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创作的素材

从艺术风格说起

现在，好些人喜欢在地铁，在公交，甚至一边在走路，一边在拿着手机看“书”。“低头族”，成为时髦的名词。这种碎片化的阅读方式，对提高人的文化素质，作用有限。如果要认真吸取精神营养，确实离不开书本，离不开微泛着墨香纸香的铅字。

在窗下，我常常泡上一盏香茶，在小小的书桌旁正襟危坐，打开书卷细读。或者就着灯影，斜靠椅背，随意翻页吟哦。书香茶书，缊缊，让我像是在知识的海洋里载沉载浮。我往往一面吮吸文化的精华，一面也在思考作者所要传达的思想和趣味，并从中过滤取舍。“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渊明语），这种读书之乐，相信“低头族”是不易得到的。

在看书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有这样的经验：有些书，初看时觉察不出它有什么可取之处，甚至会看不下去。但当阅历增长，拿起它再看时，感受便完全不同了。这一点，不同年龄段的朋友，在阅读《红楼梦》时，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有些作品，特别是抒情性作品，还会经历几个时代，才会被人们重视，被人们体悟到它的真趣。例如陶渊明的诗，晋代的评论者只视为中不溜秋之作。直到宋代，人们才看出它“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奥妙，品尝到它的淡中有味，才看到他的作品，既是菩萨低眉，又是金刚怒目。为此，苏东坡还写了大量“和陶诗”。又像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唐代，并没有什么名声。它沉寂了好几个朝代，评选家所选的唐诗选本，它都没有被选进去。经历了近千年，直至明代中晚期的嘉靖年间，它才被人发觉，才由李攀龙在《古今诗删》把它载入。从此，它越来越受人关注了。清代王闿运说它是“孤篇横绝，竟为大家”[57]。意思是说它横空出世，人们也都公认它是属于顶尖的名作。

看戏，根据经验，和看书的情况，有同，也有不同。由于戏剧是叙事性文体，有故事情节、矛盾冲突以及人物形象，有能否吸引观众的问题。至于戏曲，还有曲白的安排、唱腔的设置，动作的处理，是否让观众喜爱的问题。因此，优秀的戏剧作品，一下子便会吸引着观众，绝不会在当时演出时，观众一开始便感到乏味，无动于衷，看不下去，甚至索性离场。更不会等到隔了几个世代，才忽然让后人感悟到其中妙处。所以，凡是好的戏，会立即疯传，汤显祖的《牡丹亭》上演后，洛阳纸贵，“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便是其中一例。这一点，是看戏和看书有所不同的地方。

但是，有些戏曲，即使上演后立即受到欢迎，但它到底好在哪里？今天的观众、读者，未必就能体悟清楚。不同时代的人，对它会有不同的解读。而且，随着人们审美能力的提高，对作品的意义、价值，也会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评价。在海外，欧美戏剧史家伊维德和奚如谷，在翻译《西厢记》时指出：“《西厢记》属于世界的伟大经典之列，像这样的作品，每隔一代人就应当有一个新译本的问题。”[58]这两位朋友，说得很有道理，对名著的翻译应如此，对它的研究，理当更应如此。《牡丹亭》和《西厢记》一样，同属世界的伟大经典，每隔一代人，是应有新的研究，以求对它的创作有更深入的理解。

当我们走进古代戏曲的百花园，便如入山阴道，目不暇给，美不胜收。就戏曲语言的风格而论，明代的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曾以简约而形象的文字，对“古今群英”做出评价，例如说“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确实，关汉卿的戏曲语言既通俗本色，又淋漓酣畅，纵横驰骤，汪洋恣肆，泼辣真率，就像喝醉了酒的豪客，谁也 束不住。又如说“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这四个字，已成为人们对《西厢记》风格的共识。它的文辞婀娜多姿，清丽婉媚，色彩缤纷，流畅自然，就像在花丛中的美人，容光花色，互相掩映，浑然一体。到明代，在戏曲创作中，其成就可以和关汉卿、王实甫比美的，只有汤显祖一人。说得更准确些，就是只有《牡丹亭》一剧。

就剧本的艺术风格而言，《牡丹亭》与王实甫、关汉卿的剧作有很大的不同。后两者，无论是“花间美人”还是“琼筵醉客”，总体的格调是明畅的，观者可以一眼看清它们是喜剧还是悲剧。但是，从审美的角度看，《牡丹亭》悲喜交集，很难对它断然做出判断。如果一定要套用西方审美话语的模式，也许可以说它属于“正剧”类。而这样的分类，说了等于没说。

用我国传统的词汇评述《牡丹亭》，多数人都会认同它给人以凄艳婉雅而又迷离奇幻的印象。显然，汤显祖以文采斐然的清辞丽句，细腻地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又以奇特的浪漫主义的想象，表现对人生理想的追求。特别是《牡丹亭》里许多曲文，写得分外高雅、深邃，让人感到，这一部原属于俗文学范畴的戏曲，竟如阳春白雪，完全应该归入高雅文学的园圃中。它的人物语言如诗，意境氛围如诗，雅得不能再雅。

对《牡丹亭》语言和艺术风格的高雅，早在明清两代，评论家们已有一致的认识。陈继儒在《牡丹亭·题辞》中说：“汤临川最称当行本色，以《花间》《畹兰》之余采，创为《牡丹亭》，则翻空转换极矣。”他承认汤显祖懂得戏，说他既吸收了像花间派等词人纤细华丽的写法，又在许多时候翻转为本色当行的文风。毛先舒则认为：“曲至临川，临川曲至《牡丹亭》，惊奇瓌壮，幽艳淡沲，古法新制，机杼递见，谓之集成，谓之诣极。”[59]有些人，却认为《牡丹亭》雅得过了头，像改编过《牡丹亭》的徐日曦，就说汤显祖这剧本虽是脍炙人口，“然词致奥博，众鲜得解”[60]。至于著名的清代戏曲理论家，懂得舞台演出规律的大戏剧家李渔，说得更不客气，他直截了当地说《牡丹亭》的曲文过于典雅，“字字俱费经营，字字皆欠明爽，止可作文字观，不可作传奇观”[61]。不过，这些评价，无论从正面还是从反面看，也都确认：“雅”，是《牡丹亭》艺术风格的一大特色。

确实，在《牡丹亭》里，不少曲词，也真雅得过了头，像其中的名句“袅晴丝，吹来闲庭院”，该怎么理解？连当代戏剧名家陈多和夏写时两位教授，也争论不休，遑论一般市民大众！

不过，平心而论，若把《牡丹亭》定位于“雅”，却又是不全面的。因为，实际的情况是，它很雅，也很俗。所谓俗，不仅是它的语言有时颇为本色、通俗；有些细节，甚至沦于粗俗、猥亵。更重要的是，《牡丹亭》故事的框架，是建立在民俗素材、民间传说基础之上的。加以剧中许多场景，也穿插民俗仪典。整部戏，既是笔触旖旎的深闺仕女图，又是色彩斑斓的民间风俗画。我认为，总体而言，《牡丹亭》是汤显祖依托民俗的素材，来烘托人情、人性、人生的题旨。它既委婉深奥地展示明代中叶由精英阶层推动的进步思潮，又受到人民大众重视的人文精神的感染。它既是大雅的，又是大俗的。

民俗素材和故事框架

古往今来，杰出的文艺作品，多不会凭空结撰，空穴来风。不管作家自觉还是不自觉，他的创作，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和他所处的时代与环境有关。时代的精神、风气，乃至风俗习惯，总会有意无意地在他的笔底萦回，成为作品的一部分。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还说得更明确，他认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62]

所谓风俗，自然来自民间传统，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自命清高孤芳自赏的“君子”，对下里巴人的风物习惯往往不屑一顾，但接近下层的人士，生活在群众当中，对民间故事传说便喜见乐闻，在民俗中吮吸文化和生活的营养。因此，对待民俗的问题，实际上和作家的价值观，有着密切的联系。

汤显祖对民间风俗和各地传说，是十分在意的。在仕宦期间，他每到一处，都注意了解当地百姓的生活，注意观察民风民俗。例如进入岭南，贬往徐闻，他便多方接触生活。新闻轶事，海外奇谈，让他耳目一新。身处炎方普通百姓的生活和理想，也让他有会于心，使他的见识、理念，和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假道学大不一样。例如贬赴徐闻行经澳门时，便停留下来参观考察，特别对当地人扬帆出海，以及海外来客远从千里“献宝”（朝贡）贸易大感兴趣，还写了《看番禺人入真腊》一诗以纪其事：“槟榔舶上问郎行，笑指贞蒲十日程。不用他乡起愁思，总无莺燕杜鹃声。”又如在徐闻任内，时间虽然不长，但他总是多方了解当地民情民俗，在他的诗作里，便有《黎女歌》《槟榔园》《当垆曲》《岭南踏踏词》多首。可见，即使落拓失意远谪蛮荒的时候，他对民间风物传说谣谚的兴趣，依然不减。

自古以来，民间的故事传说，一直被历代文人搜集纪录，成为杂俎志怪，稗官野史。当汤显祖在玉茗堂中，与宾朋杂坐，谈诗论史，传杯递盏之际，诸多奇闻轶事，怪力乱神，少不免也成谈助。有意思的是，汤显祖对那些似乎是荒诞不经的记载，十分重视，他说过：“稗官小说，奚害于经传子史？游戏墨花，又奚害于涵养性情耶？”他认为，那些记载着社会舆论民情的文字，自有其特定的价值。他还说：稗官小说“以奇辟荒诞，若灭若没，可喜可愕之事，读之使人心开神释，骨飞眉舞”[63]。正是由于醉心于稗官野史的“真趣”，汤显祖校点了《虞初志》，让这收集着种种稀奇古怪的传说故事，得以广泛流传。他甚至把自己的剧作，也视为“民间小作”。在《答李乃始》一信中，他说：“自伤名第卑远，绝于史氏之观，徒蹇浅零碎，为民间小作。”[64]这句话，有自谦成分，但联系到汤显祖一贯对待民风民俗的态度，他把自己的剧作定位于“民间”，倒是比较正确地表述了作品与民俗素材的关系。

《牡丹亭》又被称为为《还魂记》，光从剧名看，便可知道它写的是人成了鬼，鬼魂出现，死而复生。一个因梦而死又因爱而生的少女，穿行于阴阳二界。用时下流行的话语称之，这《还魂记》就是一部“穿越剧”。顺便指出，汤显祖的《玉茗堂》四梦，也多属穿越剧。不过，他不像时下一些人只把“穿越”作为取巧的手法，而是他所奉行的人生理念的呈现。

关于《牡丹亭》的题材，许多地方，都影影绰绰和各种传说有关，以致有些论者各有各样的说法。例如焦循在《剧说》中，认为它本于《睽车志》所载的《马绚娘》故事：“士人寓三衢佛寺，有女子与合，其后发棺复生，遁去。达书于父母，父以涉怪，忌见之。”还认为：“柳生、杜女始末，全与此合，知《玉茗堂四梦》，皆非空撰，而有所本也。”[65]至于元杂剧的《碧桃花》和《倩女离魂》，有些关目，也和《牡丹亭》类似，人们都不排除汤显祖在创作时，会受到它们的启发。

其实，关于人物灵魂出窍，梦与人交，或者死而复生的传闻，历来都有。说得早一点，先秦时代的宋玉，不是写过《高唐赋》吗？他说楚襄王和他游云梦之台，问他何谓朝云？“玉曰：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这美丽的传说，为云为雨，如真如幻，较早地表达了人们对爱情和美的追求。

南朝的沈约，写过《梦见美人》一诗：

夜闻长叹息，知君心有忆。

果自阊阖开，魂交睹容色。

既荐巫山枕，又奉齐眉食。

立望复横陈，忽觉非在侧。

那知伤神者，潺潺泪沾臆。

你看，诗中所写的情景，不是和柳梦梅梦见杜丽娘，颇为相似么？当然，汤显祖创作《牡丹亭》时，未必是受到沈约的影响。我只是想说，夜梦美人，巫山云雨，从来就是文人们津津乐道的题材。

在稗官野史笔记丛谈中，有关鬼魂与生人相恋，死而复生的故事，差不多历朝都有。晋代干宝的《搜神记》，记河间郡有男女相恋至死，忽又回生，干宝便借秘书郎之口，说“以精诚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复生”。此后，孟棨的《本事诗》、洪迈的《夷坚志》、王琰的《冥祥记》、颜推之的《冤魂记》、瞿佑的《剪灯新话》，都写有还魂的故事。且不说上面提过的元代杂剧，此类题材，所在多有；即使在与汤显祖处于同一时代的徐渭，在《南词叙录》中，也收有《贾云华还魂记》的剧目。当然，此剧早已散佚，只在唱本《大明天下春》中留有残本，写的无非是写被阻挠婚事的少女，当情人中举后，便借尸还魂。就连经常与汤显祖在玉茗堂中诗酒酬唱的谢廷谅，也写过《离魂记》一剧。可见，像《牡丹亭》那样有关人鬼交、生死情之类的巷说街谈，本来就是从古以来在文坛里热衷的题材。至于汤显祖自己，在《续虞初志》的《许汉阳传》中，写了一段评语：“传记所载，往往俱丽人事，丽人又俱魂梦幻事。然一局在手，故自不厌。”[66]

鬼魂传说的盛行，和老祖宗们崇尚巫风有很大的关系。秦汉以来，道教的神仙之说大行其道，加上小乘佛教又传入中土。和尚道士们都惯于制造迷离恍惚的境界，诱导世人取得进入天堂的门票。凡间和天堂地狱，可以打通，人和鬼神，可以同在。于是，“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信条失去效力，种种灵异的幻影，在人们的脑海生根开花。

宋元明之后，文士们写鬼写梦的更多。鲁迅先生指出：“奉道流羽客之隆重，极于宋宣和时。元虽归佛，亦甚崇道，其幻惑翻行于人间。明初稍衰，比中叶而复极显赫。成化时有方士李敖、释继晓，正德时有色目人于永，皆以方术杂流拜官。荣华熠跃，世所企慕，则妖妄之说自盛，而影响且及于文章。”[67]这番话，准确地概括出明代中叶文坛上盛行鬼魂出没的状况。

鲁迅先生指出了志怪传说发生、流传的历程及其实质，而对以此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并没有加以否定。他指出：“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所谓特异，是它不同于那些以描写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多姿多彩得使人惊心骇目的奇特手法，让作品充满浪漫的情调。鲁迅还指出：“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抒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它意者，甚异其趣矣。”[68]他很清楚地看到，有些作家，不过是借鬼神传闻，抒发心中块垒，并非以宣扬因果报应为目的。汤显祖的《牡丹亭》，正是鲁迅所说成就特异内涵深刻的作品。

“世间只有情难诉。”而汤显祖却要向世间诉说这难诉之情，于是，他便选择和吸取了魂与梦交织的民间素材，在纵横捭阖的基础上，凝聚为千古不朽的名剧《牡丹亭》。

从话本到剧本

汤显祖的《牡丹亭》，吸纳了历来许多因情成梦死而复生的故事传闻，经过艺术构思与情节的安排，“丽藻凭巧肠而浚发，幽情逐采笔以纷飞”（吕天成《曲品》），成为我国剧坛上以梦魂为题材的最卓越之作。

在世界文学史上，出现幻梦与鬼魂的作品，各国都有。像莎士比亚，在《查理三世》《哈姆雷特》《麦克白》等戏，都有鬼魂出现。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人死而为鬼，总会带着悲愁与哀怨。因此，凡是出现鬼魂的形象，都与伤感凄楚的情绪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东西方的文艺作品，概莫能外。不过，就莎士比亚所写的作品而论，鬼魂以男性居多，他们往往作为复仇者、预言家，或者作道德的评判者出现。欧洲的人文主义思潮在和神权的斗争中，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让从神权脱胎出来的鬼魂形象，捎带着悲怆阳刚之气。

有趣的是，在我国古代的文坛上，无论是巷里街谈，笔记小说，或是文艺作品，凡是触及人鬼相恋的事件，多是由男性作为阳间的人，女性作为阴间的鬼。当然，这女性角色曾经是人，但她们大都经历过死亡。而当成为鬼后，又都由她们主动去追求阳间的男人。这些女鬼的行为，当然有违于封建伦理，但阳世的教条，管不到阴间，因而人鬼最低限度也可以发生“一夜情”，得遂枕席之欢。这些男人女鬼，或邂逅相逢，或分分合合，或在甜甜蜜蜜中夹杂着悲悲切切、忐忐忑忑，都有悖于阳间的道德规范。但在欢娱中的怨偶，除了晨鸡一响，赶紧离开以外，其他都顾不了许多。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阴间，全被抛诸脑后。总而言之，有关我国古代无论人鬼相恋的传闻，无论情节有多少变化，无论在晋宋还是元明，这以男为人、女为鬼，女鬼主动，男人受惠的模式，少有例外。

在封建礼教长期的统治下，在婚姻恋爱的问题上，人世间的女性，长期处于被压抑受控制的地位。民间人鬼相恋的传说，让女性遭受死亡的经历，不正是我国古代女性悲剧命运的倒映吗？至于到了阴间，她们又都成爱情追求主动的一方，不正是人世间妇女反抗婚姻不自由的情绪折射吗？当然，在人鬼相恋的传闻中，有些没有美好的结局，女鬼最后依旧沉沦；有些虽能还魂复生，但又得依从阳间礼教的规矩。这情况，又正是我国古代人文主义思潮虽然不可遏止，却始终不能居于主流地位的反映。

在我国文坛所有人鬼相恋的故事中，汤显祖的《牡丹亭》，可以说是写得最为大胆而又最为细腻，最受人们激赏而又最为道学先生忌惮的一种。

《牡丹亭》无疑是历代人鬼相恋故事精华的汇聚，但有关它的故事来源，人们在相当长的时期，一直弄不清楚。上文提到传奇志怪和杂剧的各种鬼魂梦幻回生的故事，也都影影绰绰与《牡丹亭》有似有不似。若说它们和《牡丹亭》无关，显然不是；若说它们是《牡丹亭》素材的源头，则更不是。因此，从明末到20世纪50年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杜丽娘的形象以及《牡丹亭》的情节，只是汤显祖虚构的并无依傍的产物。

到20世纪中叶，北京大学学生姜志雄在北大图书馆，发现了一部木板刻本《重刻增补燕居笔记》，其中收有《杜丽娘慕色还魂》一文。经他考证，这篇话本小说，正是《牡丹亭》的蓝本。他指出：“何（大抡）本《燕居笔记》成书年代上限在嘉靖十九年，而所收作品，肯定不后于嘉靖年间，因此，我们可以说，汤显祖的《牡丹亭》就是以《杜丽娘慕色还魂》话本作为素材的。盖《牡丹亭》写成年代在万历二十八年（1598），去嘉靖十九年（1540）已半个世纪了。”[69]此外，他还把话本和剧本作了对比，发现《牡丹亭》在不少地方，直接采用话本的文句。

这一重要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牡丹亭》故事来源的看法。不错，它受到了许多民间故事有关梦呀魂呀的影响，但它确实是以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为蓝本，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其实，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早已说过，他所写的杜丽娘的故事，是有所本的，只是人们多少年来，没有仔细读懂。

在《题词》，汤显祖劈头就说：“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如果《牡丹亭》纯属汤显祖虚构，那么，他开首就为尚未为观众熟悉的杜丽娘发一通感慨，不是颇有突兀之嫌么？但若有关杜丽娘为情而死而生的故事，早已在社会上流传开来，而且杜丽娘的名字早已为人们所熟悉，那么，他在《题词》首提杜丽娘，并对这故事感慨一番，便很合情合理了。

再者，《题词》还说到：“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事。予稍为更而衍之。”关于李仲文故事，载于《太平广记》卷三一九所引的《法苑珠林》；冯孝将的故事，也载于《太平广记》卷二七六所引的《幽明录》。两个故事都说女鬼主动与男子交接，也都嘱男子发棺助其复生，但李仲文心急，没按指示办事，女鬼便无法还阳；冯孝将则严格执行开棺之法，女尸复活，双方结为夫妇。汤显祖说“传杜太守事者”，意思是说，有关话本传写杜太守的事，和李仲文、冯孝将的事相似，都是写到女鬼会回生。正是在话本的基础上，“予稍为更而衍之”，而不是说他所写的《牡丹亭》，直接从《太平广记》所载的两宗传闻中更衍。因为那两宗传闻一写复生，一写不能复生，如果汤显祖说他“传杜太守事”，来自《太平广记》，便不能说是“余稍为更即衍之”，而是另起炉灶了。但是，话本则在《太平广记》的两个传闻中，吸收了两名女鬼都希望回生的共同点，这也是两个传闻仿佛相同的基本点，话本便采取了女鬼都希望重获生命的情节，写成了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汤显祖说他所写的杜太守事，根据的是话本中追求复生的精神和情节。

汤显祖又说：“至于杜守收拷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拷谈生也。”据《列异传》载：有女子夜半来与谈生相好，但要谈生不能用灯照看他。两年后，她告诉谈生，她是个鬼，要再等一年，才能复生。谈生忍不住了，等她睡了，偷偷照看，只见她腰上已生肉，腰下仍是枯骨。女鬼发觉，知已不能复生，便赠他一袭珠袍。谈生把珠袍拿到市上去卖，为睢阳王购得。王爷拿来一看，认得这是给女儿的陪葬品，又认为谈生盗墓，把他吊起来拷打。幸而谈生说清楚了原委，睢阳王相信了，便认他为女婿。[70]汤显祖承认，他在《牡丹亭·圆驾》一场，写杜太守拷打柳梦梅，与梅柳结局与话本所写的欢喜终场不同，但却和《列异传》里谈生被拷最终认可的故事一样。

显然，汤显祖《题词》的上半段，说“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这杜丽娘指的是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中的杜丽娘。下半段说“传杜太守事者”，这传其事的人，是汤显祖自己，是他向观众说明创作素材的来源，说明他的创作与话本同与不同的关系。我想，只有这样理解汤显祖的《题词》，才能弄清楚它的原意，才能顺理成章，了无挂碍。

也有一些朋友，认为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出于《牡丹亭》之后，说它是以剧本用于说书的话本。这说法似不能成立。其实，如果仔细看看《话本》开头的四句诗，也可以知道它必然出现在《牡丹亭》诞生之前。那位话本作者以诗表态说：

闲向书斋览古今，罕闻杜女再还魂。

聊将昔日风流事，编作新文励后人。

显然，他承认，这话本是他从古籍上看到了罕见的还魂故事，于是编成新文，供给后人们看的。如果它出在《牡丹亭》之后，他好意思把自己的文章说是“新文”么？退一步说，即使这不过是话本作者自诩之辞，但《牡丹亭》一经演出，“家传户诵”，连剧本也成了“畅销书”。那话本的作者即使再蠢，也不至于以“新文”自我标榜。可见，只有它确是出现在《牡丹亭》之前，才会有如此理壮气直的开场白。为了方便读者对《牡丹亭》创作的了解，下面，我将把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附录于本章之后，以供参考。

在世界文学史上，有许多蜚声文苑的名著，往往会受到一些本来意义不大的素材的启发，经过提炼，让原来的素材脱胎换骨，成为不朽之作。像俄国作家果戈理，他的名著《钦差大臣》，本来是普希金给他提供的一个故事素材：某骗子冒充是圣彼得堡某大官的儿子，到处招摇撞骗，许多糊塗虫都中了招，最后骗局被拆穿，那骗子也受到惩罚。这素材，实在很普通，果戈理却从那些被骗的官吏身上，看到了俄罗斯官僚的腐朽。他从素材中得到启发，通过形象的改造和情节的提炼，据此写成的《钦差大臣》，便有全新的意义。他写县官大人听说彼得堡将有钦差大臣要来视察的消息，误把一个花花公子看成是钦差大臣，便慌作一团，赶紧和官僚和富商们，千方百计对花花公子献媚巴结。这花花公子开始莫名其妙，后来也乐得冒充钦差，纵情享受。通过对素材的改造，果戈理揭露了沙俄整个官场的黑暗腐朽。于是，由普希金提供的一个普通素材作为原型，经过改造与提炼，成为一部伟大的喜剧作品。

我们之所以要确定《杜丽娘慕色还魂》早出于《牡丹亭》，指出汤显祖在《题词》中，首先说“情不知所起”者，是指话本中的杜丽娘，正是要说明这一个杜丽娘，乃是《牡丹亭》的杜丽娘的原型。而这一话本，也是汤显祖创作所依据的素材。在这素材的基础上，汤显祖吸纳了其他梦魂神鬼传说，或过滤吸取其精髓，或“稍为更而演之”，升华为撼人心魄的剧本，创造了杜丽娘鲜明的典型形象。

为什么在许许多多神异灵怪传说和杂剧中，汤显祖唯独选取《杜丽娘慕色还魂》作为剧本的原型？我认为，一方面，有关杜丽娘的故事，在嘉靖年间已流传开来，颇有影响；另一方面，这本来是比较平庸的话本，却写到一位少女无端端地梦见素未谋面的男子，在梦中成云雨之欢，而后来竟回生结为夫妇。这一点，正好契合汤显祖一直困惑的问题：即：人有自然的本能吗？人的情与性是怎样发生的？他一直想要说明“情”的微妙，一直想表达“情不知所起”。话本中的杜丽娘的奇遇，恰好让汤显祖在思想上碰出了火花，因此，他敏锐地摭取话本故事情节的框架，把它有关的内容，作为剧本创作的素材。

指出《杜丽娘慕色还魂》是《牡丹亭》的原型，不仅丝毫没有贬低《牡丹亭》的价值。相反，从话本与剧本的比较中，我们恰好更容易看清楚汤显祖创作的典型化过程，更清晰地看到作者的艺术技巧，更能深刻体悟《牡丹亭》的意蕴，也更能理解汤显祖是怎样把他提出的“意、趣、神、色”的文艺主张，贯彻在创作之中。

附：杜丽娘慕色还魂

闲向书斋览古今，罕闻杜女再还魂。

聊将昔日风流事，编作新文励后人。

话说南宋光宗朝间，有个官升授广东南雄府尹，姓杜名宝，字光辉，进士出身，祖贯山西太原府，年五十岁，夫人甄氏，年四十二岁，生一男一女，其女年一十六岁，小字丽娘，男年一十二岁，名唤兴文，姊弟二人俱生得美貌清秀。杜府尹到任半载，请个教读，于府中书院内教姊弟二人读书学礼。不过半年，这小姐聪明伶俐，无书不览，无史不通，琴棋书画，嘲风咏月，女工针指，靡不精晓。府中人皆称为女秀才。

忽一日，正值季春三月中，景色融和，乍晴乍雨天气，不寒不冷时光，这小姐带一侍婢名唤春香，年十岁，同往本府后花园中游赏，信步行至花园内，但见：

假山真水，翠竹奇花。普环碧沼，傍栽杨柳绿依依；森耸青峰，侧畔桃花红灼灼。双双粉蝶穿花，对对蜻蜓点水。梁间紫燕呢喃，柳上黄莺见完。纵目台亭池馆，几多瑞草奇葩。端的有四时不谢之花，果然是八节长春之草。

这小姐观之不足，触景伤情，心中不乐，急回香阁中，独坐无聊，感春暮景，俯首沉吟而叹曰：“春色恼人，信有之乎？常见诗词乐府，古之女子，因春感情，遇秋成恨，诚不谬矣。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感慕景情，怎得蟾宫之客。昔日郭华偶逢月英，张生得遇崔氏，曾有《钟情丽集》《娇红记》书，此佳人才子，前以密约偷期，似皆一成秦晋。嗟呼，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叹息久之，曰：“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耶？”遂凭几昼眠，才方合眼，忽见一书生，年方弱冠，丰姿俊秀，于园内折杨柳一枝，笑谓小姐曰：“姐姐既能通书史，可作诗以赏之乎？”小姐欲答，又惊又喜，不敢轻言，心中自忖，素昧平生，不知姓名，何敢辄入于此。正如此思间，只见那书生向前将小姐搂抱去牡丹亭畔，芍药栏边，共成云雨之欢娱，两情和合，忽值母亲至房中唤醒，一身冷汗，乃是南柯一梦。忙起身参母，礼毕，夫人问曰：“我儿何不做些针指，或观玩书史，消遣亦可，因何昼寝于此？”小姐答曰：“儿适在花园中闲玩，忽值春暄恼人，故此回房，无可消遣，不觉困倦少息，有失迎接，望母亲恕儿之罪。”夫人曰：“孩儿，这后花园中冷静，少去闲行。”小姐曰：“领母亲严命。”道罢，夫人与小姐同回至中堂饭罢。这小姐口中虽如此答应，心内思想梦中之事，未尝放怀，行坐不宁，自觉如有所失，饮食少思，泪眼汪汪，至晚不食而睡。次早饭罢，独坐后花园中，闲看梦中所遇书生之外，冷静寂寥，杳无人迹。忽见一株大梅树，梅子磊磊可爱，其树矮如伞盖。小姐走至树下，甚喜而言曰：“我若死后得葬于此，幸矣。”道罢回房，与小婢春香曰：“我死，当葬于梅树下，记之记之。”次早，小姐临镜梳妆，自觉容颜清减，命春香取文房四宝至镜台边，自画一小影，红裙绿袄，环佩玎当，翠翘金凤，宛然如活。以镜对容，相象无一，心甚喜之，命弟将出衙去裱背店中表成一幅小小行乐图，将来挂在香房内，日夕观之。一日，偶成诗一绝，自题于图上：

近睹分明似俨然，远观自在若飞仙。

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

诗罢，思慕梦中相遇书生，曾折柳一枝，莫非所适之夫姓柳乎？故有此警报耳。

自此丽娘暮色之甚，静坐香房，转添凄惨，心头发热，不疼不痛，春情难遏，朝暮思之，执迷一性，恹恹成病，时年二十一岁矣。父母见女患病，求医罔效，问佛无灵，自春至秋，所嫌者金风送暑，玉露生凉，秋风潇潇，生寒彻骨，转加沉重。小姐自料不久，令春香请母亲至床前，含泪痛泣曰：“不孝逆女，不能奉父母养育之恩，今忽夭亡，为天之数也。如我死后，望母亲埋葬于后园梅树之下，平生愿足矣。”嘱罢，哽咽而卒，时八月十五也。母大痛，命具棺椁衣衾收殓毕，乃与杜府尹曰：“女孩儿命终时，分付要葬于后园梅树之下，不可逆其所愿。”这杜府尹依夫人言，遂令葬之。其母哀痛，朝夕思之。光阴迅速，不觉三年任满，使官新府尹已到，杜府尹收拾行装，与夫人并衙内杜兴文一同下船回京，听其别选，不在话下。

且说新府尹姓柳名恩，乃四川成都府人，年四十，夫人何氏，年三十六岁。夫妻恩爱，止生一子，年一十八岁，唤作柳梦梅，因母梦见食梅而有孕，故此为名。其子学问渊源，琴棋书画，下笔成文，随父亲南雄府。上任之后，词清讼简。这柳衙内因收拾书房，于草茅杂沓之中，获得一幅小画，展开看时，却是一幅美人图，画得十分容貌，宛如妲娥。柳衙内大喜，将去挂在书院之中，早晚看之不已。忽日，偶读上面四句诗，详其备细。“此是人家女子行乐图也，何言不在梅边在柳边，此乃奇哉怪事也。”拈起笔来，亦题一绝，以和其韵。诗曰：

貌若嫦娥出自然，不是天仙是地仙。

若得降临同一宿，海誓山盟在枕边。

诗罢，叹赏久之。却好天晚，这柳衙内因想画上女子，心中不乐，正是不见此情情不动，自思何时得此女会合，恰似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懒观经史，明烛和衣而卧，翻来覆去，永睡不着，细听谯楼已打三更，自觉房中寒风习习，香气袭人。衙内披衣而起，忽闻门外有人扣门，衙内问之而不答。少顷又扣，如此者三次。衙内开了书院门，灯下看时，见一女子，生得云鬓轻梳蝉翼，柳眉颦蹙春山。其女趋入书院，衙内急掩其门，这女子敛衽向前，深深道个万福。衙内惊喜相半，答礼曰：“妆前谁氏，原来夤夜至此。”那女子启一点朱唇，露两行碎玉，答曰：“妾乃府西邻家女也，因慕衙内之丰采，故奔至此，愿与衙内成秦晋之欢，未知肯容纳否？”这衙内笑而言曰：“美人见爱，小生喜出望外，何敢却也？”遂与女子解衣灭烛，归于账内，效夫妇之礼，尽鱼水之欢。少顷，云收雨散，女子笑谓柳生曰：“妾有一言相恳，望郎勿责。”柳生笑而答曰：“贤卿有话，但说无妨。”女子含笑曰：“妾千金之躯，一旦付于郎矣，勿负奴心，每夜得共枕席，平生之愿足矣。”柳生笑而答曰：“贤卿有心恋于小生，小生岂敢忘于贤卿乎？但不知姐姐姓甚何名？”女答曰：“妾乃府西邻家女也。”言未绝，鸡鸣五更，曙色将分，女子整衣趋出院门。柳生急起送之，不知所往。至次夜，又至，柳生再三询问姓名，女又以前意答应。如此十余夜。一夜，柳生与女子共枕而问曰：“贤卿不以实告我，我不与汝和谐，白于父母，取责汝家，汝可实言姓氏，待小生禀于父母，使媒妁聘汝为妻，以成百年夫妇，此不美哉？”女子笑而不言，被柳生再三促迫不过，只得含泪而言曰：“衙内勿惊，妾乃前任杜知府之女杜丽娘也。年十八岁，未曾适人，因慕情色，怀恨而逝，妾在日常所爱者后园梅树，临终遗嘱于母，令葬妾于树下，今已一年，一灵不散，尸首不坏，因与郎君有宿世姻缘未绝，郎得妾之小影，故不避嫌疑，以遂枕席之欢，蒙君见怜，君若不弃幻体，可将妾之衷情，告禀二位桩萱，来日可到后园梅树下，发棺视之，妾必还魂，与郎共为百年夫妇矣。”这衙内听罢，毛发悚然，失惊而问曰：“果是如此，来日发棺视之。”道罢，已是五更，女子整衣而起，再三叮咛：“可急视之，请勿自误，如若不然，妾事已露，不复再至矣，望郎留心，勿使可惜矣。妾不得复生，必痛恨于九泉之下也。”言讫，化清风而不见。

柳生至次日饭后，入中堂禀于母，母不信有此事，乃请柳府尹说知。府尹曰：“要知明白，但问府中旧吏门子人等，必知详细。”当时柳府尹交唤旧吏人等问之，果真杜知府之女杜丽娘葬于后园梅树之下，今已一年矣。柳知府听罢惊异，急唤人夫同去后园梅树下掘开，果见棺木，揭开盖棺板，众人视之，面颜俨然如活一般。柳知府教人烧汤，移尸于密室之中，即令养娘侍婢脱去衣服，用香汤沐浴洗之，霎时之间，身体微动，凤眼微开，渐渐苏醒。这柳夫人教取新衣服穿了。这女子三魂再至，七魄重生，立身起来，柳相公与柳夫人并衙内看时，但见身材柔软，有如芍药倚栏干，翠黛双垂，宛如桃花含宿雨。好似浴罢的西施，宛如沉醉的杨妃。这衙内看罢，不胜之喜，叫养娘扶女子坐下，良久，取安魂汤定魂散吃下，少顷，便能言语，起身对柳衙内曰：“请爹妈二位出来拜见。”柳相公、夫人皆曰：“小姐保养，未可劳动。”即唤侍女扶小姐去卧房中睡。少时，夫人分付，安排酒席于后堂庆喜。当晚筵席已完，教侍女请出小姐赴宴，当日杜小姐喜得再生人世，重整衣妆，出拜于堂下。柳相公与杜小姐曰：“不想我愚男与小姐有宿世缘分，今得还魂，真乃是天赐也。明日可差人往山西太原去寻问杜府尹家接下报喜。”夫人对相公曰：“今小姐天赐还魂，可择日与孩儿成亲。”相公允之。至次日，差人持书报喜，不在话下。

过了旬日，择得十月十五吉旦，正是屏开金孔雀褥隐绣芙蓉。大排筵宴，杜小姐与柳衙内同归罗帐，并枕同衾，受尽人间之乐。

话分两头，且说杜府尹回至临安府寻公馆安下。至次日，早朝见光宗皇帝，喜动天颜，御笔除授江西省参知政事，带夫人并衙内上任，已经两载。忽一日，有一人持书至在相公案下。相公问何处来的？答曰：“小人是广东南雄府柳府尹差来”。怀中取书呈上。杜相公展开书看，书上说小姐还魂与柳衙内成亲一事，今特驰书报喜。这杜相公看罢大喜，赏了来人酒饭，曰：“待我修书回复柳亲家。”这杜相公将书入后堂，与夫人说南雄府柳府尹送书来，说丽娘小姐还魂与柳知府男成亲事，夫人听知大喜，曰：“且喜昨夜灯花结蕊，今宵灵鹊声频。”相公曰：“我今修书回复，交伊朝晚在临安府相会。”写了回书，付与来人，赏银五两，来人叩谢去了。不在话下。

却说柳衙内闻知春榜动，选场开，遂拜别父母妻子，将带仆人盘缠，前往临安府会试应举。不则一日，已到临安府客店安下。径入试院，三场已毕，喜中第二甲进士，除授临安府推官。柳生驰书遣仆，报知父母妻子。这杜小姐已知丈夫得中，任临安府推官，心中大喜。至年终，这柳府尹任满带夫人并杜小姐回临安府推官衙内投下。这柳推官拜见父母妻子，心中大喜，排筵庆贺，以待杜参政回朝相会。住不两月，恰好杜参政带夫人并子回至临安府馆驿安下，这柳推官迎接杜参政并夫人至府中，与妻子杜丽娘相见，喜不尽言，不在话下。这柳梦梅转升临安府尹，这杜丽娘生两子，俱为显宦，夫荣妻贵，享天年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