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太平天国的历史遗产——太平天国起义160周年感言

谢俊美

今年是太平天国起义16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这三个重大历史纪年从表面上看互不相属，一个是农民起义，一个是民族民主革命，一个是无产阶级革命，然而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三者彼此相互联结，相互影响，辗转相因，一脉传承。三者都是围绕着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民生问题、民族平等问题等进行的。无论是在辛亥革命，还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那里，我们都能看到太平天国的影响。可以说，它们都是直接在太平天国所想要解决的问题上展开的。

一、太平天国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中国社会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农民问题。两千多年封建王朝兴废知多少，然而任何一个王朝的兴灭继绝都与农民有关，与农民起义有关。因此，农民起义决定了一个王朝的生死存亡，即使是在少数民族争夺中原时亦是如此。没有李自成起义，清朝不会取代明王朝统治中国。民如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农民起义领袖们可以利用农民的力量打造一个新王朝，然而当它腐败到不为农民所容忍，同样会被另一场农民起义所推翻，被另一个王朝所取代。

清朝入关后，实行残暴的种族统治。因此，“反清复明”、“反满复汉”的反对清朝统治的斗争从清朝统治中国的那一天起就绵延不绝。随着公开的抗清斗争失败后，便进入了以会党形式的秘密斗争。天地会、三合会、哥老会等，名称虽然不同，但共同点是一个：“反清复明”, “排满复汉”。它们代表了不同时期的反清斗争力量的不同构成，对清王朝形成了潜在的威胁。随着种族压迫的加深，人口膨胀、耕地严重不足、财富分配不均、贫富悬殊、知识分子没有出路等，社会矛盾空前激化，这种以“复明”相号召，单独为朱明一姓去反满已不足以号召民众，明朝灭亡已经二百多年，当年先烈们壮烈的场景，经过岁月的穿流，在后辈那里早已变得模糊不清。“复明”已不能解决人们现实的苦难。这就是秘密会党反抗斗争虽存在了二百多年但难成气候、最终为后来居上的太平天国所取代的原因。

太平天国起义是清朝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它提出的主张和要求，反衬了当时社会矛盾的方方面面和当时人民的诉求。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袖提出了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土地平均等主张，反对贩卖、种植、吸食鸦片，重铸民族道德尊严等，代表了中国人民健康向上的高尚情怀，他们的斗争纲领和建立“太平”的人间“天国”的蓝图，汇聚了当时各族人民的愿望，这个“天国”从《周官》礼制的国家体制到“两司马”的社会组织，浸透了几千年来中国人追寻的大同境界和平均理想。将这一理想变为现实，这就是太平天国先烈们所要做的。太平天国先烈们比秘密会党高明，他们“反满”，但不去“复明”，而是要为现实世界苦难民众去打造一个“天国”，这就是为什么太平天国起义能绵延十多年之久、波及十数省、有亿万人参加的秘密所在。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了，但他所反对的和想要解决的问题依旧存在，因此“排满”、“反清”的斗争并不因其失败而消失，相反，通过太平天国起义，“反清”、“排满”反而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侵略的不断加深，清朝统治日趋腐朽无能，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有推翻它，中国的社会问题才能解决。因而，后续的革命的发生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太平天国起义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统治的根基。在这场农民起义大风暴中，清王朝几乎覆灭。在经历了巨大的震撼之后，苟延残喘的清朝统治者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对太平天国仇恨难消。有史料记载，慈禧太后在其垂帘听政的养心殿西暖阁的案几上放着一个玻璃盒，里面放着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的牙齿，此举既用以自警，又随时随地告诫臣工不忘镇压农民起义。湘军攻占南京，忠王李秀成受伤被俘，他保管的太平天国玉玺（用一百多两纯金铸成）被曾国藩作为战利品，连同李秀成“自述”（疑是抄本），以八百里驿递送至北京。玉玺被恭亲王奕放在军机处大堂内。在镇压捻军起义和贵州苗民起义等大小农民起义时，随时将它用来“教育”章京，以显示镇压起义的“决心”。不幸的是这件重要文物后来被一个名叫萨隆阿的章京偷出，卖给金银铺，化成金条。经谕准，萨隆阿被判处死刑，但奕因失去了太平天国玉玺，不能用来“教育”臣僚而一直惋惜不已。忠王李秀成“自述”则由军机章京朱智（浙江杭州人，进士，官至太常寺卿）抄成副本，秘密在同僚至好中传阅，曾任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的翁同龢在其日记中记载了他阅看李秀成“自述”一事。这些都说明太平天国起义对清王朝震撼是何等地巨大和深远。

清王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终好不容易才将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太平天国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从根本上搅乱了清朝的统治秩序，使之无法平复和再也不能回到原来统治状态，在战争中因“军功”而起家的汉族官僚比比皆是，在战后摇身一变而成了地方上的督抚道府，由“疆臣”而再变为“权臣”，这种权力结构的变化，不仅打破了二百多年来传统的“重满抑汉”的人事局面，而且也造成了“外重内轻”、地方左右中央的格局，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清朝中央集权统治。而晚清最后十年的缺乏对变革的“自觉认识而实行的改革”和“借行宪为名，而实为加强皇族集权”的狭隘自私的统治，则直接促成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导致了它的灭亡。

二、辛亥革命是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发生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它推翻了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伟大的一次飞跃，具有里程碑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推翻满族建立的清朝统治。因此，反满、排满成为所有革命者一致认可的目标。孙中山说过，一切拥护革命的人，不论是因官吏的压迫剥削勒索而对现实不满的人，还是怀有种族革命主张以及具有远大民主共和理想的人，在反满的问题上是一致的。反满是太平天国起义揭橥的大旗，辛亥革命继而举起这面旗帜，让我们再一次看到辛亥革命与太平天国之间的联系。

地缘文化与地缘政治乃至它们具有的品格往往对革命家、政治家产生不小的影响。两广地区是中国开风气之先的地区，洪秀全借用西方的“上帝”，发动太平天国起义，希图铸造人间“天国”。他的这种借用外来思想改造中国的做法当时在社会上产生效应，也为后来的革命者所效法。孙中山后来学习西方、主张建立“合众政府”，很难说没有受到洪秀全、洪仁玕等人的启示。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从洪秀全、杨秀清到陈玉成、李秀成，以及太平军早期的成员，基本都来自两广地区，作为一场反清革命斗争，不论成败与否，都会在两广地区社会民众中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孙中山早年就听老一辈讲过“长毛的故事”，深为太平天国起义的失败感到惋惜。他曾以洪秀全第二自比，自觉担当起太平天国先烈们未竟的反清革命事业，他组织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除了“建立合众政府”这点外，我们均能看到太平天国对他的影响。“驱除鞑虏”源自“奉天讨胡妖”、“逐满洲鞑子”, “恢复中华”源自“还我华夏”等。洪秀全想建立一个“太平天国”，在孙中山那里，则將这个“太平天国”具体化为建立西方的“合众政府”。从兴中会到后来的同盟会，“排满”、“反清”成为当时所有拥护革命的人们的共同口号和斗争目标。孙中山说过：“洪秀全所反对的本是满人，不是汉人……因为后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那一班人出来破坏，所以失败。……辛亥年全国汉人明白了满汉界限，所以武昌的汉人一经起义，合力排满，使革命成功了”。又说：“辛亥年汉人知道自相维持，所以满清的江山一推便倒。”孙中山这里主要是从反对满族建立的清朝统治而言，旨在说明“排满”、“反清”革命的延续性。

太平天国曾提出人人平等、土地平均分配的《天朝田亩制度》，实行财产公有的圣库制度，干王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而在孙中山那里则提出“平均地权”和民族、民主、民生的三民主义以及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等“五权宪法”、建设民主共和新国家的《建国方略》、实业计划等，这里我们同样能看到太平天国对孙中山的影响。

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由于领导层来自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不同革命团体，领导人因革命宗旨分歧，发生尖锐矛盾和冲突。章太炎、陶成章等后来竟重组光复会，攻击孙中山，大搞分裂活动，企图谋夺同盟会领导权，给革命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作为同盟会总理的孙中山以及黄兴等，自觉地从正面吸取太平天国内讧的惨痛教训，以革命大局为重，大力维护革命内部的团结，正确、妥善处理和解决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另立山头、企图谋夺总部领导权的行为，防止革命阵营的分裂。

受太平天国反清革命斗争影响而参加辛亥革命的当然不止孙中山一人，还有很多。少年时代的何香凝就爱听太平天国的故事，表示要学习太平天国女兵。她反对缠足，后来投身民主革命。孙中山曾说过华侨是“中国革命之母”，对辛亥革命贡献最大。华侨中不少人的祖辈是太平军，在起义失败后，为了逃避清军的追捕，他们辗转来到外国，充当苦役，饱受外国殖民统治者压迫奴役，希望祖国强大，文明进步。因此反清革命思想未灭，并薪火相续，将他们的革命思想灌输给他们的后代。曾任民国外交部长的陈友仁，祖父曾是杨秀清的部下，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逃到美洲的特立尼达。陈友仁自幼从父亲那里得知有关太平天国的史事，后来结识孙中山，直接参加辛亥革命。美洲致公堂堂主司徒美堂从小阅读过《扬州十日》、《江阴屠城》、《嘉定屠城》之类著作，种族革命思想非常强烈，后来在经济上全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可以说，辛亥革命是太平天国反清革命未竟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成就了太平天国先烈们未竟的事业

毛泽东主席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及其他相关文章中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农民战争。毛泽东主席这句话是正确的，它无疑地向我们表达了以下一层意思：这场革命与太平天国起义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距离辛亥革命爆发只有十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实现了政治体制的变革，但革命并没有解决革命前久已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民国以后，国情未有多大改变，人民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先进的志士们不得不思索探寻新的救国救民的方案。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四年之后，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它的成立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初年，作为当时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中共曾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合作，推动了旨在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国民革命。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公开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民众，中国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斗争。在经过几年的城市暴动，连遭失败后，被迫将组织和斗争转移到反动势力相对薄弱的农村。这种转移，开头表现出来的是失败的退却，然而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符合国情的一种正确选择。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积累力量，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城市，取得全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毛泽东确定的这条革命道路成功了。

从1927年8月南昌起义到秋收暴动，以及在各地发动的农村暴动为起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开始同农民发生了联系，同太平天国起义相似，领导层的结构同在城市斗争相比，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大多由农村出身或对农村比较熟悉的中小知识分子组成。太平天国起义时，在曾国藩的号召下，两湖地区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就养成“经营天下”的观念，此后，绵延不绝，形成湖湘文化的一大特色。辛亥革命时期的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道一等一大批人物均来自湖南，先贤的足迹是后世追慕的榜样，从毛泽东、彭德怀、林彪、黄公略、黄克诚、罗荣桓、贺龙等一批领导人，我们均能看到湖湘文化及辛亥革命对他们的影响，他们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最初在农村开展革命斗争的实际最高领导核心，此后随着农村根据地的扩大，来自农村的领导虽有增加，但基本上仍是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这个领导结构不仅影响了中国革命，也给中国革命打上了独特的品格和与农民有天然联系的印痕。

农村地域辽阔，开展斗争余地大，进退自如，农民是天然的兵源，革命要在农村发展，必须解决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根本是土地问题。当初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的领导人看到了这一点，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主张男女平等，土地平均分配，人人有田耕，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暧，而财产公有的圣库制度，直接招来大批贫苦民众，因此，太平军受人拥护，进军到那里，队伍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加入的人数越来越多。在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土地革命，打击土豪劣绅，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在物资极为匮乏、斗争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实行生活供给制和官兵平等，因而深受农民拥护，参加红军的人越来越多，根据地也日益扩大。人民是根本，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我们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始终以此教育全党和全军。这就是在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不足二千人的中央红军为什么能再次绝处逢生，又经过八年抗战，重新壮大，其根本原因是扎根农村，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在抗击日本侵略的民族战争中，共产党人冲锋在前，不怕流血牺牲，从而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抗战胜利后，面对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为了争取革命斗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及时地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根据地实行土地改革，将土地分配给广大农民，因而再次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广大农民踊跃参军，支持前线，最终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夺得了全国政权。

农民起义获得政权旋又失去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李自成起义是一例，推翻明朝后，在北京建立了大顺政权，但因领导层的迅速腐化，很快遭到失败。太平天国亦是如此，定都南京后，以洪秀全、杨秀清为首的领导集团，开始脱离民众，腐化享乐，并爆发争权夺利的严重内讧。最终导致反清斗争的失败。毛泽东熟读历史，对此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为了吸取此类教训，他曾以这两次起义失败为内容，请郭沫若撰写两本书，以此来教育全党全军的广大党员干部。郭沫若后来写成了《甲申三百年祭》，但有关太平天国失败的书并未写成。中共中央后来由西柏坡进驻北京。进驻前，在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提出必须牢记两个“务必”，也是出于吸取李自成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失败的教训而发论的。

历史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诞生90周年，早已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了。在当今中国众多的政党中，唯其独大，党员人数最多，已达到8000多万，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也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政治现象。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过去的辉煌已成为历史，如今在党的面前，还面临许多严重危机，中国共产党人任重而道远，对于面临的危机绝不能掉以轻心。衷心祝愿共产党人能牢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教导，吸取李自成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失败的教训，心中永远牢记人民，永远为民谋福祉，领导中国人民前进，将中国建成世界一流强国。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陈旭麓主编：《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陈义杰：《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94年版。

《毛泽东选集》（1～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陈婉珍：《民国外交强人陈友仁——一个家族的传奇》，三联书店2010年版。

谢俊美：《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