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无高低尊卑

大写的艺术与大写的生活之间界限的淡化和融合，首先表现为对艺术领域内门类界限的取消。如果说艺术本身与生活本身的融合是外部物质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使然，从而是自发的；那么对艺术内部门类界限的取消就是艺术精神自身成长的结果，从而是自觉的。饶有意味的是，这种艺术自觉的萌生首先并非导源于视觉艺术领域，而是受到音乐艺术的启发。

整个19世纪，是欧洲乃至人类历史上人文成果异常丰硕的年代，其中音乐艺术尤为突出，堪称是最为卓越瑰玮的一端，成就了后人所谓的古典音乐全盛时代。在各种音乐形式中，交响乐又是其中最为重要并最需艺术性和技术性的一个类别。在交响乐中，各种乐器无分轻重，各司其职，在性质上和艺术功能上被赋予了同等重要的地位，所以交响乐的本质特征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和谐，二是平等。所谓和谐，即指交响乐音效的综合平衡；所谓平等，即指交响乐之构成交响效果各乐器之间的合作平衡。通过对交响乐这两个特征的认知和肯定，19世纪晚期的艺术家们在“生活即艺术，艺术即生活”的理念之下，越来越突出这样一个追求：让艺术中的各个门类——绘画、雕塑、装饰、包装、招贴等——建立起彼此平等的关系，一起发挥其功能吧！这一精神呼吁实际上反映了当时这样一种艺术现实：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艺术内部门类之间长期存在着高低尊卑之分，绘画和雕塑作为主导的视觉艺术形态被赋予了主导地位，而装饰、包装等则被贬于低级或边缘性艺术形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视作“非艺术”。比利时建筑设计师、装饰艺术家亨利·凡·德·维尔德（Henry Van de Velde, 1863—1957）曾这样描述这一境况：“不知为何，装饰艺术似乎沦落到了二流地位甚至不入流的地位了……”尽管属于后者门类的艺术家们一直对此表示异议，但是这种境况直到现代工业文明的肇始才发生了显见的改观。

在“生活即艺术”的宏大理念下，艺术越来越从一种局限于个人内在意识体验和个体性美学追求的形态，逐渐向表现和改造客观性意识体验和集体式美学追求的方向发展。在19世纪晚期商业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与绘画和雕塑相比，装饰、包装、印刷等艺术门类无疑更有资格被视作“生活”的构成部分，从而也应该相应地更有资格被视作艺术的构成部分。原因很简单：生活即艺术！

在这种精神的促动下，一种特殊意义上的“立体主义”艺术形态逐渐显现了。它不同于后来以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为代表的，作为绘画表现技法狭隘意义上的“立体主义”，而是指艺术内部各门类之间取得彼此平衡与平等，形成了艺术的“合力”，共同体现着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关联。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作为新艺术运动最重要组成部分的装饰和设计领域，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异彩纷呈。对此，法国设计师埃米尔·加莱（Emile Galle, 1846—1904）这样写道：“我们必须要说，在各类艺术工作者之间不存在任何绝对的隔阂，在艺术中间，没有下流与上流之分。”其实，加莱所关心的不是艺术门类之间的割裂，而是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割裂，以及艺术家们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割裂：缺少了艺术，生活就得不到提升；缺少了生活，艺术就失去了目的；当前艺术工作的重中之重，是让艺术成为当代人们生活内在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装饰；必须让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边边角角、大大小小的东西都成为艺术。在商人们致力于制造商品海洋的同时，艺术家们所关心的，是如何制造艺术的海洋。

如果说对于艺术内部门类等级制的取消是一种战斗的话，那么新艺术运动及其活动者们就是这一战斗中的主力军。值得一提的是，新艺术运动对于艺术门类等级制的取消，不是依靠硬性的打击和压制，而是采用了积极渗透的战略：他们令装饰艺术和设计艺术成为艺术活动的主流，将装饰和设计的精神与技术全面带入绘画、雕塑等传统美术领域。传统门类固有的界限，被新艺术的广泛性覆盖、弥合掉了。因此，新艺术运动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风潮——这一“风潮”不仅仅是时间向度上的，更是空间向度上的，其流布和波及范围不仅包括了绘画、雕塑等比较传统的纯粹美学领域，还深刻影响到了实用美学领域的方方面面。毫不夸张地说，新艺术思维在纯粹美学和实用美学之间架起了一座融合的桥梁，甚至在很大意义上可以说，新艺术思维是通过对实用美学的突出强调而对传统纯粹美学进行的一场颠覆性行动。它渗透了所有艺术领域，甚至包括了所有生活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