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必须变革

对于现代性的认知和敏感，并不是艺术家们凭空想象的结果，而是来源于对外部世界整体形态的把握和预知。艺术家们以其过于常人的敏感性，先于经验地意识到一种时代形态已经接近尾声了，另一种时代形态尽管尚未近在脚下，却也是已经放眼在望了。艺术家们在其艺术世界中是忘我的，甚至会忘记身外的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家们不关心身外的现实世界。如果说他们的心灵可以罔顾外部现实而注目于精神的彼岸，那么他们的肉体却无论如何也不能不时刻提醒其所在世界的现实性。无论我们或那个时代的艺术家们是否认可甚或知晓德国哲学家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所强调的那一历史定律——“物质存在决定社会意识”,19世纪晚期的历史现实都在很大程度上为这一定律作了很好的注脚：外部物质化世界的变革，确实影响到了艺术家们的内在精神和自我意识的更新。

19世纪的最大变革之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在其《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一语道破了地球及近地星球的运行规律之后，经典力学定律就被其后代从探究天体运行规律的运用中移植到了社会问题中而发扬光大。科学定理的使用经一些心灵手巧之人的历练，促进了机械技术的革新，于是欧洲文明发生了足以作为划分世界历史分期之标志的变革：人类物质生产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工业文明的雏形具备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工业化了。于是，“近代”开始进入“收官”阶段，“现代”作为一个时代尽管或许尚未真正开始，但是作为其基本特征的“现代性”已经开始在人们的意识中滋生了。尤其在敏感的艺术家们的精神世界中，现代性已经不仅仅是朦胧地存在，简直是呼之欲出了。

有历史学家断言：19世纪中的百年变革，较之此前所有18个世纪的全部变革都有过之而无不及。19世纪蒸汽机的轰鸣声取代了此前每日敲击人们灵魂的教堂钟声和圣歌，也淹没了绅士与骑士们胯下的“哒哒”马蹄声。虽然外部物质条件的变革未必颠覆艺术家的内在精神世界对于美的想象与追求，但却必然深深影响到作为艺术家精神活动之外部结果的艺术品的存在与境况。如果艺术家们的生活终究不能将其自身和其艺术行为隔绝于外部世界的话——通俗地说，如果艺术家们还希望其艺术行为和结果被非艺术家们（即普通民众）所认可和需要的话（这或许是那个时代的艺术家们不得不常常面对的尴尬境地：他们为艺术而生活，但艺术却不能保证他们的生活，为了生活，他们必须考虑艺术作品的使用价值）——那么，艺术家们就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时代变革了，艺术的功能和实际用途也要面对现实调整其自身了；而艺术功能的调整，必然以艺术自身的调整为其前提，因此，艺术必须变革。

19世纪的最后30年，是一个堪称“疯狂”的时代，全世界范围内的所有文明国家都处于躁动之中。素有“日不落帝国”之称的英国从这个时期开始逐渐丧失其对于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的垄断地位，法国、德国、美国等多国间贸易结构和交流框架成为主导形态。伴随着物质产品在大洋和大陆之间的交叉流通，艺术作为精神产品，也在流通着。不同文化板块之间的艺术精神和艺术理念，在大洋之上和大陆之间漂浮融合。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界限也在开始淡化：在商业领域越来越艺术化的同时，艺术领域也在越来越商业化甚至工业化；此一种艺术与彼一种艺术之间的区别也在逐渐模糊，艺术的界限不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即此即彼”。总之一句话：19世纪早期和中期艺术的固有特质正在消失。但是，这种消失却并不意味着艺术本身的消失，相反，艺术在19世纪晚期的混沌中，正在经历着重大的蜕变。这种蜕变，昭示着欧洲文化现代性的萌芽。正是在这种文化现代性的肇端中，新艺术运动得以获得其在文明发展史中的地位和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