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草换汽车”，也许是最早的深港大宗贸易

你能猜想出改革开放之初，深圳和香港之间的贸易是什么吗？

据原深圳市革委会副主任兼财贸办主任李定回忆，1980年，深港边境居民之间就开始互通有无，用以物换物或货币交易的形式进行边境贸易。李定从中得到启发，筹划成立了宝安县小额贸易公司。这是深圳第一家边境小额贸易公司，主要是向香港卖鱼卖虾卖菜，最大件的边境贸易，则可能是用稻草换汽车了。

当时深圳到处是农田，稻草从来不值钱。可到了工业化城市香港，稻草却成了一件宝，用处很多。每年有土杂品公司以每百斤2元人民币左右的价格从深圳大量购买稻草。

另一方面，香港的汽车遍地都是，其中有不少报废车。香港地少人多，寸土寸金，汽车回收业不是很发达。为了省钱，有人偷偷将报废的汽车丢在路旁、荒郊野外。一些深圳村民去香港过境耕作，看到这些外壳还挺新的小汽车，很想捡来翻新使用，但苦于拿不出修理及运输费用。很多村民看着眼前的宝贝运不过来，很着急。

李定到莲塘村、罗芳村开会时，当地村支书向他感慨说：“香港人真有钱，汽车当垃圾丢掉。咱们如果有钱的话，就去把香港的汽车运过来，修一修就能开，还能卖钱。”

李定想出了一个主意：“你有稻草，可以用稻草换汽车嘛。”操作起来就是，将稻草过境卖到香港，用卖稻草的钱支付修汽车的费用。财贸办在政策上放开，将这些报废的汽车纳入小额边贸之列，允许边境农民进口，他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将汽车开回深圳了。

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莲塘村、罗芳村的村民立刻就用这个方法，到香港去进口汽车。大多数汽车修好之后直接开过来，少量汽车一时难以修好，就用手推过境来—当时汽车还是稀罕物，光有钱还不行，还需要领导批条子、有配额才能买。而在彼时的深圳，用稻草就能换来。

这立刻成了一个大新闻，虽然当时还没有互联网，但这并不妨碍它不胫而走。一时间，全国各地的人都蜂拥来到深圳买旧汽车。在那个自行车被称为“三大件”之一的年代，一辆汽车，哪怕是一辆开不了多远的旧汽车，给人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小小宝安县，一下子成了一个香港旧车展览馆，靠近边境线的空地上，停满了各式各样的小汽车，场面非常壮观。

进口汽车算是当年边境贸易的特例。更加常态化、数量最多的边境贸易，当数深圳向香港出口活鸡。

1980年，深圳建起了27个养鸡场，年产量180万只，大量出口香港。而就在两年前，宝安县还是“老太婆养鸡”，没有养鸡场，更提不上养鸡产业，每年供港活鸡数不过4万只左右。为什么短短两年间，深圳供港活鸡数量有如此明显的增长？这和当时反外逃的大背景密不可分。

1978年7月，深圳开展摸底群众性外逃的统一行动，李定被安排到莲塘大队蹲点。为了让他更加了解边境线上深港居民的生活，莲塘大队书记万仲英带他爬上梧桐山。望着香港方向星星点点的灯光，万仲英说，“莲塘村民在对面有几百亩地。现在对面住的人，很多就是我们莲塘逃过去的。你别看那边房子一般，可是里面有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电视机白天可以看，晚上也可以看，猪也可以看，鸡也可以看。”

听了这话，李定忍不住好奇地问：“他们的钱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过不上这样的生活呢？”“在香港，农民养鸡、种菜赚的钱是我们的几十倍！”万仲英愤愤不平地说，“我们这边种菜卖给国有外贸公司，菜心收购价是每斤1毛到3毛钱。对面的农民种了菜之后，可以直接在香港零售，菜心每磅20元港币、兑换成人民币是6元，你算算相差多少倍？养鸡就更别指望了，咱们养鸡超过6只就是资本主义。”

李定紧接着再问：“如果你们发财了还逃不逃？”万仲英说：“发财了何必逃过去？我在这里有家，逃过去还要重新盖房。”那一刻李定仿佛醍醐灌顶，他过去多年积累的反外逃经验全部被推翻—反外逃靠堵是不行的。

当天晚上，他辗转难眠，开始思考以前不曾想、不敢想的问题：在深圳养6只鸡就是资本主义，那我们能不能用村民在对面香港的地来养鸡，养好之后卖给香港？这样就不算资本主义了。

第二天，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地给香港五丰行总经理打电话，想与对方合作，即由深圳出地、出人，对方出钱并负责收购。当时，台湾鸡和内地鸡在争抢香港市场，五丰行正愁没办法打通内地的供货渠道，并且深圳距离香港比台湾近，内地鸡成本比台湾鸡要低，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面对这找上门来的机会，当然求之不得。最后，双方商定鸡场规模为20万只。

随后，李定立刻通知万仲英赶紧在莲塘大队物色20个得力人手，拿着过境耕作证去香港新界养鸡。但这也有一个问题，按照当时的规定，过境耕作的农民必须早出晚归。这样一来，鸡丢在新界无人看管，显然行不通。李定决定先斩后奏，把人派过去再向上面汇报。

他找到时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王宁等领导，以一种“摊牌”的口吻说：“我们现在派了20个人在香港养鸡场养鸡。如果你们同意，这些人就合法留在香港养鸡；如果你们不同意，那我现在就报告有20个人外逃了，是我没管好，我个人写检讨。”

“万一这20个人逃跑了怎么办？”

“他们不去养鸡也能逃，想堵是堵不住的，能派多少民兵去堵？农民有钱了，就不逃了。”

最后，此事被当作特殊情况处理，“只此一回，下不为例”—不过，铁闸一旦打开就难以再合上。不久后，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方苞得知了此事，派了好几批人去香港养鸡场接受培训。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宝安县每年供港活鸡数上升到600万只，最高达1000万只。

除了让深圳农民到香港去养鸡，李定的另一个“壮举”，是让香港的拖拉机开到深圳来耕田。

1979年，他在罗芳村蹲点时发现，村民过境到香港耕作时使用的是拖拉机，但拖拉机只能在香港使用，不能进入内地。所以，同样是自己的田地，回到深圳就只能用牛耕。

李定觉得这种现象太荒唐，他给海关总署署长打电话，请求海关帮忙解决此事。不久后，海关总署署长到深圳考察。李定陪同他到罗芳村的过境耕作口现场察看，并介绍说：“深圳有4000亩地散落在新界，很多农民每天到香港去种菜。在香港用拖拉机耕，但是在我们这里用牛耕田。”

正在这个时候，对面田里轰隆隆开来一辆拖拉机，和深圳这边的牛耕形成了鲜明对比。李定抓住时机进一步发挥：“如果拖拉机过来耕作的话，很多地就不会抛荒了，产量也提高了。生产好了，走私就少了。”

要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借李定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提这个要求。那时他已知道中央要在深圳建出口加工区，改革开放成为大趋势，才大胆说出要“海关松动”的想法。总署署长现场没有表态，但几天之后，九龙海关（1997年香港回归时改名为深圳海关）关长苗晴就接到海关总署电话通知，在莲塘、罗芳村的耕作口，可以对拖拉机实行登记放行。

“登记放行”这个名词如今看来稀松平常，但当时看来却不啻一场突围。它放行的不只是过境耕作的拖拉机，更是深圳河这边的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