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清华简内容初识

在对清华简进行抢救性保护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对于清华简的认识也开始逐步深入。

在清华简中，整简占了很大部分，残断简所占比例较小。另外，清华简的形制也是多种多样的，简的长度多数为46厘米左右（相当于战国时的二尺）；最短的仅10厘米。较长的简都是三道编绳，借以固定编绳的契口及一些编绳痕迹清楚可见。文字大多书写精美工整，多数至今仍非常清晰。在少数简上还有红色的格线，即所谓“朱丝栏”，十分美观。

从字体上看，清华简应该是经由多人抄写而成，因而呈现出不同的文字风格。另外，从清华简上所书文字的字形特点来看，这些简上的文字基本上都是楚文字，很可能来自战国时期的楚国。楚国的文字有很多自身的特点，在秦始皇统一文字后就已经废弃不用，释读十分困难。近些年来，由于楚国的简帛等文字材料有较多的发现，我们对于楚文字有了较多的了解，但仍然还有很多的楚文字未能被释读出来，而且在清华简上又出现了许多新的楚文字字形，因此今后的整理研究将会是一个艰难的、长期的工作。

清华简各篇的次序在流失的过程中早已散乱，被人用保鲜膜包成了若干包。我们在清洗保护的过程中，发现各包之间的简经常是相互关联的，属于同一篇的简文往往是在不同包的竹简中出现，这一方面证明了竹简早已毫无次序，同时也证明这些包的竹简应该是同一批出土的文物，最大的可能是出土于同一个墓葬。

清华简中有一部分简有篇题，写在简的反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简自身有编号数字，有的在正面底端，有的在反面，这种简序编号在战国简中可能是首次发现，这也很有利于简的编排工作。

清华简的内容以书籍为主，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是发现了许多篇《尚书》篇目。《尚书》是夏、商、周等上古历史文献的汇编，为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由于清华简中的《尚书》篇目都是秦始皇焚书以前的写本，可以说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抄写本。有些篇有传世本，如《金縢》等，但文句与传世本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的则是前所未见的佚篇，不见于传世本《尚书》，或虽见于传世本，但后者是伪古文。如清华简中发现有《傅说之命》，即先秦不少文献引用过的《说命》，和今天流传的《说命》伪古文不是一回事；还有若干前所未见的佚篇，有待于做进一步的整理和研究，它们对于上古史研究的重大意义难以估计。

楚地的竹简里能够发现有《尚书》这样的文献，可能有些出乎人的意料，因为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楚国似乎是一个文化上比中原落后的国家。不过，随着近年来楚地丰富的考古发现，楚地高度发达的文化成就早已使人们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另外，从文献记载来看，楚国可能很早就拥有了《尚书》一类的典籍。据《左传》记载，春秋后期，周王室曾发生了王子朝之乱。王子朝本为周景王之子，景王去世后，他曾发动叛乱争夺王位，失败后被迫逃往楚国，据说王子朝奔楚时，带走了很多周王室的典籍(7)，因此像《尚书》这样的典籍很可能即在他携带的书籍之列。加上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间频繁的文化交流，书籍的流通也很普遍，因此，楚国收藏有《尚书》这样的典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此外，清华简中还发现一篇类似《竹书纪年》的编年体史书，由130多支简组成，所记历史事件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战国前期，与传世文献《春秋》《左传》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容，并有许多以往史书中没有记载的历史事件。

除了《尚书》和类似《纪年》的史书之外，清华简中还有类似《国语》的史书、类似《仪礼》的礼书、与《周易》有关的书等，都是两千余年中无人见过的，可谓是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教授曾风趣地说，清华简的内容让人读起来太激动，一天之内不能看太多，否则会让人心脏受不了。

这里还应该说明的是，清华简的抢救性保护工作始终是在李学勤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的。在清洗过程中，李学勤教授几乎每天都要到竹简保护室，了解清洗工作的最新进展情况，观察新清洗出来的竹简内容，并对我们的清洗工作进行指导。每天的清洗工作是十分繁重的，然而有机会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听到李先生对清洗出来的清华简内容进行释读和介绍，每天都有许多新的收获。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清华简清洗过程中的两个故事。

2008年8月13日，我们进行正常的清华简清洗工作。吃过午饭后，我们又开始专心致志地清洗竹简。忽然，在一支简的背面，“尃敚之命”四个字的篇题映入了我们的眼帘。这会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献呢？我们立即给李先生去电话，想向他报告这一重要消息，可惜李先生不在家。于是我们继续清洗，结果又发现了一支有篇题的竹简，这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半了，我们再一次拨打了李先生家里的电话。这一次终于与李先生取得了联系。李先生听说这个好消息后，非常高兴，说他马上就到。十多分钟后，李先生赶到了竹简保护室。当他看到第一个竹简篇题时，非常激动，说“尃敚”二字就是傅说，傅说是商王武丁时期的著名贤臣。这篇《傅说之命》，在古文《尚书》中则写作《说命》，共有三篇，由于现存的古文《尚书》为伪书，因而两千年来一直无人见过真正的《说命》篇的原貌。清华简中有《傅说之命》，证明这批简中有真正的古文《尚书》，加上之前已经见到的今文《尚书》的《金縢》等篇及其他的《尚书》逸篇，学术价值实在太大了。大家听了李先生的解释，都十分兴奋。随后几天我们又陆续清洗出一些属于《傅说之命》篇的竹简，将之与《国语》等先秦典籍里有关傅说的引文相对比，证明了李先生的分析是正确的。清华简中真正属于古文《尚书》的《说命》篇就这样被发现了。

2008年8月19日，我们在清洗竹简时，发现有一支简上第一句话是“隹（惟）王五十年”的记载，有明确的纪年，特别重要，我们又在第一时间给李先生去了电话，向李先生汇报这一重要情况。李先生听后，非常高兴，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们，先秦时期在位五十多年的国君不多，只有周穆王、楚惠王等数人，因此这一纪年对于该篇简的断代非常重要。正好因为当天李先生有事，不能前来，他说会在第二天来看简。8月20日一早，李先生就来到竹简保护室，对于前一天清洗出来的这支竹简做了初步的释读。李先生指出，这支简的内容非常古朴，特别像是《顾命》开头的文句，应该是一篇遗嘱一类的文献。但是周代各王中好像并没有刚好在位五十年的，那么这位在位五十年的王又会是谁呢？李先生也一时想不出答案。看完简后，李先生离开了竹简保护室，但是没过多久，他又给我们打来电话，告诉我们，他已经知道这位在位五十年的王是谁了，他就是周朝的实际开创者周文王。由于周文王在位时并未灭商，还是作为商的“西伯”，因此李先生一开始没有敢往周文王方面想，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这位在位五十年的王，很可能就是《尚书·无逸》篇中所说“享国五十年”的周文王，因此赶紧打电话告诉我们。清华简中竟然有周文王的遗嘱，这是我们先前从来不敢想象的事情。于是在随后的竹简清洗中，我们更加留心类似的竹简。由于这类竹简的长度为28.5厘米，与大部分竹简长度为46厘米相差较大，字体书写也比较特殊，颇有些美术字的风格，因此我们比较容易地从两千多枚竹简中把它们挑选出来。经过努力，我们找全了这篇文章的11支简，其中第二支简的上部虽然残断，但是这位王在说话中提到了“发”这个人，“发”是周武王的名字，这位直接称周武王名字的人，自然正是周文王，从而印证了李先生的卓见。经过李先生等人的努力，这篇后来被称为《保训》的竹简也得以最先被整理出来。2009年4月13日，李先生在《光明日报》“国学”版中撰写了《周文王遗言》一文，最早对《保训》简予以介绍；《保训》简的图版和初步释文也得以在《文物》第6期上正式发表。对于《保训》简得以最先被整理发表的历程，李学勤先生在《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一文(8)中解释说：“我们之所以首先选取《保训》，是由于这篇简书长度特殊，虽然分散在大量竹简中，比较容易集中起来。简上文字书写风格与众不同，也是整理的有利条件。事实上，我们在为竹简清洗除霉的时候，即注意到现排序为《保训》（1）号简的一支，简上开首为‘惟王五十年’，更引起我们的重视。”可以说李先生的这一叙述已经扼要说明了《保训》简的发现、认识及整理过程。

在清华简的整理保护和研究过程中还有许多这样的故事。作为有机会亲自参与这一工作过程的当事人，我有机会聆听了李学勤先生许多惊人的预见性认识，以及发前人所未发的深刻见解，对于李先生的学识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体悟，对于清华简的价值也有了更深的了解，而这又反过来使我们更加努力而精心地投入到对竹简的抢救性保护工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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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九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76～108页。

(2)　张光裕：《又见荆楚遗珍》，《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封二。

(3)　见胡平生：《论简帛辨伪与流失简牍抢救》，收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九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76～108页。

(4)　李学勤：《清华简整理工作的第一年》，《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5～6页。

(5)　刘昱：《和璧隋珠文化魂——清华简综述》，《水木清华》2010年第4期，第18页。

(6)　关于清华简的抢救性保护，可以参看赵桂芳：《战国饱水竹简的抢救性保护》一文，收入《出土文献》第一辑，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第235～251页。

(7)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475页。

(8)　同时发表于《文物》2009年第6期，第76～78页。