。[133]一小支匈牙利军队加入了罗马尼亚的部队，但是由于两国关系不和，这两支军队必须被分开。匈牙利军队的大多数装备都已陈旧过时，步兵使用的来复枪经常哑火，而且只有190辆年久失修的坦克，此外，他们还投入了10个“高山”（Alpine）营，其中6个是骑着自行车加入入侵俄罗斯的队伍中的。更重要的是，匈牙利迅速成为德军石油的重要来源，在战争的前半阶段，匈牙利是继罗马尼亚之后第二大为德军提供石油的国家。[134]匈牙利统治者海军上将霍尔蒂·米克洛什（Miklos Horthy）深感不安，他担心罗马尼亚人将会抢先一步夺走1940年他们丧失给匈牙利的领土，这一顾虑也是促使匈牙利参战的最重要原因。德国的附属国斯洛伐克派了2个师的兵力，他们主要是为了确保前线后方的安全。同样，斯洛伐克参战是为了获得德国的好感，以避免匈牙利会对斯洛伐克提出进一步的领土要求。相比之下，墨索里尼派遣的6万名意大利士兵并没有参加入侵战争，而且他本人也不指望德国在战后的和平谈判中会满足意大利的愿望。4.5万名西班牙反共产主义志愿者加入了列宁格勒前线的战争，他们一方面受到了意识形态的鼓舞，而另一方面佛朗哥也批准了他们的行动。佛朗哥这么做是为了摆摆姿态，表示他对希特勒的感激之情，因为希特勒曾在他夺取权力的斗争中援助过他。这些志愿者到达的时候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一支德国空军军乐队在欢迎他们的时候错误地奏响了共和党人的国歌，而共和党人正是在内战中被他们打败的敌人。[135]

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相比，德国在巴尔干的盟国保加利亚则采取一种更加谨慎的态度。国王鲍里斯三世（Boris Ⅲ）掌管国家的军事和外交政策等事务，他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他的军队是由征募的农民组成的，这支军队不适合参与现代战争，也不愿意在远离家园的地方作战。鲍里斯必须小心翼翼地平衡各方利益。他曾经说道：“我的军队是亲德国的，我的妻子是意大利人，我的臣民是亲俄罗斯的。在这个国家，我是唯一一个亲保加利亚的人。”[136]他曾经迫不及待地加入分裂希腊和南斯拉夫的行动，并且在保加利亚军队占领的地方对教育系统和公共生活的各方面开展保加利亚化运动。但是保加利亚吞并色雷斯的行动引发了激烈的反抗，直接导致了1942年年底的一场重大暴动。鲍里斯不无道理地宣称，需要调动军队去色雷斯镇压暴动。在第二个月他就派军队前往镇压，杀死约4.5至6万名希腊人，并下令驱逐或重新安置更多的希腊人。然而，在国王看来，法西斯主义共和党人发动的内部反叛也同样极具威胁。为了防止这一威胁，同时也是迫于德国的压力，他在1940年10月提出了反犹主义法，禁止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发生性关系，并且将犹太人从各种各样职业和行业中驱逐出去。但是保加利亚的立法机构谨慎地从宗教角度对犹太人进行定义，因此，许多犹太人可以通过皈依——通常仅仅是形式上——基督教来逃避法律的影响。另外，法律也没有被非常严格地执行。比如，法律规定犹太人需要在他们的衣服上佩戴犹太之星，但是被委托生产犹太之星的政府工厂只生产了很少量，所以少数一开始佩戴犹太之星的犹太人很快就将其摘了下来，因为他们发现，除了自己没有其他人佩戴。国王也被迫去摧毁国内共济会的集会点——这是纳粹党和法西斯主义阴谋理论家所特别关注的目标，但这一举动极大地激怒了本身就是共济会成员的大臣们。但是，考虑到保加利亚眼前这个俄罗斯巨人隐约可见的国力，鲍里斯果断地拒绝再派遣任何士兵前往苏联前线。而且，实际上，尽管保加利亚向西方同盟国宣战，但是它却从未向苏联宣战。[137]希特勒半是恼怒，半是赞赏，称他为“一个非常机智甚至是狡猾的人”，而戈培尔则更直白地称他为“一个狡诈、阴险的家伙”。[138]

由于其他各国都削减兵力，因此“巴巴罗萨行动”实质上只能说是德国的行动。当中东欧地区冬天的积雪融化并且地面解冻后，德国武装部队开始向苏联边界运送大量的士兵和装备。在1941年5月至6月初的时间内，齐格蒙特·克卢科夫斯基记载了无休无止的德军纵队和车辆经过他所在的波兰地区。比如，他注意到，仅在6月14日一天，就有500至600辆车通过。[139]斯大林慌忙采取措施。苏联根据1941年1月签署的贸易协定，增加了亚洲橡胶和其他供给品的交付量，试图以此来抚慰德国人，但却无济于事。斯大林是一名教条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笃信希特勒的政权是德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工具，因此，他认定如果能满足德国商界的一切需求，德国就没有立即入侵苏联的理由。在前一年年初，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贸易条款，苏联已经为德国提供了德国所需磷酸盐的将近3/4，德国进口石棉中超过2/3也是由苏联提供的，这只比铬矿的出口少一点。苏联还提供德国一半以上的锰以及1/3以上的进口镍，另外，最关键的是，德国1/3以上的进口石油也来自苏联。[140]有人提议穿越苏联与波兰的分界线发动袭击，以扰乱德军的集结，但这一提议被斯大林亲自否决了。苏联特工，甚至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成员都发来报告，称入侵迫在眉睫，但这些报告只是使斯大林相信德国人正在使用强硬手段迫使他做出更多的经济让步。[141]

同时，斯大林也开始认清了形势，正如他于1941年5月5日在莫斯科对军校毕业生说的那样，“与德国的战争不可避免”。莫洛托夫或许能将战争的爆发日期推迟两或三个月，但是同时，至关重要的事情是“加强对我们的军队和指挥官的教导。向他们灌输进攻精神”。[142]向年轻军官传达这样的消息，是对未来的一种夸张的表述，他并非真的这样认为。斯大林并不相信红军能在1942年甚至1943年以前做好对付德国人的准备。参谋总部不仅尚未起草任何进攻德国军队的计划，而且也没有制定任何防御德军进攻的计划。[143]尽管德国人精心准备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欺骗计划，试图掩盖他们的真实意图，但是苏联情报部门还是发来了关于德军入侵的准确报告，报告称，入侵预计在1941年6月22日左右发动。但是斯大林置若罔闻。更早的报告曾指出，入侵行动将在1941年5月15日进行，尽管此情报在那时是准确的，但是德国为了发动对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入侵延迟了巴巴罗萨行动，所以该情报结果却被证明是错的。希特勒后来还因这一后果指责墨索里尼，但实际上，即使德国元首没有被迫抽身去将他的意大利盟友从南欧的纷争中拯救出来，中东欧这几周的天气情况也不利于入侵苏联。结果，做出这一预测的苏联特工们丧失了所有信誉。[144]斯大林狭隘多疑的心性使他认为在英国的资本主义势力，包括波兰流亡政府，正在向他提供关于德国意图的错误情报，目的是引诱他加入战争。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如何，在与英国的战争结果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德国元首是不会入侵苏联的。1941年6月21日，一名前共产党士兵从德国军队中逃跑，在游过一条河后，告诉河对岸的俄罗斯人，他的部队已经得到指令，将在第二天早上发动入侵。斯大林却将他枪毙，理由是散播“虚假情报”。[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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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处“antisemitic”指的是反闪米特人而非反犹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