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谁在“闹学”

从台本戏的命名说起

杜宝决定“延师”，陈最良应聘，进入杜府，负起用儒家经典管束青年身心的责任。接下来，汤显祖便写了戏的第七出——《闺塾》。

如果说，在《闺塾》之前的六出戏，汤显祖只是让戏的主要人物逐个出场，初步勾勒了不同人物轮廓的底色，戏剧的矛盾并没有开展。那么，到了第七出，才开始有矛盾的交集，才开始从戏剧矛盾中，凸现对人物形象的描写。换言之，到了第七出，《牡丹亭》才开始入戏。

一般来说，戏剧艺术，包括戏曲艺术，往往会尽快展开戏剧冲突的。元代的乔梦符提出：“乐府亦有法，凤头、猪肚、豹尾。”所谓“凤头”，即指文学作品的开始部分，应开写得像凤凰那样美丽精彩。在戏曲，指的应当是开展引人注意的矛盾冲突，像《西厢记》和《琵琶记》，戏一开场，便展开了莺莺和张生，蔡伯喈和父母的冲突，让观众一下子便清晰地看到情节发展的趋势。它们的写法，都可说是属于“凤头”。

《牡丹亭》的前六出，只是逐个展示人的形象，初步揭示杜宝对女儿思想状况的注意。这微露端倪的描写，我们很难以“风头”称之。但是，汤显祖像打开画卷那样，缓缓地逐步显现戏剧的发端，而不采用一开始便突现戏剧冲突的写法，却是由他所要揭示《牡丹亭》题旨的创作动机所决定的。他要描绘的是整个社会环境，如何导致杜丽娘命运的悲欢离合，而不是某一具体人物，和她产生严重对抗性矛盾的问题。因此，作者不必在戏的发端，立刻建构紧凑的情节，来展示人物的矛盾，倒是通过几个人物的先后亮相，铺开整个画面的底色，让观众首先感受情节将要展开的前景，酿造特定环境的气氛。

《牡丹亭》第七出《闺塾》，汤显祖第一次让戏剧人物出现性格的冲突。他写陈最良当了杜丽娘的教师，按照杜宝的安排进入书斋，于是，戏中便出现陈最良是怎样教的，杜丽娘又是怎样学的问题。这教与学矛盾的交集，又接触到当时观众都很关切的教育问题。作者通过在闺房里教学的特定情景，微妙地揶揄封建教育，并由此展开了对人物形象的描写。

这出戏，汤显祖名之曰《闺塾》。但后来一些戏曲选本，像《怡春锦》《醉怡情》《最娱情》等，在选辑有关《牡丹亭》的剧目时，都没选录这一出。看来，它们认为它在整部剧中，无关紧要。而像《缀白裘》《审音鉴古录》《集成曲谱》等重要戏曲选本，都选入这出，不过，也都把它名之曰《学堂》。在清代中叶以后，许多戏班上演这一出，则惯称之为《春香闹学》。当然，各类选本所辑这出戏的内容，和汤显祖的原作，都没有很大的变化，不过，从对它不同的命名中，却可以看到人们对它有不同的理解。

《怡春锦》等选本不选《闺塾》，分明表示它们的兴奋点，只在于《牡丹亭》所描写的爱情问题，或者，只是从文采优雅的角度，欣赏汤显祖的创作。

台本戏称这出为《春香闹学》，分明是把戏的重点，放在春香的身上。在演出时，观众们的注意力，也必然集中到春香的“闹”，反把杜丽娘置于次要的位置。这样的处理，看来并不符合汤显祖创作的构想，但是，强调“闹”字，却会让场面显得生动活泼。老实说，在前六出，作者以展开图轴的手法，让戏中的人物形象逐步显现，这虽然与剧本细腻婉曲的整体风格相吻合，但毕竟有沉滞之嫌。而在观众稍感拖沓之际，汤显祖不失时机地推出杜府教学的场景，让人笑不可抑，让矛盾碰出火花，让观者精神为之一振。所以，台本戏突出《闺塾》的“闹”，甚至连这出戏的名目，也改称为《闹学》，这样做，也有助于提示演员注意营造喜剧的气氛。

至于《缀白裘》把这一出称之为《学堂》，名目虽然与《闺塾》相近，含义却并不一样。

在明清时代，“学堂”一般是指乡中或族中，延请儒生开办的学塾。这些学塾，只由一名教师，给男孩子们上课，女孩子是不能参加的。像《红楼梦》第九回就写到，贾府一族，是有“学堂”的。这学堂由贾代儒执教，贾府的子侄和亲戚子弟，都可以在学堂里上课。学堂里的学生，常常无心听讲，或者胡天胡帝。《红楼梦》写《嗔顽童茗烟闹书房》这一回，就是通过写学堂的情景，揭示贾府的败落。正如《红楼梦》“有正本”在第九回总批写道：“此篇写贾氏学中非亲即族，且学乃大众之规范，人伦之根本，首出悖乱以至于此极，其贾家之气数即此可知。”

在明代，封建统治阶层十分注意女性的教育问题。明神宗还亲自为《女四书》写序说：“今人养女，多不教读书认字，盖亦杜渐防微之意。然女子贞淫，却不在此，果教之以正道，令知道理，如《孝经》《烈女传》《女训》《女诫》之类，不可不熟读讲明，使他心头开朗，亦阃教之不可少也。”[80]在《牡丹亭》里，杜宝让女儿读书识字的初衷，和明神宗、吕坤之流的主张，如出一辙。他所采取延师教学的举措，在封建家庭中颇具普遍的意义。

至于汤显祖写杜宝让陈最良上课的地方，则是在府衙之内，它明显和一般的学堂有所区别。作者强调，这是处于“闺”中之“塾”。

在女性所居处的闺房里，特别是在独生女儿的闺中，本来是不宜设书塾的。但杜宝从女儿的“昼寝”，发现她有违家教，为了杜渐防微，也为了让女儿“他日到人家，知书识礼，父母光辉”（《训女》），便采取了这特别的措施。还特意挑选老成的迂儒任教，命令丫头春香陪读。这一连串的做法，既体现杜宝对女儿管教之严，也显现他对女儿深沉的爱。显然，作者写杜宝特意替女儿安排的，是一个温软的牢笼。

如果说，《牡丹亭》的开端，以显示封建教育体制孕育出的三个儒生的形象，勾勒出明代既僵化又出现裂缝的社会大环境，那么，《闺塾》一场，则显示杜丽娘所生活的是被管束又被宠爱的小环境。这相互联系的大小环境，具有典型性意义，它是产生并烘托杜丽娘这一典型形象的基础。

当行的“引子”

《闺塾》先由陈最良出场。帷幕开时，作者设置了一个独特的场景。

我国古代戏曲演出，没有舞台布景，一般只设置一桌两椅之类的道具。戏剧所需要的环景气氛，依靠人物角色在表演中传出。

陈最良上场后，首先念一首定场诗：

吟余改抹前春句，饭后思寻晌午茶。

蚁上案头沿砚水，蜂穿窗眼咂瓶花。

这时候，陈最良心境舒畅。他曾经“两年失馆，衣食单薄”，想不到天上丢下一块馅饼，他竟然被杜宝相中，当了家庭教师，而且备受优容。他吃了茶饭，感恩知遇，心满意足，便施施然来到书房。

陈最良记住了杜宝要让杜丽娘学习《诗经》的吩咐，坐下来便首先备课，说：“我且把毛注潜玩一遍。”本来，像他那样在书院和科场上混了几十年的儒生，对《毛诗》早就烂熟于胸。所谓“潜玩”，也无非是在心里对经文细细体会咀嚼。但是，剧本的舞台提示，却明写着“念介”。显然，作者要求演员对着书本，念出声音来。当他一唱三叹摇头晃脑地吟哦“关关雎鸠”时，那迂憨的神态，让书房里弥漫着酸腐的气息。

陈最良开口诗云，闭口子曰，迂得可笑。此人饱受封建思想的荼毒，神经麻木，“从来不晓得个伤春”。当他念了几句诗，正在兴头上时，忽然想起时间不早了，还不见女学生来馆，他一面叹息“却也娇养的凶”，一面敲响云板，呼喊“春香，请小姐解书”。

别以为陈最良只是迂腐，从他让春香转请小姐上课的做派看，他显然也懂得在官衙执教，对女学生“轻不得，重不得”的规矩。他那老于世故的行止，也让书房像被笼罩在沉滞的低压槽里。

不过，在书房外边，却已春光明媚，生趣盎然。蚁沿砚水，蜂咂瓶花，连陈最良也感受到虫儿蚁儿，正趁着春光喧喧嚷嚷。在窗外，不时还传进了卖花声，响起了春天的呼唤。作者还让观众知道，紧靠着这书房，就有座偌大的花园，“绕的流觞曲水，面着太湖山石”，“花明柳绿，委实华丽”。一堵墙隔着一重天，书房内外的气氛，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看过一幅名画，画面上有一位穿着全黑衣裙的寡妇，呆滞地凝望着一堆五颜六色的鲜花；气氛的不协调，产生了奇妙的艺术效果。《闺塾》对氛围的处理与此相类。不协调的场景，既推进戏剧冲突，又较好地衬托着人物内心的活动。

陈最良最先上场的这段独角戏，可以说是《闺塾》的“引子”。明代的戏曲评论家王骥德指出：“引子，须以自己之肾肠，代他人之口吻。盖一人登场，必有几句紧要说话。我设以身处其地，模写其似，却调停句法，点检字面，使一折之事头，先以数语该括尽之，勿晦，勿泛，此为上谛……近惟《还魂》《二梦》之引，时有最俏而最当行者，以从元人剧中打勘出来故也。”[81]他认为，戏曲作者必须在引子中，必须设身处地，根据角色的特点，以简练明畅富有特色的语言和戏剧动作，表现人物的性格，并且把这出戏所要呈示规定情景，概括地勾画，以利于引出戏剧的矛盾冲突。他还特地指出，汤显祖在《还魂记》亦即《牡丹亭》里，就能写出“最俏而最当行”的“引子”。王骥德的意见，是戏曲创作的经验之谈。《闺塾》写陈最良“一人登场”的一段戏，简明扼要，语言本色，寥寥数笔，情景宛然，人物性格栩栩如生，它无疑是全剧中最俏而最当行的“引子”之一。

被《诗经》讲动情肠

云板敲响，杜丽娘带着春香出来了。她一点不知道老师已经嫌她迟到，唱着“素妆才罢，缓步书堂下，对净几明窗潇洒”。春日迟迟，春意阑珊，她是带着惜春的心情，慢吞吞地上场的。这也难怪，本来她对上课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只是逼于严命，“少不得去”（《延师》）。在这场戏里，作者让陈最良首先登场，让杜丽娘在他的催促下，才悠悠然走进书房，这样的安排，虽似简单，却很能表现她无心上学，对父命虚与委蛇的心态。

春香对要她陪读，本来就十分厌烦，对陈最良这迂老头也看不上眼，她咒骂着“昔氏贤文，把人禁杀”，嘟哝着上场。这时候，陈最良来劲了，他摆出教师的派头，劈头就用大道理把她们教训一番：“凡为女子，鸡初鸣，咸盥、漱、栉、笄，问安于父母。”这几句话，源出《礼记》。陈最良引经据典，口气虽然不算严厉，但大帽子压过来，有教养的杜丽娘，自然不得不表示“以后不敢了”。春香却不以为然，她回嘴道：“知道了，今夜不睡，三更时分，请先生上书。”这话中带刺，陈最良未必听不懂，但也抓不住把柄，被弄得无言以对。而对春香的唐突老师，杜丽娘自然明白，但她也没有表态。至于她心里到底是怎样想的，作者留给观众自己去领会。

在这里，剧本通过简单的对话，便把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在冲突中开始展现。也可以说，这段戏，是剧本写杜丽娘上课前的“闹”。罩在书房使人窒息的气氛，也开始被顽皮尖利的春香，挑开缺口。

陈最良开始讲解《诗经》了。起初，春香还算留心，她不懂就问：“那雎鸠是什么声音？”这时，剧本安排了一个绝妙的细节：

（末作鸠声）。（贴学鸠声诨介）

陈最良刚刚还摆出长辈的模样，一旦忘乎所以，这正儿八经的迂老头，竟下意识地像孩子那样叽叽咕咕地叫了起来，实在可笑。春香一见老师的憨态，也乐不可支，乘机诨闹。这时候，满台“鸟”叫，令人喷饭。剧本让人物外表与内心节奏的不协调，产生了滑稽的喜剧性效果，把学习儒家经典的严肃性，从开始便冲洗得一干二净。

面对着这诨闹的场景，剧本同样让杜丽娘只在一旁瞧着，她既不可能也学一番鸠叫，也不可能干涉老师和丫头的胡闹，但内心肯定在偷乐，在窃笑。作者对这她不写之写，恰好能表现她高雅的身份和素养。

春香觉得听书好玩，越发认真，老师讲一句，她就问一句，并且对“在河之洲”作了出人意料之外的诠释。这诠释当然是曲解，却让观众听得哄堂大笑。春香越认真，问得越有趣，越深入，陈最良也就越来劲，不知不觉说出了《关雎》原义。当春香问到那些“幽闲女子”，君子们“为什的好好求他”时，陈最良狼狈不堪了。所谓“君子好逑”，确是指“君子要好好的去求她”。陈最良按照宋儒的解释，并没有解错。而少不更事的丫头，不明缘故，天真地提出疑问，也不是故意让老师为难。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最基本的有关男女自然本性的问题，涉及情与欲，却踩了程朱理学的红线，更不是道学先生所应触及的。谁知陈最良说得高兴，忘乎所以，说漏了嘴。这一来，他尴尬得很，只好喝住春香：“您多嘴！”

“您多嘴”，这句话十分精彩。春香问得很有道理，也很自然；陈最良却说又不是，不说又不是，只能堵住她的嘴。陈最良意想不到春香会提出这让他说不出口的问题。演到这里，我想陈最良会是一怔，一愣。如果再配合着一声小锣，演员一挫身，一抖袖，再颤巍巍她指斥春香。那么，学生的天真，老师的尴尬，本来是很自然的发问碰上很不自然的回应，便会更突显喜剧性冲突。很清楚，在观众的会心微笑中，闺塾里严肃听讲的气氛，被“闹”得烟消云散。

如果说，春香在拜见老师时，给陈最良一点颜色看，是有意话；那么，这一回的“闹”，却是无意的。她是真心实意地想弄清楚《关雎》的意思的，谁知反弄出连篇笑话。李渔曾经说过：“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斯为科诨之妙境耳。”[82]正是由于汤显祖根据人物的性格，展示戏剧的冲突，从而达对水到渠成、天机自露的妙境。

君子为什么要好好地求淑女？男女双方为什么要恋爱婚姻？这本来是十分简单的问题，但它涉及人性，涉及情欲，却是程朱理学最为忌讳的问题。所以，道学先生竭力把《关雎》说成与“性”无关的“后妃之德”。这问题，春香不问犹可，一旦撩起，杜丽娘当然心里明白，她这年方二八的窈窕淑女，不期然有所触动。陈最良越想堵住春香的嘴，越想回避掩盖，反让她越明白问题的实质。但这让她怦然心动的问题，却又说不出口，只好给老师打圆场，请他不必回答春香，她对陈最良说“学生自会”，请他“依注解书”即可。

“学生自会”这句话，杜丽娘轻轻说来，却重重地敲打在观众的心上。春香的提问，《关雎》的诗意，让娘蘧然梦觉。表面上，不动声色，甚至请老师不必理会春香，更不必理会《关雎》原诗的真实意涵，只须依照程朱理学去讲什么“后妃之德”便可。然而，这被封建家长用作管束身心的《诗经》，它的第一首诗的第一章，反掀动了人们感情的波澜。

围绕着对《诗经》的讲解，汤显祖让在舞台上的三个角色，表现出三种不同的态度。为什么“君子好逑”？春香弄不清，老师不好说，丽娘不能说。请勿忽视“学生自会”这一句台词，它既是写杜丽娘轻巧地让陈最良下了台阶，表现出婉雅的个性，更重要的是，她明白地宣告，她完全明白理学家们为什么说不出口。“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学生自会”这委婉的道白，表明了杜丽娘寂寞的心，泛起了波澜。清代昆曲选本《审音鉴古录》，在这四字旁边加注云：“（小旦低头）”。它是教戏师爷亦即导演给演员的舞台提示，强调“低头”，无非是提醒饰演杜丽娘的角色，要表现出沉思羞涩的神态。显然，这也表明了编导对作者的创作意图，有比较深刻的理解。

为什么“君子好逑”？杜丽娘被诗书讲动了情场。蒙住心房的窗纸，一经捅破，她再不能自己骗自己了。后来她感叹：“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河洲之兴，何以人而不如鸟乎？”（《肃苑》）这就是“学生自会”的注脚。

发现“人不如鸟”，这是十分重要的。鸟比人强，是因为鸟的心，可以不受任何拘束，可以自由自在，可以自然而然。这一点，看来是明代好些具有异端思想的人的共识。据说嘉靖年向徐昌龄的《如意君传》，写武则天和男宠薛敖曹一起游园，听到鸟叫，武则天很感慨，叹曰：“幽禽尚知相偶之乐，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武则天的私房话，除薛敖曹外，谁听到了？这只不过是明代人想象之辞。有趣的是，汤显祖写杜丽娘的口吻，与武则天如出一辙。可见，这句话，实际上是明代许多感到不自由的人，创造出来泄发心头的郁闷情结。

更有意思的是，“可以人不如鸟乎”这话，原句出于《大学》所引孔子的话：“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明代人，包括汤显祖，竟喜欢用儒家的经典来说反话、开玩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说人们对封建道学的反感。

在《闺塾》中，汤显祖对诵读《诗经》的细节，作了意味深长的处理。

在这一出中，讲动了杜丽娘的“情肠”的，是《关雎》一诗。汤显祖让这首诗反复出现，让它一次又一次地被诵读，让那关键的话语，在舞台上回旋，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首先，陈最良一出场，便端出《关雎》吟哦一番，念到“君子好逑”，才停住了嘴。按说，不写这段戏，也是可以的。而先让观众听叫“君子好逑”的妙谛，看到陈最良的酸态，便留下深刻的印象。

等到上课时，陈最良让杜丽娘朗诵一遍，念到“君子好逑”，才让停住，这是《关雎》第二次在舞台上回旋。然后，陈最良和春香一问一答，在“君子好逑”一句上纠缠。这是《关雎》第三次的呈现。

在文艺创作中，细节最忌重复，若是处理不好，会显得累赘拖沓。但必要的重复，便如同乐曲中反复呈现的旋律，如同电影中反复显示的特写，能够大大地加深人们对题旨的印象。在《闺塾》中，《关雎》出现了三回，每次出现的方式，各有区别，却又都落到“君子好逑”这骨节眼上。这便不能不强烈地吸引观众对《关雎》的关注。

《关雎》是《诗经》的第一首诗，道学家把它说成是宣扬“后妃之德”，用以拘管人性的发展。汤显祖过人之处，恰恰在于他选择这本儒生必读的经典，选择它开卷的第一章，选择学堂上课破题儿的第一遭，就展示出封建家长和道学先生的意图，效果完全相反：年轻人竟被诗章讲动了情肠，开启了心灵之锁。禁锢者竟成了启发者！这样的处理，实在是对封建家长、封建礼教莫大的讽刺。很明显，在《闺塾》中，《关雎》一章被以不同形式反复念诵，不仅有艺术手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表现出作者蔑视儒家经典的战斗精神。

宋明以来，被道学先生视为规范封建礼教经典的《诗经》，有关“国风”部分，实际上多数是描述和抒发男女爱情的民歌。这一点，许多有识之士，心里都是明白的。正如王思任在《落花诗序》中说：“《诗》三百，皆性也，而后之儒增塑一字，曰：‘诗以道性情。’不知情即性之所来也。性之初，于食、色原近，而子舆氏出而讼之，遂令覆盆千载，此人世间一大冤狱也。”[83]其实，更早一点，魏晋时代的曹丕，在《列异传》中，就记录了一个《诗经》与“性”有关的故事：“谈生者，年四十无妇，常感读《诗经》。夜半，有女年可十五六，姿颜服饰，天下无双，来就生为夫妇。”[84]说穿了，这故事，不就是与“被诗书讲动情肠”的旨趣如出一辙吗？但是，在汤显祖之前，特别在高则诚高唱“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强调戏曲写作要宣扬程朱理学之后，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敢于在舞台上，大胆辛辣地和《诗经》开玩笑，敢于让道学的尊严，扫地以尽。

汤显祖对封建道学先生利用儒家压抑人性的行为，一贯是大胆嘲弄的。在写了《牡丹亭》后，他在《南柯记》的第二十五出《玩月》中，就借剧中人之口，表示孔孟之道，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有一个扮演外国女子的角色说：“俺国里从来没有孔子之道，一般立了君臣之义，俺和驸马一般夫妇有别，孩子们一样和你父子有亲。”显然，他要人们认识到孔子之道，并非如封建卫道先生说得那么神圣。

在陈最良开讲《诗经》之前，汤显祖让春香出场时，唱了两句：“《昔氏贤文》，把人禁杀。”《昔氏贤文》是在明代流行的启蒙读物。在明朝，从明太祖开始，历朝的最高封建统阶层，一直极其重视推行儒家倡导的道德规范。一方面建立书院，推动科举，曲解四书五经以巩固封建统治；一方面，又大力以通俗读物的形式，颁行各式各样宣扬封建伦理的教材，连皇后也牵头搞些什么《内训》之类的玩意，像《昔氏贤文》，便是当时理学家们普及儒学的颇有成效之作。这两手，互相配合，在很大程度上收到愚化和僵化人民思想的效果。纵观我国历代的思想斗争史，明代异端思想至为活跃，而封建统治政权对人民思想的掌控，也最为周全，最为严酷。

对于明代的教育政策以及推行的种种读物，汤显祖目光如炬，在《闺塾》这场戏里，他既让道学先生讲解《诗经》时出丑，又不忘捎带把那些乌七八糟的封建启蒙读物，刺了一枪。（后来还写到石道姑歪说《千字文》，语言弄得猥琐低俗，让观众都笑成了滚地葫芦）这具有喜剧色彩的手法，真可谓是“笑里藏刀”，封建统治阶级推行的以及视为神圣的教材，一下了被戳穿，沦为滑稽的笑柄。

春香“闹学”的背后

陈最良被春香问哑，杜丽娘给他解了围，告诉他“学生自会”建议他“依注解书”。陈最良便从“后妃之德”，咿咿呀呀地讲到“有风有化”“宜室宜家”的大道理。杜丽娘有点烦，轻轻说了句“这经文偌多！”陈最良这呆子也不是全不知趣，岂不知道对小姐要好生伺候，便赶紧转个话题，叫春香拿过笔墨，要学生摹学书法。春香则兴味索然，领了“出恭牌”，乘机溜之大吉。

摹写这一段细节，可说是戏中闲笔。假如去掉它，让春香转了个圈，便回来直接告知小姐：说外面有个大花园，也是可以的。而现在，汤显祖却加上这段似乎是无关紧要的话，骤然看来，似属多余。但仔细一想，这“闲笔”其实不闲。首先，它写陈最良不认识女性画眉的笔，不喜欢与风流韵事有关的薛涛笺，不理解涉及儿女情怀的“鸳鸯砚”“泪眼”。当杜丽良提出给师母绣对鞋儿上寿，向他讨个花样时，他什么也不懂，只能说依《孟子》的一句话，做“绣个‘不知足而为履’罢了”。

汤显祖在《合奇序》中指出：“世间唯拘儒老生不可言文，耳多未闻，目多未见，而出其鄙委牵拘之识，相天下文章，宁复有文章乎！”陈最良就是这类的“拘儒老生”。他的答话，轮到让杜丽娘无言以对了。作为大家闺秀，懂得“师道尊严”，她当然不会当面讪笑陈最良的迂，也实在不知道怎样对付这不懂情趣的呆子提出的难题。正左右为难间，她想起了刚才请假小解的春香，便王顾左右而言他，说“还不见春香来”。陈最良一听，也赶紧问道：“要唤她么？”这时候，作者的处理是：杜丽娘没有回应。她本来没有要找春香的意思。倒是在剧本提示中，作者让“（末叫三度介）”，强调陈最良忽然想起既要讨好小姐，更要维护他作为老师的尊严，非要把那迟到早退的丫头喊回来不可。

这一段学堂写字和闲拉家常的对话，有助于进一步表现出陈最良的少见多怪，迂腐拘谨，也从侧面点染杜丽娘微妙的内心活动。更重要的是，这比较和缓的细节安排，是为即将出现的激烈的冲突，预作蓄势。试想想，如果没有这段平静的过渡，让陈最良呵斥春香“多嘴”之后，紧接着就写春香揪打老师，这一来，情节似乎紧凑，但没有起伏跌宕，反没法显出戏剧冲突的变化激烈。

春香被陈最良叫了出来，她骂了一声“害淋的”，根本没有搭理，倒是径直告诉小姐：外面“原来有座大花园，花明柳绿，好耍子哩！”陈最良一听，这还了得，立即取荆条要打。春香毫不客气，针锋相对，把戏矛盾一下子趋于激化：

（末做打介），（贴闪介），（贴抢荆条投地介）。

这场戏，虽然不像武戏的“开打”，但老师抡起荆条，丫头东躲西闪，一连串大幅度的动作，却显得十分火爆。特别是，当春香缴了陈最良的械，把荆条掷之于地时，喜剧性的冲突进入了高潮。这一掷，充分体现出春香对陈最良的轻蔑，什么封建礼法，师道尊严，统统被她掷到东洋大海。

汤显祖在《闺塾》里只安排了三个角色，他写春香与陈最良，从头到尾，闹得不可开交。骤然看来，这场戏是以表现春香的“闹”为主，以致后来许多选本都把这出名之为《春香闹学》。其实，作者的笔意，并不在于此，他的着眼点，主要是刻画那貌似旁观者的杜丽娘。

表面看来，汤显祖在《闺塾》中的前半部，对杜丽娘着墨不多。她对春香的天真发问，有时会心微笑；对老师的呆滞，也会抿嘴一笑。当春香写字时，说“待俺学个奴婢学夫人”，她竟也当着老师的面和丫头打趣：“还早哩！”在戏中，春香的顽皮，陈最良的酸腐，衬托出杜丽娘性格的婉雅。当然，她没有捲入丫头与老师的对立中，但她也绝不是局外人。从她的轻颦浅笑中，作者巧妙她让人们觉察到她心情颤动和发展的轨迹。

杜丽娘在写字前，一直没有理会春香的诨闹，甚至迹近默许。可是，后来春香委实闹得太过分，她只好摆出小姐的姿态，出面干预。春香顶嘴不服，她发起狠来，扯着春香的头发说：“敢也怕些夫人堂上那些家法！”这回丫头以为小姐真的动怒了，只好求饶，才总算给陈最良挽回了面子。那陈最良迂而不蠢，为了保住饭碗，见好就收，也不敢在小姐面前动真格，便乘机摆谱，说要“和咱公相陪话”，施施然下了台阶。

杜丽娘一反优雅的常态，揪住了春香的头发，她果真是大发雷霆吗？当然不是。由于春香闹过了头，万一老师真向父母告状，后果则不堪设想。因此，她必须赶快拿出小姐的尊严，镇一镇丫头。

其实，春香也知道小姐在“演戏”，所以老师前脚一走，她就在背后“（指末骂介）村老牛，痴老狗，一些趣也不知”！杜丽娘则赶紧赔笑询问：“那花园在哪里？”

看到这里，汤显祖让人们恍然大悟，原来，她最关注的，恰恰是春香为之受责的那句话，是她既不知道更未去过的大花园。原来，刚才她抖出小姐的威风，不过是装模作样。正如吴吴山三妇评本所说：“丽娘责认春香，便已心许其言，只奈先生在前耳。故后陈老一去，即问花园也。”[85]她“演”得那样逼真，岂止诓了陈最良，连春香也蒙住了，所以才有点赌气，要让小姐一再央求。不过，从当初纵容春香的喧嚷无礼，让她把严肃的课堂搅得胡天胡地，后来又假装痛责丫头的种种行为看，其实，杜丽娘也在“闹学”。与春香相比，她不过是站在背后，闹得含蓄，闹得机巧。换言之，丫头在“明闹”，小姐是“暗闹”，否则，丫头何至于如此放肆。

“那花园在哪里？”一位在邸宅里居住多时的姑娘，竟不知家里有一个花园，这事情本身就相当滑稽。汤显祖以“闹”的喜剧手法处理这一细节，正是要让观众在哄笑中，加深对这特定场景的印象。更重要的是，他要让观众体会到封建礼教对青年禁锢到什么程度，体会到滑稽背后的悲哀。当人们从杜丽娘拉着春香赔笑追问“花园在哪”的神态中发现，她那寂寞的灵魂，已经被从远古传来的雎鸠之声唤醒，她开始憧憬春光，憧憬生命。所以，“闹学”一段，是《牡丹亭》全剧矛盾的契机。正如吴吴山三妇指出：“此段大有关目，非科诨也。盖春香不瞧园，丽娘何由游春？不游春，那得游园？那得感梦？一段情缘，隐隐从微处逗起。”[86]她们分明也看到这关目的含义。

春色满园关不住，月移花影上楼台，从此，杜丽娘在人生道路上，踏上了新的阶梯。

（附注：本章写成后，先发表于《戏曲与俗文学研究》第三期，201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