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特性的表达

正是出于对自然元素的青睐，新艺术运动具有了与其他艺术运动截然不同的特征。“自然性”对于新艺术的意义，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科学发展层面，二是哲学反思层面，三是经验现实层面。就科学含义来说，新艺术精神中渗透了19世纪最为重大的科学发现所揭示的意义：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提出的进化论对人的自然性所作的认定。这一观点的提出在当时对于人类自身的认识无疑是一个颠覆性的震撼——在此之前人始终是被或多或少地神化了的存在物。1831—1836年，达尔文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英国派遣团的环球航行，他做了长达5年的科学考察，主要在动植物和地质资料等方面进行大量的观察和采集，经过综合探讨后形成了生物进化概念。1859年，震动世界的《物种起源》一书出版。该书用大量实地探察所获得的资料，论证了包括人类在内的形形色色的生物都并非上帝所造，而是经由遗传变异、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不断发展变化而来，由此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学说，摧毁了此前流行久远的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根据达尔文的进化理论，自然本身也有其内在的进化历程和规律，自然拥有其自身的目的性，人类则是自然整体进程中的一部分。这一论点的提出对于19世纪的人类思维来说冲击巨大，艺术家们当然也不例外。新艺术精神的生成受到了自然进化论观点的重大影响，其重要表现就是艺术家们在新艺术实践活动中，极其强调对自然事物以及人的自然特性的表达。

就哲学含义来说，19世纪的欧洲正是思想启蒙走向成熟的时代。思想启蒙是近代人类思维的一场革命。早在18世纪，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就在其《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一文中玩世不恭地揭示了文明社会形态对于人之自然美好状态的毁灭。卢梭认为，人的初始自然状态乃是人与外部自然世界完全合一的生活形态，是一种“天然的美好”，而文明社会或政治社会的开始，便意味着人类上述自然美好状态的终结。继卢梭之后，德国启蒙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进一步通过对人类纯粹理性能力的批判和检点，在学理上，对人之外部自然属性中的规定性与人之内在自由本性中的任意性作了清晰的界定和划分，在肯定人的自由本性的同时，也突出强调了人的自然属性的顽固性，并在整个世界的总体和目的性的大框架下，试图弥合人的自然属性与自由本性之间的鸿沟。就两者都是对人类最底层精神意识的深刻观照而言，哲学与艺术从来就是“一家”，它们是在人类自由精神中紧密相关的两个方面。新艺术精神中对于自然因素的强调，也正应和了近代以来诸多启蒙思想家所揭示的对于自然和自由问题的哲学反思。

对新艺术精神背后的自然主义理念的认识，还可以从现实经验角度来进行。在19世纪末期，随着工业化的进展，欧洲和北美大陆都处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文明的形态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更多是对于自然的远离倾向，这便引发了人们对于自然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热切思考。此外，随着19世纪交通运输技术的巨大发展，在欧洲有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家庭购置便捷性个人交通工具；铁路建设也同时在各地蔓延伸展，发展迅猛；对于乡村居民而言，自行车的制造和使用也有所进展。这些交通工具的便利化使得人们不再局限于小范围的生活空间而能够四处旅行，对于城市居民而言乡村已不再陌生，通过对乡村境况的感性认识，他们对自然的认识也逐渐有所拓展，“融入自然”一时间甚至成为一种大众风尚。一位法国诗人曾经这样描写他所见到的田园风光：“炊烟袅袅的茅屋，睡莲下明溪暗流，红果点缀了树丛，玫瑰下雏菊摇曳，片片浮云在麦田中掠过浮光，鸟儿在塔楼栖息。”这就是19世纪文人眼中的自然景象。

从表面来看，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化的趋势给人们带来了极速繁荣，生活变得前所未有的便利，但与此同时增长的还有人心的彷徨和无所适从。在烦嚣之余对于以往宁静生活的追忆促动着人们对于自然景象的向往和珍爱之情的滋生蔓延，艺术家们可以说是这些人当中最为敏感的一个特殊群体。新艺术设计师们试图以对自然的珍视，挽救19世纪末期已然不复多见的天真而纯洁的生活趣味，他们通过精细的观察、大胆的创意和缜密的构思，把自然素材引入到各种图形之中，通过艺术化的抽象方式来装饰人们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