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出世便饱经风霜困苦

第一篇 吴松营传略

胡志民 耿伟

在潮汕地区的澄海县隆都镇前沟乡，居住着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丈夫吴坤荣、妻子陈亚新，均生长于清末。1943年11月15日（农历十月十八日），他们又生下一个男孩。这对中年夫妻既欣喜又害怕男孩儿遭到殇折，乡里人认为女孩命贱好养活，因此给他取乳名“细妹”，一直到乡下解放后，家人还是习惯地叫他“细妹”。这个“细妹”就是现在许多人都熟知的吴松营——这是上学前，父母才给他起的正式名字。

生逢灾荒年

1943年，潮汕地区因大旱遭遇大饥荒，饥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触目惊心。据《潮汕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记载：“1943年，潮汕地区春旱严重，从上年9月至当年5月，连续9个月没有下过透雨，赤地千里，粮价日涨数次，一些地方出现饥民成群结队沿途抢食。国民党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虽于5月20日召开救济粮荒会议，然而各地方官员却勾结地主、奸商，囤积居奇，操纵物价，致使粮价不断飞涨；更甚者，地方官员贪污克扣海内外的赈济款物，致使灾民流离失所，且疫病流行，饿殍载道。潮汕地区饿死、疫病死亡或逃荒死于途中竟达100多万人，逃荒到闽赣两省达17万人。仅饶平县（隆都当时属饶平县）饿死者达8万多人，卖儿鬻女的有4万多人。达濠镇饿死万余人，占全镇人口的1/3，出现了‘万人冢’‘千人冢’。潮阳县以海门受灾最重，各善堂收埋于莲花峰红沙窿的尸体达1.1万多具。庵埠日死数百人，死后皆裸葬。汕头市区日死近百人。”

1943年，又是日本鬼子全面侵占潮汕地区的最黑暗的年月。日本侵略者从1937年8月31日开始派军用飞机侵入汕头、澄海和潮安上空侦察，不断轰炸潮汕城镇。日本军舰在潮汕海面频繁地袭击骚扰商船和渔船。1938年6月至7月，日本海军在军舰、飞机的掩护下不断攻击并占领了南澳岛，以此为基地发动了侵占潮汕之战。1939年6月21日，汕头陷落。27日，日军占领潮州。29日，侵占汕头的日军由潮州沿韩江进占澄海。至此，韩江、榕江、连江出海口被日军控制。到1943年，日军先后侵占潮阳县城及华阳、桑田、海门、和平，揭阳的大井、南陇、双港、钱冈一线，潮安的官塘、铁铺、溪口，澄海县全境，饶平的隆都及柘林、海山等沿海地区。至此，潮汕地区全部沦陷。在侵占潮汕地区过程中，日寇残暴屠杀手无寸铁的潮汕民众，对敢于抵抗的乡村实行“三光”政策，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甚至对澄海县城进行了全城范围的大屠杀。

日本鬼子的横行霸道、奸淫掳掠，再加上饥荒严重，瘟疫横行，使潮汕尸横遍野，侥幸生存者则完全处于水深火热、困苦不堪之中。此情此境，一个男孩虽然平安降生，而其即将面临的苦况和前景，怎能不令人担忧？！

艰苦磨难而又活泼快乐的童年

在那黑暗的旧中国，“细妹”的父母起早贪黑，日夜辛劳，任劳任怨，仍然摆脱不了艰难困苦的生活。1946年，他们又生了第三个儿子，因为前面有了叫“细妹”的颇有生命力的哥哥，便让这个小儿子堂堂正正地叫“细弟”。“细弟”长得活泼可爱，没想到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年幼的他仍然经受不起饥寒交迫的折磨，一次风寒感冒，高烧不退，家中无钱问医买药，眼睁睁看着他一命夭折。为此，一家人悲痛欲绝。

穷人的孩子挨饿受冻，是难免的。然而，穷人的孩子也有自己的乐子。他们从小苦惯了，竟也“少年不知愁滋味”，一有空闲，一有机会就偷玩、贪玩。幼小的吴松营虽然被叫做“细妹”，却有男孩子十足的顽皮劲。管鹅放牛，往往会有几个小孩子结伴成群，吵骂、打架，是常有的事。对那些比他大一年半岁而总想欺侮他的小伙伴，他并不退让，也不畏惧，即使被打得鼻子出血，也总要奋力反击，用气势压倒对方。有些孩子看到“细妹”不服输的顽强劲，每每让他三分。

游泳是生于潮江边的孩子们最大的乐趣。前沟村的东面就是川流不息、渚清沙白的韩江，村民的耕地就在韩江两岸。田园中清溪河沟纵横，池塘无数。“细妹”的家就在韩江堤外的一小片村落之中。夏天，一吃完中午饭，五六岁的他就敢脱了衣服往河里跳，游呀、玩呀，经常忘乎所以，直到母亲或姐姐到河边大声地又喊又叫，他才肯上岸。

由于顽皮、贪玩，“细妹”也常常给家里惹祸、添乱。六七岁后，父母让他开始管鹅放牛，可他有时贪玩了，牛就会到处乱跑，践踏甚至偷吃了别人家的庄稼。乡亲邻里免不了要来投诉，“细妹”的父母总要低声下气地向别人赔不是。放牛娃们喜欢一起放牛，既不寂寞，还可以互助合作，由少数人统一看牛，其他孩子下水抓鱼摸虾、爬树捕鸟，摘点龙眼荔枝，然后大家一起吃。那时候村里人口不多，1943年前后出生并能存活下来的男孩更是稀少，所以他们摘点龙眼、荔枝什么的不叫偷，大人们见到了总是说：“自家树上长出的东西，吃点无所谓，但要注意安全，更不要糟蹋果树和果子。”

这个在苦难岁月出生的“细妹”，虽然老天保佑存活了下来，却也免不了三灾六难。五岁的时候，他得了一场当时农村少见的怪病，差点夭折。庆幸的是隔村打铁铺老板的儿子和媳妇在汕头学西医，又刚好毕业回家。他们临危出手，热心相助，才把“细妹”及时抢救过来。九岁的时候，“细妹”跟着大人到江边，登上已经被没收的地主“新园”楼上观看龙舟比赛，不小心又从二楼跌下来，侥幸只是左手腕骨折。父母把家中辛苦养大的肥猪卖了，问医抓药，才让他的左手不致残废。

不过，顽皮的“细妹”也有很可爱的地方。四五岁时他就能够帮助父母照顾弟弟，跟着姐姐到田野摘野菜、拾柴草，拾别人丢弃在地里的蕃茨块、菜叶，或到河沟去抓鱼虾。七岁时，他就当起了放牛娃，不管刮风下雨，都要让牛吃饱才回家。大人牵牛犁田去了，他又在田边割草，或者到水沟里捉点鱼虾回家。穷人家里三餐几乎都是稀饭、地瓜，加咸菜、咸萝卜干，全靠他跟哥哥捉些鱼虾改善一下。1950年，乡村里来了共产党、解放军。穷人都解放了，苦日子也熬到头了。但是，哥哥又读书、参军去了。家里的劳力主要依靠父亲和姐姐，“细妹”有时候放牛回家，看到饭桌上又是咸菜、萝卜干，而在田地里劳累的父亲最喜欢的是有点鱼虾送饭，他就会到屋边挖几条蚯蚓，拿起钓竿到河边垂钓。不到半个钟，母亲把稀饭做好了，地瓜煮熟了，他也提着几条小鱼回来了。母亲总会称赞“细妹”懂事、能干，赶快下锅烹煮。父亲同姐姐从地里回家一见，自然高兴得笑眯眯的了。然后，一家人就会愉快地围在一起吃饭。这就是穷人虽苦尤甜的日子啊！

勤学苦干，奋发成长

1950年，潮汕解放的时候，“细妹”已经七岁了。政府规定贫下中农的小孩上学可以免学费。但是，尽管母亲好几次向父亲提起：“别人家的孩子都背上书包了，咱们的儿子也该上学了。”父亲听了，却总是为难地摇头。因为他在一次摘龙眼果时从树上跌下来受了伤，从此腰弯背驼，干地里的活只能算半个劳力。虽然大儿子洛京小学毕业后回家成为主要劳力，可他还是一心想要继续上中学。两个儿子如果都上学去，家里农活谁来帮忙？连家里那头老黄牛也没人照看了。

1951年，大儿子洛京参加统考成绩优异，得到政府的资助，上了潮州府城的金山中学。幸好1952年村里成立农业互助组，老弱和强劳力互相搭配，互相帮助，互助组的三头牛也由各户轮流看管。这样，父母才下决心让“细妹”也去上学，并且请先生给儿子起个学名——松营。先生说他八字中缺“木”，所以假以松，已经上中学的哥哥学名叫“亲营”，顺下来，弟弟就叫“松营”。

最爱水浒、三国、封神榜。9岁的吴松营就这样走进了正规的学堂，开始了像海绵吸水那样贪婪地吸纳知识的新人生。

他好奇，好学，对学校里的一切都感到新奇。一二年级的识字课本，他很快就看懂、记熟。令他向往的是学校小小图书馆里的《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西游记》《岳飞》等小人书。那里面有一页页生动的图画，还有简明的文字说明，使初识字的小学生很快被各种生动的故事所感动、感染，甚至着了迷。课间休息的10分钟，他很少同伙伴玩耍，而是跑到图书馆争分夺秒地看小人书。四年级的时候，他开始觉得小人书过于简单，就拜托已经上初中的朋友帮忙从中学图书馆借来许多古典名著，回到家里，只要有空，他就如饥似渴地阅读。当然，那时候他看小说主要是追看那些生动感人的情节，遇到不认识的文字就跳过去。他很快变成了“小书虫”，只要有机会，有时间，就会埋头读书。

当然，他明白家里的困难。1954年哥哥从金山中学参军，到了北京的炮兵技术学校，1957年又考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母亲又生了一个小妹妹。家里全靠父亲和姐姐在合作社挣工分。因此，星期天或者农忙假、寒暑假，吴松营总是尽量帮助父母和姐姐干活，看鹅、喂牛、钓鱼、拾柴草，或者帮助母亲看护幼小的妹妹。

但是，他仍然千方百计见缝插针地挤出时间去看那些令他着迷的图书。什么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武松景阳冈打虎、林冲被逼上梁山、宋江三打祝家庄，孔明草船借箭、关公过五关斩六将、赵云长坂坡救阿斗、张飞战马超，孙悟空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岳飞枪挑小梁王、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等故事，他不但记得滚瓜烂熟，还经常绘声绘色地给小伙伴们讲。夏天的凉棚上，冬天的稻草堆里，小伙伴们总是想方设法拉住他，听他讲故事，慢慢地他成了村里的孩子头。

由于家境贫困，他又把这种新奇、好学的个性放在修补农具、家具上，而且干得像模像样，桌椅板凳箩筐等等，都能修补得很好，得到父母和邻居的表扬。母亲为了家计，经常会领回织网的手工活，一有空就织个不停。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他一个小男孩竟然静下心来学织网，而且小手灵巧，织得特别快。连织网用的网线继针，他也自己破竹、雕刻而成。难怪邻居阿婶阿姆总是对母亲说：“你们儿子真好，将来一定会有出息。”此时的母亲就总会笑着说：“别夸他了，他那调皮捣蛋、添乱的事情多着呢。”

1958年，他上初中了。由于对文学的特殊爱好，他课余时间经常到中学图书馆借文学书籍来看，《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读完了、熟了，就看《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三家巷》《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等现代小说，并且不再只是追求故事情节，也开始注意作家的写作手法，尤其对社会和自然环境以及人物性格特征的描写、议论感兴趣，作文时就试着学习模仿。他的作文成绩总是排在全班前列，常被老师当作范文贴出来。

他从“孩子头”到中学时又当上“学生头”。初中一二年级，他当“劳动委员”“体育委员”，初中三年级和高中三年一直当班长，大学一年级开始到毕业一直也是班长。所以，走出社会的几十年中，无论是中学的同学，还是大学的同学，无论是在哪个行业工作，一见面都亲切地叫他“老班长”。“老班长”的经历，对他的领导和组织能力，乃至日后成为领导干部起到重要的锻炼作用。

从酷爱潮州大锣鼓到成为“打鼓师傅”。过去，在和平时期的潮汕乡村，过年过节最热闹的是“游老爷”（游神）和演奏潮州大锣鼓。长长的队伍沿着乡道缓慢有序地行进。姑娘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扛着彩旗彩标，排在队伍的前面，接着是由青壮年男子组成的大锣鼓班。大锣鼓班的中间是古雅的鼓亭和司鼓师傅，后面紧跟着唢呐、横笛、琵琶、三弦等乐手。无论是打击乐手，还是吹奏和丝弦乐手，都听从司鼓师傅的鼓点指挥。他们紧密配合，一路上变换各种节奏和姿势，不断演奏出许多动听的潮州大锣鼓乐曲，让整个乡村的新春佳节充满隆重、欢乐的气氛。这个时候，吴松营一定与几个要好的小朋友跟在大锣鼓班的旁边或者后面边听边看边学。幼小的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古老的潮州“交响乐”——潮州大锣鼓。

游神过后，锣鼓班的锣鼓一般都停放在祠堂客厅里，他和几个小朋友就去偷偷地敲呀打呀。直到大人听见了，才把他们这些“偷打锣屎”的顽皮仔赶走。这几个顽皮仔还会各自回家拿锅盖当钹，吴松营回到家里则拿唯一的铜面盆当鼓。他自己“当打鼓师傅”领着众弟兄学着锣鼓班的样子“演奏”起来，过“大锣鼓”瘾。结果当然免不了挨家里大人一通骂。终于，他们又想出一个办法：到鱼塘里或者到村头的垃圾堆捡拾被人废弃的破面盆、锅盖。一帮顽皮仔有了自己的“锣鼓”了，就在江堤下或者村边的树林里自由自在玩起来。多数情况下，只要各人都做好家长规定的放牛、看鹅家务，大人们听见、看到了，只是笑笑而已，并不多加干涉。

随着农村的日子好起来，农村游潮州大锣鼓的机会也多了。除了过年过节，送公粮、慰问军属、欢庆国庆节等，各乡村都要热热闹闹地游大锣鼓。而且，在游行之前，锣鼓班都要预先练习。这也给了他们这些“大锣鼓迷”更多的学习机会。耳听目看心想，吴松营终于逐步能背诵好几条“锣鼓诗”（潮州锣鼓乐谱）。每逢学校放假或者农闲，那帮顽皮仔总会聚集起来，由吴松营牵头组成一个特别的“潮州大锣鼓班”——一个旧的箩筐，上面装上破损得不那么厉害的破面盆当鼓，箩筐边上插上树青，由他当“打鼓师傅”，再有几对敲打破面盆（锣）、破锅盖（两个就当成一对钹）的小伙伴，学着大人游大锣鼓的样子，在村头的韩江堤上游行起来，大人们边看边高兴地笑歪嘴。

1956年的潮汕地区农村经初级社，再到高级社，可以说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政通人和。尤其是澄海县成为“全国亩产千斤县”，而政府仍然号召人民要弘扬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精神。为此，秋收的时候各中小学都积极组织学生们到已经收割过的田间去拾回被丢落的稻谷交公，借以开展勤俭建国的教育。

隆都前沟小学几百名小学生你一小篮、我一小袋，一个农忙假下来，竟然拾回好几百斤稻谷，在篮球场晒干之后，学校领导策划如何将稻谷送到隆都镇粮所。有人提议说，最好是组织一班学生的大锣鼓来欢送爱国粮。可是，学生里面谁会打鼓呢？结果，大家就把吴松营推荐出来了。

那一天，阳光灿烂，隆都前沟小学的老师领导着大锣鼓班开路，十几个高年级的学生挑着金黄稻谷，向隆都镇政府所在的店市出发，一路上，吴松营领着的少年潮州大锣鼓班，第一次真鼓真锣地热闹了一番。就这样，吴松营这个从打破面盆起家的“打鼓师傅”，也就出了名。

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全国从上到下都在准备热烈地庆祝一番。隆都公社要求中学到时要出一班潮州大锣鼓。那时，吴松营已经是隆都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得知这个消息后便向班主任和学校领导请缨组建锣鼓班，得到大力支持。锣鼓是公社和学校出证明向各生产大队借的，学校从各年级抽调了20个男生，在他的带领下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排练。

10月1日这一天，素有商通八方的隆都店市镇彩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山人海。游行队伍中，由上千名师生组成的隆都中学队伍尤其引人注目，学生大锣鼓班更是让人刮目相看。

自此之后，隆都公社凡是有什么节庆活动、春节拜年、慰问军烈属等，都要求中学出大锣鼓班和舞狮队。吴松营从初中到高中毕业的6年中，成了远近闻名的“打鼓师傅”。上个世纪80年代，吴松营已经在深圳市工作，回老家探亲的时候到店市镇旧地重游，竟还有店铺的老人认出他是“中学的打鼓师傅”。

吴松营不但从小喜爱潮州大锣鼓，同时也很喜欢潮州音乐。但是，学潮州大锣鼓可以从唸鼓诗到和打破面盆学起，学潮州音乐则必须要有弦、琴等乐器。只读弦诗而没有乐器进行实践练习，是学不会的。

家里自然买不起弦、琴，但天无绝人之路。吴松营想办法用竹筒、竹子柄、剑麻丝加上田鸡皮自制了一把竹弦。放学回家，或者农闲的时候，他就关起门来拉他的竹弦。那个时候，肯定拉得是十分之难听。所以，经常引来村里人的嘲笑：“松营又在踏车了。”（过去农田灌溉用水车，如果缺少滑润油，车轮运转起来就会发出特别刺耳的声音。）

俗话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对自制的竹弦不断改进加工，使之发出的声音不再那么难听，而且越来越好听；同时吴松营的拉琴技巧也不断进步。终于，村里的弦乐组拉他入了伙，农闲时候就一起练习。在中学里，他还经常与几个对潮乐有兴趣的同学切磋弦艺。为了提高自己，他把好容易攒起来的一角几分零花钱拿到店市的书店购买汕头潮乐改进会编写的潮乐知识和潮乐简谱，认真学习。

值得怀念的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隆都中学有几位很好的音乐老师，其中还有一位堪称潮乐大师的陈旭老师。陈老师出身于闻名海内外的陈慈黉家族，自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懂西乐，对潮州音乐中的琴、弦、箫、笛、唢呐、琵琶，也样样精通。他见吴松营对潮州音乐特别感兴趣，便经常对他进行指点、帮助，甚至把学校唯一的一架扬琴借给他练习。有了老师的支持和帮助，吴松营在潮乐修养和演奏水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从吴松营的老家前沟村到店市镇的隆都中学，有10里路程。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天还蒙蒙亮，他就背着书包出发。一路上人稀野静，他总是一边走路，一边背诵古文古诗、英语单词，或者背诵潮乐弦丝。下午放学回家，往往也是如此。年轻时代的记忆力是很好的。至今，他还能够背诵上百篇的古文、古诗。潮乐丝弦的《昭君怨》《寒鸦戏水》《狮子戏球》《平沙落雁》等名曲，至今也耳熟能详。

1961年，澄海县要举行一次民间业余文艺会演。隆都中学的陈旭老师把澄海中学郑老师写的一个关于澄海人民革命斗争故事的剧本，改编成潮州歌剧《红缨枪》，准备参加全县文艺汇演。学校对此十分重视，提前一个学期就专门抽调一批老师、学生成立剧团。已经是高中一年级的吴松营，也被点名到剧团的音乐组当司鼓。

在潮剧里司鼓和打大锣鼓是大不一样的，他必须从头学起。好在有陈老师的精心指教与帮助，他自己领悟能力又超强。那段时间，店市戏院演出潮剧，他一定想方设法去戏班看司鼓师傅如何司鼓指挥。本村或附近乡里做戏，他则会千方百计去钻棚角，在锣鼓畔看司鼓师傅的司鼓和指挥动作。至今，乡里还有老人记得吴松营不顾天寒地冻钻在戏棚角锣鼓畔看师傅司鼓的情景，当佳话笑谈。笑话归笑话，他经过勤学苦练，很快就掌握了潮剧司鼓的基本知识和技巧，在隆都中学剧团里担当起司鼓的角色，并且带出了一个“武畔”班子。

学校剧团是业余的，老师和同学们排练的时间安排，必须尽量不影响正常教学工作。因此，多是利用星期天排练。排练场地都在中学里的陈厝祠大厅。最后的一次晚上彩排，是在中学里文祠内的大天井。隆都公社的几位主要领导亲自到场观看。彩排后，公社书记专门问校长：“打鼓师傅是从外头请的还是学校自己的？”当得知就是本校的学生时，他很高兴，还专门同吴松营握手，给予鼓励。

全县的文艺会演场地是澄海城内新建的大众电影院。到9月底演出的那天早上，剧团的老师、同学集体从中学出发。从隆都店市到澄海城要过摆渡，还要走近四个小时的路程，小件道具由老师和同学随身带，大件道具则由学校雇请店市运输社运送。由于他们是远道而来，县里照顾安排在当晚第一场演出。所以，他们到达县城后，吃过午餐，下午就抓紧去看场地，布置舞台。

晚上，隆都中学的潮州歌剧《红缨枪》演出的时候，剧场里座无虚席。吴松营的心情特别激动，一边司鼓一边还不断观察台下观众席上的情况。观众除了认真、静静地观看，还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参加澄海会演回学校不久，陈老师就找吴松营说：县和专区有专家和领导认为你在潮乐方面很有基础，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推荐你到汕头戏剧学校去学习。吴松营听了很高兴，但又犹豫起来。高兴的是，他对潮州音乐和潮剧特别喜欢，能到正规的戏剧学校学习、深造，真是求之不得；犹豫的是，他除了很喜欢潮州音乐和潮剧，还热爱文学，理想是高中毕业后考大学，将来当文学家。而从当时家里情况出发，他想去戏剧学校学习，因为上戏剧学校不但不收学费，还管饭。

当天放学之后，他兴冲冲地回家向父亲汇报，讲了自己的想法。谁知父亲一听，不高兴地说：“去戏剧学校读书，将来去做戏？你如果不想继续在中学读下去，那就回家扛锄头种田好了。”

就这样，吴松营最终没能成为一个潮乐和潮剧的专业工作者。后来听说，当时和他在中学业余剧团里担当二弦、扬琴、提胡乐手的同学，后来都到汕头戏剧学校深造，毕业后成为专业的戏剧工作者。

一双鞋的故事

1956年是广东潮汕农村的丰收年。过大年之前，吴松营的父母看到家里的谷甸和米缸里第一次有了余粮，终于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因为再不用担心过年后又青黄不接而窘迫不堪了。

这一年吴家喜事不断。大儿子洛京出外读书、参军，进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深造，虽然离家越来越远，却给家里增添了莫大荣光。已经长成大姑娘的二女儿身健力壮，成为一个不亚于男子的全劳力，顶起了这个家庭的半边天。更令父母高兴的是二儿子松营上学之后越来越懂事，在学校认真读书，回家则积极帮助父母和姐姐干活，而且由于他的好奇、好学，竟然成为四乡六里赞誉的“少年打鼓师傅”。

秋收之后又要忙于冬种，几亩甘蔗地成熟了，要请人帮助收割、榨糖。这年的甘蔗大丰收，他们家可以从糖寮得回三百斤黄糖，除了少量自家食用，大部分可以挑到市集卖钱。一天晚饭后，母亲一边收拾碗碟一边对坐在饭桌旁边抽烟的父亲说：“卖了蔗糖之后，想给儿子松营买一双鞋。”丈夫似乎没有听见，他心里盘算：要留些钱明年开春时买些化肥，还要买十几只鹅苗来养，到清明时再卖些钱……母亲是很清楚丈夫心里想什么的。她说：“今年年成好，家里应该有余钱。松营一个男孩子，长大了，又是学校的打鼓师傅，得给他买双鞋穿。还有，女儿秀好也是大姑娘了，过年前给她添点新衣裳。”父亲抽完烟，一边收起烟筒一边说：“那就等卖蔗糖之后，先给儿子买双鞋吧。”

1957年的元旦和春节很凑巧地在1月的头尾。而农村人最重视的是过大年的春节。隆都区前沟村左近有两个大的集市，最热闹的是店市，另一个是程洋冈。学校已经放寒假了。母亲早就打听好了：程洋冈市场上店铺鞋子品类多，好看又便宜。农历12月24日，母亲很早就起来摆贡品、烧香，拜灶送神。料理完一家人吃过早点之后，她拉着儿子说：“走，去给你买鞋。”然后就出家门，上韩江堤，搭汕尾溪渡，赶程洋冈集市。这个地方凭借着陆路和水路交通潮州府城、澄海县城、直到汕头市的便利，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商旅云集的市镇，到上世纪50年代仍然十分兴旺。中心街道两旁店铺林立。春节前夕，街道中央人流如鲫，母亲终于选中了一间大的鞋店，同儿子停下来。她左看右挑，请伙计从货架取下一双回力球鞋——橙色的胶边、蓝色的帆布鞋面、白色的鞋带，非常好看，让儿子一试，刚刚好。

但母亲却把鞋退到柜台上，对伙计说：“来一双大一点的。”伙计按照同样款式，拿出一双大号的。母亲又说：“再拿一双更大的。”伙计笑着说：“阿姆，你的儿子也就十四五岁，这双鞋已经过大了，你还要更大号的？”母亲很认真地说：“儿子年年都在长，农村人哪里能够年年给他买鞋？”伙计一边笑着一边在货架上拿出一双同样款式、一般成年男士穿的41号回力球鞋，给母亲细细检查之后，说：“五元六角。”母亲小心翼翼地从衣襟里面掏出一个小布包裹，打开，数了又数，犹豫了一下，还是付清了五元六角的鞋款——那可是一担稻谷或者是接近80斤蔗糖的钱啊！

十多岁的吴松营从来未穿过什么新鞋，只觉得母亲给他买的新鞋很好看，并不晓得不合脚的鞋穿起来会是怎样的感受，提着包装好的回力鞋，跟着母亲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这年的除夕，风和日丽，家家户户都张贴春联，拜过祖宗，傍晚的时候在家里高高兴兴吃团圆饭，然后派利市（潮汕人叫“压肚腰”。普通人家的利市钱都是一分，多的五分、一角）。母亲忙乎家里的事情之后，从箱子里面拿出父亲的一套没有补丁的衣服、两个女儿和儿子的新衣裳，又从衣架上取下给儿子买的回力鞋，摆放在床铺上，把煤油灯挑得光亮光亮的，微笑着细细端详一番，在心里说：“真要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解放，让我们穷人过上太平的好日子。”然后，又小心地把衣服折得整整齐齐，放回箱子里，拿儿子的新鞋比划比划，再用棉花和旧布分别塞在鞋头和鞋跟，摆放妥当。一向精细、勤俭持家的母亲在心里盘算：明天就是新年，一定要让全家过得快乐，在村里风风光光。

大年初一，金鸡才啼鸣头遍，母亲就起来洗漱、做饭、煮糯米汤圆，然后把全家人叫醒起来，拜过灶神，再吃早饭。然后自己穿上20多年前出嫁时的一套水蓝色布衣裳，再让父亲换上没有补丁的衣服，叫儿女们换上新衣，再拿出新鞋要儿子穿上。今天，村里都张灯结彩，锣鼓喧天，热闹得很。还有也是最重要的是，远在东北的大儿子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员，村干部要带着锣鼓班到家门口来向军属拜年，贴上“光荣之家”的春联。儿子高兴地按照母亲的吩咐，洗脚、抹干净，穿上新衣裳，再穿上新鞋。可是，他一站起来，根本走不了路——鞋不跟脚，一直往下掉哩。母亲见状，又用棉花、旧布往鞋头、鞋跟塞，再把鞋带绑得紧紧的。儿子穿上新鞋，起身走了几步，仍感到不舒服，坐在凳子上，哭丧着脸把鞋子脱下，耍脾气说：“不穿了，不穿了。”母亲说：“穿，穿一段时间就习惯了。”可是，儿子无论如何就是不穿。在旁边边看边笑的父亲和姐姐劝母亲说：“你买的新鞋实在太大了。以往不穿鞋也照样过新年的嘛。他不穿就算了吧。等他长大了，脚板也大了，新鞋合脚了，他自己就想穿了。”要不是大年初一，母亲一定会发脾气：好不容易买到这么好的新鞋，为什么就不肯穿？结果，母亲只能妥协了，把回力球鞋重新包好，放回床头柜里。

1958年9月，吴松营到隆都中学上初中。从前沟村的家到中学约8里路。潮汕农民的儿子从小习惯光脚走路。不管是天寒地冻，还是夏天酷暑，他总是光着脚早早地走路去中学，到太阳下山之前就又回家，除了学校放假，平时则天天如此。

1959年，农村已经公社化，国庆10周年。公社准备举行庆祝游行，要求中学组织一个潮州大锣鼓班。当时的隆都中学还只有初中部，从初一到初三，每个年级有四个班，有近六百名学生，教职员工七八十人，课余的文体活动很活跃，可就是一时难于找到一个“打鼓师傅”。吴松营在小学的时候已经是出了名的“打鼓师傅”，就主动请缨。班主任马上向校长汇报，经过一番了解，乃决定把组建大锣鼓班的任务交给吴松营所在的初二丙班，校长交代班主任：大锣鼓班的合适人手除了在本班挑选，还可以到别的班级挑选。锣、鼓和其他的乐器，则通过公社向各个乡村临时借用。每周上文体课程和农业劳动课时，被挑选进锣鼓班的同学，就集中进行大锣鼓的演奏操练。公社则经常派人到中学检查和指导。9月下旬，公社领导亲自对各生产大队参加庆祝大游行的节目进行最后的检查。他们看了彩排之后，对中学的大锣鼓班感到非常满意。

“松营在中学当打鼓师傅”的消息在前沟村传开了。有的乡亲还对吴松营的父母表示祝贺。母亲又把那双回力牌球鞋拿出来，打开包装，透透气，心里想：这一次儿子一定要穿新鞋了。其实，儿子也同母亲的想法一样。因为这一次是全公社大游行，意义重大，各乡村、公社都会有大锣鼓班、歌舞队参加活动，是隆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隆重的庆祝活动，而吴松营带领的潮州大锣鼓班是代表当地唯一一间中学的，是非常光荣的事情。公社领导到中学检查大锣鼓班彩排情况之后，吴松营回到家时，正想同母亲报告自己的想法，谁知母亲已经把那双回力球鞋摆放在床铺上。

国庆节那天，鸡啼第二遍，母亲就起来做早饭，天还蒙蒙亮，她就把儿子叫醒。儿子洗漱、吃早饭，穿上近年春节穿过的那套新衣服。母亲预先已经在那双回力鞋的鞋头塞了点旧布和棉花。两年了，儿子的个头长了许多，脚板也大了不少。儿子接过母亲递过来的球鞋，一穿，正好。母亲在一旁笑呵呵地说：“怎么样？新鞋派上用场了吧。”儿子感激地向母亲点点头，高兴地向中学进发。

隆都店市镇素有“商通潮澄饶”之美誉，10月1日国庆节这天一早，各乡里参加游行的队伍就向店市镇的东门集中。上午9点，公社领导在大戏院门口的主席台上通过高音喇叭发表了简短的讲话，然后宣布大游行开始。

游行队伍中，隆都中学师生队伍尤其引人注目。而吴松营带领、指挥的学生大锣鼓班更是让人刮目相看。母亲早早就带着小女儿赶到店市，挤在东门外街道大路一旁的最前排，等待和观看儿子的大锣鼓班经过。“二哥，是我二哥！”还是小女儿眼快，一下子就认出并大声叫嚷。母亲顺着女儿指的方向望去，看见儿子司鼓领奏的大锣鼓班徐徐走过来，正在演奏的学生们个个意气风发、神采飞扬。尤其是看到穿上回力球鞋的儿子一会儿双槌高举，指挥锣钹齐鸣，一会儿击鼓动乐，箫竹和奏，一路走来声调铿锵、动听。母亲笑了，笑得那么灿烂，那么开心。

自此之后，隆都公社凡是有什么节日庆祝、春节拜年、慰问军烈属等活动，都要求中学出大锣鼓班和舞狮队。从初中到高中的6年中，中学里和店市镇闻名的“打鼓师傅”吴松营，都穿着母亲购买的那双越来越合脚的回力球鞋去参加游行。每当儿子回家之后，母亲马上将回力球鞋擦抹得干干净净，收起来，保管好。

1963年，年过半百的母亲实在太想念十年不见的大儿子——他参加解放军，又到军事工程学院读书后一直没有回家，竟不顾自己从未出过远门，一句普通话也不懂，而且路途遥远的困难，万里迢迢赶到中国最北的大城市哈尔滨。

1964年，吴松营考上大学，由于对物件的爱惜，更是因为对远在哈尔滨母亲的敬爱和思念，把保护得好好的回力球鞋带到学校，一直到大学毕业分配到海南岛“接受再教育”的几年，每逢年过节就把回力球鞋拿出来端详一番，穿上它，暖在心里，更是以此寄托对母爱的感恩，对远方亲人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