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和变革性

新艺术运动的形成，受到当时工业化社会中很多企业工坊、出版机构、个体赞助者、公共机构、艺术家以及沙龙活动等诸多社会元素的影响。即便在艺术系统内部，新艺术运动也有着不止一种表现来源，但是其中最主要的要算是视觉艺术。视觉艺术是新艺术运动最主要、最集中的表现形式。虽然对新艺术运动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元素分别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具有一种共同的精神，那就是坚定不移地对现代性的诉求。新艺术运动就是在秉持对现代性艺术精神的追求中，成为一种自觉的、具有国际性群众基础，以对视觉艺术乃至全部视觉文化进行改造为目的的艺术活动。

艺术思潮的转变和更新，在本质上是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的转变和更新。这种变化往往与时代的大背景紧密相关。正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转折点上，人类的整体生存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为新艺术运动的诞生提供了最深层次的背景和条件。正如我们在第一章开篇中讲到的法国文艺评论人热蒂于1898年在一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对当时人文精神的状态做了很好的总结：“这是一个狂风暴雨的时代，这是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这一时代的主题是过渡与革新、变化与创造。主导当今时代的最主要的特征，是精神世界的焦虑和紧张。……过去的遗产，现在的状况，未来的迹象，都在命运之风中纠缠混合。”热蒂对当时人类精神处境所发表的上述看法，呼唤着一种适应社会巨大变革的新的艺术形态的诞生。

但新艺术运动并非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呼唤所引发的，虽然这些呼唤确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尤其是艺术工作者们的整体精神状态。在时代变革的转折点上，在新旧文明模式的冲突中，人们往往会自发或被迫地在体现人的精神诉求的艺术领域有所变革。在19世纪末的欧洲人中间，就涌现出了一种意图改变其固有文明样式的风潮。这种风潮最初表现在个别艺术领域内，如设计工坊、美术画廊等，但是很快就蔓延开来，影响了整个艺术领域乃至更为广阔的文化系统。

“现代性”，是19世纪中后期在欧洲、北美等地普遍存在的一种历史意识。人类的外部环境在技术、经济、政治等方面都发生着迅猛的变化，而对这种变化最为敏感的人群就是艺术家。很多历史学家都能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在19世纪一百年间整个西方世界所发生的变化，比此前十八个世纪中所发生的变化的总和还要剧烈。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老巢英国开始逐渐失去传统的全球支配地位，后来居上的是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商业资本的运作开始变得越来越国际化，并且越来越具有分散性和进攻性。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西德尼·波拉德（Sidney Pollard,1925—1998）所形容的，在当时的欧洲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着前所未有的多样性甚至对抗性，整个欧洲的社会面貌都在发生着彻底的变化，无论是地理上的、人口上的还是文化上的。新艺术运动的早期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查彭第耶（Alexandre Charpentier, 1856—1909）认为，这种社会变革不仅仅意味着日常生活样式的改变，也意味着艺术的灵感来源和创作目的的改变；如果艺术的来源和目的改变了，那么艺术本身——包括艺术家的存在方式——也必须同样改变。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新艺术运动获得了滋生的土壤。从这个角度来说，新艺术运动并不是任何艺术家或者设计者头脑中的主观设定和臆想，而是它所赖以滋生的社会条件在艺术领域内的映射。艺术家们在同一个时期内同时面临着“世界性”和“地方性”两种矛盾的时代潮流。正是在这种激烈的焦灼与紧张中，才彰显出了新艺术运动内在所存在的巨大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