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贺天健论画

贺天健于1953年8月进入文史馆，每月津贴55万元，那时他接到文史馆的通知即赶来参加活动。从1954年安排为上海美协理事后，就不在文史馆拿津贴费。当了上海中国画院的副院长后，贺就不愿到文史馆来。之后几年更是水涨船高，除春节聚餐外，平时文史馆已很难请到他，并流露出不屑为伍的样子。1965年国庆节前夕，文史馆办公室主任张冰清和谷明鉴，曾专门登门拜访贺天健，试图加强联系。双方交谈一个多钟头，话里话外皆是“画”。

贺天健谈起他对山水画的看法。他说现在有些人画山水就是那么一抹，黑秃秃的一团，什么也看不出来，也算是山水画，完全没有传统，完全不讲皴法。他接着说：“画院会画山水的人很少很少，朱屺瞻是画竹子的，他不会画山水，他画的山水画也是那样乱涂的。吴湖帆虽然与我个人之间意见不合，但不能讲他的山水画不好。吴湖帆人是很聪明的，过去是一个大少爷，吃吃鸦片，搞搞书画，他的画看起来是很漂亮，但有一个问题，只求表面的华丽美观，这是媚俗的做法，缺乏真功夫。”贺还谈到钱松喦的画，他说现在外面钱松喦的画很多，当然钱的画有些新内容，但他也不会画山水，他画的山不像山，像是窑里烧出来的。贺天健感慨说，山水是最难画的，是讲究真功夫的。现在会画山水的人简直少得很，只有张大千还算有功夫的。言下之意，似乎是说张大千虽有功夫但在国外，国内只有他一人。对于文史馆当年夏天所举办的书画展览会，贺天健也有意见。他说，许溪西的几张画都是临摹的，吴湖帆画的石头松树很不像样子，写的草书也是乱来的，不过文史馆的画展马虎一点没多大关系，画院这样就不行了。

吴湖帆草书毛泽东词，1965年

谈到他自己的画时，贺天健说要他画画的人很多，都是出了很高的价钱要他画的。他举例说，解放军某单位要其画一张很小的画，送来50块钱，画好以后，他们看了画又补送了几十元。他说自己过去有一个笔单，订价是全国最高的，倒不是为了钱，主要是价钱订的高好挡一挡，后来挡也没有用，就把笔单也取消了。不过，现在公家包括美协要他画画也都是出钱的。这时，张冰清插话说，画的好坏，不能以钞票多少为标准，主要是画的政治意义……张还未讲完，贺天健马上抢着说，钱也是需要的，我穿衣、吃饭、交房租都要用钱，200块钱不够用。后来张冰清告诉他给文史馆展览会画的画，展览以后打算留在馆里，并希望他以后继续画，送到文史馆，准备明年展出。听到张的话，贺天健似乎有所误会，认为他俩上门是去要画的，于是马上声明自己家里没有画了，画都在外边，全国各地都有，国外也有。贺说，我现在还活着，还可以画，我死了以后所有的画都是国家的，美协要，画院要，文史馆也要，等我死了你们大家分好了。

听贺天健论画，一片真性情。前面说到贺不愿去文史馆走动的问题，其实按照他本人的说法，当初请他做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时，也是讲明平时是不去上班的，由王个簃在画院负责创作方面的工作，而他是专门搞理论研究的。贺天健在论及吴湖帆的山水画时，流露出些许“轻视”之意，但至少在领导部门看来，双方画艺难分伯仲。根据上海中国画院1962年3月制定的一份高级知识分子名单来看，丰子恺、贺天健、唐云、吴湖帆四人在备注的类别中都被列为一类，地位最高。王个簃、程十发、张聿光列为二类，张大壮、谢之光、来楚生、朱屺瞻等人则被列为三类。

陆小曼绘黄山小景，1958年

另外，贺天健有位知名的女弟子——陆小曼。陆小曼于1956年4月也被安排入文史馆，这样她在生活上就有了依靠。在笔者眼力所及的档案材料里，“陆小曼”这个名字不时闪现，得以让人窥见其晚年的社会生活。比如1956年秋冬之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及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别到文史馆征求翻译人才，馆里就推荐了陆小曼、张慰慈、陈长蘅诸人。1959年国庆节前夕，陆小曼和其他馆员响应号召，积极创作书画向国庆献礼。在文史馆庆祝建国十周年书画观摩会结束后所组织的座谈会上，陆小曼结合她对于周恩来所作有关报告的体会，发表了如何进一步体现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