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I

直到现在，人们还常说：虽然当时的俄国社会，不愿实行法国解放哲学的实际要求，因而也不曾对它发生认真的兴趣，但是当时在俄国，却有个别的人物极为认真地对待它，决心用一切办法促成它的实际结论的实行。在这种人物之中，叶卡捷琳娜二世被推到首位。这位女王的相当浩繁的文学著作，被认为是她真诚愿望将略通文理的俄国小市民提到18世纪先进概念和意图的高度的证明。在这里，她的著名的“敕令”赢得了最多的赞颂。

叶利谢耶夫伯爵在《敕令》刊布一百周年纪念时，在激进派的《祖国记事》报上写道：“《敕令》公布之日是我们真正开始欧洲生活，从内部靠拢欧洲文化之日。在这一天，俄国人第一次获得称为公民的权利。”按照一位现代学者的说法，在《敕令》里，“充满了孟德斯鸠、贝卡里亚、狄德罗等伟大思想家和高贵心灵的精神，后来许多代人都受到他们的影响。” ^[34]

对于这种极尽颂扬的评价，已到批判地对待的时候了。无可争辩，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在俄国已经开始出现一些人物——暂时还只是个别人物！——能够热爱当代的先进解放意图，并为其实行献出自己的力量。尽人皆知，他们因为具有这种能力而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然而叶卡捷琳娜本人却不在这种人物之列。尽管她欢喜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某些观点和写作方法，——特别是伏尔泰的方法，但她从来没有认真地热爱解放哲学。叶卡捷琳娜把自己称为（也可能她真是这样想的）伏尔泰的学生。但正如米柳科夫所出色地指出：“她的伏尔泰精神散发着更多的轻薄的摄政王时代、而不是路易十六时代的气味。” ^[35] 她在即位以前很久写的札记里，谈到她不受成见的约束。这是对的。她是没有成见的。毋庸置疑，伏尔泰对于陈腐概念的天才嘲笑，帮助她摆脱这种成见。但是，尽管摆脱了旧概念的影响，叶卡捷琳娜却一点也没有接受新概念的影响。像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和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一样，当新的法国哲学答应给她利益时，她便是这个哲学的拥护者；而只要哲学家们敢于向她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实际要求，与她的利益背道而驰，她便傲慢地付之一笑。列举这种例子并不费事。

在狄德罗盘桓彼得堡期间，叶卡捷琳娜时常同他谈到她所召集的法典起草委员会，当然，她没有放弃机会为她的《敕令》的自由主义而吹嘘。这位伟大的百科全书编纂人的一段札记表明，他的徒骛虚名的对话者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未为她的人民所理解的人物，似乎人民对于召集法典起草委员会所给予人民的恩德，未能予以重视。狄德罗注意地听取了他的殷勤的对话者的谈话，却按照自己的意见对事情作了解释。也许，读者还记得，克里扎尼奇一度认为俄国人民性格的一切缺点，都是由于“严厉的控制”所产生的。狄德罗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断定，俄国社会生活的万恶之源在于奴隶制度，而铲除这个祸害的最可靠手段则是自由。请注意哟！——自由，不仅是民事的自由，而且是政治的自由！在他看来，开明君主的任务就是要在自己的臣民之中发展自由爱好，养成他们用自己的力量去安排自己的事业的习惯。狄德罗在理论上是天才，但在实践上却是幼稚的，他很认真地要求叶卡捷琳娜注意在“公正和开明的君主独裁制”中隐藏着巨大的危险。这位爱好自由的哲学家表示坚信：在这种君主独裁制的长期影响下，人民会陷入“甜蜜的，却是致命的梦境”。（un sommeil doux mais c’est un sommeil de mort） ^[36] 为了抵制自己的开明君主独裁制的麻痹作用，自由主义的女王必须把她的法典起草委员会变成常设的委员会，并正式将她的一部分立法权力移交给它。为了促使她采取这一“异常慷慨的措施”（acte bien généreux），狄德罗要她相信，“倒霉的不是那些增加了人民权力的国家，而是那些国王权力变得没有限制的国家。” ^[37] 叶卡捷琳娜亲切注意地听取了他的意见，这使他高兴。她也读了他的短简。但是，不用说，关于所谓无限制的君主权力的“倒霉”，她是坚持自己的看法的。某次，在对他的种种解放计划进行了争论之后，她对他说，他忘记了地位的差别，“您是在纸上谈兵，纸是什么都能忍受的；而我，一个不幸的女王，却是在同人皮打交道，人皮是要敏感得多啊！” ^[38] 可是，狄德罗没有丧失说服她的希望。离开彼得堡，在回巴黎途中，他在海牙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在那里，很无礼貌地（用他自己的话说），手里拿着笔，读完了叶卡捷琳娜的《敕令》，说得简单些，就是在《敕令》上写了他的反对意见。就中第一条说：“除了人民，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国王。”

在一条反驳意见中说：一部写得好的法典应该这样开始：

“我们，人民，和我们，人民的国王共同宣誓忠于法律。按照法律，我们都受同一法庭审判。如果我们国王破坏法律，因而成为人民的敌人，则人民完全可以不再信守效忠的誓言，而仇视我们，追究我们，废除我们，甚至在必要时判处我们的死刑。”

请看，这已经够激烈的了。但是，狄德罗并不以此为满足。他直截了当地、尖锐地说明了他对俄国政治制度的看法。他写道：“叶卡捷琳娜毫无疑问具有君主独裁制权力（est une despote）。她是想保持这一权力并将其传给她的继位者，还是想截断它呢？如果她想保持它，那就让她随心所欲地草拟她的《法典》罢，她是不需要国人通过的。而如果她想放弃它，那就要把她的否定意见写进文件。” ^[39]

狄德罗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将他的反驳意见寄给叶卡捷琳娜。可能因为他知道：骆驼穿过针眼是千难万难的。这些意见是在他死后才到达叶卡捷琳娜手里的。毋须补述，这位“伏尔泰的女弟子”丝毫没有同意这些意见。在给格里姆（M.Гримм）的信中，她评价这些意见是“真正的空谈，对事物无知，不慎重，无洞察力”。她补充说：“如果我的《敕令》适合狄德罗的胃口，那它就将一切都颠倒了。” ^[40] 从那以后，在她同格里姆的通讯里，就很少看到这位鲁莽哲学家的名字了。

这一事例，显示了在18世纪先进法国哲学家和他们同代的“开明君主”之间的思想分歧。启蒙思想家中的优秀代表人物决心支持君主的专制权力，因为希望他们尽快地利用这一权力去解放自己的臣民，也就是去消灭专制权力。而“开明”君主则相反，他们讨好启蒙哲学家，是因为想在他们的帮助下更加巩固这个权力，消灭一切使这一权力受到约束的旧制度。在这样的思想分歧之下，要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他们相互之间尽管恭维备至，然而恭维愈多，对于双方的活动却愈少发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