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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曲艺在当下式微的原因，应该放置于历史长河中去考察。当下中国各种文学艺术繁兴与衰落的因子均植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个17年中。可以说，“改”和“建”是这17年的主题——改造旧社会，建设新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确定的既定方针；以“改人、改戏、改制”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戏曲改革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推行的大众文艺改造的具体展现，亦是整合度极强的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的具体实践。

以推陈出新为主要方式进行的戏改运动的直接目的是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并以此重塑现代民族国家理想和人民主体形象。评弹艺术是江南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涵养着江南人的品性，影响到江南社会的方方面面。国共战争尚未结束，中共就已经注意到评弹艺术在江南的影响力，并派专职干部指导评弹艺术，使其与新环境相适应。书目是评弹艺术的核心要素，传统书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载体之一，改造传统书目是这17年戏改运动中党对评弹艺术进行改造的重要内容。

所谓传统书目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就形成并上演的传统题材的书目，与之相对应，现代书目则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评弹界推出的现代题材书目。在这17年的戏改过程中，评弹传统书目与现代书目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有时此消彼长的过程会放慢，有时传统书目在发掘整理上会出现暂时的强劲，但最终传统书目还是为现代书目所取代。

国家政策对曲艺命运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受国家戏曲政策调整的影响，这17年中上海评弹界经历了传统书目的“斩尾巴”“接尾巴”“以现代书目为纲”、大搞说新唱新、新旧书目“两条腿走路”、传统书目“翻箱底”等运动。“大写十三年”提出后，传统书目的尾巴被彻底斩断，根本上改变了1949年以来评弹界在现代书目与传统书目之间徘徊不定的状态，现代书目彻底占领书坛。

经过一系列的整改运动，评弹传统书目与现代书目的“两条腿走路”，一类书、二类书、三类书的“三并举”，逐渐演变为反映现实阶级斗争的现代书目在时间上的渐次成熟化和在空间上的渐次中心化。在改造过程中，评弹传统书目中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豪杰等主要形象被现代书目中的阶级斗争以及工农兵等形象彻底取代。不仅如此，现代书目与传统书目在家国、审美、爱情以及“忠孝节义”等观念上亦出现明显的甚至根本的不同；评弹艺术以传统长篇书目说表为主的特征也有了根本改变。

可以说，经过这17年的暴风骤雨式的改造，评弹艺术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是党构筑文化事业领导权的结果。而党有意识地构筑文化事业领导权，是在延安时期才开始的。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使戏曲现代化的理论，并且在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胆的实践。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中国共产党逐渐地构筑起了全新的思想文化体系。

1951年春，“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开始成为指导全国曲艺工作的方针。由于没有具体的标准，曲艺界在执行这一方针时不断地在“新戏”与“陈戏”之间徘徊，在对待传统曲目上往往采取粗暴的态度。上海评弹界在对待传统书目与现代书目上的做法尤其具有代表性。出现徘徊不定的局面，一方面是因为艺人、具体管理者对党的戏改方针政策有不同的理解；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国家的戏曲政策乃至整个文化政策都随着时代政治与意识形态取向的转变而不断调整。

国家戏曲政策的调整体现了党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转变，从“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到“三并举”，反映了党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基于此，曲艺界亦在“传统”与“现代”这一组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中徘徊，评弹界的摇摆与选择自然体现在了对传统书目与现代书目的态度上。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意味着1949年后全社会对“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正确指向有了第一次偏离。1951年5月20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深刻影响了文艺界。在此环境下，评弹界开展了影响深远的“斩断传统书目尾巴”的运动。

批判《武训传》造成了严重的剧目缺乏。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后，他号召曲艺界打破清规戒律，放手发掘整理遗产；大胆上演丰富剧目的呼声也在此时此起彼伏。在最高领导以及社会舆论的大力推动下，曲艺界掀起了发掘传统曲目的高潮，评弹界在“接尾巴”的名义下，发掘整理出了相当数量的传统书目。

受“跃进”思想的影响，在1958年六七月份召开的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上，文化部确定了“以现代剧目为纲”的文艺跃进方针。该方针是对“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正确方针的严重背离。1959年5月3日，周恩来含蓄地批评了片面追求数量的行为，并且深入阐发了文艺工作要“两条腿走路”的问题。一年后，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在现代题材戏曲汇报演出大会上提出，要在“两条腿走路”的基础上，加上新编历史剧的内容，即“现代剧、传统剧、新编历史剧”三者并举。1961年9月20日，文化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文化主管部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传统剧目曲目的挖掘工作。以此为标志，曲艺界亦进入曲目工作的调整阶段，上海评弹界据此开展了对传统书目的“翻箱底”。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文化部工作开始转向。当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华东各省市委的第一书记谈话，指出曲艺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在此论断的直接影响下，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作品”；“要着重提出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要大力提倡写十三年”。

“大写十三年”是直接从“以现代剧目为纲”的“左”倾错误方针发展而来的，亦是当时阶级斗争学说将思想改造与思想斗争提升到越来越重要的高度的产物。这种绝对、片面强调现实斗争题材曲目的主张，不仅把传统剧目彻底排挤出了演出舞台，更为严重的是在文艺领域引起了越来越大的政治批判。在这一政治化的观念支配下，评弹界一方面完全“斩断”了传统书目的“尾巴”，造成了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严重损失；另一方面全力创作反映现实斗争题材的现代书目，结果却几乎无一部书可供流传。

“大写十三年”这一错误口号曾遭到了中宣部、文化部等相关部门的微弱抵制，但是毛泽东却于1963年12月12日、1964年6月27日，连续两次做出了关于文艺的批示，对1949年以来的文艺工作做了错误的估计。“两个批示”不仅以异常严厉的口气批评了文化部的工作，而且推动批判运动从文艺界延伸到了各个文化学术领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大写十三年”提出以后，在上海市文化局的统一部署下，反映现实斗争题材的现代书目仅一年多就从根本上取代了传统书目。1964年夏天，张春桥下令，凡“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曲目一律停演，从此评弹界彻底“斩断”了传统书目的“尾巴”。自1965年起，江青多次讲到评弹是靡靡之音，“评弹听了要死人的”；此后，所有评弹书目均被视作“毒草”，全部流派唱腔与曲调被禁唱，评弹艺术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也几乎不存在了。

而本书把评弹书目传承、评弹艺术兴衰置于这波澜壮阔的17年历史中去考察，从国家政策调整的视角探究艺术的变迁；同时，通过评弹艺术的变迁考察社会的转型。研究1949至1966年间评弹书目的传承问题，不仅能够据此来了解新旧鼎革大背景下的社会文化变迁，且更有助于探讨今天评弹艺术逐渐式微的原因。

本书作者金坡是山东泰安人，自2009年开始跟随我攻读硕士学位，其硕士论文是《文人结社与地方社会：　民国常熟虞山诗社研究（1920—1937）》。在完成硕士论文的过程中，金坡同学也开始对江南社会逐渐有了一些感知。评弹是观察江南社会的重要视角，“评弹与江南社会”是我们团队推出的系列研究，在他之前，我们已经开展过评弹书场、评弹“书码头”、女弹词、评弹组织等专题研究，而书目传承研究是我们整体研究的重要一环。经过对他硕士阶段三年的考察，我认为他能够承担评弹书目传承研究这一课题。最终，金坡同学较好地完成了我们的学术设计。现在他的专著即将问世，我特向他表示祝贺。是为序！

唐力行

2016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