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史回顾

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新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学术界关于苏州评弹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不过就目前来看，该研究没有脱离文学史、曲艺史、社会史的窠臼。注13笔者梳理既往的评弹研究成果，发现主要是围绕评弹艺术的各个要素展开的，为了更好地开展研究，有必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戏改工作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同时还应勾勒出关于政治权力与艺术发展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学术脉络，进而寻求方法论上的指导。

（一） 评弹艺术各要素的研究

对评弹研究的学术梳理，过去学界基本从文学史、曲艺史、社会史的角度开展。苏州评弹艺术的基本要素包括书场、艺人、书目、听客等四个方面，本选题关于评弹研究的学术梳理即围绕着评弹的这四个基本要素展开。

书场是指苏州评弹演出的场所，起初评弹依附于茶馆，早期的书场一般称为茶楼，清代中后期出现了书社、书厅等称谓，民国以后才统称为书场。吴宗锡认为书馆、书楼、书屋、书社、书厅均为书场之别称。注14曹凤渔对清代以来苏州市区书场的数量进行了统计，他认为清代以来苏州市区的书场至少有五六十家。注15沈定卢对晚清上海书场的经营方式进行了研究，认为观众队伍的扩大，犹如给各书馆注入了一剂竞争的“激素”，从光绪十三年（1887）春末夏初起，上海的书馆、书楼、书场在经营方式上不再满足于书场外在环境的装饰，而开始在演唱艺术的质量和曲艺品种的多样化上下功夫、下本钱。注16

关于评弹书场的研究，更多的学者则是侧重于从书场功能的角度进行探讨。彭本乐认为书场是寓教于乐、传播传统文化、进行文化交流的气氛宽松的娱乐场所。他将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上海书场分为九种类型，即茶楼书场、专业书场、广播书场、饭店书场、舞厅书场、游艺场书场、文化宫和俱乐部书场、其他书场。注17与彭本乐的观点类似，刘燕等亦认为茶楼书场具有增强社会稳定以及情感交流沟通的作用。注18刘志琴从城市消闲与娱乐方式改变的角度，分析了书场等消闲娱乐性行业兴盛的原因。注19李长莉则肯定了书场等消闲娱乐场所对人们的消闲生活方式产生的重要影响，其认为，这些馆所从其娱乐形式来看，大多是比较单纯的、满足口腹视听等生理之欲的消遣性娱乐，“从这一点来说，是中国人乐生随欲传统消闲娱乐理念的延续”注20。郭剑鸣认为茶馆是清代最重要的公共场所，为评书、弹词等文艺表演提供了方便，茶馆书场是中国近世文学公共领域的基本载体，拥有休闲、交易、聚会、信息传递和是非理论等多样社会功能。注21上海民众文化是世界性与地方性并存的，熊月之认为书场是上海具有地方性特点的大众文化场所，原本以城隍庙为发祥地，后来则扩展到租界。注22卡尔登（Carlton Benson）通过弹词在上海的发展过程，研究了苏州评弹与上海都市文化、商业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研究书场的全新视角。注23另外，楼嘉军在其文章中把书场列入上海各类娱乐活动设施或场所演出类中。注24

与上述研究方法和角度均不同的是吴琛瑜的相关研究，其在《晚清以来苏州评弹与苏州社会：　以书场为中心的研究》中以“书场小社会”与“苏州大社会”的视角，分析了苏州评弹与苏州社会的互动关系，考察了晚清以来苏州书场的变迁、运作，以及书场权力空间的更迭。其从“感官文化”“感官体验”的角度分析了书场内的日常生活，从而探究了苏州评弹对苏州百姓日常生活的影响。注25其亦曾从“茶社弹词”的角度考察近代苏州的书场。注26申浩的研究则从评弹书场延伸到评弹演出市场，其借鉴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提出的“中心地理论”，对晚清以来评弹的历史发展做了长时段的考察，其认为自19世纪中叶以来，评弹演出的中心市场逐渐从苏州向上海倾斜。注27

评弹艺人亦称评弹演员，俗称说书先生；评弹女艺人则被称作“女弹词”，亦称“女说书”“女先生”。注28艺人是评弹艺术的传承者、表演者、推广者，学界对评弹艺人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 其一是对艺人群体的研究，其二则为对单个艺人的研究。前者主要以女性弹词群体为主，后者则以民国以来的书坛响档为主。

对于女性弹词，学界主要从女性弹词的兴起、职业生涯、衰亡原因、身份认同以及其与江南社会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等开展研究。阿英的《女弹词小史》（1938年）是研究女性弹词群体的开创性著作，该书勾勒了晚清时期女性弹词发展变迁的过程。注29芳草《女弹词考》认为“女弹词”兴起于咸丰年间，盛于同治时期，光绪年间逐渐和娼妓合流，从艺转向色。注30李长莉通过对上海女性弹词艺人的考察，认为开埠后的上海“女唱书”（即女弹词）已迥异于旧时娼妓的社会指称，具有了自己的职业身份，形成了一定的表演程式。注31宋立中认为晚清上海女性弹词艺人在演出空间、场所、方式中都表现出明显的色情化、庸俗化特征，女性弹词艺人的流变反映了近代都市消费文化的弊端和社会转型的烙印。注32

周巍考察了“女弹词”这个特殊的艺人群体在历史上的变迁，他将女弹词兴衰的历史与江南政治、经济、地理、文化嬗变的历史结合起来，使得女弹词的研究有了历史的关怀。注33在另一篇文章中，其以“书坛皇后”选举事件为个案，研究了报刊等大众媒介对女弹词的呈现方式，揭示了女弹词如何成为城市新的欲望对象以及市民大众审美情趣的世俗化、商业化倾向。注34其专著《技艺与性别：　晚清以来江南女弹词研究》注35是一部研究女性弹词的专论，全书在新文化史的理论关注下考察了晚清以来江南区域女性弹词群体的历史变迁，并将其放置在江南社会与消费文化的日常状态中，对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经验以及相应的时代表征进行了叙述。

其他一些研究女性群体以及近代上海都市文化的学者在著述中亦对女性弹词有所涉猎。注36除了女性弹词群体以外，学界亦有一些以弹词艺人群体为研究对象的著作。

上海曲艺家协会所编《评弹艺术家评传录》以评弹艺人群体为专门研究对象，搜集整理评弹艺人的成长过程和艺术经验，同时评述了艺人们的个人性格、生活轶事以及艺术特点等。注37谭正璧编著的《评弹艺人录》注38辑录有关隋唐时期“说话”记载及以后历代评弹艺人的事迹。这些资料多散见于历代野史、笔记、小说及近世期刊等中，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收录历代男性评弹艺人相关资料，共175条，涉及200余位艺人；下编收录历代女性评弹艺人相关资料，共163条，涉及170余位艺人。此书为研究评弹艺人群体提供了大量的线索。耶鲁大学麦克丹尼尔（Laura Andrews McDaniel）的博士论文《跳龙门：　上海说书人的社会流动性（1849—1949）》注39探讨了评弹艺人（storyteller）一百年间的社会流动性，并分析了形成这种社会身份的因素。论文共分5章，分别介绍了说书人颠沛流离的生活，探讨了行会组织在上海说书人的社会流动性问题中扮演的角色，并认为上海新兴的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说书人是上海城市环境变化的新产物。该论文揭示了说书人身份地位的文化象征以及所获得的社会合法性的竞争理论，最后指出上海说书人成功塑造了独一无二的城市文化认同方式。

评弹响档是学界进行评弹艺人研究所关注的重点，研究成果也相应较多。万鸣梳理了严雪亭从一个普通弹词艺人成长为“评弹皇帝”和严派艺术创始人的坎坷历程，同时为我们做相关艺人研究提供了大量翔实生动的资料。注40《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回顾了唐耿良先生一生的说书经历，是评弹界首部名家回忆录和总结艺术经验的著作。作者不仅是对自己的演艺生涯进行回顾，在书末“故旧八忆”中还分别追忆了蒋月泉、杨仁麟、徐丽仙、杨振雄、朱慧珍、潘伯英、吴子安等，并在书中穿插叙述了夏荷生、张鸿声、张鉴庭、张鉴国等评弹艺人。注41该书通过一位艺人的个人记忆，描绘出了一个时代中的一幅评弹艺人的群体图像，亦“不啻为20世纪苏州评弹历史的缩影”注42。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评弹艺人开始回顾自己的演艺生涯。《评弹艺人谈艺录》是评弹名家张如君、刘韵若这对弦索伉俪合作编著的，书中不仅回顾了他们两人学习评弹、认识评弹、研究评弹的人生经历，同时还分析了诸多前辈艺人的艺术特点。注43另外，关于其他评弹演员如余红仙、金丽生等，亦有学者分别总结了他们的演艺历程。注44

对于其他评弹艺人的零散研究则为数众多，目前为止已经连续出版50集之多的《评弹艺术》几乎每一集中均有关于评弹艺人的文章，此处不再一一列述。

听客即评弹艺术的受众，是评弹艺术的欣赏者、消费者、评判者。相对于书场、艺人、书目来讲，对评弹听众的研究则少之又少。听客，尤其是老听客在评弹艺术的创作与演出中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因此不断有艺人要求评弹艺术要适应听众的要求、熟悉听众、对听众负责。注45甚至有艺人认为“听众即是父母”，而演员和听众的联系是艺术生产的桥梁和纽带，“演员依偎听众，对整个书目建设、队伍建设都是有益的”注46。彭本乐认为：　听众作为评弹艺术的欣赏主体，他们在欣赏艺术过程中的情感反应以及对演出的评论，对演员和艺术都有重要的作用。注47对于听众到书场听评弹，亦有人关注其收入水平等问题。注48

除了听众与评弹艺人、评弹艺术的关系有学者进行研究以外，对于评弹的“特殊听客”亦有人研究。陈云可谓评弹界的知音，是一位典型的老听客和特殊听客。说他是特殊听客，是因其既是评弹艺术的爱好者，也是评弹艺术的研究者，更是评弹艺术发展的指导者，新中国评弹艺术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离开过陈云的悉心指导。注49陈云从小就喜欢听评弹注50，1957年秋天以后，其利用工作之余和休养的时间，不仅重新听起了少年时代就很热爱的评弹，并且潜心调查研究这门艺术，从评弹艺术的角度形成了其最核心的文艺观，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注51

长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陈云的主张一直是评弹艺术发展的指导思想，他与评弹界的交往亦非常频繁，留下了大量关于评弹的谈话、书信、题词等。相应的，关于陈云与评弹艺术的关系在学界尤其是评弹界有大量的研究。以1977年杭州评弹座谈会的召开、1983年《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的出版、1997年《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出版、2012年《陈云与评弹界》的整理出版作为关节点，可以把陈云与评弹艺术关系的研究分为五个阶段。自陈云发出“出人、出书、走正路”的指示后，30余年来涌现出的研究、回忆陈云与评弹艺术关系的文章数量几达200篇之多。注52笔者对于陈云与评弹艺术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从陈云推动评弹书目传承、关注评弹艺术改革等角度展开的。注53

书目是对评弹脚本或演出节目的称谓注54，是评弹艺术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围绕书目以及书目创作学界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最早进行弹词书目研究的学者，大多把弹词作为小说或民间说唱文学进行研究。比较典型的研究有阿英《弹词小说评考》（1937年）；赵景深《弹词选导言》（1937年）、《弹词考证》（1938年）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报纸杂志的大量涌现，其中很多杂志刊登了大量关于弹词的文章。《申报》《铁报》《力报》等陆续开辟评弹专栏，除了介绍艺人及艺人演出情况以外，更多的是介绍书场的演出节目以及评弹艺术的专业术语。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新政权的不断巩固，在加强对文学艺术界的管理与控制背景下，上海、苏州等地陆续建立了评弹团。艺人走向集体以后，在评弹脚本的整旧创新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50年代初期到60年代初期，十余年间陆续整理了《岳传》《玉蜻蜓》《白蛇传》《珍珠塔》《三笑》等传统书目脚本。注55这一阶段，利用集体的优势，亦有一大批新书目涌现。

图绪-1  《玉蜻蜓》脚本（此为朱慧珍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文学界的一些学者开始对弹词以及弹词体小说进行文本的研究。鲍震培、盛志梅、秦燕春、胡晓真等是这一领域里的代表性学者。鲍震培的研究围绕弹词创作、书面文学、女作家心态等对弹词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注56盛志梅认为弹词是属于江南文化的特产，其研究了书场弹词的特征以及弹词与江南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注57秦燕春对弹词小说的研究，既体现了女性主义视角又有表演理论的渗透，既有文本的研究亦体现了田野调查的方法。注58胡晓真对于弹词小说的研究，主要是关注弹词女作家以及弹词小说的女性主体认同。注59另外，还有一些针对评弹书目的专门文本研究，这些研究中比较受关注的是评弹书目《西厢记》《再生缘》以及《杨乃武与小白菜》等。注60

除了从以上四个方面回顾评弹的研究以外，尚需特别指出的是周良在整理评弹史料、撰写评弹书史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周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即注重评弹资料的搜集与保存工作，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有一大批关于评弹的论著问世；其长期主编《评弹艺术》（已出版50集）且先后出版评弹著作40余种。注61数十年来，周良一直从事评弹管理工作，为该艺术的健康发展贡献了力量，对于这一点，学界亦开展了相关研究。注62对评弹与江南社会变迁的研究，则以唐力行教授等为典型。注63还有一些学者，从音乐的角度研究弹词音乐与流派唱腔。注64

前人对评弹艺术的研究为笔者开展相关的研究提供了较大的帮助。虽然学界对评弹艺术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关于评弹书目传承与社会变迁关系的研究却鲜有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评弹书目的传承并未受到较大的政治干预，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江苏巡抚丁日昌于同治七年（1868）颁布了禁淫书、禁淫词、禁女性入茶馆的禁令，虽然把评弹的中心从苏州驱到上海租界注65，但是对评弹书目的传承却并未产生大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指导下，评弹书目的传承不仅是17年戏改工作的缩影，亦深深打上时代转折与社会变迁的烙印。

（二） “十七年”戏改工作的研究

文化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布尔迪厄的“文化权力”理论、鲍曼的“知识分子”理论、萨义德的“东方学”理论等探讨产生了较大影响。注66政治权力通过影响知识分子来干预文学艺术的表达，因此只有研究“知识分子的价值诉求、时代特点、政治理念和自身发展，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注67

中国古代各王朝基本上都比较重视对百姓思想文化的管控，因此就发生了焚书坑儒、文字狱以及各种各样的禁毁戏曲小说的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1949—1966）的戏改工作即是政治权力对文学艺术产生重大影响的典型事件，要探讨17年中政治权力对评弹艺术发展、评弹书目传承的影响，首先应对中国古代各王朝钳制思想、控制文化乃至禁毁戏曲小说的相关研究进行简单梳理。

丁淑梅《中国古代禁毁戏剧史论》是研究中国古代官方禁戏的通史性著作，她详细介绍先秦至清代以来的禁戏情况，对我们考察近代以来评弹艺术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大有裨益。注68清王朝是推行思想钳制与文字狱比较典型的一个朝代，在《文统与政统之间：　康雍乾时期的文化政策和文学精神》一书中，李明军以文统、道统与政统的互动，诗教和政教的微妙关系，来概括清代前中期文学的发展。其认为康雍乾时期政府对文化和文学的关注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政府的文化政策除了直接干预文学的创作外，还通过对文人生存境遇的影响而影响文学。注69李德生《禁戏》注70详细介绍了自乾隆五十一年（1786）到“文革”开始以前（1963年）近两百年间官方禁毁戏曲的曲目，为笔者开展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线索。

近代以来政治权力对评弹艺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府对书目的禁毁方面。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设局禁戏，查缴“淫词唱本”并开列禁毁书目，是近代以来政治权力对评弹艺术的第一次严格管控。丁日昌禁书共156种，其中《三笑姻缘》《西厢记》《玉蜻蜓》《白蛇传》等多部书为弹词唱本。丁淑梅认为，丁日昌对民间文艺的偏见源于他尊奉的理学教化、崇正黜“邪”的思想；余治的劝善言论则对丁日昌禁毁“淫词唱本”给予了适时回应和有力裨助。注71不仅仅是对书目的禁毁，明清以来政治权力对演剧活动及其参与主体都体现出越来越严格的管控趋势。注72自丁日昌禁戏以来，晚清政府为加强社会控制多次采取各种措施严禁有违纲常名教的各类淫戏。然而随着政权对社会控制力量的不断削弱，晚清政府对淫戏蔓延的控制力不从心，甚至出现禁者自禁、演者自演、观者自观、愈禁愈演、愈演愈盛的恶性循环局面。注73

辛亥革命以后，北洋政府以及后来的国民政府均采取各类措施对艺术进行管控。对于评弹而言，各类限制书场、艺人、书目演出的规定亦层出不穷，但是，当时政权的社会控制力相对较弱，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评弹艺术基本上处于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基于此，评弹艺术在20世纪20至40年代最为兴盛，其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远远超过1926年之前的150年。注74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早在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演讲时即已阐释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的看法。注751942年5月23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总结讲话，再次讲到中共对待传统文化的看法，“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注76。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两次讲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1963年“大写十三年”以前）中共制定文艺方针以及戏改政策的主要依据。何其亮认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共强调文化的政治功用的开始，从此中国共产党对于文艺的政治化就拉开了序幕。注7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随着政权的逐渐稳固，中国共产党亦开始加强对艺术的管理、控制与改造，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文艺的管控首先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戏改上。改革开放以前，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戏改的研究很少，只有周扬、田汉、马少波等因从事具体的戏改工作写过一些文章，但这些文章究其实质只是对当时戏改政策的具体阐释，谈不上专题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在政治环境较为宽松的条件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戏改”这一命题才开始被学界关注，当时所产生的一些“戏曲史”“戏剧史”中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戏改有所涉及。注78除了这些通史性著作以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章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戏改。这些文章多数是涉及对戏改工作的评价，较有代表性的是王笛对成都茶馆艺人被改造的研究，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即开始努力消除旧文化中的封建因素，对于曲艺及艺人的改造和处理虽不如70年代那么激进，但是改造工作已经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注79

在戏改研究领域，有两位学者用力颇深。傅谨可谓这一课题研究的最重要人物之一，其不仅有通史性的研究著作《新中国戏剧史1949—2000》（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亦有大量的专题论文，诸如《第三只眼看“戏改”》（《戏剧文学》2000年第1期）、《“百花齐放”与“推陈出新”——20世纪50年代戏剧改革的重新评估》（《中国京剧》2002年第1期）以及《近五十年禁戏略论》等，这些成果为笔者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评弹书目传承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线索与比较视角。张炼红对上海戏改的研究亦颇为用力，其著作《历练精魂：　新中国戏曲改造考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是其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结晶，作者通过对神话戏、人情戏、历史戏、鬼戏、“样板戏”等戏曲个案研究，探讨了戏改过程中新与旧、雅与俗、精英与民众的价值观念和趣味之间彼此妥协利用的微妙关系。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17年（1949—1966）中的戏改工作。17年中的文化艺术事业具有浓厚的时代色彩，学界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用力颇多；从民间文化、民间英雄叙事到“十七年”戏曲改编、“十七年”英雄叙事小说，从“十七年”小说的叙事张力到“十七年”文学的身体阐释，从故事的多重讲述与文艺化大众到“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评价，无不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7年中时代政治变迁在文学上的展现，对于笔者从事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注80不仅如此，对于17年中戏曲改革的研究亦愈来愈多；厦门大学戏剧戏曲学博士郭玉琼的学位论文《戏曲与国家神话——延安时期到文革时期的戏曲现代戏研究》、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张莉的学位论文《红色神话演绎之路——17年（1949—1965）戏曲改革研究》等，对笔者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除上述研究之外，涉及“戏改”工作评价的文章亦为数不少。注81另有相当数量的文章以某个曲种甚至曲目为个案来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7年中的戏改工作。注82

新政权对评弹艺术的改革与对评弹艺人的改造是17年戏改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一种与之前迥然不同的文艺政策开始对评弹艺人的人生轨迹与评弹艺术的表演形式产生影响，大量评弹艺人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后亦纷纷进行自我改造与艺术革新。张盛满《评弹1949：　大变局下的上海说书艺人研究》就考察了国共鼎革、社会大变局下的评弹艺术与艺人，其认为1949年对评弹艺人来说是影响深远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评弹艺人的思想意识、评弹艺人的组织形式以及评弹技艺表演的模式都出现了较大的改变，并且影响到评弹以后若干年的历史。注83

对艺人监督与管理的加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改造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何其亮围绕艺人、市场与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深入探讨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文艺政策对评弹艺术的文化改造。他认为在当时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大背景下，经济杠杆能够继续在评弹领域中发挥作用，艺人的生存问题影响着国家文化政策的制定。注84马克·本德尔也同样指出，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政治权威已经取代市场成为评弹艺术创新及发展的动力。注85与何其亮不同的是，王亮以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为主要研究视角，通过对该团的研究来探查20世纪50年代评弹艺人的集体化进程以及走向集体过程中国家与艺人的互动关系。注86

评弹书目是评弹艺术的重要元素，学界对评弹艺术以及17年戏改工作的研究均未涉及17年中评弹书目的传承问题。综合上述研究，笔者在导师指导下确定以17年间的评弹书目传承为切入点，来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对评弹艺术的影响，同时从评弹书目的淘汰革新角度来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头17年的时代转折与社会变迁。笔者将评弹书目传承问题纳入17年戏改工作的领域中进行探讨，不仅有利于评弹艺术研究的深化，亦有助于加深对戏改工作的认识。前人的研究对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随着新史料的不断挖掘，新的研究在前人基础上必将走向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