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长明斋散论
康有为的大同社会主义
大同社会主义之产生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开始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时代。当时在整个政治与经济生活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趋势：一方面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屈服投降并逐渐依靠列强来支持其统治；另一方面就是广大的民众在内外双重压迫下，开展着广大的反对清朝统治的群众运动。在这期间（1842一1886）掀起了延绵15年的太平天国战争；中国的原有藩属琉球、安南等更相继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康有为的大同社会主义，就在其“感国难、哀民生”的社会环境中，在“耳闻皆勃谿之声，目睹皆困苦之形”的景况下形成。
大同社会主义的产生是在1887年。就时间上说，差不多在一世纪以前，西欧各国已流行着各种空想社会主义了，而且在19世纪初期，科学社会主义的巨影已踯躅全欧，那么大同社会主义有无受西欧这个先进思想所影响？梁启超说，《大同书》——康氏大同社会主义的中心著作——是康氏个人所作，无依傍、剿袭。又说：“其时西学初入中国，学者莫或过问，先生（康氏）僻处乡邑，亦未获从事也。”（梁著《康有为传》）而且康氏屏居独学于乡里著《大同书》前后（著《大同书》时才27岁），还受其师朱九江的强烈影响。据此看来，康氏的大同思想，显然未涉猎西欧这种进步思潮了。然而，那时正是“洋务运动”兴起的时候，而康氏所居又是与外国发生关系最早的广东，耳闻目染，亦多少要受些外来思想影响。这在《大同书》内论及中“外”古今的史述中，略可以看到一些零碎的片断。
此外，康有为大同社会主义的产生，最重要的是受这古老的中国几千年来陈旧典籍的熏染，是从经学的空气中陶冶出来的。这可以从他幼年的经历中看到：“……其先代为粤名族，世以理学传家。祖父赞修，专以程朱之学提倡后进……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曰‘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圣人也……其理学之基础，皆得诸九江……”（梁著康氏传）。他自己称：“为士人者十三世，盖积中国羲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及汉唐宋明五千年文明而尽吸饮之。”（《大同书》）经过这样的门第、学历的康有为，其演绎和牵托古“圣贤”的思想当然不是偶然的事了。康氏弟子钱安定氏曾给《大同书》下过这样一个定义：“大同书者，先师康有为先生，本不忍之心，究天人之际，原春秋三世之说，演礼运天下为公之义，为众生除苦恼，为万世开太平致极乐之作也。”在说明康氏“原”“演”古人的东西这点上，是丝毫没有说错的。
惟此之故，“大同”社会的理想，本来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意想着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一种伟大梦想。在孔门学说中则力图使其适应封建制度的理想国，到康氏手上，则和其他的经学家一样，企图使它适应着封建制度逐渐变到资本主义的新经济基础。所不同的，只是在新的经济基础上给予某些新的发展而已。
康氏的哲学思想
在说到大同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康有为的哲学思想，因为他的哲学思想是和他改造社会的思想密切联系着的。
康氏的哲学思想，主要渊源于今文派的春秋公羊传，由孔门派的“性善说”与“天人合一说”等宗教化的唯心论，和王阳明的“致良知说”等唯心论演绎而来，所以说他是一个主观唯心者是大致不错的。比如他说：“夫浩浩元气，造起天地，天者，一物之魂质也，人者，亦一物之魂质也，虽形有大小，而其分浩气于太元，挹涓滴于大海，无以异也。”（《大同书》）就是一个标本的好例。又如什么是作为康氏哲学理论之唯一宗旨的“仁”呢？“仁者何仁？吾神之胄，先圣孔子教非之欤？”（上海强学会序）孔子的教义，就是“仁”的精义。然则孔子的教义又是什么呢？只就孔子的哲学思想中的“仁”来说，无非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的思想，在哲学上说来，就是内心决定外界的唯心论思想。所以康氏这位“天禀哲学家”（梁启超称语）的宇宙观，与孔子的唯心宇宙观，并无二致。至于康氏还把孔子神化，把他奉承为中国的上帝，其徒梁启超曾说：“先生者，孔教之马丁路德也。”此言已道出康氏对孔教是何等颂扬推崇。
其次，说到康氏的所谓“考证”的方法论，也是和他的宇宙观相一致的。钱穆曾说：“长素之治经，皆先立一见，然后扰乱群书以就我，不啻六经皆我注脚矣，此可谓考证学中之陆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又说：“有为以好异好博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清代学术概论》）这些话都说得极明白，康氏自己“先立一见”，然后“扰乱”“曲解”客观的东西，以适应他自己纯主观的拟想，这种主观唯心论的表现，可谓臻于极点！
再说到康氏的人生观。他说：“故普天之下，有生之徒，皆以求乐免苦而已，虽人之性有不同乎，而可断言之日，人道无求苦去乐者也。”但是不幸这“千劫皆烦恼”的世界里，“人之生也与忧俱来”（《大同书》）：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底下，他觉得只有倡“大同”以拯救这苦难的世界。如果是以不满现实和现实斗争与改造现实的命题出发，这是很对的。但是严格地去分析一下康氏这种人生观，就可以看出：在说到改造社会的愿望时，他只想用个人的苦乐的愿望去冲破与解除这人生的烦恼的羁绊，似乎有点近于虚无主义的思想。但在说到人生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苦恼的原因呢？他却说是由于人类投胎的结果。比如他说：“……上立帝王，下设虏奴，贫为乞丐，富为陶朱，尊男卑女，贵人贱狙，华族寒门，别若鸟鱼。蛮獠都士，绝出智愚，灿然列级，天渊之殊，呜乎命哉，投胎之异也。”又说：“天地固多困苦，原投胎之误，实为苦恼之万原。”（同上）这种把封建社会内的身份关系严密固定化的观察的结果，又似乎有些近于定命论的看法。更加上他那促使他改造社会的“不忍之心”的主观动机，几种思想夹杂在一起，显得他个人的思想是异常混乱的。
最后，还说到康氏的历史观。他说：“……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臣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观婴儿可以知壮夫及老人，观萌芽可知合抱至参天，观夏殷周三统之损益，亦可推百世之外夷狄，太平世则远近大小若一。”（《论语注》）在康氏看来，社会的更替，一定是按部就班的。中外古今以至将来，都不能超过了他所预定所设想的范围，当然，像美国能不经过“君臣”的封建主义，和他的所谓“立宪”而直接跳到“共和”，在他是不可以想象的；正如他以为中国之由“君臣”到“共和”可以不经过他设想的“君主立宪”而会成功，是不可想象的一样。
康氏的历史观，很显然带着庸俗进化论的观点。不过康氏这个观点，在当时已是离经叛道的思想了。因当时的士大夫都相信过去胜过现在，是“退化论”者。这观点在当时确有它的进步作用。
由于康氏以上的哲学思想，便不可能了解客观社会的一般与特殊的发展规律，而不能不只从主观的“理想”出发，去“创造”和实行他的华而不实的大同社会主义。
什么是大同社会主义
虽然如此，但康有为的大同社会主义，确可以说是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最高发展。他有许多独创的见解，他非常尖刻地批评了当时社会的痛苦情形，和凭他那优超的想象力去臆造那将来的大同社会。
大同的本意是由《礼运》而来的，《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归，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为大同。”康氏的大同社会，概括说来就是：大同世界，天下为公，没有阶级，一切平等；没有专制君主和民选总统，也没有国界和政府，人民都自由平等，没有官职；男女平等独立，以情好相合，立和约，定期限，不叫“夫妇”；三年怀抱，二十年教养，均有公共的人本院、育婴院、慈幼院、小学、中学、大学院以教养他们；对父母无所谓“孝道”，老了有公共的养老院，疾病有公共的医病院，死了有公共的考终院；对子女无所谓“慈义”，人民受公共的教养，公家给以职业；至于懒惰成性的，罚入贫恤院做苦工，这样便永远没有失业者；无家室，私有财产没有用，私产制废除，资本主义也没有了。那时候，人类安居乐业，思想进步，便会出一种代替肉类的食品，人们就可以不吃兽鸟鱼以至其他生物，达到人物平等。
这就是康有为的大同社会主义。
对阶级的意见
康氏在这许多社会问题上的意见，研究起来是颇饶兴趣的。我们先看看他对阶级的意见，他描写劳苦大众的生活道：“农者胼手胝足，涂泥厥身，以锄以耘……日出而作，日入乃归，无少时得息焉。彼采矿者……煤矿尤甚，炭气重灼，身手漆黑，触鼻作恶……洞穴或裂，压死不觉。……深山樵人，负薪百斤，百里崖阻，烈日艰辛。……其他曳舆扛轿，负担行舟，喘息大呼，终日不休，缩肩挽背，贴地而吼，或挟疾行，僵仆道周。……其他百工，劳力苦作，朝起而动，中夜阁阁，无复日之休息。……孺子弱女，饥驱同缚，面体黄瘠，废疾以死。……”（《大同书》）
他描写社会贫穷悬殊的情形道：“甲愿八珍，而乙不得藜藿焉；丙处数十层之琼楼，数千里之阆苑，而丁不得蓬荜焉；戊珠衣钻石玉襦，而己不得带索焉；庚接目皆文章五彩，辛处黑暗若囚焉；壬杂陈百国音乐，癸不能鼓缶焉；子花草香气薰寒，丑居溷厕焉；寅高坐于汽舟、电车、汽球、飞船，卯涂泥步而胫涉焉；辰左右百器，皆机巧若鬼神，已则皆桔窳之物焉；午之博极群书，富面百城，未不识一丁挟一册而吟焉；申园林台沼甲天下，酉不得一花竹徘徊焉；戌身体强健，毕生无病，亥有废疾或多病奄焉……”（《大同书》）
当时中国社会还没有大工业生产，所以像近代资本主义的惨无人道的压榨和剥削，还没有明白显露出来，而半封建半殖民地性的残酷的奴役才开始，不过就当时的社会情形来说，康氏这种尖刻的指陈，也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了。
康氏坚决反对阶级的存在，他说：“……一故阶级之制，与平世之义，至相碍者也，万义之戾，无有阶级为害之甚者，阶级之制，不尽涤荡而泛除之，是下级人之苦恼无穷，而人道终无由至极乐也。”（《大同书》）然而可惜的是，他对阶级的划分却是非常含糊，他不是从社会的生产关系上去分别阶级，而只从政治制的形式上去分别阶级。如他说：“孔子曾首扫阶级之制，讥世卿，立大夫，不世爵，士无世官职之义……至唐世以科举取士，人人可以登高科而膺
仕，有才者则白屋之子可至公卿，非才则公卿之孙，流为皂隶，自非乐丐肤之贱，无人不可以登，遂至全国绝无阶级。”
同时他又说过：“王族贵族之分愈甚，大抵愈野蛮，则阶级愈多，愈文明则阶级愈少。”（《大同书》）康氏以为愈文明则阶级愈少这是对的。因为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阶级分化的必然结果。但由此以为阶级问题的纠纷也会随之而愈少而渐趋“文明”而至“大同”，便是抹煞阶级分化愈明显斗争愈尖锐愈激烈的社会发展规律，这却是由于不了解阶级的实质的缘故。
特别要指出的，康氏对社会的批判（其他问题也是一样）却是从“人世皆苦”的命题出发的，所以他说：“富者之忧苦，又与贫者无异矣。”其他又如视荣华富贵的人也苦，帝王也苦，甚至神仙圣佛亦无不苦等等，都在无形中否认了人和人的关系，尤其是含糊了人和人间的阶级关系。
对国家问题的意见
再看看康氏描述国家问题的意见。康氏描述国家存在的害处道：“及有国，则争地争城，而调民为兵也。一战而死者千万，稍遇矢石锋镝枪炮毒烟，即刳肠断头，血溅原野，肢挂林木，或投河相压，或全城被焚……夫以父母生育抚养之艰难如彼，国争之惨酷祸毒如此，呜呼！以自私相争之故而殃民至此，岂非曰有国之故哉？! ”（《大同书》）
可是，国家是什么呢？科学社会主义回答说：国家是社会形成敌对阶级所必然产生的权力组织，这种组织形式上似乎是超阶级的，实际上只是代表一个阶级或阶级集体以压迫其他阶级的工具。然而康氏对国家的了解，和他对“阶级”的了解一样，只从法律的形式上去了解：“国者，人民团体之最高级也。”只把国家当作整个“人民”的最高权力组织。
因此，要想消灭国家，就不是先消灭阶级社会，而是先“弭兵”和“破国界”，也就是说，不是用斗争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用和平联合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康氏以为国家的分裂到联合（吞并）有这样的三种组织形式：（一）在据乱世有各国平等联盟之体（如俄法同盟、德奥意同盟）;（二）在升平世有各联邦自行内治，而大统一于大政府之体（如德国联邦）;（三）在大同世有削除邦国之域，各自建立三十郡而统一于公政府之体（即去国界而世界合一之体，如瑞士、美国）。要达到以上三种形式，每一“世”要经过以下的一种过程，即：“先自弭兵会倡之，次以联盟国纬之，继以公议会导之。”康氏这种想用“弭兵”“联合”等方法去消灭国家的和平发展论，显然是一种梦想，因为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的“国家”, “弭兵”是无从谈起的。所以康氏对国家问题上的见解，还未及西欧15世纪时汤麦司摩尔、柏拉图（纪元前3世纪）等人能够判别出国家的阶级性，虽然有某些（仅仅是某些）近似于近百年三大空想家之一的圣西门之处（圣西门主张新社会的组织形式是：首先联合许多家庭为城市，其次联合许多国家为联盟，在他们中间存立共同的信仰，作为联系的因素），但毕竟还是一种幻想。
至于后来康氏竟把1920年成立的“国际联盟”当作“大同之行也”（见《大同书》康氏题辞），更是滑稽绝顶！
对妇女和家族的意见
其次，我们再来看康氏对妇女问题和家族问题的意见。
他首先是把中国受尽几千年来压迫的妇女所受的灾难，畅论无遗，列举了很多压迫妇女的事实，认为：“同为人之形体，同为人之聪明，且人人皆有至亲至爱之人，而忍心害理，抑之，愚之，闭之，囚之，击之，使不得自立，不得任公事，不得为仕官，不得为国民，不得预议会，甚且不得事学问，不得发言论，不得达名字，不得通交接，不得预享宴，不得出观游，不得出室门，甚且斫束其腰，蒙盖其面，刖削其足，雕刻其身，遍屈无辜，遍刑无罪，斯尤无道之甚至！”（《大同书》）
妇女之所以沦于这样的地位，是因为男子“以强力役女，以男性传宗”之故，因此康氏以为首先应当禁止卖奴，其次给女子以社交自由，再其次给女子以选举参政等权。同时又提出了十六条“科条”，具体规定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如规定政治地位平等、婚姻自由等，都是些很宝贵的意见。
不过，如说妇女的各种自由须待二十岁以后，二十几岁以前仍需父母约束。又机械地规定：“婚姻期限久者，不许过一年，短者必须满一月，欢好者许其续约。”把男女婚姻关系，只看成为一种“条约”关系，忽视了个人间的感情结合。此外，还存在许多封建的保守观点，这都是不大正确的。而且康氏对妇女解放问题，不曾提出任何有效的方法，只是从生理上去了解男女“强”“弱”而定男女分级的原由，而不从社会经济所有权之谁属为基点，这当然无法解决妇女解放问题。
至于说到康氏对家族问题的意见，他认为“有家则有私”“有家则害性害种”和“大砠于太平”。并列举了许多“人各私其家”的害处，所以“欲至大同，必在去家”。
怎样去家呢？那就是“天下为公”。在天下为公的公政府下，一切生育、教养、老、病、苦、死等，皆由公政府负责，于是“父母之与子女，无鞠养顾后之劬，无教养靡费之事，且子女与父母隔绝不多见，其迁徙远方也并辗转不相识，是不待出家而自然无家”了。又“……男女自由后，则私生子必多，即合天下为计之，亦贫贱不能教养者多，从多取决之，盖必愿归公者多，故天下必为公”了。
科学社会主义早就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所有这些把妻子看成“工具”“玩偶”，和男子所操有其妻的“生杀卖鬻笞骂詈”之权，必须扫除净尽。新的家庭形式、新的妇女地位及新的教育方式等就可以建立起来，这当然也可以说是在“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下实行的。不过这社会的到来，却不像康氏所说的以“私生子”和“贫贱不能教养”的孩子，以多胜少的“表决”得来的那么离奇罢了。
对社会生产问题的意见
康氏对社会生产问题的意见又怎样呢？
他把这个问题毫不重视地放在他全部学说的后面，这正表明他对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无大重视。虽然他知道了今后的人事之争，“不在强弱之国而在贫富之群矣，从此百年，全地注目者必在于此”。又知道了“太平之世，无所尚，所最尚者，工而已”等劳资纠纷和劳动阶级的重要性。
康氏曾率直地指出：大同社会没有到来之前，农民、工人、商人要想免除痛苦是不可能的。在“独农、独商、独工”的社会里，生产的供求不等；“所储蓄者，人未必求，人所求者，未必储蓄，不独甲店有余而乙店不足，抑且人人皆在有余不足之中”。同时他又认为“工人各自为谋”的手工业，是比不上机器工厂的大生产，但这种机械大生产在“独工”的社会里，“大作厂机场之各自为谋，亦不能统算者也，不能统算矣，则各自制物，期必至甲物多而有余，乙物少而不足，或应更新而仍守旧，或已见弃而仍力作，其有余而见弃者则价必贱，不足而更新者价必昂……”显然的，这是生产手段私有无计划生产的必然结果。因此要达到生产和分配的合理化，就必须实行“公农、分工、公商”等生产和分配方法。
康氏的生产手段公有、使生产分配合理化等主张，和其他对生产组织计划所申述的许多意见，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可算是有锐利眼光的见解。
然而又可惜的，和西欧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康氏不曾摸索到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道路，而竟谓：“去民私业，此事甚易，即自去人之家始也。”就是说，要废除私有财产，必先去家。但再往下问，怎样去家呢？除前面介绍过的方法以外，他更明确地说：“欲去家乎？但使大明天赋人权之义……”又说：“全世界人，欲去家之累乎？在明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之权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告私产之害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告国之争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去种界之争乎？在明男女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至大同之世，太平之境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去极乐之世，长生之道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大同书》）。
总而言之，要想走向大同社会，或甚至把人类化为“仙境”，就全凭这个万应的法宝——在“明”（或“大明”）天赋人权之义——这，是何等虚玄的幻想啊！
除以上谈到的问题外，康氏还有其他许多如政治制度问题、种族问题等等，不过这些意见也可从上面所提出讨论的问题中略见梗概，无非也和上面许多问题一样，只是在语言的形式上有相当的意义而已。
结语
总的来说，康有为的大同社会主义，虽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对“去级界”“去形界”“去产界”等许多超见卓识，已清楚指明当时（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特别是重工农，废兵、刑（“刑措”），普及教育（“学校”），禁懒惰，禁独尊（独裁，见“四禁”）等等许多见解，确是我国思想界的创见！但由于当时社会条件及其本身的限制，他这种独特的见解不能不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
第一，由于当时的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对立，还不过在开始萌芽。无产阶级还未从一般被压迫群众中分离出来，明朗的阶级情况，还在不发达的阶级关系中隐藏着，康氏虽然目睹过那15年的残酷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战争），但无法也不可能在它的经历中寻出创造这个社会的真正的伟大动力，却只图用“明天赋人权大义”去始行一切。所以他的一切详细计划，就只能是一种空想。
第二，大同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显然是站在新兴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的，大同思想表面上虽是表现为超阶级的思想，好像说：“穷人，富人，皇帝，神仙……一切阶级的人啊！你们都苦，你们起来改造这痛苦的世界吧！”但实质上却是代表当时自由资产阶级的一种愿望，企图缓和贫富的斗争。使它们和平相处，同心协力地“和平”地“转变”到新社会去。
这又可从康氏对社会制度的了解看出来：他把社会分为据乱、升平、太平三个范畴，在《大同书》中一般是指据乱世为封建主义社会，升平世是资本主义社会，太平世是社会主义社会。但同时也说当时美国、瑞士等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太平之制也”，最明白不过的，这太平世的实质，原来就是一个“理想化了的资产阶级王国”（恩格斯语），是新兴的自由资产阶级要建立的。
最后，由于康氏的大同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是出自中国数千年封建制度的支柱——孔子的思想的染缸中（梁启超说缘于佛学，也很重要）。又由于康氏出身封建贵族，青出于蓝，这些都造成了他的思想的两重性。至于他个人后来的行动，在戊戌政变时站在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或者恰当些说，是站在开明的地主买办阶级立场上），说中国的社会是在由“升平”到“太平”的过程中，但在戊戌政变以后又说中国的社会是在由“据乱”到“升平”的过程中，把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自由伸缩，乃是他从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场，退回到原来的贵族的保守的立场上，是康氏思想的两重性的具体表现。
中国的无产阶级，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滋长，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在中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中，已经稍露锋芒了，而大同社会主义者的康有为，和许多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竟与当时的革命民主派（孙中山）相抗衡，走上反动的保守的保皇党的没落道路上去。又随着无产阶级的日趋壮大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排山倒海似的冲击，所谓大同社会主义者，遂奄奄无闻了。
（本文载1942年1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
附：此文是我在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康梁思想”的习作之一。写于1941年，翌年1月19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由于那时我的思想水平很低，各种资料又奇缺，因而文章存在不少错误和显得十分幼稚。
作者
1983年8月重读后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