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古尸的新发现与吐火罗人起源之谜

过去十多年来，中国考古学家在新疆各处的墓葬遗址挖掘出一百具左右保存完好的古代人类遗体1，其中年代最早的距今已有4000年（约公元前2000年）。1980年新疆考古研究所在罗布泊地区（孔雀河进入罗布泊处的铁板河）发现了一具女性干尸，脸面清秀，深目尖鼻，头发黄褐色，死亡年龄40至45岁之间，经测定其身上所裹羊皮，得到的数据为距今3880±95年（树轮较正年代）。2多鲁坤·阚白尔在1987年报道3，1985年9月对且末县扎洪鲁克乡古墓群进行了一次发掘，在1号墓发现了一具未满月的婴儿尸体；在2号墓发现了一具男尸、三具女尸。根据对墓葬遗物的碳14测定，这些塔里木盆地南部的古代居民生活在3000年之前。其中一具女尸死亡时约二十几岁，棕色头发蓬乱如麻，具有非常明显的欧罗巴人种特征。出土时身着橙黄色毛织圆领对襟袷袢，双目被剜去，双臂及双腿于关节处被肢解，呈痛苦状。又如不久前在吐鲁番地区鄯善县的苏贝希村发掘了34座墓葬，出土干尸27具，其中保存特别完好的有4具，估计是西汉以前古代前车师人（“车师”的古音为*kio-si，与龟兹的古称Kusiññe—这是形容词形式—很相似）遗留下来的。其中一具男尸的胸腹部有锐利的刀口，用很粗的毛发予以缝合，这说明远古时期人们已能对外伤进行手术处理。4

丝路沿线发现古尸的令人激动的消息经常见诸中国国内和国外的报刊，并在国内外举办展览，引起广大公众的浓厚兴趣。“楼兰美女”的形象，已经出现在文学家的笔下。

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古代居民的种族特征。他们大都属于白种人（高加索人种）。另一方面，根据考古学家陈戈的研究5，新疆的新石器时代在公元前5000—前3000年，青铜器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是在公元前2000—前1000年左右，而从公元前1000年前后开始，则已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因此，这些白种人生活的早期正当新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器时代的交替阶段，比现在一般人所认识到的丝绸之路的开通时间早2000年左右。6实际上，正如日知教授所指出7，古代丝绸之路，不必东起长安、洛阳，也不必西止于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自新石器文化以来，继之以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中西文化、文明不断相互往来、相互交流，未尝间断，关系非常密切。远在这些东西方的大城市建立之前，丝绸之路早已存在。

除了这些白种人干尸之外，中国学者韩康信等从70年代末开始，对出自新疆不同古代墓地的人骨进行了观察和测量。虽然过去西方和苏联学者如基思（A. Keith）、约尔特吉（C. H. Hjörstsjö）与沃兰特（A. Waland）、优素福维奇（A. H. Юзефович）在这方面也做过一些工作8，取得一些有意义的成果，但所依据的人骨材料都缺乏可靠的考古发掘证据，而且数量十分有限。韩康信等所研究的材料有7个考古遗址的近200具头骨，它们出自（1）孔雀河下游古墓地，（2）天山阿拉沟墓地，（3）哈密柳树泉焉不拉克墓地，（4）楼兰遗址东郊墓地，（5）洛浦山普拉墓地，（6）塔什库尔干香宝宝墓地，（7）伊犁河上游土墩墓墓地。研究结果证明，新疆地区古代的人种成分是非常复杂的。从大的系统讲，以欧洲人种占优势。欧洲人种的种族形态类型也并不是单一的，而是至少有三种形态偏离的欧洲人种类型，即原始欧洲人（Proto-European）类型、地中海东支类型或印度—阿富汗（Indo-Afghan）类型、中亚两河类型（两河指阿姆河和锡尔河）或帕米尔—费尔干（Pamir-Fergana）类型。9

在这三种欧洲人种类型中，时代最早的是孔雀河下游收集到的18具头骨（距今约3800年左右）所代表的原始欧洲人类型。这些头骨除了具有较长狭的颅形、眉弓和眉间及鼻骨强烈突出等明显的欧洲人种特征外，还兼有后斜的前额、低而宽的面和低眶、阔鼻等原始特征。这表明至少在青铜时代（或更早一些），具有某些古老形态的欧洲人种成分的居民已经深入到新疆的腹部罗布泊地区。在人种系统上，他们与南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中亚及远至伏尔加河下游的铜石并用时代或青铜时代的人骨所代表的居民有许多共同点。在人种起源上，他们很可能与东欧地区旧石器时代的克罗马农人（Cromagnon）类型的晚期智人祖先有密切的联系。这样的晚期智人化石在顿河流域的沃罗涅什附近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中有所发现，其化石头骨的形态特征与孔雀河的头骨很相似。

在上述各支欧洲人种类型之外，来源于东方的蒙古人种成分也曾出现在古代新疆境内，蒙古人种中又有南西伯利亚类型、东亚类型、北亚类型等。目前所知蒙古人种成分较早成组出现的考古遗址在哈密地区，距今3000年左右。10较大规模的蒙古人种成分向西扩展的活动大概是在汉代或其后更晚近的时期。

总之，依据上述对新疆出土古尸的观察研究和对人骨资料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得出了一个一致的结论：新疆地区的古代居民主要是白种人，其语言应属印度—欧罗巴语系。11特别是古墓沟文化居民具有原始欧洲人种特征，其头骨形态与诺的克类型（Nordic，即北欧类型）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一点最为引人注目。汉文史料对新疆古代居民的种属特征亦有记载，如《汉书·西域传下》“乌孙国”颜师古注曰：“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弥猴者，本其种也。”显然这是汉人对属欧洲人种的西域胡人外貌的描述。

在语言方面，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新疆和敦煌一带发现了大批印欧语文书（至今仍陆续有所发现），这些文书所属的语言有梵语、犍陀罗语（Gāndhāri）、粟特语（Sogdian）、中古波斯语（Pahlavi）、安息语（Parthian）、大夏语（Bactrian）、于阗塞语（Khotanese）与图姆舒克语（Tumshuqese）等，特别是有一种与上述印度—伊朗语族诸语截然不同的古印欧语，即分为A、B两种方言的吐火罗语（焉耆—龟兹语）。这种语言流行于焉耆、龟兹、高昌一带12，遗留下来的文献的时代约为公元5—10世纪，但也有确实证据证明其存在的时间可以上溯到公元3世纪13。

吐火罗语的得名，依据的是回鹘文佛教戏剧《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题识中的twγry一词。这种古老的印欧语与印欧语系的Centum诸语，如日耳曼语、凯尔特语、希腊语和赫梯语等显示出相联系的特征。它在印欧语系中处于何种地位，历来有争论。E. Benveniste在1936年发表的著名论文14中提出，吐火罗语的地位处在意大利—凯尔特语为一方与希腊—亚美尼亚语为另一方之间：它是史前时期的古代语言之一（赫梯语可能也是如此），一方面与波罗的—斯拉夫语相邻，另一方面又同希腊语、亚美尼亚语和色雷斯—弗立基亚语邻接。A. J. Van Windekens认为吐火罗语词汇与其他印欧语词汇的近似程度为：（1）日耳曼语，（2）希腊语，（3）印度语，（4）—（5）波罗的语和伊朗语，（6）拉丁语，（7）斯拉夫语，（8）凯尔特语，（9）安那托里亚诸语，（10）亚美尼亚语，（11）阿尔巴尼亚语。D. Q. Adams提出的序列15与此不同，他主张下列语言与吐火罗语词汇的相似程度依次为；（1）日耳曼语，（2）希腊语，（3）波罗的语，（4）印度语，（5）斯拉夫语，（6）—（8）拉丁语、凯尔特语、伊朗语，（9）阿尔巴尼亚语，（10）安那托里亚诸语，（11）亚美尼亚语。16这个问题现在还难以做出肯定的结论，但从数十年的讨论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些共同认识，那就是吐火罗语脱离印欧语共同体的时间相当早，在操这种语言的部族到达新疆等地区之前，它又与许多印欧语和非印欧语（如原始突厥语、芬—乌戈尔语）发生了接触。

追溯吐火罗人的历史也困难重重，我们至今不能确切地知道他们来自何方。捷克学者赫罗兹尼（B. Hrozný, 1879—1952）在其所著《西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17中指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与特里波里文化、安诺文化甚至巴比伦、亚述、埃兰的彩陶的风格有类似之处，在这方面，居其间者或许是说印欧语的吐火罗人（Indo-European Tocharians）。蒲立本以为：“我们可以认为印欧人之向东方伸展，出现于现今中国境内，发生于（公元前）第三千纪。即使人们坚持印欧人的欧洲起源说，他们在公元前2千纪的末尾部分即商代文明出现之时，应该已经在那里了。”18吐火罗人历史悠久，分布地区曾极为广泛，这一点似无疑问。但是，汉文史籍所记西迁建立贵霜帝国的“月氏”能否与吐火罗人联系起来，至今也没有明确的答案。可以这样说，所谓“吐火罗问题”19既是语言学问题，又是历史学、考古学问题，在印欧语历史语言学和古代中亚史的研究中一直都是引起争议的根源。

我们认为，对新疆出土的古尸进行科学的研究，将对“吐火罗问题”特别是吐火罗人的起源问题的突破带来新的希望。

关于吐火罗人的起源问题，应该联系到近来热烈讨论的印欧人的起源问题。20世纪50—70年代，考古学家Marija Gimbutas提出的Kurgan理论影响很大20，这个理论认为印欧人的发祥地是南俄草原一带（大约公元前4000年）。J. P. Mallory坚持乌克兰是印欧语故乡的见解。21然而，英国学者Colin Renfrew依据“新考古学”的文化过程理论，结合历史语言学，从新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22他认为农业的逐步扩展是印欧语扩散的最基本的途径，公元前7000年以前在从约旦河谷穿过东安纳托里亚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弧形地带发展起第一个农业经济区域，印欧人的故乡是中安纳托里亚，印欧语随着其主要传播者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而逐渐传播。23W. B. Henning早就主张楔形文字中经常出现的古提人（Guti）就是吐火罗人的前身。24 T. V. Gamkrelidze和V. V. Ivanov最近更发展了这种学说，进一步肯定公元前3000年吐火罗人已居住在近东。25

当然，民族、种族、语言、文化这数者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将它们随意联系起来并不明智。关于中亚（包括新疆）的原始欧洲人种的居民的后裔是什么人，学者至今并无一致见解。26但是，现代遗传学已经证明，遗传数据与语言数据存在相关性，种族谱系树与世界语言谱系树相吻合。27近年来对史前语言的构拟，如V. M. Illiċ-Svityċ、A. Dolgopolsky、V. Shevoroshkin和J. Greenberg、M. Ruhlen等语言学家的工作也表明，考古证据、遗传证据和某些语言证据之间有趋同现象。28如果我们像L. Cavalli-Sforza等遗传学家们倡导的那样，对新疆出土古尸的DNA进行分析29，运用分子考古学的新技术，结合现代群体遗传学研究得出的结论30，并且对随葬遗物如织品、纺锤、车轮、马具等做跨学科的深入分析，再进而与世界各地发现的其他干尸，如1991年奥地利与意大利边境发现的距今5200年的“冰人”、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Pazyryk）发现的两三千年前的古尸等进行比较，将对新疆古代白种人居民的种族、语言和文化特征得出新的认识。在进行这些研究之前，我们不能肯定新疆干尸所代表的生活在三四千年前的古代居民究竟是什么人，但他们与吐火罗人和吐火罗语有某种渊源关系，则是非常可能的。

最近美国人类学家David Anthony根据在乌克兰Dereivka遗址和哈萨克斯坦Sintashta-Petrovka遗址的发掘，提出人类大约在6000年前最早于乌克兰草原地区驯养了马，二轮马车（Chariot）最早于4000年前发明于南俄草原。31他认为原始印欧语是由最初的骑马人向东西方传播的。可以设想，对新疆不断出土的干尸及其遗物进行研究，最终或许能提供证据，把新疆古代的白种人居民与西亚或欧亚大陆史前期的某种文化联系起来，还可以进一步提供印欧语散布的线索，从而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吐火罗语、吐火罗人和印欧语、印欧人起源的争论做出甚至是决定性的贡献。

汉文史籍中的“月氏”与吐火罗人之关系，业已进行了多年研究。32有人认为“月氏”的古音是zngiwǎt-t’ia，其原型为*Zguja，因此可以与斯基泰人（Scythians）等同起来。33但近年来多数学者都主张月氏是吐火罗人的一支。34张广达先生亦谓：“吐火罗人当是大月氏，贵霜王朝当主要是由西迁后的大月氏人所建立，其后寄多罗王朝（the Kidarites）仍与大月氏有关。”我们以为，“月氏”和“乌孙”都是部落联盟，特别是月氏，它本身并非斯基泰人，但在公元前5至前4世纪左右，是一个强大的游牧部落联盟，分布在河套以北至阿尔泰山以南的草原上，与阿尔泰山地区的斯基泰人（以巴泽雷克墓葬主人为代表）关系密切。35再往上溯，吐火罗—月氏人可能在史前时期（Afanasyevo文化时期）已到达南西伯利亚，如芬兰学者杨虎嫩（Juha Janhunen）即如此主张。36进入后世，月氏人分布范围愈益广泛，从黄河流域至中亚、南亚，皆可见其踪迹。美国学者C. I. Beckwith曾据汉文及阿拉伯文史料举出一例，推测至公元7世纪时，Ferghana地区（拔汗那）之居民仍操吐火罗语，而与周围之伊朗语诸国有别。37

关于渡过阿姆河攻占Bactria并建立贵霜帝国的pre-Kushans的体质特征，俄罗斯学者A. N. Zelinsky和Y. G. Rychkov认为是“北欧类型”（north-Europeoids），这种人种类型分布在从欧洲到萨彦—阿尔泰（Sayano-Altai）的广大地区，正是随着月氏人的到来而出现于Bactria和Badakhshan地区的。38《史记·大宛传》正义引三国时代万震所著《南州志》的记载，大月氏国“城郭宫殿与大秦国同，人民赤白色，便习弓马”，从中可以看出大月氏国人当时为白种人无疑。39今后如能对阿富汗北部Tillya-Tepe发现的月氏墓葬（约公元1世纪）的遗骨进行分析，或者更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澄清。

新疆石窟主要分布在西起疏勒（今喀什）经龟兹（今库车）、焉耆至高昌（今吐鲁番）一线，其中主要的龟兹和高昌石窟，都与吐火罗人有关。台湾青年学者陈健文注意到描画吐火罗人的壁画经常出现肤色较暗的人物形象，曾详加讨论。40这使我们联想到近代出土的汉简和汉代史料《易林》（胡适认为此书是新莽光武之际的崔篆所撰），其中有一些深目黑色人种的记载，已故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杨希枚曾做过研究41，认为这是古代生活在西北的一个特殊种族。如果这种说法可信，则吐火罗—月氏人可能包含了上文提到的各种欧洲人种类型。有的人类学家把欧洲人种划分为“南方人种”和“北方人种”，属“南方人种”的印度—地中海类型肤色黝黑，发色深，发形为波形，胡须多或中等，这种人种在今日的南欧、北非、阿拉伯半岛、伊拉克、南伊朗、北印度都有分布。作为一个纵横于欧亚大陆，经过长途迁徙的强大部落联盟，吐火罗—月氏人里有这种人种加入自然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由于西北一带长期以来即为民族杂处之区，可以与月氏相联系的文化遗存现在还未能确定，被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月氏文化遗存的甘肃沙井文化，亦未见有人骨鉴定资料发表。齐家文化曾发现人骨，其人种分类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中的华北人比较接近，虽然也可能受到一些古印欧语居民渗入的影响，但现在也不能做出肯定的判断。因此，我们仍期待着未来对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出土的人骨、古尸进行深入的体质人类学和分子考古学的研究。

早在1938年，E. Sapir就这样写道：“我强烈地感觉到，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印欧语在非常早的年代就已出现在中国突厥斯坦和中国西部，而这两种语言又分属不同的印欧语分支。”42将近六十年来对吐火罗语和吐火罗问题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位伟大语言学家的设想。我们相信，再经过几个世代坚持不懈的努力，随着考古学、人类学、遗传学、语言学等科学的不断发展和新资料的不断出现，吐火罗问题这个千古疑谜的谜底终将揭开。

附记

关于新疆的新石器文化，目前发现的以细石器为特征，分布在天山南北、塔里木盆地周缘和罗布泊洼地。第一类由楔形、柱形细石核和两边平直的截短细石叶组成，属华北、东北亚洲和西北美洲细石器传统，从西伯利亚到俄国欧洲部分亦有发现。与此平行发展的第二类是几何形细石器传统，发展中心在西亚，苏联中亚部分、阿富汗、新疆、西藏、青海都有发现。帕米尔高原似乎是两个细石器传统的结合部。43那时的新疆居民属什么种族，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此外，1987年夏在塔里木盆地南缘发现了打制石器三处，采自地面，数量也少，但有可能归入旧石器时代。44

补记

关于吐火罗—月氏人的起源，有些学者如Heine-Geldern和Samolin等认为是来自南俄的金密里安—吐火罗（Cimmerian-Tocharian）共同体，“乌孙”亦属这一共同体。在其东来和西迁的过程中，又与许多其他部族发生了混合。他们到达中国西北地区早于操伊朗语各族。至20世纪80年代，伊朗语大家H. W. Bailey仍引证此说。对这种说法，此处限于篇幅，不再详述。请参阅：R. Heine-Geldern, Das Tocharerproblem und die Pontische Wanderung, Saeculum, 2,1951, pp.225-255; W. Samolin, Hstorical Ethnography of the Tarim Basin before the Turks, Paleologia, IV, Osaks,1955, pp.33-40; Some Notes on the Avar Problem, CAJ, 3, 1,1957, p.65。

编补

1.关于新疆古尸，近年已出版以下新著，请参阅：E. W. Barber, The Mummies of Ürümchi, New York-London: Norton and Company, 1999；J. P. Mallory and Victor H. Mair, The Tarim Mummie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00；王炳华主编：《新疆古尸—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本文中提到的关于6000年前在南俄草原马被用作牵引动力的考古发现，现据牛津大学和基辅大学的碳素年代测定，属斯基泰时期，当为后代遗存，故原来的推论不能成立。请参看陈星灿：《考古随笔》，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151—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