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一统”局面下的中国家风文化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以后逐渐富强起来，不断向东方发展势力，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历时10年，秦国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最终统一全国。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仅存15年。秦始皇废分封，行郡县，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积极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为汉及汉以后中国封建专制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开辟了道路。但由于秦朝实施“禁私学，以吏为师”等政策，私学曾一度中断，家风文化的发展受到限制。秦始皇以法治国，但是施法过于严酷，耗费民力甚多；而秦二世又昏庸、暴虐，最终激起了民变，秦国覆灭。后来刘邦逐鹿中原，夺取政权，建立起西汉，历史上进入两汉时代。因为秦王朝存在的时代甚短，所以本节对家风文化的考察以两汉为中心。

两汉时期，大量家训涌现。一般来讲，家训是家庭中长辈有意识撰写的用以训导子孙的条规，是家庭伦理的承载物。家训的形式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形诸文字，但无论何种形式，它的出现表明家庭教育已经成为一种主动、自觉的教育行为。有家庭长辈制定的家训一般都会作为传家之典，供后代子孙学习，它是维系整个家族门风的重要媒介。

（一）帝王之家风

两汉帝王家训数量不多，汉高祖刘邦撰有《手勅太子》，而“汉文帝刘恒《遗诏》确立了两汉，甚至是汉唐诸多帝王《遗诏》的基本内容与典型模式”，影响深远。此外，汉武帝刘彻所撰写的三篇册封诏书，以国土风俗申戒，体现了结合当地情况进行教化的特点。上述帝王家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教诫：

第一是教子读书练字，尊老用贤。《手勅太子》是刘邦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太子刘盈进行的训导。作为汉代开国皇帝，刘邦戎马一生，他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回答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陆贾认为治理天下并不能依靠武力，而必须依靠德性和礼仪规范，这是所谓的“顺守”，所以治政之道在于行仁义，而文武并用。刘邦听完陆贾的回答之后不禁面有惭色，后来他也逐渐明白读书对治国大有裨益。因此，他劝勉刘盈勤于读书学习：“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刘邦还对刘盈提出了练字的希望：“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同时，刘邦还告诫刘盈要尊老用贤：“汝见萧、曹、张、陈诸公侯，吾同时人，倍年于汝者，皆拜。并语于汝诸弟。”

第二是简葬思想。汉代帝王遗诏中，谈及丧葬事宜的不少，他们的主张集中体现在简葬上，这与汉初皇帝注重关心民生疾苦有关。汉文帝刘恒《遗诏》主张薄葬，而薄葬的根据则是死亡对于人来讲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犹如花开花落、潮起潮灭一般，是天地之理而已，“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这充分表现了他对生死的认识，并能用一种坦然的心态直面死亡。以此为起点，他对当时丧葬制度做出评点：“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离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汉文帝主张薄葬背后的人文关怀，汉初天下初定，生民嗷嗷待哺，而当时的丧葬风俗过于注重物质，“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加剧了生民的负担，而这也使丧葬之礼流于形式，而忽略了背后的情感因素，正因为他认为厚葬有百害而无一利，便对丧事的办理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要求在自己去世之后，丧葬之礼不要过于奢靡，要实行简葬。

整篇《遗诏》体现出汉文帝豁达的生死观与进步有的丧葬观念。汉文帝一生崇尚节俭，“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戈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因此，汉文帝的简葬要求不仅与当时推行的休养生息政策有关，同时也是他自己一生节俭的重要体现。汉文帝在《遗诏》中关于简葬的论述和训诫，多为两汉帝王遵从和效仿。例如，光武帝刘秀临终时在《遗诏》云：“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刺史、二千石长吏皆无离城郭，无遣吏及因邮奏。”汉明帝刘庄亦遵循其父刘秀思想，“遵奉建武制度，无敢违者”，在《遗诏》中同样要求简葬。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两汉帝王的家风主要是重视对儒家典籍的学习和品德修养，此外，还要求子孙不尚奢靡，生活节俭，时刻关注民生之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两汉帝王还非常重视“孝道”，并逐渐将其制度化和意识形态化，在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成为官方主流思想。“以孝治天下”的思想导向同样影响到家风的传承，《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六年，“尊太公为太上皇”以表孝道。自惠帝始，在选举制度上设“孝悌力田”科。高祖后，汉代皇帝谥号也多被冠以“孝”字，《汉书·惠帝纪》颜师古注云：“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已下皆称孝也。”

（二）立德修身的家风文化

修身是指一种道德修炼，是个体自觉地以传统及现实主流的道德规范要求自己、约束自己，从而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以完善自我，超越自身有限性，实现一种内在的超越。古人认为，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所以，《大学》中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翻阅两汉家训，我们发现其中表露出对子女修身教育的重视。

首先，立志是修身的基础。“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士人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受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影响极深，他们同样希望自己的子孙能够立志成才，有所作为。立志首先是要洞见时命，即社会的发展大势，不然“有志无时，命也奈何！”其次，郑玄认为“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德行与志向有很大关系，二者是自己可以把握的，至于毁誉，则更多是由外在的条件所决定，自己很难去把握。再次，孔臧认为，“人之进道，唯问其志。取必以渐，勤则得多”。可见，一个人成功的关键在于其志向，只有立志坚定，才能循序渐进、勤奋不止。

当然，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不会一帆风顺，在遇到困难时，必须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孔臧在《与子琳书》云：“山溜至柔，石为之穿；蝎虫至弱，木为之弊。夫溜非石之凿，蝎非木之凿，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坚刚之体，岂非积渐之致乎？”他教诲儿子孔琳为学要日积月累、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不要被眼前的困难击倒。正是在这种家庭教育的氛围中，孔琳后来终成大器。

同时，面对现实中的诱惑，则应淡泊名利、坚定信念。郑玄的《戒子益恩书》中讲：“吾家旧贫，不为父母群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受焉。……年过四十，乃归供养，假田播殖，以娱朝夕。遇阉尹擅执，坐党禁铜，十有四年……公车再召，比牒并名，早为宰相。……吾自忖度，无任于此，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郑玄通过对自己一生经历的回顾，表露自己淡泊名利、一心向学的坚定追求。也以此作为训诫，希望儿子亦能树立并继承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而有所成就。

还有，马援针对侄子马严和马敦“好论议人长短”的行为给予及时告诫，并在文中树立了希望他们效仿的榜样——龙伯高，以此来训导侄子为人要敦厚、行为要谨慎。张奂的《诫兄子书》同样是针对侄子“轻傲耆老，侮狎同年，极口恣意”的过错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批评，要求侄子“当崇长幼，以礼自持”，同时为其树立了不同层面的道德典范，张奂曰：“经言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恂恂者，恭谦之貌也。经难知，且自以汝资父为师。汝父宁轻乡里耶？”最后以蘧伯玉为例，希望侄子知错能改，不断自省。

（三）重视治学的家风

在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名臣名士家训中，有不少篇章强调了读书治学的重要性，并注重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具体实践阐述治学之道，对子孙进行教诫。例如孔臧《与子琳书》：“顷来闻汝与诸友生讲肆书传，滋滋书夜，衎衎不怠，善矣！”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司马谈的遗训：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这里的论述非常精彩。从家族先祖的职当入手追述先祖，表明著史的目的在于树立一套价值准绳，彰显王道，而改易社会风尚。当然，这里司马谈将继承家学看成是践行孝道的方式，认为“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今汉朝建立，全国统一，实现这种大孝的途径就是效仿周公、孔子，传承家学，撰写史书，以此为担当。

（四）学而优则仕的家风文化

在传统社会中，绝大多数读书人学而优则仕。汉代士大夫在其家训中，或总结自己多年的仕宦经历，或以临终肺腑之言，告诫子孙为官之道。

首先，教导子孙为官要廉洁刚正。尹赏的《临死诫诸子》：“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这里，尹赏重点谈论了为吏之道。他认为做官要正直廉洁，只有正直廉洁才能不怒自威，也才能把自己治政的才能发挥出来。他的儿子后来遵照家训，史载“赏四子皆至郡守，长子立为京兆尹，皆尚威严，有治办名”。

其次，教导子孙为官要谨言慎行。身在官场，稍有不慎，便会削官降爵。刘向的《诫子歆书》就把这种谦虚谨慎的态度很好地表露出来：

告歆无忽，若未有异德，蒙恩甚厚，将何以报。董生有云：“吊者在门，贺者在闾。”言有忧则恐惧敬事，敬事则必有善功，而福至也。……言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故弔随而来。齐顷公之始，藉霸者之余威，轻侮诸侯，亏跋蹇之容，故被鞍之祸，遁服而亡。所谓贺者在门，弔者在闾也。兵败师破，人皆弔之，恐惧自新，百姓爱之。……今若年少，得黄侍郎，要显处也。新拜，皆谢贵人。叩头。谨战战慄慄，乃可必免。

在刘歆即任黄门侍郎时，刘向通过历史上齐顷公的故事告诫儿子为官要做到谦虚谨慎，切忌得意忘形。只有时刻保持忧患意识，才能免除祸患。

再次，教导子孙做官要知足常乐，努力做到功成身退。疏广《告兄子言》：“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相随出关，归老故乡，以寿命终，不亦善乎？”正是在知足常乐的思想下，叔侄二人双双辞官归故里。樊宏告诫子弟：“富贵盈溢，未有能终者。吾非不喜荣势也，天道恶满而好谦，前世贵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岂不乐哉！”他教导子弟不要贪图富贵，交结权势，为非作歹。在樊宏的教育下，“宗族染其化，未尝犯法”。

从上面的简要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两汉的家风文化受到儒家的影响非常大，主张重德、修身、学而优则仕。这是因为先秦时代的原始儒学作为思想文化的结晶在两汉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至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正式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在家风文化中表现出来。

首先，儒学思想对家训的影响表现在对读书的倡导中。众所周知，先秦儒家学派对教育极其重视。《论语》中多次谈论学习，《孟子》中重学思想亦很突出，《荀子》有《劝学》篇，《礼记》有《学记》篇。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读书自然成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汉高祖刘邦，戎马一生，曾“谓读书无益”，后来逐渐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在《手敕太子》中以自身感受教诫太子加强学习。孔臧在《与子琳书》中强调为学要日积月累、锲而不舍等等。

其次，儒学思想对家训的影响表现在为官从政中。《论语》《孟子》《荀子》三书中都表现了原始儒家高度的政治参与热情。这在两汉家训中亦有所反映，例如，邳彤《报父弟妻子》中云：“事君者不得顾家。”蔡彤在《临终勅其子逢参等》中告诫子弟要“效死前行，以副吾心”。韦玄成教子廉洁、谨慎。刘向教子应当以谦恭之心处显要之位。欧阳地余勉励儿子“以廉洁著，可以自成”。尹赏诫子为官清廉刚正等。由上可以看出，两汉家训中反映出的为官从政的原则主要是清正廉洁和谨言慎行。这和孔子为官从政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