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彼得改革后的俄国社会思想运动（续）

第七章 18世纪的西方社会思想及其对俄国的影响（续）

I

温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仅仅法国人，他们对我国学术的促进作用，要比整个欧洲加在一起，还要大得多。这最少对我国18世纪的先进社会思想来说，是完全正确的。我国先进社会思想从法国影响中得到的教益，要比从其余整个欧洲影响中得到的多得多。实在说，当时，其余整个欧洲也都处于法国的有力影响之下 ^[1] 。因此，我们必须对那时先进法国人的意图、观点和爱好，作一些较为深入的了解。

我在提到法国启蒙思想家时，不只一次说过：他们是第三等级同僧侣贵族和世俗贵族斗争的思想代表人物。但是，就社会成分说，第三等级并不是铁板一块。属于这一等级的，既有后来成为资产阶级的那些社会成分，又有后来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些社会成分。当时在第三等级的内部，业已存在和逐步发展着各种经济矛盾。这些矛盾决定了下一世纪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进程。很自然，这些矛盾，在当时尽管还不很发展，但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全部观点——当然，首先是经济和政治观点，却不能不发生影响。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

18世纪的法国，对经济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马克思推崇法国重农学派，不是偶然的。但是，重农学派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为由自然界本身决定的。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是文明社会的《自然的和必不可少的制度》。他们教导说，在这种社会里，只有农业劳动才创造纯收入。这种纯收入就是剩余价值。到底哪种劳动创造剩余价值？这个问题对于他们，是全部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问题。他们对于这个问题作了大量研究。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眼光的范围内分析资本”的功绩，属于重农学派 ^[2] 。

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是：生产资料不属于劳动者，劳动者所有的只是本身的劳动力，因而不得不在市场上把这种劳动力出售；生产资料属于企业家；企业家购买劳动力，迫使劳动者把它使用出来。企业家和工人组成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最主要阶级。除这两个阶级外，还有一个地主阶级。这个阶级有些地方，也扮演着企业家的角色。就是这样一个由地主、企业家和雇佣工人构成的社会，按照重农学派的学说，乃是一种自然的制度。这个学派的鼻祖魁奈证明，如果在法国建立这样的制度，则利莫大焉。诚然，在他认为农业劳动是唯一能够创造“纯收入”的劳动时，他所说明的，主要是——如果不说纯粹是——农业范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过，这是细节，完全不足以减少重农学派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特性 ^[3] 。

如果我们从经济学家转而看看当时一般称为哲学家 ^[4] 的作家，我们就可看到，他们都是把资本主义关系看作自然的生产关系的。例如，伏尔泰在所著《L’homme aux quarante ècus》（有40个银币的人）里虽曾机智地嘲笑重农学派的单一税要求，却在自己所著《哲学词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中十分坚定地说：

“人类就其现状而言，其存在是不能没有大量一无所有的有用的人们的，因为富人显然不会抛弃自己的土地去耕种你的土地；而如果你需要一双鞋子，则缝制它的，绝不会是多少有些社会地位的人们 ^[5] 。因此，平等是一种最自然的东西，同时又是一种最难实现的东西。”

换言之，没有什么比权利平等更自然，也没有什么比经济平等的要求更不现实。这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共同观点。排除经济平等的资产阶级制度，达到这样à l’ordre du jour（议事日程）的阶段，甚至那些在理论上欣赏共产主义制度的作家，也都认为这个制度在现时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 ^[6] 。

从这方面说，实质上，各式各样先进作家之间的差别，在于一部分人认为经济不平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从而力图揭示其有利于国民经济的优点，——魁奈及其门徒就是这样主张的；另一部分人则将这种不平等作为一种必要的邪恶而加以容忍，一方面指明它的有害后果，同时力图设想出一些能够减轻这些后果的措施。属于这后一类的作家，有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 ^[7] 。

经济平等不可能的信念，从启蒙思想家流传到大革命的活动家。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巴贝夫及其同志），甚至最极端的革命派也认为经济平等是一种既不可能实现，又有害于他们事业的空想而加以否定。

不仅这样。18世纪启蒙思想家关于经济平等不可能的信念，更为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所继承。他们与共产主义者相反，也只是要减弱这种不平等，而不是取消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