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传统中国是一个“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人们普遍重视家庭的地位与功用,因为它不仅是孕育生命和培养德性的起点,而且是国家社会发展的基础所在。《礼记·大学》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国是家的扩大,自然家齐才能臻至国泰民安。同时,也惟其如此,人们普遍重视家庭教育,孜孜于传承与光大自家的传统与经验,终至形成各具特色的家教风格,即承载家族荣誉和令人钦羡的家风。历史上《孟母三迁》的故事传承不衰,就反映了这一点。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家风之优劣盛衰,成为关乎个人与家族荣辱的一种社会评价:子弟有高的素质,彬彬有礼,成才有为,人多赞曰“有家教”;反之,则斥之曰“少教”。此种现象,迄今犹然。

中国传统家风文化源远流长:肇始于先秦,经秦汉、魏晋南北朝之发展,到宋明时期达到鼎盛。与此相应,以南北朝时期的《颜氏家训》为代表的门庭训规类著述,也随之大量出现。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国传统家风文化显然具有以下两大特点:重视家庭及家庭教育既为普遍的价值取向,传统家风文化盛行,其涵盖、浸润整个社会,理有固然,既存在于贵族阶层,也存在于庶民阶层。其间风格异趋,自成特色,虽有精粗之别,却无贵贱之分。此其一。传统家风文化核心价值的范畴,一般都集注于:亲情与仁爱,礼仪与敬恕,宗祖与传承,躬行与身教,齐家与治国五个方面。而其取向,也都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一脉相通。例如,最负盛名的《颜氏家训》写道:“三世之事,信而有征,家世归心,勿轻慢也。其间妙旨,具诸经论,不复于此,少能赞述;但惧汝曹犹未牢固,略重劝诱尔。”这里所谓“家世归心,勿轻慢也”,是在提醒子弟:本家训的基本精神乃依托于整个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儒家典籍。对此当怀敬畏之心,不容轻慢。在谈到爱惜生命与舍生取义之关系时,又是这样说:“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自乱离已来,吾见名臣贤士,临难求生,终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愤懑。”在他看来,肤发受之父母,子弟固当爱惜生命。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在危难之际,不必承担舍家为国、舍生取义、义不容辞之责任。《颜氏家训》所表达的家国情怀,既不失亲亲有杀,复表现了凛然大义,显然又是与孟子所表述的儒家精神相契合:“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此其二。这两大特点说明,家风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具体而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不容轻忽的。

一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征程,有着值得每个炎黄子孙、华夏儿女为之骄傲的丰富精神内涵:她有着千百年来耕读传家的儒家文化体系,有着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有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深厚底蕴,更有着长期民族融合、共同奋进历程中所形成的血浓于水、追求一统的家国观念。

固然,鸦片战争以降,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瓦解和欧风美雨沛然莫之能御,传统家风文化也渐失了往昔的兴盛,趋向式微。但是,同时也应看到,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实现了内在超越并渐次走向复兴相一致,传统家风文化在融合中西的基础上,同样开始显露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近年来,曾为维新运动领袖的梁启超的梁氏家风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颇能说明这一点。梁启超虽不曾有家训的专门著述,但透过他的家书,仍不难一窥其融合中西之家教新风。他一方面引导子女热爱和传承中国固有文化,自强不息,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忠于国家;另一方面,又将近代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引入家教,尊重子女的人格与志趣,鼓励和支持他们出国留学,追求科学与新知,并学成归国报效祖国,服务社会。任公共培养了九个子女,创造了“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佳话,是传统家风文化在近代转型和开辟了新生面的有力例证。耐人寻味的是,极力否定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后代却都默默无闻。一位著名的胡适研究专家,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叹息说,看来在培育子女问题上,胡适是不如更加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梁启超。此言容有可商,但也有助于说明,中国传统家风文化在近代显示了自己新的活力,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家庭的兴旺与国家、社会的发展休戚相关,家庭教化和家风建设,贵名节、重家声、培育优秀家风是中华民族历代先贤立家处世之本,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家齐、国治、天下平的优良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提升。但无需讳言,包括理想信念之消解、诚信之不彰、物欲横流、道德衰堕在内,各种社会弊端也日渐显露,令人心忧。这些弊端的出现,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从许多青少年犯罪和一些官员贪污受贿的事实看,“少教”即家风荡然,至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故重视家庭教育,继承和光大中国家风文化的优良传统,乃不失为振衰起弊的一种有益思路。著名的优生学专家潘光旦先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提出:从优生学的角度看,要推动中华民族的发展,“我们以后要从人文选择的路径,把中华民族的品性重新整顿起来”,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科学研究,对中国家庭制度所内含的“人文选择的能力”,“再加以估定和变通,而引今后优生教育的初步”。潘光旦:《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新月》杂志第3卷第2期,新月书店1929年4月10日。毫无疑问,中国传统家风文化之优良传统,乃属潘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的品性”即“人文选择的能力”之应有之义。

这也正是本书的缘起。同时,将本书与《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一书一起列入《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系列丛书》,也就顺理成章。

201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