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

去费城之前，我对那里的政治和社会状况一无所知。不是因为不在乎——我只是不知道而已，因为我对政治不感兴趣。那些日子我好像都不参与投票。我就那样被艺术学院录取了，坐上公共汽车北上去了费城，感觉像是被命运带到了那所学校。杰克和我不怎么去上课——我们去上学的唯一原因，就是想在那里找到一些和我们志趣相投的灵魂。事实证明我们确实找到了，并且互相激发着彼此的灵感。和我一起玩的都是些严肃的画家，他们是很不错的一伙人。波士顿那伙人也不错，只不过他们不太严肃。

只要我乖乖待在学校里，爸妈就会无条件支持我，我亲爱的爸爸也从来没想过和我断绝父子关系。但佩吉和艾欧·欧姆维克都说我刚到费城时有点抑郁，他们并非没有道理。确切来说不是抑郁——更像是忧伤，而且这种情绪和那座城市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是有点迷失，还没找到未来的路，也许我为此有些发愁吧。

我是1965年年底抵达费城的，到了之后就住在杰克那间小屋子里。我住进去时，杰克养了只叫“小五”的狗。他家地上到处是报纸，小五好像想把整个屋子拆了，在屋里到处走，随处都能听到报纸沙沙作响的声音。小五是只很棒的狗，杰克养了它许多年。我们隔壁是“著名餐车”（Famous Diner）餐厅，由皮特和他妈妈经营。皮特是个大块头，他妈妈也是个大块头，还长着一头古怪的黄头发。她看起来就像面粉口袋上的那种女人——你知道的，系着蓝色围裙，像女服务员一样。“著名餐车”是用火车车厢改造而成的，有着长长的吧台，还有一排靠墙的卡座，是个特别棒的地方，而且他们每天早上五点半就开始卖甜甜圈。

杰克的房子太小了，我们必须得另外找个地方。所以我们在十三号大街和伍德大街（Wood）交会处找到了一栋房子。我们是新年那天搬过去的，往事历历在目，就像发生在昨天。凌晨1点钟，我们借了辆超市手推车，把杰克的床垫以及其他东西放进了车里，而我只有一小包个人物品。我们俩一起奋力推着车，一对快乐的情侣从旁边经过。他们大概是喝醉了，对我们说：“你们大新年的搬家？是不是需要钱？”我大喊地回答：“不！我们很富有！”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说，但我感觉真的很富有。

我们的新家像是店铺门脸房，屋后面是卫生间和脸盆。屋里没有淋浴也没有热水，但杰克安了个不锈钢咖啡壶，这样我们就能烧热水喝。他占了整个一层，二层是一个叫理查德·奇尔德斯（Richard Childers）的家伙，隔壁是我的画室，我的卧室则在阁楼。卧室窗玻璃是破的，我就用一小块三合板给堵上。我还有个小蒸锅，用来尿尿，尿完后就倒在后院里。卧室墙上还有很多裂缝，我就到电话亭里把电话簿上所有的白页撕了下来——我不喜欢黄页，只想要白页。我用小麦粉做糨糊，用白页糊满了整间房，看起来非常漂亮。我还有个电炉子，有天早上詹姆斯·哈弗德来叫醒我，顺便开车把我送到了学校。那天，窗户上的三合板被吹掉了，于是我的房间地面上积起了薄薄一层新雪。我的枕头还差点烧着了，因为距离电炉子太近，所以他也许是救了我一命呢。

詹姆斯是个人物。他岁数比较大，是个杰出的艺术家，而且在一刻不停地工作。你知道“生为画家”那个说法吗？这家伙就生为画家。但凡他碰触过的东西，就会散发出非凡而有机的绘画光辉，詹姆斯因此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功。有一次我们六七个人一起去了纽约，就是因为詹姆斯在市北边有个大型展览。开幕式快结束的时候我们都醉了，但还得开车回到市南边。我不记得当时是不是我在开车，好像是吧。凌晨一两点，从北开到城市最南边的一路上全都是绿灯。太不可思议了。

弗吉尼亚·梅特兰后来成了位严肃的画家，但在我记忆里她还是个爱疯玩的女孩。有天，她在街上遇到了一个在街角吹口哨学鸟叫的年轻男人。

她把他带回了家，让他在她客厅里学鸟叫，她太喜欢那个声音了，所以就把他留了下来，那个人就是鲍勃·查德威克（罗伯特·查德威克的昵称）。鲍勃是个机械工人，他老板可爱他了——因为鲍勃永远不会做错事。他工作的地方有个约10米长的车床，上面大概有1万个不同的齿轮，用来实现复杂的切割功能，而鲍勃是唯一一个能让那机器运转起来的人。他凭直觉就知道如何做这些事。他不是艺术家，但对待机器的方式却很艺术。

我们的邻居也很稀奇古怪。隔壁是“波普餐厅”（Pop’s Diner），由波普和他儿子安迪共同经营。有天我在波普餐厅遇到一个在停尸房工作的家伙，他说：“你可以随时来参观，只要提前告诉我，午夜时来按门铃就行。”所以有天晚上我过去了，按了门铃，他开了门。门口有点像个小前厅，摆着一台自动售烟机，一台糖果机，地板上是老旧的瓷砖。前台很小，还有一个沙发，一条通往后门的走廊。他打开走廊尽头那扇门，说：“进去吧，随便看。”当时没人上班，只有我一个。那里分成不同房间，摆放不同东西。我走进了冷藏室。里面很冷，因为要保存尸体，尸体都摞着摆在类似上下铺的架子上。他们生前都经历过某种事故或者暴力事件，身上都有伤口和割痕——不是那种在流血的割痕，而是外翻的伤口。我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思索了其中每个人，以及他们生前的经历。我并不感觉困扰，只是很感兴趣。里面还有个器官室，放着人体器官和死胎，但没什么让我感到害怕的东西。

有天中午去白塔（White Tower）附近吃午饭时，我看到了停尸房微笑的尸袋。沿着那条小巷走，能看到停尸房敞开的后门，那里有不少挂在木桩上的橡胶尸袋。他们会在户外冲洗尸袋，水和体液顺着滴下来。然后他们夹住袋子的中间晾晒，看起来就像一张张大大的笑脸。微笑的尸袋。

那个时期的我可能发生了挺大变化，整个人也变得不干不净的。朱迪·韦斯特曼当时在宾州大学读书，可能参加了女学生联谊会。有一次杰克和我得到份工作，负责给朱迪的学校送几幅画。我当时想：太好了，我能见到朱迪了。所以我们俩去那儿送了货，然后我去了她的宿舍楼。我走进楼里，发现那里特别干净，而我就像个读艺术学校的流浪汉，所有女孩都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她们带话给朱迪，说我来了，而我觉得自己一定给她丢脸了。我想她们当时在说：“这个流浪汉到底他妈的是谁？”但她下楼之后，我们俩非常开心地聊了一会儿。她习惯了那样的我，但她们不习惯。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朱迪。

有次，我们在十三号伍德大街的房子里办了场酒会。那天来了几百人，有人找到我说：“大卫，有这么这么个人拿了把枪，我们得从他手里把枪拿过来，藏起来。”当时那个有枪的人被另一个人惹毛了，所以我们拿了他的枪，藏在了卫生间里——我从小见惯了枪，并没觉得害怕。酒会上有很多艺术院校的学生，但并非每个人都来自艺术院校。其中有个女孩看起来有点头脑简单，但又特别性感，美妙的矛盾体。那肯定是个冬天，因为大家的外套都在我的阁楼卧室里，如果有人要走，我就得上楼帮忙取外套。有次我走进房间，发现这个女孩躺在我床上的一件貂皮大衣上，她的裤子被人脱下来了。很显然，有人占了她的便宜。她完全醉了，我把她扶了起来，帮她穿好衣服。那场酒会上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房子里挤满了人，接着警察出现了，说：“有人举报你们了，大家现在都散了吧。”于是，大多数人走了，只剩下大约15个人。有个家伙安静地弹着古典吉他，声音非常轻柔。但警察又回来了，说：“我好像已经跟你们说过让你们都散了吧？”正在这时，一个叫奥利维亚的女孩大概是喝醉了，她走到其中一名警察面前，冲他竖了中指，说：“回去操自己吧。”“行吧，所有人都上囚车吧。”有辆囚车停在我们前门，所有人鱼贯上了车——我，杰克，奥利维亚，还有其他人——然后被带到了警察局。审讯过程中他们发现只有我和杰克住在那里，于是以扰乱房屋房主的罪名把我俩关进了监狱。奥利维亚是那个说脏话的人，所以她也被关进了女子监狱。杰克和我被关进了同一间牢房，监狱里有两个异装癖——一个叫“饼干”，和我们同一牢房；另外一个关在另一头——他们俩整夜都在聊天。当时还有个杀人犯——他睡在弹簧床上——以及至少另外六个人。第二天一早，我们被带去见了法官，一群艺术生把我们保释了出去。

我们到费城时还没有嬉皮士和警察之间的那套矛盾，最初警察对我们这种艺术学生也不反感——虽然我们看起来很奇怪。但之后几年，由于国内情况的变化，日子变得非常糟糕。理查德有辆卡车，有天晚上我们俩一起出门看电影。往家走时，理查德从后视镜中发现有辆警车正跟着我们。当时我们正开到十字路口，赶上黄灯亮了，理查德就停了下来。此举可能更加深了警察的怀疑，让他以为我们俩很紧张。等到绿灯亮起，我们开过十字路口时，突然间警笛大鸣，警灯也亮了起来。“靠边停车！”理查德靠着宽阔路边一堵高大的石头墙停了车。那名警察绕到我们车前，站在车前大灯的灯光中，把手放在枪上说：“从卡车里出来！”我们从卡车里出来了。他又说：“手放在墙上！”我们把手放在了墙上。他们开始搜理查德的身，我想：他们在搜理查德，而不是搜我。于是我把双臂向下落了一点，立刻有人扇了我一掌，把我的手臂重新打回到了墙壁上。“手放在墙上！”这时候来了辆囚车和大概20名警察，他们把我俩扔上囚车，我们一路都坐在金属栏中。我们听到有人在警用电台中描述两名逃犯和他们的衣着，理查德和我相互看看，才发现我们俩看起来和电台中描述的一模一样。我们到了警察局，一个头上缠着带血绷带的老人过来看了看我们，说：“不，不是他们俩。”他们就把我们放了。这件事让我非常紧张。

有人曾引用我的话，说我喜欢夜晚花园中人物脸上的表情，但我其实并不太喜欢花园——除了一种特定的类型。我曾经画过一张花园的素描，花园里有电发动机，还能泵出石油来，那才是我喜欢的花园——我喜欢人和大自然共存。所以我才那么中意老工厂。齿轮和石油，机械工程，巨大的熔炉鸣叫着将金属化成液体，火、煤和大烟囱，铸造和碾磨，质感和声音——这些东西就那么消失了，现在所有东西都是安静而整洁的。一种生活方式彻底消失了，而它曾是费城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也喜欢费城那些房子的样子：深色木头，房间都采用特定格局，还使用一种特别的绿色。那是种呕吐绿，里面带着点白色，在穷人区应用很广。这种颜色就让人感到很古老。

我都不记得开始做《六人患病》时脑袋里究竟有没有确切的想法——我就是做了。我打了一圈电话，找到了这个叫“全景摄影”的地方，那里的16毫米摄像机要比其他地方便宜很多。那个地方看起来有点廉价，但我还是去了，租了台带三个镜头的贝灵巧（Bell & Howell）手持摄像机，那是台非常漂亮的小机器。我在学院里的一家旧旅馆完成了拍摄。那儿的房间空荡荡的，很破败，走廊里摆着卷起的东方地毯，黄铜台灯，还有漂亮的沙发和椅子。我用木板做了个类似画布的东西，放置在暖气片上方，然后在走廊上找了个梳妆台推进房间里，把摄像机绑在梳妆台的顶端。我还把梳妆台钉在了地板上，这样摄像机就不会晃动了。

我不知道雕塑电影（sculpture screen）的想法来自哪里。我原以为混合塑料树脂的时候不会着火，但那东西确实很烫，像疯了一样冒着蒸汽。你得先把这些东西倒进纸盒子里，我喜欢一边搅和一边感受它发热的感觉。纸会变成棕色，慢慢烧焦，变得特别烫，能听到噼啪声，能看到烟直接从那个东西里冒出来。电影完成后，我做了个升降装置，可以把胶片升到房顶，再用放映机投下来。我还在舞台上放了一台录音机，循环播放警笛声。那是场融合了绘画和雕塑的表演，学生们还允许我每小时把灯关掉15分钟，太他妈棒了。

巴顿·沃瑟曼曾经也是艺术学院的学生，他的父母去世后给他留下了一大笔钱。看了《六人患病》后，他说他想给我1000美元，让我给他家做个类似的电影装置艺术。我花了两个月给巴顿拍电影，但冲洗出来后什么都看不到，只有一片模糊。既然大家都说因为这部电影没拍成我很不开心，那我想可能确实如此吧，但我几乎立刻就开始构思如何把动画和人物表演结合在一起了。

我想，这是个机会，发生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也许巴顿会让我拍这么部电影吧。我给巴顿打了电话，他说：“大卫，我很高兴你能这么做。别忘了在电影字幕里提一下我的名字。”我后来在法国勃艮第见到了巴顿的妻子——她搬到了那里——她跟我说，巴顿这辈子都没做过无私的事情，除了帮我的这一回。那部电影虽然没拍出来，却直接引发了下一件事的发生。事情再好不过了。假如不是这样，我就不可能拿到美国电影学院的奖学金。

我用巴顿剩下的钱拍了《字母表》，这部电影部分展现了整个学校和教学产业，它的运转模式就像地狱一样。最初产生拍电影的念头时，我听到了一阵风声，接着看到画面在眼前动了起来。因此，风声和动起来的画面对我来说同样重要——电影必须是声音和画面在时间中共同运动。我必须给《字母表》做些音效，于是去卡尔文·德弗雷尼斯（Calvin de Frenes）的音效实验室租了台乌赫（Uher）录音机。那是德国货，非常不错的录音机。我录了不少东西后才意识到它是坏的，录出来的声音都扭曲了——但扭曲得太棒了！真是难以置信。我把录音机送了回去，跟他们说那东西是坏的，所以他们没收钱，而我同时又得到了特别棒的音效。后来我把所有东西交给了卡尔文·德弗雷尼斯的鲍勃·科勒姆（Bob Column），他有个小型四声道混音台，我就在那儿和鲍勃一起做了混音。把声音混在一起，让它们同时发声的效果太神奇了。

和佩吉在一起前，我和几个人有过短暂的关系，但很快就分手换人了。我和一个叫洛伦（Lorraine）的女孩约会过一阵，她也是个艺术生，和她妈妈一起住在费城郊区。洛伦看起来像是意大利裔，是个有趣的女孩。我会到她妈妈家去，我们仨一起到地下室，打开冰箱选当天的“电视晚餐”。她家冰箱里总是填满了各种各样的电视晚餐，挑完后她妈妈就给我们加热。只需要放进烤箱，不一会儿就能吃上晚餐了！而且还很可口！洛伦和她妈妈都很有意思。洛伦后来和道格·兰德尔（Doug Randall）结婚了——他在我拍《祖母》期间帮我拍过些剧照。还有一阵我和玛戈（Margo）在一起，还有希拉（Sheila），我还很喜欢奥利维亚——那个被抓的女孩，但她算不上是我女朋友。有部电影叫《祖与占》（Jules and Jim），奥利维亚、杰克和我之间的关系就像电影里那样——我们会一起去很多地方。

佩吉是我第一个爱上的人。当然了，我也爱过朱迪·韦斯特曼和南希·布里格斯，但她们俩压根不知道我在工作室里做的都是些什么，我和她们命中注定会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佩吉对我的工作则了如指掌，她热爱我做的事情，还是我的头号粉丝。我不会打字，佩吉就帮我打剧本，她对我好到不可思议，真是不可思议。我们俩最开始是朋友，会一起坐在学院旁边的药店里聊天，真是美好的时光。

有天佩吉告诉我她怀孕了，由此发展，一来二去，我们俩就结婚了。关于婚礼我唯一的记忆就是杰克穿了件出租车司机的衬衫来参加。我爱佩吉，但假如不是她怀孕了的话，我没想到我们俩会结婚，因为我觉得婚姻生活是不适合艺术家的。你可能没想到我居然有这种想法，因为毕竟我前后结过四次婚。不管怎么说，几个月后詹妮弗出生了。小詹出生的时候，父亲通常还不会陪在产房里，所以当我询问是否能进去时，那个医生一脸好笑地看着我。他说：“我看看你能不能受得了。”他给佩吉抽血，我看了没有晕倒；接着佩吉吐了一大堆东西出来，我也不为所动。因此他对我说：“你可以进来了。”我穿好手术服走了进去。那是非常美妙的经历。我就想看看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不过孩子的出生并没有让我觉得：好吧，现在我得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生活了。有小孩就像是……不能说像是养了条狗，但就像是家里多出了一种质感。小婴儿需要某些东西，而我恰好是提供这些东西的人。我们听说婴儿喜欢移动的东西，于是我找了一排纸板火柴，把火柴头掰向不同方向，用绳子系上，把这个东西在小詹眼前荡来荡去、转来转去，就像穷人悬挂的饰物一样。我觉得这东西刺激了她的智商，因为小詹是那么聪明！

在我心里工作是最重要的，不过如今有些父亲喜欢和小孩待在一起，喜欢参加孩子的学校活动什么的。我那代人可不是这样。我爸和我妈从来没去看过我们打棒球比赛。开玩笑的吧？那是孩子们的事！他们去干吗呢？他们应该工作，应该干大人自己的事情。

而小孩就该干小孩的事情。现在所有家长都去参加小孩的活动，给孩子加油。真是很荒谬。

小詹出生前不久，佩吉说：“你应该去菲莉斯和克莱顿家看看，他们搞了个了不起的房子。”所以我骑着车去拜访了这对艺术家夫妇，他们住在一栋巨大的房子里。他们俩都是画家，一人占据了一整层空间。他们带我四处转了转。我说：“你们俩太幸运了——这地方真棒。”菲莉斯说：“隔壁也在出售呢。”于是我过去看了看，那是个坐落在街角的房子，比他们住的那栋还要大呢。房子外挂着中介公司的名字，于是我骑到了奥萨科房产公司，向一位坐在小办公室里丰满而和善的女士做了一番自我介绍。她问：“我能帮你做点什么？”我说：“白杨路2416号的那栋房子多少钱？”她说：“好的，大卫，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她打开罗列着房屋的大书，说：“那栋房子有12个房间，三层楼，两组外飘窗，壁炉，没装修的地下室，燃油加热器，后院，还有树。那栋房子的价格是3500美元，可以再给你便宜600美元。”我说：“我买下了。”我们确实买下了。它正好位于乌克兰社区和黑人社区的交界线上，空气中都能闻到暴力的气息。但对于《祖母》的制作来说，它是个完美的地方，能买到它实在太幸运了。佩吉和我都很爱那栋房子。被我们俩买下之前，那地方是共产党的据点，我在油毯下找到了各式各样的共产党报纸。房间里铺的是软木地板，他们把报纸铺在地板上，再在上面铺一层油毯。油毯非常旧，于是我把它剪碎扔掉了。有天我正在房子里干活，突然听到了类似巨大水体涌动的声音，非常古怪，非常不同寻常。我打开百叶窗向外看，发现有数万名游行者正沿着街道走过来，把我吓坏了。那是马丁·路德·金遇害的日子。

我们不常去电影院。有时我会去“乐队盒子”，那是家艺术电影院，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法国新浪潮之类的电影。但我也不太常去。虽然我自己也在制作电影，但从没想过我是那个世界的一分子。还差着好几百万年呢！

我朋友查理·威廉姆斯是个诗人，看完《字母表》后我问查理：“这算是艺术电影吗？”他说：“算是，大卫。”我什么都不懂。我确实喜欢看《雌雄大盗》（Bonnie and Clyde），但并非因此才开始戴一顶斯泰森牌（Stetson）巴拿马风格凹顶草帽。我开始戴那顶帽子，只是因为恰好在慈善商店买到了一顶。摘下这种帽子的时候，你通常得捏住帽檐边缘，所以帽子很快就会开裂。我买的那顶斯泰森已经很旧了，稻草断开，不久后就破了个洞。我有许多张戴着破洞草帽的照片。我买过两三顶那种帽子，而且特别喜欢戴。

费城的慈善商店真是难以置信。比如说，我需要买几件衬衫，没错吧？我沿着吉拉德大道（Girard Avenue）走到宽街（Broad Street），慈善商店就在那里，它们售卖的各式衬衫摆满了好几个货架。干净，熨烫过，有些甚至还上过浆！真是完美，就像全新的！我会挑三件衬衫，拿到柜台，问：多少钱？3角钱。我还很迷医用台灯，这家慈善商店售卖带各种调节按钮和其他功能的台灯。我于是在客厅里装了15只医疗台灯。我把它们都留在费城了，因为杰克本来要在我搬去洛杉矶那天来帮忙装车的，但他工作的那家色情场所遭遇了警察突袭，装车那天他被关进监狱了。所以只有我弟弟、佩吉和我在装车，不得不放弃了很多好东西。

我和佩吉在一起后，杰克就搬到了一家修车店楼上。那家店的老板叫巴克，是特立尼达人。大家都很喜欢巴克。他的双腿就像橡胶一样柔软，能够蜷缩成一团，随后弹跳起来，全身舒展开，而且他似乎就是为了修车而生的。有天他带我穿过架子上的几排车，来到店铺的最后面，那里有个用布满灰尘的帆布盖着的东西。他掀开帆布说：“我想把这辆车给你。1966年的大众，几乎没怎么开过。追过尾，全车损坏，但我能修好，收你600美元。”我说：“巴克，太棒了！”他把车修好了，就像全新的一样，甚至连车的气味都是全新的！它开起来又稳又快，是辆车况很好的梦想之车。我真爱那辆车。在二楼卫生间刷牙的时候我看向窗外，看着它停在街道上，那么漂亮。有天早上我刷牙的时候照旧望向窗外，我寻思把车停哪儿了，它没在大街上。那是我的第一辆车，就这么被偷了。于是我和第二辆车的故事开始了。佩吉家住的那条街尽头有个加油站，佩吉的爸爸把我带到那里，对那儿的老板说：“大卫需要辆车。你们有什么二手车？”我买到了一辆福特猎鹰旅行车，它也是辆梦想之车。那是辆随处可见的三挡手动变速、最最普通的福特猎鹰旅行车——有加热器和广播，剩下就什么都没有了。但它有备用雪地防滑轮胎，所以可以去任何地方。我有点爱上了那辆车。

福特猎鹰的车牌得用邮寄的方式送到我手里，所以等待的过程中，我决定自己做一个。做车牌真的很有意思。我切了块硬纸板，那块硬纸板很不错，恰好和车牌一样厚。我把它切割成真车牌大小，接着找到一辆车，量了量车牌上字母和数字的高度，看了看颜色，用日辉牌荧光漆仿做了个登记标签。问题在于，我参考的那些车牌要么都是字母，要么都是数字，而我的车牌上既有字母也有数字。我后来才知道字母和数字的高度是不一致的。一个新警察发现了我的假车牌，因为上面的字符都一样高，他也因为这个成了整片辖区的英雄。警察找上门来，吓得佩吉大哭起来——这事很严重！他们后来又返回来要走了我的车牌，想在警察博物馆里展出。那真是个漂亮活！那也是第一次有博物馆收藏我的作品。

有天晚上我看完电影回家，上到二楼开始给佩吉讲电影里的故事，她的眼睛睁得像圆盘一样大，因为有人正站在外飘窗外面。我下到一楼放电话的地方，这时候隔壁邻居菲莉斯正好打了进来。她可是个人物，在电话里絮絮叨叨地跟我讲起了某件事，我不得不打断她说：“菲莉斯，我得挂电话了，有人要闯进我们家，我得赶快报警。”正跟她说话的时候我看到窗外有棍子闪过，接着听到了玻璃被敲碎的声音。直到看到窗外的那个人，我才意识到地下室里也有人——所以我们家里当时有两个陌生人。我不记得第二天晚上拿着枪和佩吉一起坐在沙发上了——我们那个地方好像压根就没有枪。但是，没错，当时确实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还有一次我睡得正香时被佩吉叫醒了，睁开眼睛时她的脸距离我大概只有5厘米。“大卫！家里有人！”我赶紧起来穿上内裤，一着急都穿反了，然后从床底下拿出佩吉爸爸送我们的一把礼仪佩剑，走到楼梯口处大喊：“给我滚出去！”楼下站着两对黑人男女，他们看着我的样子，就像我他妈彻底疯了一样，知道吧？他们到这里来做爱、鬼混或者想着干点别的什么，因为他们以为这是栋废弃的房子。他们说：“你又不住在这里。”我说：“去他妈的，我当然住这儿！”

小詹出生的时候我已经退学了，走之前还给学校管理层写了那封狗屁不通的信。然后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克里斯汀·麦金尼斯和罗杰·拉佩勒都是画家，但为了挣钱，克里斯汀会做动物版画。她把她妈妈多萝西也叫来帮忙——我们都管她叫“闪电”（Flash）。这对我来说是份完美的工作。闪电和我并排工作，我们俩面前有台小电视机，身后则是手动版画机和水池。第一步是给画板上墨，拿罗杰找来的一只尼龙袜，用特定方式折叠好，在画板上挥舞袜子，给凸起处着墨，避开凹陷处。之后在一张好纸上拓印出来。有次我在店里工作时，罗杰对我说：“大卫，我给你25美元，邀请你周末来画画，但那些画归我所有。”我搬到洛杉矶后，他还会时不时寄来纸和铅笔让我给他画画，也依旧付我钱。罗杰过去和现在都堪称艺术家之友。

有天下午我在“全景摄影”发现了一台带漂亮皮子外罩的博莱摄像机，售价450美元。他们说：“大卫，我们可没法给你留着这台摄像机。如果有人进来要买它，我们就要卖了。如果明天早上你能带着钱来，而且它还在，那它就是你的了。”我很着急，因为不想让其他人得到它。那些日子里我早上起不来床，所以我、杰克，还有他的女朋友温蒂，一起吃了安非他命，一夜没睡，第二天他们开门时我已经在门口了。我就这样得到了那台摄像机。

我在吃过安非他命后画出过不少很棒的画作。那些日子里，女孩们会找医生开减肥药，而医生们就一铲子一铲子地把药开给她们吃。她们会从医生那里带回一大包药片！我不反对服药，只是对我来说药物没那么重要。

有回杰克和我到蒂莫西·里瑞（Timothy Leary）位于米尔布鲁克（Millbrook）的农场去，我们吃了迷幻药后住在了那里，但事实证明那不过是场只持续了几天的白日梦而已。我们没去参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但确实去了伍德斯托克。那是个冬天，我们去那里，是因为听说有个隐士住在附近，而我想见见那个隐士。没人见过他。他用土、石头和树枝搭了个类似土丘的住处，上面装饰着小彩纸条，我们去的时候盖满了积雪。他住在那里面，我觉得屋里应该有某种窥视孔，用来查看是否有人靠近，但你从外面看不见他。我们也没见到他，但感觉他就在里面。

我不知道《祖母》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一场戏中，弗吉尼亚·梅特兰和鲍勃·查德威克从地上的洞里爬了出来，我解释不了为什么要让他们从土里爬出来——事情必须这样。场景用不着看起来很逼真，但得有一定的质感，于是我在地上挖了洞，让他们俩钻了进去。这场戏刚开始时你能看到树叶和灌木丛，然后突然之间两个人出现了。鲍勃和金杰（弗吉尼亚·梅特兰的昵称）做得很不错。他们并不是真的被埋在土里了，其实主要是得扒开层层落叶才能爬出来。接着理查德·怀特从他自己的洞里钻出来，他们俩开始对着他狂吠，这里使用了扭曲的狂吠特写。我做了种定格动画的效果，但不能告诉你是怎么做到的。那是穷人才会用的办法，但是对我很奏效。我总是说拍电影不过是尝试，一旦搞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画面，就大概知道了如何实现。佩吉说拍这些电影的时候凡事都一帆风顺，确实算是这么回事。我总能找到需要的东西，不管用什么方法。

到了该给《祖母》做音效的时候，我去找了卡尔文·德弗雷尼斯的音效部门。鲍勃·科勒姆打开门后对我说：“大卫，我们手头的事情太多了，我得雇个助手，就让他和你一起工作吧，他叫艾伦·斯普莱特。”我的心一下沉了下去，往那边一看，看到了这个家伙——脸色苍白，像根铁轨一样瘦，穿着过时的、面料闪着光泽的黑西装。艾尔戴着可乐瓶底一样厚的眼镜走了过来，笑着和我握了手，我能感觉到他手上的骨头嘎嘎作响。这位就是艾尔。我告诉他我需要做些声音，他放了几张音效唱片给我听，说：“就像这样？”我说不是。他又放了另外一张，说：“也许像这样？”我说不是。就这样持续了一会儿，接着他说：“大卫，我觉得咱们得自己做声音了。”于是我们花了63天、每天9个小时的时间制作音效。比如祖母的口哨声，还记得吗？卡尔文·德弗雷尼斯几乎没有任何设备，也没有混音部门。艾尔于是找了根十一二米长的空调管。我们找了个地方，我在管子的一头吹口哨，艾尔在另一头放了个录音机。由于管子是中空的，口哨声到达另一头的录音机时就稍微变长了。他接着把口哨声用扬声器对着管子播放，从另一头再录一次，得到的混音就是原来的两倍长了。我们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混音达到满意的效果。电影里出现的每个声音都是我们自己做的，过程太有意思了，简直没法跟你描述。之后我在卡尔文·德弗雷尼斯做混音，鲍勃·科勒姆非常严肃地说：“大卫，第一，付清账单之前你不能把电影从这个地方拿走。第二，如果按小时收费，你的账单会很惊人；如果按十分钟一卷胶片收费，对你会非常划算。”他和他老板聊了聊，我就拿到了按十分钟一卷收费的特惠价。

向美国电影学院申请奖金之前得提交预算，我写的是我的电影要花7119美元，结果它最后花了7200美元。我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但是做到了。奖金只有5000美元，所以想把电影从卡尔文弄出来，我还得找2200美元。托尼·韦拉尼坐着火车从华盛顿过来了，我在火车站接上他，给他看了电影，然后他说：“你拿到这笔钱了。”开车送他回火车站的时候他说：“大卫，我觉得你应该到加州洛杉矶的高级电影研究中心来。”这就像告诉一个人：你刚刚赢了五十亿美元！甚至比这个还厉害！就像告诉一个人：你将会长生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