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学术论文
略论刘禹锡的诗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自称中山（在今河北省境内）人，实乃祖籍洛阳。因晚年任太子宾客，世又称刘宾客。刘禹锡是中唐时期杰出的诗人、进步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一
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开始由兴盛走向衰落。唐德宗时，直臣被贬，藩镇势大，宦官专权；德宗本人则极其贪婪，他到处搜刮，要各地节度使额外进奉财物，又大兴“宫市”，搞到民不聊生。
这时候，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察现了唐王朝正处于崩溃边沿，他们为了挽救王朝的危机，维护自身的利益，便趁德宗驾崩、顺宗即位的机会，于贞元二十一年进行了一场政治革新。参加革新的首领人物是王叔文和王伾，二人是顺宗亲信。在“二王”柄政期间，王叔文经常“引禹锡、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
。足见刘、柳在这场革新中的重要地位。可惜这次革新是寄希望在一个重病的皇帝身上，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随着顺宗病重，宦官与藩镇内外勾结，胁迫顺宗内禅，传位给太子李纯（宪宗），这场短命的革新就结束了。宪宗继位后，顺宗以太上皇身份，于八月改元为永贞，故史称此次革新为“永贞革新”。永贞革新失败后，王叔文被赐死，王伾遭贬后病死，刘禹锡、柳宗元、韩泰等八人，一起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
刘禹锡先是被贬为连州（今广东省连县）刺史，途次荆南（今湖北省江陵县）之时，又被改授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市）司马。九年后，他奉诏返回长安。但朝中的执政者并不喜欢王叔文集团的旧人回京，于是刘、柳等人又陆续被贬为远州刺史，刘禹锡更因写了《戏赠看花诸君子》，“语涉讥刺，执政不悦”，被贬到最为偏远的播州（今贵州省遵义市）去，后得御史中丞裴度说情，才改贬连州。以后又陆续转夔州（今四川省奉节县）、和州（今安徽省和县）刺史，直到唐敬宗宝历二年，才奉诏返东都洛阳，任主客郎中。“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便是他前后两次被贬生活的概括。两年后，他得宰相裴度之荐，再次被召回长安，拟出任知制诰，又因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在诗序中重提当年写《戏赠看花诸君子》的旧事，表达了嘲弄之意，“执政闻诗序，滋不悦”，结果又只能出任礼部郎中、集贤殿学士之职。又四年，裴度罢相，刘随即出任苏州刺史，在苏州期间很有政绩。以后转汝州（今河南县临汝县）、同州（今陕西省大荔县）刺史，后因足疾，返东都洛阳，改授太子宾客，又改秘书监，不久，又加检校礼部尚书的官衔，直至生命结束。刘禹锡在死前的那一年，于病中撰写了《子刘子自传》，无所畏惧地对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加以肯定，并对顺宗内禅表示疑惑。对于这两个重大问题，刘禹锡从永贞革新失败后到他生命结束，一直隐忍了三十七年，终于在临死之前，勇敢地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在自传末尾的铭文中说：“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他对自己早年参加永贞革新是并不后悔的。回顾一生，虽然早年的抱负未能实现，但他的立身行事，却是可以问心无愧的了。
二
刘禹锡一生写了大量的诗歌，各体俱备，均有佳作。他的优秀作品，多是写于被贬的二十多年间。初贬朗州时，他写了大量的讽喻诗，借以寄托身世，讽刺时事。在继贬连州、夔州、和州时，他努力向民歌学习，吸取丰富的营养，写成《竹枝词》《踏歌词》等一系列优秀诗篇；与此同时，他还写了不少质量很高的怀古诗。在刘禹锡结束被贬生活，重回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之后，政治和生活的处境好了，好诗也就不多了。因此可以说，上述的讽喻诗、竹枝词、怀古诗，是刘禹锡诗集中最有成就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是占有一定地位的。尤其是竹枝词和怀古诗更为突出，人们一提到刘禹锡的诗，很自然就想起“杨柳青青江水平”和“朱雀桥边野草花”了。明人瞿佑在《归田诗话》中的一段记载，很能说明这一点，他说：“予为童子时，在荐桥旧居，春日新燕飞绕檐间，先姑诵刘梦得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之句，至今每见飞燕，辄思之。”看，这诗给人的印象是多么深刻啊！
下面主要就上述提到的讽喻诗、竹枝词和怀古诗，略作介绍和分析。
刘禹锡在谪居朗州期间所写的讽喻诗中，尽情倾吐了胸中的郁闷。正如他在《读张曲江集作》中的小引所写的一样，他写这类诗是“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他和屈原放逐而著《离骚》是有相同的感受的。因此，这些诗讽托幽远，战斗性强，是刘诗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昏镜词》中，他讽刺那些宝昏镜而弃明镜的陋容者，揭露了他们自欺欺人的丑恶面目：“昏镜非美金，漠然丧其晶。陋容多自欺，谓若他镜明。瑕疵既不见，妍态随意生。一日四五照，自言美倾城。”
与《昏镜词》是姐妹篇的《磨镜篇》，则显示了作者虽遭贬谪却仍然充满信心，坚信有朝一日，那被流尘掩蔽的明镜会重放光辉，这时候就会：“萍开绿池满，晕尽金波溢。白日照空心，圆光走幽室。山神袄气沮，野魅真形出。”
刘禹锡的讽喻诗，始终把矛头指向形形色色的丑恶东西。在他的笔下，那“喧腾鼓舞喜昏黑”“利嘴迎人看不得”的蚊子，那“笙簧百啭音韵多”“舌端万变乘春晖”的百舌鸟，那“瞥下云中争腐鼠”“鹰隼仪型蝼蚁心”的飞鸢，分别比喻那些见不得阳光的吸血家伙、随风转舵的投机者和卑鄙龌龊的小人，对于这类丑恶东西，他的憎恶是十分鲜明的。
除了寄托幽深的讽喻诗外，刘禹锡在朗州还写了不少直抒胸臆的诗篇，如：“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不学腰如磬，徒使甑生尘。”（《学阮公体》）“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咏史》）这些诗句都表现了他不肯随波逐流，显示了他的正直与不屈。
在这段期间，他对沅、湘间的风土人情、民间习俗有一定的了解和接触，写出了一些有浓厚的地方特色的诗篇，如《采菱行》和《竞渡曲》。《竞渡曲》中是这样描写龙舟竞渡的：“扬枹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蛟龙得雨鬐鬣动，
饮河形影联。刺史临流搴翠帏，揭竿命爵分雄雌。先鸣余勇争鼓舞，未至衔枚颜色沮……”这些句子写得栩栩如生，使我们至今读之，还能产生强烈的共鸣。
转到连州之后，刘禹锡所写的《插田歌》和《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风格和形式都与《采菱行》和《竞渡曲》相类似，都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生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不同的是前二首使用七古形式，后二首使用五古形式。
刘禹锡一向反对藩镇割据，主张国家统一。当他在连州得知朝廷削平了吴元济和李师道的叛乱时，高兴地写下了《平蔡州》《平齐行》《城西行》等诗。刘本人特别欣赏《平蔡州》，自觉此诗可与韩愈的《平淮西碑》和柳宗元的《平淮夷雅》相媲美。对于刘的这个自我评价，清人翁方纲是深以为然的，他称誉地说：“此诗诚集中高作也。……叙淮西事当以梦得此诗为第一。”
在夔州期间，刘禹锡前后写了十一首《竹枝词》，还写了与《竹枝词》同类的《踏歌词》《堤上行》《浪淘沙词》等。这类竹枝词，或抒写真挚爱情，或描摹山川风物，或感叹世途险恶；诗句浅白而不俚俗，写得多彩多姿，充满浓烈的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
如描写爱情生活的：“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竹枝词》）“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映树鹧鸪鸣。”（《踏歌词》）前一首写迷离的爱意，后一首写惆怅的情思，均情致绵绵。
又如描摹山川风物的：“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竹枝词》）“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日暮行人争渡急，桨声幽轧满中流。”（《堤上行》）前一首写西南山区人民的生活习俗，后一首写江边日暮争渡的景象。
再如感叹世途险恶的：“瞿塘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竹枝词》）“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作者写这两首诗时，正是被贬期间，其中是有很深的个人感慨的。
刘禹锡的《竹枝词》（连同《踏歌词》《浪淘沙词》等），是他作品中成就最大的一部分。这些诗刚健清新，浅白流畅，故写成后多被群众所传唱。《新唐书·刘禹锡传》指出：刘禹锡谪居朗州时，“作《竹枝词》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旧唐书·刘禹锡传》也说：“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词。”足见刘之《竹枝词》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其后，刘禹锡还写了《淮阴行》《杨柳枝词》等乐府体诗，也都很有艺术价值，深得后世的好评。总之，这类乐府体诗，都是他外放作州郡刺史、司马时，广泛接触人民群众，大量吸取民歌营养后的创新之作。倘若他长在京城做官，就不可能取得这样丰硕的成果了。可以说，刘在诗歌上的创新，是他的革新精神在政治之外的一种延续。
被贬期间，刘禹锡还写了不少怀古诗，借咏怀古迹以讽喻现实。这是刘诗中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著名的有《西塞山怀古》《金陵怀古》《蜀先生庙》《观八阵图》《姑苏台》等。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金陵五题》。这一组以联章形式出现的怀古诗，当时就受到同时代的另一大诗人白居易的叹赏，认为“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金陵五题》最出色的是《石头城》和《乌衣巷》:“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石头城》）“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这两首诗，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很多唐诗选本都选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了。
《西塞山怀古》是怀古诗中的一篇力作，据说白居易曾誉之为“骊龙之珠”：“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这首怀古诗，大谈前朝盛衰兴亡的教训，并特别点了陈叔宝、刘禅、孙皓这几个出名的昏君，目的都是为了向封建统治者提出忠告：唐王朝已经江河日下了，如不吸取教训，也是会走上覆亡的道路的。刘在《金陵怀古》中指出的“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的历史教训，是对唐王朝痛下针砭的。他深刻地指出了这样的一个真理：政事决定国家的兴亡，而山川形势是不足恃的。假若唐王朝还是迷信表面的强大而不修政事的话，覆亡也就不远了！
谈到刘禹锡的诗时，我们不能不提到他另外几首有名的七绝。
谪居朗州期间，他一反历代文人悲秋的调子，写出了昂扬向上的《秋词》。他直抒胸臆地吟道：“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结束朗州生活重返长安时，他有感于朝中新贵尽是在他被贬后而提拔起来的，慨然写下《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结果这首诗使他受到了很大的惩罚，执政者要把他贬到最为偏远的播州去。然而当他再次重返京城时，他又旧事重提，写下了前诗的续篇——《再游玄都观绝句》，显示了他的决不屈服的精神：“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这首诗锋芒毕露，连数百年后的明朝瞿佑也惊叹为“讥刺并及君上矣”，可见其战斗性多强了。
刘禹锡在长安期间，好诗不多，但三首有关歌者的诗，却写得很出色，极尽今昔盛衰变化之叹。其中《听旧宫人穆氏唱歌》，充分流露出他对永贞革新旧友的深切怀念：“曾随织女渡天河，记得云间第一歌。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另外，《望洞庭》中的“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和乐天春词》中的“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 《和令狐相公别牡丹》中的“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都是传诵一时的名句。
刘禹锡对共同参加过永贞革新的旧友怀有特殊的感情。他对吕温的早逝极表伤悼，写下了《哭吕衡州》一诗。他和柳宗元反复唱和通信，在得知柳宗元去世的噩耗时，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竟至“惊号大叫，如得狂病”。他沉痛地写下了《重至衡阳伤柳仪曹》一诗，三年后又写了《伤愚溪三首》，低回反复，哀思不尽。在他结束长期被贬生活回到洛阳时，他见到了旧友韩泰，写下了《洛中逢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五首》，其中“海北天南零落尽，两人相见洛阳城”“离别苦多相见少，一生心事在书题”“本欲醉中轻远别，不知翻引酒悲来”等句，包含了无限的感慨。
本来，叹老伤逝之作是很容易写得情调低沉的，但刘禹锡却能“老而不衰”，充满“英迈之气”，唱出“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样雄健之声，写出“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这样富有哲理性的句子。这和他在《秋词》中的奋发向上的精神是一致的。这种精神，即使到了暮年也没有消失。我们从《始闻秋风》中的“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盼青云睡眼开”，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了。
当然，刘禹锡的作品并不永远都是这样乐观向上的，他也写过低沉伤感之作。同是谪居期间，同是写秋天，《谪居悼往》和《秋风引》的情调就比较悲凄惆怅。晚年退居洛阳后的诗酒唱和，大多是内容苍白的。至于那些哀挽帝王、怀念歌妓、酬僧谈禅的作品，就更消极无聊而谈不上有什么意义了。
三
像一切有成就的大诗人一样，刘禹锡在当时和后世都受到很高的评价，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同时代的大诗人白居易就称赞他是“诗豪”，认为“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并说他“‘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宋代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等大诗人，都对刘禹锡的诗歌深表佩服。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说苏轼“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黄庭坚说“刘梦得竹枝九章，词意高妙……昔子瞻（即苏轼）尝闻余咏第一篇，叹曰：此奔轶绝尘，不可追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所引的《雪浪斋日记》说，王安石很欣赏刘禹锡的“枫林社日鼓，茅屋午时鸡”二句，并亲笔写了挂在府第中。吴景旭《历代诗话》所引的《复斋漫录》更指出，王安石本人的“静憩鸡鸣午，荒寻犬吠昏”就是脱胎于上述刘句。黄庭坚极赞刘禹锡的《竹枝词》和《淮阴行》，认为刘在“元和间诚可以独步”，“白乐天、元微之为之，皆不入此律也”。翁方纲也看到刘禹锡在竹枝词方面的成就，他说：“刘禹锡之能事全在竹枝词。”但他接着又说：“至于铺陈排比，辄有伧俗之气。”这就失之偏颇了。
王士祯认为“竹枝咏风土”“与绝句迥别”。其实，竹枝词也是绝句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比一般的绝句通俗易懂，善用谐音双关，多咏风土人情，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自刘禹锡创制竹枝词后，后人便把歌咏地方风俗和男女之情的七绝诗，称之为“竹枝词”了。此后，差不多各代各地都有竹枝词产生。较有影响的有北宋苏轼的《竹枝歌》，元代杨维桢的《西湖竹枝》，明末清初屈大均的《广州竹枝词》，清代郑板桥的《潍县竹枝词》，近代梁启超的《台湾竹枝词》，等等。
刘禹锡在绝句方面的成就是很大的，因此得到后人很高的评价。清人对刘的七绝极推许。管世铭说：“刘宾客无体不备，蔚为大家，绝句中之山海也。”李重华认为唐人七绝“李白、王昌龄后，当以刘梦得为最”。王夫之更把刘的七绝誉为“小诗之圣证”，认为“梦得而后，唯天分高朗者能步其芳尘”；并指出明代徐文长、袁中郎等人是“以梦得为活谱”的。沈德潜认为七绝诗自盛唐之后，刘禹锡等人“托兴幽微，克称嗣响”，并特别指出“山围故国”一诗“气象稍殊，亦堪接武”前贤。
对于刘禹锡诗总的评价，明人杨慎是十分肯定的。他说：“元和以后，诗人之全集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第一，其诗入选及人所脍炙，不下百首矣！”宋人胡仔亦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刘梦得诗典则既高，滋味亦厚”,“正若巧匠矜能，不见少拙”。沈德潜把刘禹锡与白居易、柳宗元二人并列，且认为他高于刘长卿。沈说：“刘梦得骨干气魄似又高于随州，人与乐天并称。”“柳子厚哀怨有节，律中骚体，与梦得故是敌手。”元人方回更是盛赞刘禹锡的诗，他认为“刘梦得诗格高在元、白之上，长庆以后诗人皆不能及。且是句句分晓，不吃气力，别无暗昧关锁”。又说：“每读刘宾客诗，似乎百十选一，以传诸世者，言言精确。”清人纪昀也认为方回“论梦得是”，并对刘禹锡怀古一类诗歌表示称赏。
从以上所引的各家评论中，可见刘禹锡在中国诗坛上占有显著的地位，给后世的影响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