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古代竹简书籍发现概述

中国古代有厚葬的习俗，往往会把死者生前用过的各种物品用于陪葬，其中就包括了死者生前阅读过的书籍，其目的自然是希望让死者在阴间能够继续使用这些物品。这种“事死如事生”的做法虽然在当时不免有浪费资源之嫌，不过一些能够保存至今的墓葬由于随葬品丰富，也因此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资料。

政局的动荡也往往会导致一些人把珍贵的东西埋藏起来。在秦代曾发生过一件特别重大的事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用了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文化高压政策，颁布《挟书律》(1)，下令把原来东方六国的历史文化典籍、诸子百家的著作全部烧毁，这就是秦代焚书事件。秦代的焚书使中国的文化典籍遭到一次空前的浩劫，许多著作从此失传。当时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忍心看到自己珍爱的书籍被毁，偷偷把它们埋藏起来。西汉建立之初，朝廷延续秦代法律，这一禁止民间藏书的政策尚未更改。一直到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废除了《挟书律》，才最终改变了这一局面，为文化的复兴创造了条件。一些隐藏不彰的书籍纷纷复出，由于其中的许多书籍系用战国时期六国的文字所写，与秦、汉时代的小篆及隶书大不相同，还需要学者们重新加以整理。因此，简帛的发现并不是直到20世纪才有，从西汉时期开始，就已经有不少关于发现简帛的历史记载，而且已经出现了一些整理出土简帛的工作。

《孝经》是讨论“孝”的意义的一部典籍，据说是孔子与曾子所作。在秦代焚书时，河间人颜芝曾偷偷藏了一部。到了西汉初期，颜芝的儿子颜贞把它献给了朝廷，使《孝经》得以在世间流传。

《左传》是记载春秋时期历史的一部重要著作，相传是左丘明所作。《左传》的重新流传与汉初政治家张苍密切相关。张苍是《左传》之学的传人，受学于荀子，后来他追随汉高祖刘邦夺取天下，被封为北平侯，汉文帝时还出任丞相一职。张苍喜好读书，知识渊博，他把自己珍藏的《左传》一书献给了朝廷。张苍献《左传》一事，载于许慎《说文解字》的《叙》中。《左传》之学，经张苍传于贾谊，在西汉得以传流不绝。

《尚书》的流传则与伏生有关。伏生是济南人，秦时曾任博士一职，秦始皇焚书时，伏生也把自己的《尚书》一书偷偷藏了起来。在秦末的社会动乱中，伏生被迫到处逃亡，一直到西汉初年局势比较稳定时才返回了家乡。然而时过境迁，他当年隐藏的《尚书》一书已经大半不存，经过细心整理，最后伏生总算还复原了28篇《尚书》，由于新整理出来的这些《尚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来写定，所以后来人们称之为“今文《尚书》”，以与用战国文字书写的古文《尚书》相区别。伏生就根据这本今文《尚书》在齐、鲁一带讲学。汉文帝时，朝廷在全国征集能够研究《尚书》的专家，结果发现只有伏生一人，官府想把他征召到首都长安，但这时伏生已经九十多岁，行动困难，无法远行，于是朝廷又专门选派大臣晁错去向伏生学习。据说伏生当时连说话都已经十分困难，主要靠他的女儿来转述。晁错是颍川人，听济南方言颇为吃力，不少地方只能是懂得个大概而已。

河间献王刘德是汉景帝的儿子，他喜好儒学，并热衷于搜集古书。凡是从民间征集来的书籍，他除了给献书者重金赏赐之外，还专门请人精心抄写一套副本送给献书者，而把原本留存下来。由于他的措施得力，许多人都千里迢迢地赶来，把书籍献给了他，因此河间献王汇集了大量的古书，其藏书量几乎可以与西汉朝廷的藏书并驾齐驱。尤其是他所获得的《周礼》一书，后来成为儒家的经典，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莽改制、北周时期的苏绰改革等，都采用了《周礼》中的许多主张。

淮南王刘安也喜欢搜集图书，藏书量也很丰富，不过东汉的史学家班固嘲讽说刘安的藏书“率多浮辩”(2)，可能是他的藏书不切实用，再加上刘安后来涉嫌谋反，受到朝廷的严厉惩处，因此，刘安的藏书没能在历史上产生多少影响。

汉宣帝时，河内郡一女子在拆修自己的老宅时，获得了逸失的《易》《礼》《尚书》各一篇，她把这些书籍献给了朝廷。

到东汉时，著名学者杜林曾在西州获得漆书(3)古文《尚书》一卷。杜林十分珍惜他所获得的这卷古文《尚书》，经常随身携带，唯恐丢失。

南齐时，襄阳一带有一墓冢遭盗掘，这一墓冢相传是楚王之墓，里面出土了许多宝物，如玉屐、玉屏风，以及用丝线编连的竹简书籍。竹简长二尺，竹皮和竹节如同新的一样。盗墓贼曾在墓中点燃竹简照明，以便搜寻宝物。后来有人获得了其中的十多枚简，拿去向当时著名的学者王僧虔请教。王僧虔认为是“科斗书”的《考工记》，系《周礼》一书所缺失的部分。不过现代学者不太认同王僧虔的判断，倾向于认为当时所出土的竹简可能是记载随葬品内容的遣册。

北齐时，徐州一带有人盗掘了一个墓葬，据说是项羽妾的墓，在墓中发现了《老子》一书。这部《老子》究竟是书写于竹简上，抑或是帛上，古书中未见明确交代，但有学者曾经利用这个本子校正传世本的问题，相关的校勘成果在《道藏》中保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