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理学立国,以《大学衍义》治国”的明代政治生态

人们知道,“宋以礼教立国”(顾炎武语);元乃“马上得之,马上治之”,最无制度;明承纲纪荡然之后,立国定制,皆在太祖(朱元璋)之世。太祖《求言诏》自称:“朕本寒微,因元多事,试与群雄并驱,十有七年,艰难万状,方得偃兵息民,称尊海内,纪年洪武。”(1)可谓历经“革命”,得国之正,“足与汉唐相配”(2)。但太祖有明教背景,出身游方僧人,得天下后,唯恐权力旁落的“自私惨刻”之怪杰本性暴露无遗,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大明”时代,作出了不少空前绝后的“创举”。如果说,赵宋王朝开国,就以“陈桥兵变”为鉴,立下了“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家法”,实行君臣“同治天下”的文官制度,为宋代道学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良性“政治生态”;那么,朱明王朝开国则“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不衷古制”,《大明律》之外,又立《大诰三编》,明文规定“寰中大夫不为君用”者,当杀身灭家。方孝孺不归顺朱棣(成祖)而被“诛十族”(九族之外又加门生朋友一族),共八百七十三人,充军边疆而死者不可胜数,可谓最惨烈之典型;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之外,又有凌驾其上的“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亦称“治狱”)等,皆为“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也。所以《明史·刑法志》编纂者有感而发:“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3)这就是有明一代一切权力“归于内”的特务政治秩序。

如果说,这是建立政治秩序的创举,那么与一代政治相表里的教育制度(“学官之路”)必有更值得观察的创举。自古帝王建国君民,莫不“教学为先”。三代盛时,“家有塾,党有庠,术(遂)有序,国有学”(《礼记·学记》),自家以达于天子、诸侯之国,莫不有学。汉武帝始兴“太学”(“国学”),唐始创立“郡县之学,与太学相维”,“宋置诸路州学官,元颇因之”,而“其法皆未具”。迄于明初,“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弟子无算,教养之法备矣”。洪武二年,朱元璋诏谕臣下:“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至十五年,“盖天地无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史家称道:“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4)而天下府州县设学,尤开前古所未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创举。(5)

这一创举之意义,还在于学校与科举合一制度的确立。应科举者必出自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把学校规定为造就人才之正路。科举试士,以八股为文体,专取朱子集注的《四书》和程、朱、胡安国等传注的《五经》命题。至永乐年间,又废注疏不用,特颁布胡广等奉敕编纂的《四书》、《五经》、《性理》三部《大全书》为“试士之法”(科目)。此后“八股”取士便成为五百年明清诸朝选拔人才之特制,明代学术已坠入到“善则足以福斯民,不善则足以乱天下”的“秀才学术”阴霾之中(《泾野子内篇》卷之二十二)。从而导致了有明一代“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的学术惨局(6)。正如顾炎武《日知录》所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此可谓有明开国世道学术之蜕变,冯从吾则用“周家以农事开国,我国朝以理学开国”(《少墟续集》卷三《首善书院志序》)概括之,并承袭王恕、吕柟诸儒“举业”与“德业”相统一的关学思路,主张“只消转念,不消易业”,视“德业”为“举业之目标”,以拯救这一儒学蜕变,为关中学子,亦为整体明儒规范了一个“学政不二”的“理学士人”身份,其意义匪浅。(《冯少墟集》卷二《疑思录序》)所以,我在《漫谈关学》的访谈录中曾说:“真正以理学立国的是明朝。朱元璋虽是小和尚出身,但他以理学立国,以《大学衍义》治国,却是一个和尚皇帝作出的创举。”(7)

其实,这完全是朱明王朝的政治需要,前贤已有详论,这里不再赘述。现需细加追究的是,“以《大学衍义》治国”同吕柟、冯从吾对关学的重构有无关系。据陈建《皇明通纪》卷三记载:太祖与群臣定议在金陵“立宗庙社稷,建宫阙”时,特命侍臣书宋儒真德秀《大学衍义》于宫殿两厅壁间,曰:“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书此以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明史·儒林传》首列金华大儒《范祖干传》称:朱元璋下婺州,召见祖干,“祖干持《大学》以进,太祖问治道何先,对曰:‘不出此书。’太祖令剖陈其义,祖干谓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太祖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是道也。’深加礼貌”。由此可见,朱元璋开国,不仅有明确的“以《大学衍义》治国”之理念,而且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为天下先。此即有明一代“政教合一之日”(孟森语)。可是,以后的皇帝就不同了,多半是言行不一,不解儒家“修齐治平”的笃实之学。最典型的是宣德皇帝,他颇事游猎玩好,“经筵之典未甚兴,讲学之功少有程度”,巡按江西的监察御史陈祚“驰疏劝上经筵进讲《大学衍义》”,“非有大故,不可间歇”。按照宋儒的说法:“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程颐语)而太祖开国就取消了宰相制,实行三公,至宣宗已不兴经筵之典,又自命文字功夫甚高,览疏大怒,曰:“竖儒谓朕未读《大学》耶!薄朕至此,不可不诛。”学士陈循似乎深知宣宗的特殊心理,立马顿首劝解说:陈祚乃“俗士处远,不知上无书不读也”。史称“帝意稍解”,怒气略消,将陈祚合家十余口“悉下锦衣卫狱”,终其世不赦,致其父瘐死狱中。(8)酷刑如此,比之太祖遍书《大学》、成祖御修《大全》而时时省览之意,真堪一叹:宣宗不知儒学,反以务习圣学之儒臣为藐己,儒学既不为君心所悦服,政与教不得不分!公卿士庶犹知受教于理学纯儒,于是儒臣士大夫理学家讲学之风,由此而兴。孟森说:“明帝王之不知正学,自宣宗始,而讲学之风,亦始宣德时。”(9)宣宗之后,诸朝上与下异心,朝与野异议,上视臣如家奴、如寇仇,下畏其君而视同秦越,君臣上下交争,多为争意气,而非争是非,且愈演愈烈,构成了终明之世特有的政治文化生态。

处于暴政高压和“薄俸”虐待之下的明代士人,往往“有闻则起,有言必诤”(王夫之语),于是创建书院、聚徒讲学,自然就成为从京师到地方,几乎所有士大夫理学家群体对应这一“君德日荒”,“群小”、“戾气”充溢的畸形时代唯一符合儒业的生存活动方式。关学正是经历了以吕柟、冯从吾为代表的几次讲学高潮后,才被重新建构确立的,他们的遗著既真实地记录了关学重构的过程,也是关学重构的结果。所以,对他们遗留下来的关学典籍进行清理简择、校勘标点和研究编纂,集之大成,就成为我多年来的主要工作和学术目标。现以吕柟、冯从吾的遗著为典范,略作如下说明。


(1) (明)朱元璋:《求言诏》,《明太祖集》卷第一,黄山书社,1991年版,第3页。

(2) 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页。

(3) 以上参见(清)张廷玉等:《明史·刑法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册,第2329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书名及页码。

(4) 《明史·选举一》,第6册,第1686页。

(5) 《国学论衡》,第五辑,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153页。

(6) 《明史·儒林传序》,第24册,第722页。

(7) 《国学论衡》第五辑,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153页。

(8) 《明史》卷一六二《陈祚传》,第14册,第4401-4402页。

(9) 参见《明清史讲义》上册,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