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吐火罗人的起源和迁徙问题
吐火罗语是20世纪初在中国新疆发现的用中亚婆罗谜字母书写的印欧语系的语言，有A、B两种差别相当大的方言。初发现时根据回鹘佛教剧本《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即Maitreyasamitinātaka）的题识83，定名为吐火罗语。后来逐渐有人提出异议，遂将吐鲁番、焉耆一带残卷所代表的方言定名为焉耆语，而将库车一带残卷所代表的方言定名为龟兹语。这一结论现已为多数学者所接受。84但是，1958年发表了Vorob’ev-Desjatovskij考释的一件藏于原列宁格勒的吐火罗语B—梵语合璧文书，其中以梵语Tokhārikā对龟兹语的kucaññe iscake85，所以有的学者仍主张保留吐火罗语这一名称。86与吐火罗语的命名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历史地理和民族问题，也是数十年来中外学者热烈讨论的对象。87不过，操这种属Centum语组的相当古老的印欧语（“一百”在吐火罗语A作känt，在吐火罗语B作kante、känte）的吐火罗人的起源问题，却一直是个未解之谜。依靠现代历史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和遗传学的新的研究成果，我们是否可以解开这个谜呢？
一
现存吐火罗语文献的年代约为公元5—10世纪，但是，正如T. Burrow和H. W. Bailey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指出的88，用佉卢文书写的尼雅俗语中有很多语法现象和词汇接近于吐火罗语，所以，鄯善国的居民原来说的是一种与后来的焉耆—龟兹语有些不同的吐火罗语，也就是说，存在吐火罗语的第三种方言。这说明，吐火罗人进入塔里木盆地可以提早到公元2—3世纪。
在汉文历史记载里，可以与吐火罗人联系起来的还有“月氏”。一般认为，“月氏”之名已见于先秦典籍，如《逸周书·王会篇》（《伊尹朝献》作“月氏”）和《管子》中《国蓄》、《揆度》、《轻重甲》、《轻重乙》各篇的“禺氏”（《地数篇》作“牛氏”），《穆天子传》的“禺知”是指月氏。由于对《管子·轻重》诸篇的著作年代尚有争议，或主战国，或主西汉，这里不拟讨论89。但可以确知的是，当秦汉之际，月氏是中国古代北方三大民族—东胡、匈奴、月氏之一，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族，故其活动范围可自塔里木盆地直至鄂尔多斯草原。西迁之前月氏人的活动中心，乃东起今祁连山以北，西抵今天山、阿尔泰山东麓。90
关于月氏的族属和语言问题，自19世纪以来众说纷纭，但目前除少数学者还主张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说91、汉藏语系的羌氐之类说92外，比较一致的意见肯定月氏为一种说印欧语的古代民族93。但是，在月氏究竟说印欧语系的伊朗语还是吐火罗语的问题上，仍然存在争论。
B. Laufer1917年出版《月氏语言考》94，考证了见于汉籍的月氏语词，即“师”（“狮”）、“符拔”、“及”（《太平寰宇记》卷80引《玄中记》，按《太平御览》卷900引作“反牛”）、“翕（翖）侯”以及贵霜王名如Kaniṣka、Huviṣka的后缀ṣka，还讨论了“月氏”这一族称，得出的结论是月氏语应与斯基泰语、粟特语、奥塞特语（Ossetian）和雅格诺布语（Yagnobi）同属一系。H. W. Bailey在数十年中也一再论证“月氏”这一名称的原型是伊朗语词，月氏—吐火罗人所操的语言应属伊朗语。
但是，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多数学者都主张月氏是吐火罗人的一支。95蒲立本（E. G. Pulleyblank）在1966年发表的著名论文96里，曾对一些与月氏有关的名称进行分析，指出其中有吐火罗语的词汇，还举出汉文古籍中的一些词作为说明吐火罗语影响的例证，其间虽不无可商之处，但汉人与吐火罗—月氏人的接触甚早，却是完全可能的。汉语的“师（狮）子”，可能来源于伊朗语（如粟特语为srγw，花剌子模语为sarγ，于阗语为sarau，安息语为śarg，中古波斯语为śagr），但也可能与吐火罗语A ṣecake或吐火罗语B śisäk有关。97“翕侯”的原型也可解释为是吐火罗语（焉耆语yapoy，龟兹语ype，意为“土地、国家”）。至于贵霜王名中的后缀ṣka，据V. V. Ivanov研究，亦源于龟兹语。98我们以为，渡过阿姆河攻占巴克特里亚（大夏）的月氏是个部落联盟，以吐火罗人为主，但在西迁过程中也混杂了说东伊朗语的塞人各部，甚至原来还可能有些阿尔泰语部族乃至羌族的成分。即使Laufer对月氏语的研究结论能够成立，我们也可以理解为那些语汇实际上是月氏统治下的伊朗语各部的语言。
贵霜王国境内曾使用多种语言，但其创建者原来的语言是吐火罗语，近来也有一些新的线索。早在1947年，季羡林就做了考证99，认为汉语“佛”不是直接译自梵语buddha，而是可能来源于吐火罗语，如焉耆语pät-，龟兹语pud-或pūd-。但按高本汉（B. Karlgren）的构拟，佛的古音b’iwət/b’iuət是以浊音起始的，而在吐火罗语中是清音。所以，这个问题还未最后解决。1970年，德国学者Bernhard支持季先生的假设，认为“佛”译自较吐火罗语A、B更早的一种吐火罗语方言的but（参考吐火罗语B pudñäkte，吐火罗A ptāñkät）。100蒲立本也认为“佛”的原型是but。1011979年，古都西安的一处遗址曾出土一件小的铜坐佛，底部刻有佉卢文一行。据林梅村考释研究102，其时代不晚于4世纪末，出于自2世纪中叶以降大量流寓中国的贵霜月氏移民之手。值得注意的是，铭文中有“佛”一词，写作buca。在吐火罗语里，t变成c是一个显著特征，此种现象亦见于前述佉卢文书的吐火罗语底层。所以，这个buca应是月氏人所用的吐火罗语词。
1976年在甘肃灵台白草坡发掘的一座西周墓的出土物中有一青铜戟，戟上的人头像具有明显的白种人特征，类似头像还见于1980年在陕西扶风一处西周宫殿遗址出土的两件蚌雕，其中一号头像完整，头顶刻有一个“巫”（
）字。以上三例表现的白种人，有人认为就是吐火罗—月氏人。103西周蚌雕人头像也引起了饶宗颐104和美国学者梅维恒（Victor H. Mair）105的注意和重视。这些雕像所表现的白种人的族属究竟是什么，现在还难下结论，除可能与吐火罗人有关外，也可能是中国古代的伊朗语族人。
我们认为，研究吐火罗人起源的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新疆出土的人骨和古尸。例如，1979年新疆考古所在距离现已干涸的罗布泊湖以西约70公里的孔雀河下游北岸第二台地沙丘上，发掘了42座古代墓葬，从中采集到一批头骨。墓葬年代属青铜时代，距今约3000多年。根据对人骨的人类学特征的研究，古墓沟文化居民同南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伏尔加河下游草原和咸海沿岸的青铜时代居民具有一般相近的原始欧洲人种特征，其头骨形态与诺的克类型（Nordic，即北欧类型）有许多相似之处。106除原始欧洲人类型之外，新疆还发现了地中海（印度—阿富汗）人种类型和帕米尔—费尔干人种类型的白种人遗骨。107古楼兰居民的主体属欧洲人种印度—阿富汗类型，与古墓沟文化居民具有不同的种族起源关系，在时代上，后者也早于前者。所以，古墓沟文化是迄今所知欧亚大陆上时代最早、分布位置最东的古欧洲人类型。我们是否可以据此推测，早在三四千年前就已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白种人与后来的吐火罗人之间有某种渊源关系呢？我想，这方面的研究前景是非常吸引人的，也是很有希望的。
二
讨论吐火罗人的来源，必然要涉及吐火罗语在印欧语系中的地位和与非印欧语的联系。
从20世纪初以来的近百年里，各国语文学家对此提出了多种假设。H. Pedersen先认为吐火罗语与意大利—凯尔特语关系密切，后又主张将意大利—凯尔特语、弗立基亚语（Phrgyian）、赫梯语和吐火罗语归属于同一个语组。A. Meillet以为吐火罗语处在意大利—凯尔特语为一方和斯拉夫语同亚美尼亚语为另一方之间的过渡地位。J. Pokorny企图证明吐火罗语首先与色雷斯语（Thracian）和弗立基亚语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其次与亚美尼亚语和波罗的—斯拉夫语有关系，再者与日耳曼语有联系。E. Hermann认为吐火罗语与弗立基亚语关系密切，而弗立基亚语的地位则处于吐火罗语与亚美尼亚语之间。E. Benveniste在1936年发表的著名论文108里提出，吐火罗语的地位处在意大利—凯尔特语为一方与希腊—亚美尼亚语为另一方之间：它与赫梯语一样，是史前时期的古代语言之一，一方面与波罗的—斯拉夫语相邻，另一方面又同希腊语、亚美尼亚语和色雷斯—弗立基亚语邻近。进入50年代，W. Porzig认为，吐火罗语与波罗的—斯拉夫语和日耳曼语的关系最密切，与希腊和色雷斯—弗立基亚语的关系则相对较疏。V. I. Georgiev则着重论证了吐火罗语与波罗的—斯拉夫语和日耳曼语之间的关系，认为波罗的—斯拉夫语、日耳曼语和吐火罗语共同构成了印欧语的北支。109
George S. Lane于1970年发表的文章110，在Benveniste论文的基础上对吐火罗语与诸印欧语和非印欧语的联系重新做了探索。在印欧语方面，他考察了吐火罗语与意大利、凯尔特、日耳曼和斯拉夫语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吐火罗语原处于波罗的—斯拉夫语与希腊—亚美尼亚语之间的地位，后来又与意大利—凯尔特语、再度与斯拉夫语发生接触，而和日耳曼语并没有特别密切的联系。在非印欧语方面，作者指出了芬—乌格里安语对吐火罗语的影响，这种语言间的接触发生在吐火罗人东迁之前，地点在今俄罗斯中部的某些地方。
D. Q. Adams 1984年发表的文章111，从音位、形态、词汇等方面，特别是用统计方法研究了吐火罗语词汇与其他印欧语的相似程度，得出了吐火罗语同日耳曼语最为接近的结论。此外，它与希腊语、印度—伊朗语（特别是印度语）也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与波罗的语的关系则相对少些，再次是斯拉夫语和拉丁语。在此之前，Van Windekens的研究112也有类似的认识。Adams认为可以把吐火罗语归入印欧语系的西北语组（A. Meillet所提出），它在原始印欧语世界中与先日耳曼语（Pre-Germanic）为邻，以后，随着原始印欧语共同体的解体及其各个分支的迁徙，吐火罗语向南和向东运动，与希腊语的祖先（可能在巴尔干北部）和印度—伊朗语的祖先有了联系。再往后，吐火罗人到达我国新疆等西北地区，又跟东伊朗语各族发生了语言接触。
近年来，苏联语言学家T. V. Gamkrelidze和V. V. Ivanov力主印欧语和印欧人的故乡在中东的新说。他们认为，吐火罗语在印欧语系中同安纳托里亚语（赫梯语、鲁维语等）、凯尔特语、古意大利语组成一个方言区。113安纳托里亚语首先从该方言区分离，接着留下的吐火罗—古意大利—凯尔特方言共同体进一步分解为吐火罗语和古意大利—凯尔特语共同体。吐火罗语分离之后，又与分离时间更早的原始安纳托里亚语发生了长时期的接触。最后，吐火罗语诸部从中东开始了他们的长途迁徙，经历许多地区而最终到达中亚。
吐火罗语在史前时期与芬—乌格里安语有相互影响和借用的关系，这种语言联系可能发生在公元前第二千纪早期，地点在咸海和南乌拉尔之间。114吐火罗语与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也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据N. A. Baskakov研究115，有一定数量的突厥语词汇源于吐火罗语，如突厥语的kün—gün（日）来自吐火罗语A的koni—kom，吐火罗语B的kaum—kom；突厥语的tümen“万”来自吐火罗语A的tman，吐火罗语B的tumane—tmame，等等。吐火罗语与达罗毗荼语之间有共同点，这可以从铜器时代中亚细亚南部居民说一种达罗毗荼语的假设中得到解释。116
由于众说纷纭，对吐火罗语在印欧语系中的地位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现在还不能做出肯定的结论。117但从多年的讨论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些共同的认识，那就是：吐火罗语的发祥地可能在欧洲，它是一种古老的印欧语，脱离印欧共同体的时间相当早，在操这种语言的部族到达我国新疆等西北地区之前，曾有过长途远徙的历史，在此过程中，它又与许多印欧语和非印欧语发生接触；即使像有些人所主张的那样，吐火罗人起源于中东，但他们在迁到我国西北之前，也必然经过了欧亚大陆的辽阔地区。
三
作为印欧人的一支，研究吐火罗人的起源问题必然涉及印欧人的起源问题。
自19世纪以来，印欧语言学家不断尝试寻找原始印欧语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时的根据地，即通常所说的“印欧语故乡”（Urheimat）。118在比较语言学发展的早期，由于当时认为最古老最原始的印欧语是梵语，所以一般都把印度视为印欧语的发祥地。以后，又有人将亚洲其他地区看作印欧语的摇篮。英国人R. G. Latham首先提出印欧语应发源于欧洲的看法。以后经多年研究，虽仍有人主张印欧母语起源于亚洲，但多数学者似已倾向于欧洲起源说了。
确定印欧人原住地，比较语言学家多采用语言古生物学（linguistic palaeontology）的方法。所谓语言古生物学，就是通过对印欧语系中各语族语言的分析、比较和复原，发现这些语言在其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所使用的共同母语，并进而详细分析这种母语的固有成分和借用成分，从而探讨使用这种母语的民族的原住地。例如，按照Paul Thieme的说法119，印欧语“鲑鱼”一词是原始印欧人发祥地的有力证据。这种鱼来自南大西洋，成群结队地游进注入波罗的海和北海的河流里，至今还以其原始意义存在于俄罗斯、波罗的海各国、斯堪的那维亚和德国。根据共同日耳曼语*lax和波罗的语的laszisz，可以构拟出原始印欧语*laks。在吐火罗语里有laxs一词，泛指一般的鱼类。但在印度—伊朗语里，情况有些不同，如梵语lakṣa的意思是“巨量”或“万”，这说明有“鲑鱼”或“鲑鱼群”之义的词在移入印度的印欧人忘记这种鱼之后意义有了变化和引申，在其他各地也都有以数量或密度著称的事物的名称表示很大数量的类似例子，如埃及圣书字以蝌蚪表示“万”，汉语以“蚁”表示大量，伊朗语的“万”植根于“蜂”，等等。所以，原始印欧人的聚集地应是在北日耳曼地区，也就是中欧和东欧偏北的地方。
但是，语言古生物学的方法也有相当大的局限性。现在在探寻印欧语故乡时，除了语言古生物学，还广泛采用比较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方法。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考古学材料越来越受到重视。
早在1926年，著名考古学家V. G. Childe（1892—1957）就指出乌克兰黑海北岸草原地区可能是印欧人的故乡。120到了50—70年代，Marija Gimbutas提出了著名的“库尔干”（Kurgan）理论。121所谓Kurgan，原是个借自突厥语的俄语词，意为“古坟”。Gimbutas在1956年首先使用这个术语，用以指称从黑海地区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下游的草原地区，以至西伯利亚叶尼塞地区，时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前2500年间的半游牧文化。这种文化具有比较先进的武器，采用竖穴式墓坑，饲养马匹，也已有了农耕，其社会组织是层级式的，实行父权制。库尔干文化即原始印欧人的文化，其扩散和渗入各地可分为三个阶段：（1）公元前4300—前4200年；（2）公元前3700—前3500年；（3）公元前3100—前2900年。并逐渐取得了优势。第一阶段的原始印欧人来自伏尔加河草原；第二阶段来自德聂斯特河下游和高加索山脉之间的黑海北岸地区，文化更为先进；第三阶段又来自伏尔加草原。而在库尔干文化之前，欧洲还存在一种古老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前3000年），属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其居民说的不是印欧语。在有关印欧语和印欧人发祥地的各种假设中，库尔干或南俄草原起源说是影响较大的。Gimbutas也曾就吐火罗人的起源问题与奥地利民族学家Robert Heine-Geldern进行讨论。122按她的说法，原始吐火罗人可能起源于中欧，约在公元前1200年前东迁，与此相对应的考古学文化应是青铜时代晚期的土冢—骨灰瓮文化。
至80年代，在印欧语和印欧人起源研究方面又提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说。T. V. Gamkrelidze和V. V. Ivanov主要依据语言学资料，主张印欧人的故乡是在中近东。按照这个新理论，原始印欧人是在公元前5000—前4000年生活在东安纳托里亚、南高加索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与说原始闪语、原始卡尔特维里语的各族为邻，可能和哈拉夫文化（Halaf Culture）有关。1984年，他们的巨著《印欧语和印欧人》123出版，系统地阐述了这一观点。稍后，英国考古学家Colin Renfrew在1987年出版了《考古学与语言》124，这是一本依据“新考古学”的文化过程理论，结合历史语言学，从新的角度探讨印欧人起源问题的专著。作者一反过去认为印欧语是由横跨广阔区域的移居游牧民传播的旧说，认为农业的逐步扩展是印欧语扩散的最基本的途径。他指出，公元前7000年以前印欧人从约旦河谷穿过东安纳托里亚到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弧形地带，发展起第一个农业经济区域，印欧语随着其主要传播者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逐渐传播，并同化了各地土著的狩猎者和采集者的语言。他所主张的印欧人的故乡是在中安纳托里亚，接近两位苏联学者的说法。
另一位苏联东方学家I. M. Diakonoff于1982年发表长文125，不赞成印欧人起源于中近东的论点，提出印欧人的故乡是在巴尔干—喀尔巴阡地区。但他又指出，该地区的动物驯养和农业出现于公元前6000—前5000年，应该是来自小亚的，因此，小亚Catal-Hüyük文化地区可能是当地农民和家畜饲养者的故乡，不过印欧语的传播是始于巴尔干—喀尔巴阡地区，而不是始于近东和小亚的。
上述几位学者的论著影响很大，在学界引起强烈的震动和热烈的争论。自80年代末以来，这个讨论一直在继续。126
除有代表性的Kurgan起源论和中近东起源论外，Lothar Kilian则认为印欧人的发祥地是欧洲从北海直到乌克兰的广大地域127，并将早期共同印欧语的年代推到公元前10000年，将共同印欧语分化和晚期印欧语开始的年代定为公元前5000年或前4000年，各个支别印欧语的出现则定为始于公元前2000年。
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开始注意印欧人的起源问题。128特别是最近有人研究了RFLP（限制性片段长途多能性）与人类三大种族问题和种族内的演变129，在分子水平上讨论了Renfrew关于印欧人起源于近东地区的假说。
研究印欧语起源的学者对吐火罗语资料都很重视。Gamkrelidze和Ivanov在论证印欧人的故乡在中东之后，特地撰文讨论吐火罗语和吐火罗人的起源（1989），前面已略有涉及。
在这之前约十年，著名伊朗学家W. B. Henning（1908—1967）的遗作《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于1978年发表。130他将吐火罗人与楔形文字中经常出现的古提人（Guti，加上阿卡德语的格尾音，就成了Gutium等形式）等同起来。巴比伦统治者Narâm-Sin败于来自波斯西部山地的古提人之手，他们主宰整个巴比伦约达百年之久（公元前2100年左右），但其来历不清楚。Henning肯定古提人就是吐火罗人的前身。同时，他还研究了古提人与楔形文字材料中的Tukriš人之间的关系。Tukriš末尾的咝音可能是当地语言的格尾音，所以实际上的词干是Tukri，其居住地从东面和东南面邻接古提人的区域。作者假定Tukri和Guti是两个关系紧密的兄弟部族，他们在公元前3千纪末离开波斯西部，经过长途跋涉到了中国，其中一部分定居下来，其他的仍过着游牧生活，是即中国史书记载的“月氏”。“月氏”一名最终来源于Guti（kuči这个名称也是由Guti变来的），“吐火罗”一名最终来源于Tukri。Guti和Tukri这对孪生兄弟之所以被称为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是因为他们很早就见诸中近东的历史记载，甚至先于小亚的赫梯人。Gamkrelidze等于1986年看到此文后，深受启发，发展了Henning之说，进一步肯定公元前3000年前吐火罗人已居住在近东。吐火罗语与“古欧洲”方言（包括凯尔特—意大利语、伊利里亚语、日耳曼语和波罗的—斯拉夫语）组成语言联盟（Sprachbund），共同从近东的故乡迁往中亚的广阔地区。在中亚北部地区及该地区的北面和东面各地，吐火罗语与原始突厥语、芬—乌格里安语发生接触，这种接触延续至公元前2千纪与前1千纪之交。以后，又与东伊朗语、汉语、原始藏语以及南亚语系诸语言、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包括朝鲜语）发生接触，最后在中国新疆留下了属公元5至10世纪的文献。
斟酌这些说法，我们倾向于认为印欧人的故乡在以黑海北岸为中心，向西伸展到多瑙河流域，向东伸展到里海沿岸，包括南俄第聂伯河和顿河流域在内的地带。考古学家S. Piggott曾说早期印欧语居民的住地在喀尔巴阡和南俄平原之间。131 David W. Anthony在1986年撰文讨论Kurgan理论132，提出印欧人的故乡是公元前4000年后半期的里沃夫—基辅地带，那里是连接中欧和南俄草原的通道。这些意见都值得认真考虑。
至于吐火罗人的原住地，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W. Krause设想吐火罗人原分布在第聂伯河与乌拉尔之间的地区，与芬—乌格里安人为邻。Lane认为吐火罗人大约于公元前第二千纪从俄国欧洲部分东迁，与此有关的考古学遗存是Fatjanovo文化。Adams主张吐火罗语所属的印欧语系西北语组分布于喀尔巴阡之北，易北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吐火罗人很早就从这些语组中分离出来，向南或向东移动，大约于公元前第三千纪上半期在莫尔达维亚或其邻近地区与希腊人发生接触，并且先于希腊人到达巴尔干。然后，吐火罗人继续东进，越过黑海草原与中亚草原，又与先希腊人发生接触，并逐渐到达了新疆。
有的学者将古典作家记载的Cimmerians与吐火罗人等同起来，如Heine-Geldern在1951年发表的一文常被人引用。133作者认为与欧洲的哈尔斯塔特文化（Halstatt Culture）有关的部族曾在古代大举向东迁移，大约在公元前800年左右由多瑙河下游地区、俄罗斯南部和东部及高加索到达中国，即中国史书记载的“猃狁”，他们与后来的吐火罗人有关联。西方人的到来曾给远东以至东南亚的文明（如印度支那东北部的东山文化）以重大影响。这种说法难以令人信从。根据Diakonoff的研究134，Cimmerians不是族称，而是指一个由欧亚草原游牧民组成的，说伊朗语的、机动且骑马的军士群体，所以在黑海北岸和近东都找不到可以与斯基泰人（Scythians）相区别的Cimmerians的物质遗存。从这里也可看出，Cimmerians是不大可能说吐火罗语的。
对吐火罗人的起源，佛教史学家A. K. Narain又提出了新的看法。135作者论证了我国古代的月氏人就是西方记载中的Tochari人和印度典籍中的tuṣāra人或tukhāra人，贵霜王国实际上就是大月氏国家。但他不赞成吐火罗—月氏人西来说，也不同意Henning所主张的Guti=月氏的新说，认为月氏很早就住在中国境内，是中国古代北方的一个重要民族，并力图将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与吐火罗—月氏人联系起来，还推测仰韶文化也可能与吐火罗—月氏人有关。不仅如此，他还进而认为印欧人也可能源于中国，吐火罗—月氏人是“最初的”印欧人的一支，也是最后离开故乡的。与吐火罗人同属“最初的”印欧人的还有赫梯人和说Centum语组语言的各支，他们先后在公元前3千纪至前2千纪西迁。居住在“最初的”印欧人西边的“较晚的”印欧人（“Second” Indo-European），他们包括伊朗语各族，还有其他说Satem语组语言的各支。这样，我国北方就成了吐火罗—月氏人和印欧人的“摇篮”。
我们认为，将吐火罗人和月氏人联系起来，这种看法可取。但把齐家文化说成吐火罗人和“最初的”印欧人的文化，至少就目前而言，在考古学上无法证实。可以与月氏相联系的文化遗存，现在还未能确定。对新疆、河西以至鄂尔多斯的吐火罗—月氏文化遗存的确认，尚有待于未来的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研究的新成果。
此外，C. A. Winters于80至90年代初连续发表文章136，提出了吐火罗语和吐火罗人起源于达罗毗荼人的说法。作者肯定古代印度哈拉巴文化的创造者是达罗毗荼人，他们与中亚早就存在联系，并控制了巴达赫尚等地的青金石矿区和锡的输入。作者认为达罗毗荼人的故乡在非洲，与非洲的曼丁人（Manding）关系紧密，他们于公元前3000年离开撒哈拉进入伊朗和亚洲各地。伊朗高原发现的最古的语言埃兰语现已证明属达罗毗荼语。这些达罗毗茶人和曼丁人的文化特征是具有黑红陶（BRW），这种黑红陶从努比亚经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到印度都有发现，其影响甚至及于安诺和中国的仰韶文化。作者企图从构词法、语音和词汇等方面说明达罗毗荼语、曼丁语与吐火罗语的相似性，从而证明吐火罗语中存在达罗毗荼语和曼丁语的底层。
吐火罗语中确实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印欧语的创新，这可能是由于它脱离印欧语共同体比较早并且长期与非印欧语接触产生的（前已述及）。吐火罗人与达罗毗荼人有过一些联系，也不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要说吐火罗语源于达罗毗荼语甚至曼丁语，在语言学和考古学方面都无从证明。所以，Winters的吐火罗语和吐火罗人起源的假说是很难成立的。
我们设想，吐火罗人可能起源于东欧或中欧稍偏北的地区，与波罗的—斯拉夫、日耳曼、凯尔特语诸族接触较多，其东进的时间和具体过程则尚待进一步研究。Henning、Gamkrelidze、Ivanov等都是卓越的语言学家，他们关于“原始吐火罗人”=Guti，吐火罗人起源于西亚的论文知识淹博，很有创造性，确有极新鲜的见解，但总的说来，还缺乏可靠的考古学和人类学材料的支持，目前还只能看作是一种尚待证明的假说。
在考古学材料方面，H. L. Thomas推测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的一部分属吐火罗人137；J. P. Mallory将阿法纳西耶沃文化（Afanasyevo Culture）与吐火罗人联系起来138，认为吐火罗人从东欧开始进行了长达4000公里的长途迁移；芬兰学者杨虎嫩（Juha Janhunen）也认为吐火罗人在阿法纳西耶沃文化时期已到达南西伯利亚139；N. L. Chlenova则将卡拉苏克文化（Karasuk Culture）的居民看作是吐火罗人的一支140。这些论点也都是值得认真考虑的。
前已提及，中国新疆各地发现过不少具有明显高加索人种即白种人特征、保存完好的古尸，今后如果对地下埋藏的古尸进行科学的发掘和研究，相信对吐火罗人以至整个印欧人起源问题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遗传学家L. Cavalli-Sforza将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技术和方法用于人群和语言起源的研究141，“测量”各族人民间的亲缘关系，这是我们应该密切注意的。
在语言学方面，近年对史前语言的构拟和研究取得了很多进展。142有学者指出，吐火罗语材料在原始印欧语的构拟中起着关键的作用。143我们也应该探讨这些新成就和新方法。
展望未来，进行多方面的，跨学科的研究和国际合作，吐火罗语和吐火罗人起源之谜是能够解开的。
缩写表
CAJ：Central Asiatic Journal.
JAO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cntal Society.
JRAS：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PAW：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Phil. -hist. Klasse.
ВДИ：Вестник древней истории.
НАА：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补记
关于吐火罗语在印欧语系中的地位问题，并请参阅D. A. Ringe, Evidence for the Position of Tocharian in the Indo-European Family? Die Sprache-Zeitschrift für Sprachwissenschaft, 34, 1988-1990, 59-123. Penglin Wang（王鹏林）最近讨论了吐火罗语与阿尔泰语的接触，请参看他的On the Etymology of English Silk: A Case Study of IE and Altaic Contact, CAJ, 37, 3-4, 1993, 225-248。
编补
国内出版的研究“吐火罗问题”的专著，可以举出王欣的《吐火罗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原载Sino-Platonic Papers,53,1994）
1 季羡林：《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载《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
2 F. W. K. Müller und Ε. Sieg, Maitrisimit und Tocharisch, SPAW, 1916, S. 414.
3 W. B. Henning指出，被F. W. K. Müller等读作Nagaradeśa（《法显传》作“那竭”，《大唐西域记》卷2作“那揭罗曷”，今阿富汗的Jalālābād）的N’kryδys的正确读法是knyδys，即焉耆的梵语化名称Agnideśa。参阅The Name of the “Tokharian Language”, AM, 1, 1949, p. 160。
4 yaratmis，意为“编译”。参阅季羡林：《吐火罗文和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性质浅议》，《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65页。苏联藏学家Ю. H. Рерих也认为此词可与藏文的gtan-la’bebs-pa比对，有校订、编辑典籍之意。
5 F. W. K. Müller等以为Il-baliq即元明时代的Ili-baliq或Ila-baliq，今伊宁附近（SPAW 1916，S. 416）。但正如伯希和指出，这个比定是有疑问的。参阅《吐火罗语与库车语》，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1957年版，94页。
6 有关文献可参看关于吐火罗语的两种书目：E. Schwentner, Tocharische Bibliographie 1890-1958, Berlin, 1959; St. Zimmer, Tocharische Bibliographie 1959-1975, Heidelberg,1976。未收入这两个书目的一些文章亦可参考，例如：Buddha Prakash, Thākura, CAJ, 1957; Ю. H. Рерих, Тохар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НАА, 1963, 6; M. Rohi Uighur, The Original Home of the Tokharians, Karachi, 1965，等等。
7 耿世民、张广达：《唆里迷考》，《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156页。但是，有的学者仍主张吐火罗语这一名称可能是正确的，参阅W. Thomas, Zu skt. Tokharika und Seiner Entsprechung im Tocharischen(Kuhns),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Sprachforschung, 95, 1, 1981。对命名问题的研究现状，请参阅同一作者的Die Erforschung des Tocharischen: 1960-1984, Stuttgart, 1985, S. 14-17。
8 王静如：《论吐火罗及吐火罗语》，《中德学志》第5卷第1—2期，1943年；黄盛璋：《试论所谓“吐火罗语”及其有关的历史地理和民族问题》，《西域史论丛》第2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9 徐文堪：《从一件婆罗谜字帛书谈我国古代的印欧语和印欧人》，载李铮等编：《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0 Émile Benveniste, Tokharien et. Indo-Européen, Festschrift für Hermann Hirt, Vol.I, Heidelberg,1936, pp.229-240.
11 George Sherman Lane, Tocharian: Indo-European and Non-Indo-European Relationships, Indo-European and Indo-Europeans, Cardona, Hoenigswals, and Senn ed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0, pp.73-88.
12 D. Q. Adams, The Position of Tocharian among the other Indo-European Languages, JAOS, 104, 3, 1984.
13 A. J. van Windekens, Le Tokharien confronté avec les autr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 La phonétique et le vocabulaire, Vol.I, Louvain, 1976, pp.614-619.
14 T. B. Гамкрелндзе, Вяч. Bс. Иванов, Первые индоевропеицы в истории: предки Тохар в древней Передней Азин, ВДИ, 1989, 1.
15 参看James Mallory, A Short History of the Indo-European Problem, JIES, I, 1, 1971；陈有锵：《印度欧罗巴人的起源和扩展》，《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16 Paul Thieme, Die Heimat der Indogermanischen Gemeinsprache, Wiesbaden, 1953. 参阅原载Scientific American(October, 1958)的《印欧语》一文，汉译文见王士元主编：《语言和人类交际》，游汝杰、潘悟云等译，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42—45页。
17 V. Gordon Childe, The Aryans, New York, 1926.
18 Stuart Piggott, The Earliest Wheeled Transport, London, 1983, p.61.
19 David W. Anthony, The Kurgan Culture, Indo-European Origins, and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Horde: A Reconsidera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27,1986. 这与V. G. Childe 1957年的看法一致（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6th, London）。
20 例如Proto-Indo-European Culture: the Kurgan Culture during the 5th to the 3th Millennia B. C.，见前引Indo-European and Indo-Europeans, pp.155-198。
21 Marija Gimbutas, Comments on Indo-Iranians and Tokharians: Archaeological problem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5, 1963, p.817.
22 Marija Gimbutas, Comment on Indo-Iranians and Tokharians: A Response to R. Heine-Gelder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6, 1964, pp.895-897.
23 T. V. Gamkrelidze, V. V. Ivanov, Sprachtypologie und die Rekonstruktion der gemeinindogermanischen, Verschlüsse, Phonetica, 27, 1973.并请参阅Gamkrelidze在第14届国际语言学家大会上的报告Language Change and Diachronic Linguestics。与他们同时，美国日耳曼学家Paul H. Hopper独立进行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参阅Oswald J. L. Szemerényi, Recent Developments in Indo-European Linguistics,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1985, pp.8-9。
24 Г. А. Климов, Об ареальной Конфигурации и рото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ото в свете данных Кармвельских языков, ВДИ, 1986, 3.
25 发表在ВДИ3(1980)和2(1981)上的两篇文章已译成英文：T. V. Gamkrelidze and V. V. Ivanov,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the Indo-European Question: Temporal and Territorial Characteristics of Proto-Indo-European Based on Linguistic and Historico-Cultural Data; The Migrations of Tribes Speaking Indo-European Dialects from Their Original Homeland in the Near East to Their Historical Habitations in Eurasia。载于JIES, 13, 1 & 2,1985。
26 Т. В. Гамкрелндзе, Вяч. Bс. Иванов, 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ий язык и индоевропейцы,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и псторико-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праязыка и протокультуры, Тбилиси, 1984.
27 载于ВДИ3-4(1982)，已译成英文：I. M. D’iakonov, On the original home of the speakers of Indo-European, JIES, 13, 1 & 2,1985。
28 W. B. Henning, The First Indo-Europeans in History, Society and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edited by G.L.Ulmen, The Hague-Paris-New York, 1978.
29 Ilya Gershevitch, Walter Bruno Henning, The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LXV, 1979, pp.697-699.
30 Colin Renfrew, 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the Puzzle of Indo-European Origin, London, 1987. 参阅周流溪：《印欧语言起源新说》，《外语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2期。
31 N. S. Trubetzkoy, Gedsnken über das Indogermanenproblem, Acta Linguistica, I, 1939.
32 J. P. Mallory, In Search of the Indo-Europeans: Language, Archaeology and Myth, London, 1989.
33 Lothar Kilian, Zum Ursprung der Indogermanenm, Forschungen aus Linguistik, Prähistorie und Anthropologiem, Bonn, 1988(第2版).
34 S. Piggott, Approach to Archaeology, London, 1959, p.116.
35 V. I. Georgiev,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s, Sofia, 1981, p.297.
36 H. L. Thomas, Arch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Migrations of the Indo-Europeans, The Indo-Europeans in the Fourth and Third Millenia, Edgar C. Polome ed., Ann Arbor, 1982, p.81.
37 前引J. P. Mallory, In Search of the Indo-Europeans, p.263。
38 Juha Janhunen, On Early Indo-European-Samoyed Contacts,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185, 1983, p.116.
39 H. Л Членова, Карасук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I, Улан-удэ, 1964.参阅Т. Sulimirski, Prehistoric Russia, London-New York, 1970, p.308。
40 Robert Heine-Geldern, Das Tocharerproblem und die pontische Wanderung, Saeculum, 2, 1951.
41 L. M. Diakonoff, The Cimmerians, Acta Iranica, 2e série VI, 1981, p.132.
42 韩康信：《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考古学报》1986年第3期。
43 韩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的种族人类学研究和维吾尔族的体质特点》，《西域研究》1991年第2期。
44 T. Burrow, Tocharian Elements in Kharoṣṭhi Documents, JRAS, 1935.
45 林梅村：《开拓丝绸之路的先驱—吐火罗人》，《文物》1989年第1期。并请参阅尹盛平：《西周蚌雕人头种族探索》，《文物》1986年第2期。
46 饶宗颐：《丝绸之路引起的“文字起源”问题》，《明报月刊》1990年9月号。
47 Victor H. Mair, Old Sinitic *Myag, Old Persian Maguš, and English “Magician”, Early China, 15,1990.
48 根据李济、杨希枚、C. S. Coon等学者的研究，殷墟人骨是异种系的，其中有高加索人种的成分，但这一论点被C. G. Turner、W. W. Howells、张光直、韩康信、潘其风诸氏所否定，他们认为殷墟头骨纯属蒙古种系，对此这里暂不讨论。参阅杨希枚：《卅年来关于殷墟头骨及殷代民族种系的研究》，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8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又载《安阳殷墟头骨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49 A. K. Narain, On the “First” Indo-Europeans: The Tokharian-yuezhi and their Chinese Homeland, Papers on Inner Asia, 2, Indiana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Bloomington, IN, 1987.
50 A. K. Narain, Indo-Europeans in Inner Asia,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edited by Denis Sinor, Cambridge, 1990, pp.151-176.
51 有些国内学者根据国外的早期文献（如已故的André Maricq的研究），将阿富汗Surkh Kotal发现的碑铭上以希腊字母书写的伊朗语称为“真吐火罗语”（étéo-tokharien），其实是不很妥当的。早在1944年，F. W. Thomas就初步地释读过一件发现于楼兰的残缺的“吐火罗”文书，作者在标题里用了一个问号以示疑问，见A Tokhari(?) MS, JAOS, 64, 1944。
52 E. G. Pulleyblank,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JRAS, 1966, p.29.
53 张光直：《考古学上所见汉代以前的西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2本第1分，1970年，96页。
54 安志敏：《甘肃远古文化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86页。参阅横田祯昭：《河西における匈奴文化の的影响—沙井文化考》，《中国古代の东西文化交流》，东京，1983年。
55 颜訚：《甘肃齐家文化墓葬中头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55年第9期。
56 参阅韩康信、潘其风：《关于乌孙、月氏的种属》，《西域史论丛》第3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57 D. M. McAlpin, Proto-Elamo-Dravidian: The Evidence and Its Implication, Trans. of the Am. Philosophical Society, 71, Part 3, 1981.
58 K. Menges, Altajisch und Drāviḍisch, Orbis, 13, 1964.
59 W. Winter, On a New Claim concerning Substratum Influence upon Tocharian, СAJ, 33, 1989.
60 Е. Д. Поливанов, 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ое *medhu—общекитайское *mit, Избранные работье по обшему языкознанию, Москва, 1968. 参阅В. В. Иванов,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Взгляды E. Д. Подиванова, Вo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57, 3, Cтp.70, прим.3。
61 H. Jensen, Indogermanisch und Chinesisch, Germanen und Indogermanen, Hirt-Festschrift, Bd. I, Heidelberg, 1936; R. A. D. Forrest, The Chinese Language, London, 1948, pp.120-121.
62 Robert Shafer, Eurasial, Orbis, 12, 1963; The Eurasial Linguistic Superfamily, Anthropos, 60, 1965.
63 J. Ulenbrook, Einige übereinstimmungen zwischen dem Chinesischen und dem Indogermanischen, Anthropos, 62, 1967. 他还有两篇札记，将汉语的“血”、“弟”两词分别与印欧语作比较，见Anthropos, 63-64, 1968-1969和65,1970。
64 Tor Ulving, Indo-European Elements in Chinese? Anthropos, 63-64, 1968-1969.
65 Václav Blazek, The Sino-Tiloetan etymology of The Tocharian A mkow-, В moko-, “monkey”, Archiv Orientálni, 52, 1984.
66 张永言：《语源探索三例》，《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论文选》第2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1—9页。
67 С. И. Руденко, Культура Населения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Алтая в скифское время, М. -П., 1960, Стр.177.
68 О. Maenchen-Helfen, Crenelated Mane and Scabbard Slide, CAJ, 3, 1957-1958.
69 前引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pp.34-35。
70 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原始印欧语的词汇单位是单音节的，缺乏形态变化，与汉语相似。
71 参阅E. G. Pulleyblank, Prehistoric East-West Contacts Across Eurasia, Pacific Affairs, 47, 4, 1975。
72 E. G. Pulleyblank, The Chinese Cyclical Signs as Phonograms, JAOS, 99, 1979.
73 E. G. Pulleyblank, The Twenty-Two Phonograms as a Key to Old Chinese Phonology: Latest Views. 参阅徐林：《第20届国际汉藏语言和语言学年会》，《国外语言学》1988年第1期，35页。
74 Chang Tsung-tung, Indo-European Vocabulary in Old Chinese: A New Thesis on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 Sino-Platonic Papers, 7, 1988.
75 Β. М. Иллич-Свитыч. Опыт сравнения Ностратических языков(семитохамитский, картвельский, 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ий, уральский, дравидийский, алтайский).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словарь, Москва, 1971, 1976, 1984.
76 此前早已有人提出将汉藏语与高加索语相联系，如K. Bouda, Die Beziehungen des Sumerischen zum Baskischen, Westkaukasischen und Tibetischen, Mitt. der Altorient. Gesell., Bd.12, Hft3, Leipzig, 1938。汉藏语与叶尼塞语、美洲印第安语之间的关系也曾不止一次地讨论过。
77 法国学者沙加尔（Laurent Sagart）在1990年第23届国际汉藏语言和语言学年会上提出的论文《汉语南岛语同源论》（Chinese and Austronesian are Genetically Related）认为人类语言史上有两个最大的语系，即印欧语系和汉藏泰澳语系；通过原始南岛语和汉语的比较，证明这两种语言之间有密切的发生学关系。这与白保罗（Paul K. Benedict）所主张的台语和苗瑶语不属汉藏语系，这些语言与印度尼西亚语同属澳泰（Austro-Thai）语系的观点不同。参阅邢公畹：《关于汉语南岛语的发生学关系问题—L.沙加尔〈汉语南岛语同源论〉述评补证》，《民族语文》1991年第3期。考古学家张光直也认为中国东南沿海是南岛语系的可能的发源地。参阅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起源问题》，《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1987年。
78 Reconstructing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bstracts and Materials from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Symposium on Language and Prehistory, Ann Arbor, 8-12 November, 1988; ed. by Vitaly Shevoroshkin, Bochum, 1989.
79 E. Morgan Kelley, The Nostratic Hypothesis: A link between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 (Excerpt)，《外语教学与研究》1990年第3期。
80 Kalevi Ε. Koskinen, NILAL-über die Urverwandtschaft des Hamito-Semitischen, Indogermanischen, Uralischen und Altaischen, Tampere, 1980.
81 A. R. Bomhard, Toward Proto-Nostratic: A New Approach to the Comparison οf PIE and Proto-Afroasiatic, Amsterdam, 1983.
82 Eugene Helimski, A “New Approach” to Nostratic Comparison, JAOS, 107, 1, 1987.
83 F. W. K. Müller und Ε. Sieg, Maitrisimit und Tocharisch, SPAW, 1916, 414.
84 耿世民、张广达：《唆里迷考》，《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156页。
85 В. С. Воробьев-Десятовский, Памятники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институтa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16, Ленинград, 1958, 304-308. 参看 H. W. Bailey, Tokharika, JRAS, 1970。
86 W. Thomas, Zu skt. tokharika und seiner Entsprechung im Tocharischen,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Sprachforschung, 95, 1, 1981.
87 王静如：《论吐火罗及吐火罗语》，《中德学志》第5卷第1—2期，1943年；黄盛璋：《试论所谓“吐火罗语”及其有关的历史地理和民族问题》，《西域史论丛》第2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88 T. Burrow, Tocharian Elements in kharoṣṭ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JRAS, 1935; H. W. Bailey, Ttaugara, BSOS, 8, 1937.
89 杜正胜：《关于〈管子·轻重〉诸篇的年代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9本第4分，1988年。
90 参阅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55页。
91 苏北海：《大月氏与西北少数民族史》，《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34页。
92 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72页；杨建新、马曼丽主编：《西北民族关系史》，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48页。
93 参阅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63—64页。
94 Berthold Laufer, The Language of the Yüe-chi or Indo-Scythians, Chicago, 1917.
95 徐文堪：《从一件婆罗谜字帛书谈我国古代的印欧语和印欧人》，载李铮等编：《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6 E. G. Pulleyblank,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JRAS, 1966.
97 关于吐火罗语中“狮子”一词的讨论，请参阅E. C. Polomé, Some Comments on the Etymology of Vedic simháh “lion”, Hanjamana, ed., Subhadra Kumar Sen, Calcutta, 1989, pp.24-25。Adams 构拟的原始印欧语形式是*singheko-，参阅Tocharian A śiśäk, Вṣecake, and the Proto-Indo-European Word for “lion”,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Sprachforschung, 97, 1984。
98 Вяч. Bс. Иванов, Языковые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Кущанской династии и тохар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НАА, 1967, 3. H. W. Bailey 和 W. B. Henning则认为Kaniška一名是由词根Kan加上后缀-iška（-iška）构成的，意为“最富有青春活力”，是赞美之词。此名也可能是大夏语（巴克特里亚语）词：*kaništaka＞*kaništka＞kaniška。参阅J. Brough, Nugae Indo-Sericae, W. B. Henning Memorial Volume, M. Boyce and I. Gershevitch ed., London, 1970, pp.85-86。
99 季羡林：《浮屠与佛》，载《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再论浮屠与佛》，《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
100 F. Bernhard, Gāndhārī and the Buddhist Mission In Central Asia, Añjali, Papers on Indology and Buddhism, Presented to Oliver Hector de Alwis Wijesekera on His Sixtieth Birthday, J. Tilakasiri, Peradeniya ed., 1970, 59.
101 E. G. Pulleyblank, Stages in the Transcription of Indian Words from the Han to Tang, Sprache des Buddhismus on Zentralasien, K. Röhrborn and W. Veenker ed., Wiesbaden, 1983, 78. 关于“佛”一词的讨论，可参看W. Sundenmn的最新论著：Manichaean Traditions on the Date of the Historical Buddha, The Dating of the Historical Buddha, H. Bechert ed., Göttingen, 1991, pp.426-429。
102 Lin Meicun, A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 from Chang’an，收入前引《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
103 林梅村：《开拓丝绸之路的先驱—吐火罗人》，《文物》1989年第1期。参阅尹盛平：《西周蚌雕人头种族探索》，《文物》1986年第2期。
104 饶宗颐：《丝绸之路引起的“文字起源”问题》，《明报月刊》1990年9月号。
105 Victor H. Mair, Old Sinitic *Myag, Old Persian Maguš, and English “Magician”, Early China, 15, 1990.
106 韩康信：《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考古学报》1986年第3期。
107 韩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的种族人类学研究和维吾尔族的体质特点》，《西域研究》1991年第2期。
108 Émile Benveniste, Tocharien et Indo-Européen, Festschrift für Hermann Hirt, Vol II, Heidelberg, 1936.
109 V. I. Georgiev,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s, Sofia, 1981, 297.
110 G. S. Lane, Tocharian: Indo-European and Non-Indo-European Relationships, Indo-European and Indo-Europeans, Cardona, Hoenigswald, and Senn ed., Philadelphia, 1970.
111 D. Q. Adams, The Position of Tocharian among the Other Indo-European Languages, JAOS, 104, 3, 1984.
112 A. J. van Windekens, Le Tokharien confront e avec les autr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 Vol.I: La phonétique et le vocabulaire, Louvain, 1976, pp.614-619.
113 P. В. Гамкрелидэе, Вяч. Bс. Иванов, Первые индоевропейцы в истории: предки тохар в древней Предней Азии, Вестник древней истории, 1989, 1.
114 W. Krause, Zur Frage nach dem nichtindogermanischen Substrat des Tocharischen,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Sprachforschung, 69, 3-4, 1951; V. V. Ivanov, Tocharian and Ugrian, Studia linguistica, diachronica et synchronica: Werner Winter sexagenario anno MCMLXXXIII, quae redigenda curaverunt atque ediderunt Ursula Pieper et Gerhard Stickel, Berlin, New York, Amsterdam, 1985.
115 H. А. Баскаков, О некоторых тохарских заимствованиях в лексике тюркских языков, Tatarica, Studia in honorem Ymär Daher anno MCMLXX sexagenario, Vammala, 1987; G. Clauson, Philology and Archaeology, Antiquity, XL VII, 1973, 40-42.
116 参看考古学家V. M. Masson发表在《古史通报》（ВДИ）1977年第4期上的文章。
117 W. Thomas, Die Erforschung des Tocharischen (1960-1984), Stuttgart, 1985. 关于吐火罗语语言学特别是语源学的进展情况，参看V. Blažek, Tocharian Linguistics During Last 25 Years, Archiv Oricntální, 56, 1988。
118 James Mallory, A Short History of the Indo-European Problem, 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 I, 1, 1973.
119 Paul Thieme, Die Heimat der Indogermanischen Gemeinsprache, Wiesbaden, 1953. 参看原载Scientific American(October, 1958)的《印欧语》一文，汉译文见王士元主编：《语言和人类交际》，游汝杰、潘悟云等译，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42—45页。
120 V. Gordon Childe, The Aryans, New York, 1926.
121 参看M. Gimbutas, Proto-Indo-European Culture: the Kurgan Culture During the 5th to the 3rd Millennia B. С.，见前引Indo-European and Indo-Europeans, 155-198。
122 M. Gimbutas, Comments on Indo-Iranians and Tokharians: A Response to R. Heine-Gelder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6, 1964.
123 Т. В. Гамкрелидэе, Вяч. Bс. Иванов, 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ий язык и индоевропейцы,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и историко-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праязыка и протокультуры, Тбилиси, 1984.
124 Colin Renfrew, 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The Puzzle of Indo-European Origins, London, 1987.
125 载于ВДИ,1982,3-4，已译成英文：I. M. Diakōnoff, On the Original Home of the Speakers of Indo-European, 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 13, 1 & 2, 1985。
126 W. P. Lehmann, The Current Thrust of Indo-European Studies, General Linguistics, 1990, 1. When Worlds Collide: Indo-Europeans and Pre-Indo-Europeans, eds. John Greppin and T. L. Markey, Ann Arbor, 1990.
127 Lothar Kilian, Zum Ursprung der Indogermanen, Bonn, 1983.
128 陈有锵：《印度欧罗巴人的起源和扩展》，《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陈唯声：《古代印欧语系各族的起源、迁徒及其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北方论丛》1988年第5期；周流溪：《印欧语言起源新说》，《外语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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