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身体隐喻与乡土中国的“反阉寺”强力

在哲学上，身体是一种表征意识形态话语的载体。福柯曾用“烙满历史印记的肉体和糟蹋着肉体的历史”来表述身体与历史的关联。2换言之，一切人类社会和文化均以人的“身体”为出发点，人的身体的历史就是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历史的缩影。身体参与文化再生产的活动，身体是历史事件的记录表，铭刻着历史发展的过程。在快乐和悲苦中见证了人类自身的历史命运与生存本相。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将身体理解为一种想象民族国家的象征性符码。身体的意义来源于其与精神的复杂关联，没有脱离精神而在的身体，也没有离弃身体而在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身体”表征着主体，身体铭刻着历史主体性文化锻造的印记，所有的精神、情感状态最终回归着相应的身体状态。“所有的身体状态都存在着一种精神要素，而同样，所有的精神状态都存在着身体因素。”3可以说，身体不是精神之外的世俗化的肉体，而是生命的本体；不是被动的利用对象，而是可以视为隐喻历史和现实存在的话语载体，并在话语实践的场域中不断被赋予精神化的意义。沈从文从国民“身体”的维度来设想中国形象，延续了“五四”知识分子想象中国的传统，当然，重身体并不意味着弃置对人精神的考量，而是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身体和精神相互参照，开启了中国想象的形象构筑。

一、“雄身雌声”与病态都市人同构

在传统中国，道德对身体的规训使人无法承受“身体道德化”之重。严苛的“修身”过程主要集中在身体的“洁化”问题上，而对于身体之外的民族、国家等问题则付之阙如。当历史的车轮移至近代时，“东亚病夫”这个最具概括性的中国形象隐喻不胫而走，深深刺痛了国人的内心。在这种身体形象的经验中，国民身体的“羸弱”与中国的“弱国形象”同构，国家的精神化状态经由身体的表述呈现出来。在这种境域中，“身体道德化”让位于“身体国家化”，很多知识分子将身体理解为拯救和隐喻国家的重要主体。在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民族生存的危机感让中国人不能不产生自省和自强意识，将落后国家改造为先进国家，将衰弱的国人改造为强健的国民就成为先觉者自觉的文学承担和选择。因此，一些知识分子将国家“身体化”，在国家与身体之间，找到了可以相互隐喻的契合点，进而探究中国机体的病源。在此逻辑中，身体由纯粹生理范畴的概念转换为具有社会指意功能的内涵。

沈从文书写的“乡土中国”充盈着积极向上的生命元气，这不仅深度契合了作者基于民族国家主体建构的思想观念。在沈从文看来，“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4。就疾病的隐喻而言，桑塔格认为，“疾病意象被用来表达对社会秩序的焦虑”5。言外之意，疾病既是生理性的，也是社会性的。在沈从文看来，以知识和理性为主导的现代文明将绅士阶级和知识阶级塑造成了“蝗虫”和“花园中的盆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德性和品格日趋被异化为“虚伪”或“油滑”。用小说《如蕤》中的话来说即是“民族衰老了，为本能推动而作成的野蛮事，也不会再发生了。都市中所流行的，只是为小小利益而出的造谣中伤，与为稍大利益而出的暗杀诱捕”6。在沈从文看来，都市人显见的特质是在冠冕堂皇的外衣下有一种“阉寺性格”：

街上人多如蛆，杂声嚣闹。尤以带女性的男子话语到处可闻，很觉得古怪，心想：这正是中华民族的悲剧。雄身而雌声的人特别多，不祥之至。人既雄身而雌声，因此国事与家事便常相混淆，不可分别。……“外戚”“宦官”虽已成为历史上名词，事实上我们三千年的历史一面固可夸耀，一面也就不知不觉支配到这个民族，困缚了这个民族的命运。7

显然，这种性格无法承担拯救国家命运的重担，其衍生的后果即是：“至如阉寺性的人，实无所爱，对国家，貌作热情，对事，马马虎虎；对人，毫无情感，对理想，异常吓怕。也娶妻生子，治学问教书，做官开会，然而精神状态上始终是个阉人。与阉人说此，当然无从了解。”8 “世上多雅人，多假道学，多蜻蜓点水的生活法，多情感被阉割的人生观，多轻微妒嫉，多无根传说，大多数人的生命如一堆牛粪，在无热无光中慢慢燃烧，且都安于这种燃烧形式，不以为意。”9在他看来，这种缺乏生命力的国民很难成为民族“脊梁”，其身体与精神尚不具备适应现代民族国家主体要求，“大多数人都十分懒惰，谨慎，小气，又全都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这集中体现在都市人的爱情行为上，即在爱恨的问题上缺少强有力的价值取舍。《岚生同岚生太太》里的岚生是一个二等书记，因为职位的缘故，以一种病态身体的姿态出现在其所在的财务部：“常常对上司行礼，又不是生病，腰也常是弯的。”10《有学问的人》中的天福先生即是代表，碍于所谓的身份，他将自己爱的欲望压制在“乘此一抱什么都解决了”的范围内，在爱面前缺乏付诸行动的能力，生命的激情和力量在这种人为的“知识”和“原则”前不断逃遁，消退殆尽。应该说，沈从文都市小说的主人公大多如天福先生那样，有教养，会权衡，性格懦弱。如《八骏图》中的几个教授，《大小阮》中的大阮，《焕乎先生》中的焕乎先生，《一个女剧员的生活》中的周姓学生，《一个母亲》中的丈夫等都有不大不小的“病”，病根是在文明社会里受到各种形式的规范压抑，自然“生命力”得不到疏导所致。《绅士的太太》中的两个绅士的生活姿态是这种无生命的沉沦状态：一个绅士是“渐渐胖起来，走路时肚子总先走到，坐在家中无话可说就打呼睡觉，吃东西食量极大，谈话时声音呆滞。”另一个绅士则是“因为风瘫，躺在藤椅上哼，到晚饭上桌时，才扶到桌边来吃饭的”。11

沈从文对这类“阉寺性格”是持鞭挞态度的，他说：“憎恶这种近于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应当是每个有血性的青年人的感觉。”12与都市人不同，乡下人的生命姿态却迥异，人性质朴之中不缺乏敢爱敢恨的率真秉性。沈从文的小说《如蕤》受左拉小说的影响，左拉小说中有一位贞静的小姐，拒绝一个青年绅士的求爱，却让粗鲁的农夫吻她的嘴和手脚。如蕤不乏追求者，她不满阉鸡似的追求者，厌倦他们的谦卑谄媚，缺乏独立生命意识的求爱，在一次沉船落水中，被一位粗犷单纯、带点自傲的梅姓大学生所救，他身上“阳刚”生命力深深吸引了她，“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所有好处在别个男孩子品性中似乎皆可以发现，我爱他似乎就只是他不理我那份骄傲处。我爱那点骄傲”。这致使她弃门第、金钱于不顾，青春流逝而不惜。但当她发现所爱的人身上的独立、自由意识钝化时，毅然离开了他。可见，在她的心目中积极向上的生命力是其判定爱情的重要标准，这也反映了她不杂尘染，追求生命之力的情怀。沈从文曾感叹道：“都市中的人是全为一个都市教育与都市趣味所同化，一切女子的灵魂，皆从一个模子里印就，一切男子的灵魂，又皆从另一个模子中印出，个性特征是不易存在，领袖标准是在共通所理解的榜样中产生的。”13《一个女剧员的生活》中的萝是与如蕤如出一辙的女性形象，尽管身处上流社会的她身边簇拥着泛滥的求爱，但都不是她所要的。她欣赏的是那些敢于叩开其心灵世界的真正男子汉，可惜事与愿违，在被物质和世俗包围的都市里她得不到真爱。《菌子》中的菌子是县公署的一等科员。他的生活几无变化，三年如一日地过着近乎雷同的生活，他懒得出来走动，向穴居的低等动物一般，一切生活照旧。当同事拿“菌子”来取笑他时，他只是出于自卫地辩解：“我是人，人是动物，不能用植物来相拟。”当他成了办公室同事取乐逗玩欺侮的对象，就像一匹猫或狗似的，他成为“不悟己为奴”的低等生物，犹如湿的松林间产生的菌子，因为他对此采取的是无抵抗的手段，“怕生事，爱和平，极其忠厚老实，对于暴力迫害，所守的还是无抵抗的消极主义”。14在《老实人》中，沈从文指出“生命力”的缺失与人的“懒病”密切相关，“因了懒，也好让缺少生命力的平常人做一点应分的工作”。言外之意，懒惰成了那些没有生命力之人逃避现实的借口。沈从文将主人自宽君定义为“革命家式的平常人物”似有此意。他有心接近女人，但又在关键时刻放弃自己的念想，他假设了多种追求女人的方法，但当一个女人在他面前时，他所想到的均不能实用：“……善于抽象为一切冒险行为，在自己脑中，常常摹拟那另一时代的战士勇迈情形，亦以为这是自己所不难的事，且勇于自信，但一到敌人在眼前时，全完了。……”他从来都没有主动反抗的本能，在危机之中想得最多的是：“倘若这时一个熟人从南边路上过来，他便得了救。”15《好管闲事的人》里的少年在一家编辑部工作，枯燥而疲乏的生活让他倍感无聊和颓丧，年纪轻轻生如枯槁。在编辑室里，“只有一架钟似乎可以代表活动东西了”。在无聊的岁月里，“时间在这种细咬轻啮中，却当真一分一秒糟蹋了”16。《薄寒》中的女主人公是个中学教师，她认为“全世界的男人全是蠢东西”，完全不明白一个女人要什么。她近乎“受虐狂”一般地期待着男子有“力”的爱情进攻，鲁莽的压迫，“她愿意被人欺骗，愿意放弃，愿意被蹂躏，只要这人是有胆气的人。别人叩头请求还不许可的事，若这人用力量来强迫她时，她甘心投降……她只是期望一个顽固的人，用顽固的行为加到她身上，损失的分量是不计较的”17。但她和如蕤、萝一样都未能在都市中找到有真爱能力的恋人。沈从文认为爱即是“爱的能力”，他说 “爱花并不是爱花的美，只为自己年青”18，都市里弥漫着一股老气沉沉的“暮气”，需要新的血性生命力来滋养和救治。“都市生命”呼唤“血性生命力”，沈从文把目光投向远离都市的乡村。

那么，是什么原因生成了这些缺乏生命强力的个体呢？沈从文认为是“五四”退潮后人自由的受制，工具理性的误用。他指出：“从‘五四’到如今，二十年来由于这个工具的误用与滥用，在士大夫新陈代谢情形中，进步和退化现象，都明明白白看得出。其属于精神堕落处，正由于工具误用，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公务员中，就不知不觉培养成一种阉宦似的阴性人格，以阿谀作政术，相互竞争。”19为此，沈从文不遗余力地揭示和批判都市人身上存在的种性退化的弊病，其出发点依然在于“疗治”和“拯救”，因为他意识到：“有勇气将民族弱点加以修正，方能说到建国！”20

二、强力原型与大写的“人”的构想

在现代中国，“身”与“心”紧密相连，一脉相通。先觉者所倡导的“人的解放”包含着以上两个方面的维度。身体成为他们进行言说“人”个性解放、主体精神的重要载体。尽管“身”与“心”之于人的个性解放来说有着相同的诉求，然而，现代知识分子还是更为强调“心”（“精神”），更加重视从思想革命的角度来改造国民性。在鞭挞“阉寺性格”的同时，沈从文主张培养“健康雄强的人生观”。他推崇生命强力，他说过：“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21 “我崇拜朝气，欢喜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22朝气、胆大、精力强无不是“生命”向前、健康所必需的。

然而，由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严苛，使得人被异化为“道德的人”而限制人的正常欲求，其生命强力也就无法合理舒展。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人从“名字”到“体格”再到“行为”无不是“力”的代名词，是“力”最有力的诠释。“湘西生命”充斥着盈盈的生命热力，质言之，主要通过如下三个方面来体现：

首先，“名字”是强力原型的文化符码。在“乡土中国”，人的名字多取自民间的动植物，构成了一个具有生命强力的序列。如《雨后》中的“四狗”、《萧萧》中的“花狗”、《旅店》中的“黑猫”、《虎雏》中的“虎雏”、《龙朱》里的“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豹子”、《凤子》中的“凤子”，这种名字不是百家姓传宗接代的血缘文化的体现，而是“自然生命”的符号，这些极具生命力的动植物的“姓氏符号”，与他们的性格行为是基本匹配的。与之相反，都市人的名字多以文明人的身份称谓，如××绅士、××太太、××先生、××教授等，甚至以甲、乙、丙、丁等抽象的文化符号来记录他们的名字，他们成为无名者。用老子所谓的“无”（即它随时、随处存在却又无以名状）来理解沈从文的无名身份书写有很大的启发作用。无名身份的塑造就是对虚名本身的一种消解和颠覆。同时，无名人物无时无处存在，在共时的层面上人物身份的归属因为模糊而扩散，这种超越时空的无名也就成为共名式的典型人物。由于无名人物没有文化身份的深切认同，没有明确的社会阶层的身份归属，使他们成为一个概括性的游离式的“符码”，由此，无名人物身后有诸多的跟随者和认同者，他们共同构成具有相同精神特质的共名系列。显然，这些“类”的称谓是共名的隐喻，也是都市人精神症候的直观表征。

其次，“体格”表征强力人物原型。与病态都市社会里的人不同，乡人的身体健康雄壮，是大写的“人”的表征。天保、傩送兄弟（《边城》）“都结实如公牛，能驾船、能泅水、能走长路……”；花狗（《萧萧》）“大凡男子的美德都不缺少，劳动力强”；龙朱（《龙朱》）“美丽强壮如狮子”、“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虎雏（《虎雏》）“一副微黑的长长的脸孔，一条直直的鼻子，一对秀气中含威风的眉毛，两个大而灵活的眼睛”；柏子（《柏子》）“我说你是个牛”妓女的话概括了柏子的“生命”伟力；神巫（《神巫之爱》）“那健全的脚，那结实的腿，那活泼的又显露完美的腰身旋折的姿势，使一切男人羡慕一切女子倾倒”；傩佑（《月下小景》）“超人壮美华丽的四肢”；阿大（《屠夫》）“高大的个儿，身长约五尺一寸。颈项短。膀子粗。嗓子嘶哑。光头。脸有毛胡子。两腿劲健有力，壮实如牛。腰大且圆，转动显笨拙”；会明（《会明》）“身高四尺八寸。长手长脚长脸，脸上那个鼻子分量也比他人的长大沉重……这品貌，若与身份相称，他应当是一个将军”。沈从文笔下的水手多是生命力的符号，“水手多强壮勇敢，眉目精悍，善唱歌、泅水、打架、骂野话。下水时如一尾鱼，上岸接近妇人时像一只小公猪。白天弄船，晚上玩牌，同样做得极有兴致”23。同时，打油人也是其着力描写的对象，“打油人，赤着膊，腰边围了小豹之类的兽皮，挽着小小的发髻，把大小不等的木劈依次嵌进榨的空处去，便手扶了那根长长的悬空的槌，唱着简单而悠长的歌，訇的撒了手，尽油槌打了过去。反复着，继续着，油槌声音随着悠长的歌声荡漾到远处去。一面是屋正中的石磨盘，在三条黄牯牛的缓步下转动，一面是熊熊的发着哮吼的火与沸腾的蒸汽弥漫的水，一面便是这长约三丈的一段圆而且直的木在空中摇荡”。24《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里，粗野如豹子的汉子，生性豪爽，精神抖擞，“有人称他为豪杰，也有人叫他做坏蛋，但不妨事，把两种性格两个人格拼合拢来，这人才真是一个活鲜鲜的人”。25

最后，“暴力”呈示强力人格。与其他作家忌讳和淡化暴力叙事不同，沈从文将“暴力”视为生命原力的一种体现。在《新与旧》《刽子手》等小说中，以杀人为职业的刽子手被赋予了某种英雄的传奇色彩，而其暴力杀人的行为也被视为人神合作的壮举。《一个大王》里的“大王”睡了“为人著名毒辣”的女匪首，他杀过人，在刀尖上讨生活，但他是一个“真真实实的男人”，从他那里，沈从文“明白所谓罪恶，且知道这些罪恶如何为社会所不容，却也如何培养着这个坚实强悍的灵魂”26。有感于后代“虚诈有余而勇敢不足”，沈从文创作的《渔》表达了对“过去的习俗”的怀念之思。在小说中，沈从文带着一种“赏玩”的姿态予以细致地描摹，其出发点在于用恢复那种逝去的生命元气，重铸民族性格。沈从文意识到：在积贫积弱的中国，如果丧失了这种生命原力，要想在世界民族之林立足是不可想象的。于是，他淡化暴力本身的痛感，转而赞颂这种“极美丽的习俗”27。在这过程中，“道德事件”在文学故事的结构中被弱化，而“道德标准”也就让位于因暴力而彰显的民族性格和精神气度。于是，这种间离了“暴力痛感”的书写在沈从文的民族国家想象中变得“极合理”，与人性并不相悖。

在暴力对抗的过程中，有胜负的差异，但没有强弱之分。胜利者尽情地享受暴力带来的生命快感，失败者“全部把嘲笑给人”，也并不缺少“勇敢接近”死亡的勇气。玩木偶的老卖艺人（《生》）“一次次玩着王九打倒赵四”，原来他的儿子王九死于与赵四的搏斗中。白发苍苍的老父亲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悼念死去的儿子以此慰藉自己的心灵，而且一直这样坚持着，“王九死了十年，老头子在北京圈子里外表演王九打倒赵四也有了十年”28，“生命”在爱子的浓情中被赋予了超越年龄的血性气质。《柏子》中的柏子日里爬桅子唱歌，不知疲倦；到夜里，还不知疲倦。在海上惊险流动的危险日子里，还不忘与相好的妓女销魂，享受着赋予他们平等的“生命”快意，“这些人，虽然缺少眼泪，却并不缺少欢乐的承受！”29在恶劣的情况下，强悍的体魄、充沛的精力是“生命”存在的必要储备。在《雨后》中，四狗和阿姐在雨后山间调情，阿姐制止四狗多次，但四狗不屈不挠，终于做成他们想要做的好事。四狗大胆求爱的“蛮力”与天福先生畏缩懦弱的“阉寺”形成对照。在《媚金·豹子与那羊》中，为了追求最圣洁的爱，媚金与豹子果敢地自刎殉爱，生命尽管完结了，但那种勇于直面“死亡”的生命勇气值得称道。在《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中，沈从文书写了一个野性十足，元气淋漓的男子。这人从五岁起就喜欢同人打架，为一点小事，不管对面的一个大过他多少，也一面辱骂一面挥拳打去，不是打得人鼻青脸肿，就是被人打得满脸血污。但人长到二十岁后，虽在男子面前还常常挥拳比武，在女人面前，却变得异常温柔起来。同时，他爱憎分明：“为人性情又随和又不马虎，一切看人来，在他认为是好朋友的，掏出心子不算回事；可是遇着另外一种老想占他一点便宜的人呢，就完全不同了。”在《寻觅》中，沈从文借主人公之口道出了生命力之于民族主体创构的价值：“我们若要活到这个世界上，且心想让我们的儿子们也活到这个世界上，为了否认一些由于历史安排下来错误了的事情，应该在一分责任和一个理想上去死，当然毫不踌躇毫不怕。”30

沈从文对于生命原始力量的崇拜，一些学者曲解其为原始主义，认为这与现代文明是有很大的差距的，甚至是一种反文明的精神姿态。在《人性的贫苦和简陋——重读沈从文》一文中，刘永泰用现代的道德标准对沈从文的价值取向进行了判断和否定：“‘望梅止渴’的八骏们比起如狼似虎的恶汉更有人性，他们的自欺欺人显示了理性对非理性、道德观念对原始本能的自觉疏导、驯服和驾驭。”“庸俗也罢，虚伪也好，或者是怯弱与自欺欺人，都确证了人性结构中增添了新的构件。”31这种认为虚伪比顺应自然更符合人性的观点，显然过于简单而缺乏美学观照。用现代文明社会的道德标准去体会或者进一步阐释沈从文小说中的原始主义本身就是与其创作意图相悖的。不可否认，沈从文对于那种“一切极朴野，一切不普遍化，生活形式生活态度皆有点原人意味”32的状态确实有向往之处，但他并不是不加针砭地全盘肯定，而是理性地融通于现代中国文化的主体之中。事实上，当我们真正接近这个带有原始气息的湘西世界时，我们容易发现沈从文借助人的生命强力来言说自己文学理念的努力。沈从文说：“生命者，只前进，不后退，能迈进，难禁止。”33他在《龙朱》中这样写道：“血管里留着你们民族健康的血液的我，二十七岁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中着在道德下所变成虚伪庸懦的大毒，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再也不配说是出自你们一族了。”34这种自我反省发源于城市现代文明对强力酒神精神的扼杀的批判，同时也是对湘西人身上犹存的强力意识的褒扬。因为，沈从文意识到，“实在说来，这个民族如今就正似乎由于过去种种文化所拘束，故弄得那么懦弱无力的。这个民族种种的恶德，如自大，骄矜，以及懒惰，私心，浅见，无能，就似乎莫不因为保有了过去文化遗产过多所致”。35

在沈从文的笔下，那些常年漂在风口浪尖上的水手们，他们吃粗粝的饭，过艰难的日子，但无不结实硬朗、朝气蓬勃，有胆量有勇气，唱歌、说笑、大碗喝酒、大声骂野话，“做事一股劲儿，带点憨气，且野得很可爱”36。船遇到危险时，不论寒冬腊月，立马脱光衣褂，勇敢而敏捷地跳进急流使船脱离险境。一个牙齿脱落胡子花白七八十岁的老纤夫，光脚露背蹲在河边石头上与掌舵水手谈生意，为相差那一分一厘互不相让彼此对骂，最后等小船开出后，老头子也不再坚持那一分钱“赶忙从大石头上一跃而下，自动把背后纤板上短绳，缚定了小船的竹缆，躬着腰向前走去了。待到小船业已完全上滩后，那老头就赶到船边来取钱，互相又是一阵辱骂。得了钱，坐在水边大石上一五一十数着”，“看他那数钱神气，人快到八十了，对于生存还那么努力执着”。沈从文怀着一种无比敬畏的心情去赞叹这个老者，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年老体衰和沮丧无力，而是力量的美，生命力的强悍，为了生存而坚韧与执着，“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分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37《横石和九溪》中也有这样一个在水里讨生活的临时水手，“白须满腮，牙齿已脱，却如古罗马人那么健壮”。沈从文反复地叩问自己，“这人为什么而活下去？”在这位老人的身上，他体会到了“为生而生”与“为民族为人类而生”的区别，文学的使命就是要让“生命放光”38。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文明人”“聪明人”“风雅人”是与“粗人”“野蛮人”相异的两种人。与前者软弱、营养不良、虚伪矫饰、阉寺人格的城市人形成鲜明对比，后者野性粗犷、旺盛的生命力、豪爽洒脱，以及他们的不呆板、不做作、爽直率真的性格是其理想中国人的精神品格。他这样认为：“与我们都市上的所谓‘人’却相离多远！”39“城里人实实在在缺少了点人的味儿了。”40在《崖下诗人》中，他将附庸风雅的“聪明人”与庙老儿这样的“粗人”进行比照，批判了那些脱离现实、缺失生命之重的“文明人”。沈从文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抛开道德评判的眼光，去看待水手们与吊脚楼妓女的特殊感情，“水手们的生活，比起风雅人来似乎洒脱多了”。“他们的行为，比起风雅人来也实在道德得多。”41沈从文也超越一般的是非善恶准则，去歌颂虎雏身上一种难能可贵的具有“小豹子一般”的不经规训的野蛮、强健精神，这也正是沈从文所认可的湘西民族精神的内核。沈从文曾打算把家乡十四岁的小虎雏用现代文明去教育和改造他的身心，然而虎雏终于还是生事打人逃走了，“一切水得归到海里，小豹子也只宜于深山大泽方能发展他的生命”42。沈从文明白虎雏是无法用学校和书本固定他的身体和性灵的，虎雏那未经规训的生命力和野性只有在湘西才有生存的元气，才能生长得“像个人”。在《早上——一堆土一个兵》中，老同志在废墟以及同伴的尸体中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战斗，抵抗敌人的侵略。“留下性命做皇帝，这块土地谁来守？”，“读书人不怕丢丑我可怕丢丑”这都是这位看似粗俗却又令人敬佩的老兵的心声。在身边的战友被敌人的子弹一个个击毙，连最后的小兵也在他的面前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丧命之后，他仍然坚持着抵抗，有一种强大的魄力与气势。而当身边的弹药用尽，自己的阵地沦陷之后，他却打算用身边仅有的一根“十七个炸药作馅的铁棒槌”与敌人同归于尽。

“力”这一上古神话原型成为人类原初生存经验的积淀。为了使生命繁衍生存，人类的经验是用自身的“伟力”去对抗外在的作用力。人类用自己坚强的意志、生生不息的生存强力创造了一个个辉煌的文明史、人类史。沈从文曾这样感叹：“如果是虎豹呢，即或只剩下一牙一爪，也可见出这种山中猛兽的特有精力和雄强气魄！”43“身体如干柴，遇火即燃烧，全靠精神在。牛马皆有身，身体不足贵。人称有价值，在能有理想！”44强力意志也就是生命意志，是生命本能欲望驱动而产生的精神元气。沈从文的湘西生命将人类的原初经验的文化哲学精神（“强力意志”）与民族向前向上的生命思考相结合，使“强力”原型在现代意义上复活和升华，激活了“种族记忆”中的“强力心理”，为现代文明压抑下的都市生命送去一针强心剂。对于乡土中国传承下来的血性的武斗习俗，沈从文并未予以否定，他指出：“若我们还想知道一点这个民族业已消灭的固有高尚和勇敢精神，这种习俗原有它存在的价值。”45对此，洞悉了沈从文的这种意识的苏雪林这样评析道：“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二十世纪舞台上与别国民族争生存权利。”“他很想将这分蛮野气质当作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